内容提要：学界对鲁迅小说的士绅形象及活动的乡土社会多有关注，但基本忽略杂文的士绅批判。20世纪20—30年代之交，鲁迅多次与论敌、友人围绕“绅士”话题互动对话。鲁迅论“绅士”不同于彼时流行的推介西洋绅士风，而将“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视为一体，批判新知识分子不改传统士绅痼弊。历史地考察鲁迅杂文的士绅批判，有助于提醒其限定和限度。拨开论“绅士”的时事纷纭并探究“砭痼弊”的杂文方法，则可见鲁迅等左翼知识分子与传统有斩不断的血脉关联。

关键词：鲁迅杂文；本土语境；士绅阶层；绅士；左翼文学

引论 士绅批判：探讨鲁迅杂文的另一种思路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鲁迅杂文发生明显的风格、气象之变。不仅写作数量大增，连续出版《华盖集》及续编等多本集子，而且还整理出版此前的文言论文、“随感录”，可见其提炼、凝聚杂文文体的“有意识”。学界探讨这一阶段的鲁迅杂文，积累了丰厚成果。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作为其中的经典研究范式，具有广泛且持续的影响力。以瞿秋白的“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为原点，不论老一辈的研究者，如唐弢、李何林等论证鲁迅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从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无产阶级的立场，还是当下研究者强调鲁迅作为一个能动主体，转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建构自我、独创形式，都折射出这一范式的光华。近些年“杂文的自觉”广受热议，持论者认为鲁迅创作杂文基于“主体自觉”，“在鲁迅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诗之外，‘杂文的自觉’代表了中国现代主义的又一个源头”。这种现代主义自觉说一方面不满足既定的政治斗争模式，一方面反思“纯文学”研究的内外割裂，从“语言政治”“文学政治”等思路开掘鲁迅杂文的复杂内涵。

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或现代主义自觉说运用外来思想理论，打开了宏阔研究空间。但鲁迅杂文作为一种创生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文学形式，与本土语境、传统文化密不可分。鲁迅笔下经常出现“绅士”“士流”“文士”“士大夫”等语词，蕴涵反思中国士绅历史文化的问题意识，提示了不同于西方话语的另一种思路。在已有研究中，《呐喊》《彷徨》小说中的士绅人物形象及其活动的乡土社会引起众多关注，但鲁迅杂文的士绅批判基本上被忽略了。本文聚焦鲁迅与论敌、友人围绕“绅士”的互动对话，包括骂战现代评论派“绅士”，与语丝同人对“费厄泼赖”的分歧，与瞿秋白所说“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发生共鸣，批判胡适重唱“王道诗话”等。鲁迅这一阶段的杂文屡屡涉及“绅士”，因为新文化知识分子如现代评论派热衷谈论相关话题。但此“绅士”非彼“绅士”，鲁迅论“绅士”不同于彼时流行的借鉴西洋绅士风，而是一种立足本土、对话传统的士绅批判。

中国自科举制度建立，读书人主要通过科考才能跻身士流。士绅阶层作为沟通官/民的枢纽，向上流动进入中央政府的官僚体系，向下统治则是领导地方的政治、文化精英。在中国传统社会，士绅群体一方面管控基层社会、具有一定自主性；另一方面，他们终究依赖科举制度赋能、依赖王朝政体有限作为。鲁迅的祖父、父亲都走读书应试之路，他自己也曾参加过绍兴县试。“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鲁迅深味传统士绅的生存法则与内部黑暗。他看到这一阶层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消解，但其依附、帮忙权势的惯习难以根除，新式知识分子身上时见“旧病”复发、“故鬼”重来。

20世纪20—30年代之交是鲁迅杂文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屡遭“执滞”于“小事”和“私怨”的质疑。在此期间，鲁迅与陈西滢、胡适、瞿秋白等的离合事迹也引发各种评价。本文返回复杂多义的“绅士”语境探究鲁迅士绅批判的指向及内涵，深入理解“论时事不留面子，贬痼弊常取类型”的杂文方法。也期待摆脱简单的是非争议，对“化为泼皮，相打相骂”的杂文风格作历史化研究。

一 骂战现代评论派“绅士”

以女师大风潮为起点，鲁迅与现代评论派持续论战，标志着“相打相骂”杂文风格的形成。他采取将论敌符号化的方法，给他们冠以各种“徽号”，诸如“正人君子”“学者”“领头羊”“叭儿狗”“鸟导师”等。“绅士”也是常用之一，如讽刺陈西滢等是“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绅士们”；又说“绅士的跳踉丑态，实在特别好看，因为历来隐藏蕴蓄着，所以一来就比下等人更浓厚”；或直接喊话他们去除假面：“用绅士服将‘丑’层层包裹，装着好面孔……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

相比那些或反讽或直接丑化论敌的“徽号”，鲁迅斥“绅士”显得有些含混复杂。他不管现代评论派大部分是学兼中西的“洋绅士”，把他们与“土绅士”混为一体。《并非闲话（三）》的一段话较有代表性：

记得幼小时候住在故乡，每看见绅士将一点骗人的自以为所谓恩惠，颁给下等人，而下等人不大感谢时，则斥之曰“不识抬举！”我的父祖是读书的，总该可以算得士流了，但不幸从我起，不知怎的就有了下等脾气，不但恩惠，连吊慰都不很愿意受。（《鲁迅全集》第3卷，第158页）

这里“绅士”既指向父祖辈又包括陈西滢等，讽刺二者都有欺压“下等人”的毛病。女师大风潮中的是非各有说辞，但“官”“民”对峙之下毕竟力量悬殊。鲁迅同情被开除的学生卷入漩涡，亲历被压迫境遇而激发“下等脾气”。陈西滢等认为有必要对闹事者做“扫除”“整顿”，每每与掌权的杨荫榆校长、章士钊总长保持一致。古代“士流”辅佐皇权管控群氓，鲁迅从现代评论派“绅士”身上发现相似惯习，所以混合新旧土洋，统称他们“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

女师大风潮始于杨荫榆和学生的矛盾，鲁迅从不介入到积极介入，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25年1月到5月，杨荫榆与学生自治会纠纷不断，鲁迅一直沉默。5月10日，他首度开腔，斥杨荫榆雇佣武力恐吓学生，继而拟写呈文给教育部，提议撤换校长。月底，他又与一些女师大兼职教员公布《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此后，鲁迅积极支持被驱逐的学生另选新址、坚持开课，终于实现“复校”。就像当年亲历风潮者所说：“如果没有鲁迅，单靠学生力量，女师大学生运动是搞不起来的，更不可能搞得这样声势浩大。”

鲁迅究竟为何“突然”介入风潮？有一种说法是为了许广平，比喻为“冲冠一怒”。这种说法充满生活烟火气但有待商榷。众所周知，鲁迅与许广平确定恋爱关系，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的犹豫纠结。他首次“对于女师大风潮说话”，两人书信往来不足两月。更重要的是《宣言》由七教授联合署名，马裕藻名列其首，“周树人”仅排第三，杨荫榆也是指称“马裕藻先生”作正式回复。公开宣言出于共同的考虑和商议，很难说是助威一段尚不确定的恋情。

北京文教界素有的英美派、法日派之争，也不是症结所在。法日派以李石曾为首，在各高校扩张势力、推行党化教育。胡适等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倡导“教育独立”，借王宠惠组阁改革学制影响力日大。杨荫榆在女师大数次改易校长的震荡中任职，得到英美派支持。鲁迅按学历可划入法日派，又与“三沈二马”是同乡加北大同事，素有交情往来。但若非风潮发生，鲁迅即便牵涉“派系”也尚能与杨和平相处。杨荫榆上任后的一段时间，鲁迅抱着少交涉、少麻烦的态度，除授课外很少入校。周作人则说：“对于杨荫榆女士我个人并无什么蒂芥……便是在杨女士治下，也是颇被校长所优容的。”客观可见的是，周氏兄弟聘期结束时杨荫榆还做了诚意挽留。在风潮初发一段时间，鲁迅保持沉默就是刻意回避。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宣称“整顿学风”插手女师大事务，国、共两党均暗中发力推波助澜……风潮从“驱杨”扩展到“驱章”以至抵制北洋政府，鲁迅即使不尽知全局也明了女师大已被推上风口浪尖。

鲁迅从不介入到介入，关键是抗议开除“罪不至此”的学生，为权力等级中的弱势者发声。从时间线上看，杨荫榆5月9日宣布开除学生名单，鲁迅次日开腔。他拟教育部呈文抨击杨“溺职滥罚”，联合发表的《宣言》也明确为学生鸣不平：“六人学业，俱非不良，至于品性一端，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鲁迅写《“碰壁”之后》记录应学生之邀入校商议，也可作参考。首先是心理上的纠结：“明知道无论什么事，在中国是万不可轻易去‘看一看’的，然而终于改不掉，所以谓之‘病’。”其次是深感场面冷清，前来参会的教员寥寥。鲁迅觉得说话无用，还是忍不住说“就是开除学生的罚太严了”。他认为评价风潮“可以由各方面说”，言下之意学生这方面未必无过，向校方挑衅、硬杠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导致矛盾加剧。但“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过于残酷，杨荫榆宣布开除容易，学生们却陷入再无转圜的绝境（《鲁迅全集》第3卷，第74—77页）。

就在鲁迅等谴责“滥罚”之际，陈西滢发表《闲话》支持“惩罚”。他批评学生“闹得太不像样了”，又指责教员们早就蓄意教唆、鼓动风潮。如此质疑也不是全无道理，“五四”之后学潮频发逐渐形成偏至，女师大风潮中也出现学生占领办公室、拦车、掐电线等激烈举动。文教界饱受“欠薪”之苦，为分配庚款退还款的确存在明争暗斗。但从鲁迅个人情况来看，他不认可李石曾等的党化教育反而倾向“英美派”的教育独立。“法日派”一些成员筹划“与杨为难”，他未参与。“籍”“系”或“派”只可大而观之，女师大风潮中派系虽在，却犹有一番细节曲折。

北洋政府治下学潮频发、教师索薪、知识界派系分立……充满动荡不安，新文化人基于局势各有考虑。陈西滢对学潮等群体运动充满怀疑，认为帮腔章、杨是“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鲁迅虽然早年就有“排众数”、批判“庸众”的主张，但眼见权力者滥罚惩威，还是选择站在弱势方，持守一向的“下者、幼者、弱者本位”。陈西滢摆出主持公正的态度，“非但攻击公认的仇敌，还要大胆的批评自己的朋友”“非但反抗强权，还要针砭民众”。然而鲁迅指出章、杨“势焰熏天”本是客观前提，忽略权力不对等而讲“公允”“持中”就成了“公理的把戏”。

当权者为平息风潮不断施压，继开除学生之后就是罢黜教员。章士钊警告鲁迅退出校务维持会无效，直接罢免他的佥事职务。女师大被武力接管后不久，段祺瑞政府即通过章士钊请呈的《整饬学风令》，命令禁止一切集会、抗议……从校长到总长再到执政府，各层级的统治者连成一气。鲁迅拒不接受罢官、状告章士钊，对口出“流言”的陈西滢持续反驳和回击。面对劝和、叫停之声，他铿锵宣布“我还不能‘带住’”，强调“以笔为刀”是弱者的武器，不能轻易放弃：“……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鲁迅后来回顾骂战，重点还是落在批判新知识分子助强凌弱、充满官僚习气：“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他批判论敌身上有“官魂”故鬼，自身处境不无尴尬。正如陈西滢说他“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数年宦海浮沉又岂能置身事外？当女师大在宗帽胡同新校举行开学典礼，鲁迅坦言“我不是专门当教员，是做官的”。他说起教部人员向北洋政府“索薪”，包括自己在内，“依然留在当官的地位，因为领不到薪水便变了革命家，实在太滑稽了”。不是无告之“民”而是一个“官”，这是无法讳言的“二重性”。但也因为长期谋职官场，鲁迅深谙其中陋习。他后来移居上海，卸除一切官职教职、彻底出走体制之外，还恨恨说“‘京派’是官的帮闲”，表示“我宁可向泼剌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如此强烈的憎恶情绪，未脱当年骂战“绅士”的阴影。

二 “绅士”之辩与杂感文评价问题

鲁迅骂战现代评论派“绅士”，主要批判与权势合谋的旧士绅惯习。随着女师大风潮的事态变化，与他一直联合论战的周作人、林语堂转而提倡“费厄泼赖”、致敬英伦绅士风。论“绅士”究竟是立足本土批判痼弊，还是借鉴西方倡导新潮？鲁迅撰文痛打“落水狗”，声明要对士绅文人劣根性作韧性斗争；其论敌包括友人质疑其杂文缺乏“容忍”“理性”等，背后实有以Gentleman为范型的“洋绅士”标准。这些论“绅士”的复调和争辩，是理解鲁迅杂感文及其评价的重要语境。

女师大风潮走向终结，“语丝同人”却发生分歧，实际关涉论“绅士”的不同思路乃至对文学的不同认知。1925年底“首都革命”爆发，段祺瑞政府不得不任用冯玉祥系以及国民党人，章士钊避走天津，易培基代之出任教育总长。眼见章士钊失势，周作人首先表示应停止攻伐，他觉得老虎总长既然成了“死老虎”，再追打就有点卑劣无聊，“虽然我不是绅士，却也有我的体统与身份”。此外，周作人谈及建设“语丝文体”不妨借鉴“洋绅士”：“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或如洋绅士所高唱的所谓‘费厄泼赖’。”林语堂赞同周作人的说法：“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而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他对“费厄泼赖”作进一步发挥，称这种源自英国的绅士精神是“健全民族的一种天然现象”，以此为基础才有希望养成“健全的作战精神”。

鲁迅却认为远未到“休战”之时，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回应周作人、林语堂。文章强调风潮以来的章士钊、陈西滢等并非个人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反映出尚需与其持续进行斗争的思想文化痼弊。鲁迅追溯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复辟再到眼前，梳理出一个“章氏人物谱系”，统称“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在他看来，“洋绅士”一旦效力统治者，与“土绅士”并无不同。他们或“咸与维新”，或罗织罪名，或告密杀人，恶行恶迹“此起彼伏如转轮”。鲁迅特别提到友人秋瑾、王金发之死，感慨为谋杀他们出力的某人已不复存在，但“继续跋扈出没着的也还是这一流人”。

在建设“语丝文体”方面，相比周作人、林语堂倡新“费厄泼赖”，鲁迅主张“除旧”才是当务之急，如果不先铲除旧物，那么，“随性文字”“健全的作战精神”就只能流于一种美好幻想。当《语丝》经历曲折终于停刊，他最怀念这份刊物曾发挥“毁坏旧物”之功：“毁坏旧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里面所藏的旧物来的一种突击之力，至今尚为旧的和自以为新的人们所憎恶。”因此《学界的三魂》批判章士钊等“至今尚旧却自认为新的人们”：“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学官’的官话，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鲁迅全集》第3卷，第222页）皇权被推翻后中国社会看起来焕然一新，但等级秩序、主奴意识是否彻底消亡？只要看看帮忙权势、居高凌下的“故鬼”盘桓不去，就知道革新之路任重道远。鲁迅批判士绅官僚作风也揶揄自己，当“学官”“学匪”一起向北洋政府讨薪，“都化为‘学丐’，同聚一堂，大讨其欠账”（《鲁迅全集》第3卷，第224页）。新文化界的“官魂”“匪魂”并无截然分别，都置身压迫/被压迫的等级结构之中。

周作人、林语堂谈“洋绅士”，尚带几分戏谑；现代评论派众人将西方绅士视为一种“理想型”，予以衷心推崇。当鲁迅斥骂“绅士的臭架子”，陈西滢“表功”绅士的优长：“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绝不肆口谩骂。这也许是‘绅士的臭架子’。”一个斥传统士绅痼弊，一个讲西洋士绅风度，各说各的。丁西林《“臭绅士”与“臭架子”》可见更具体的错位，该文开头指出“一些抱思想革命的人流行骂‘臭绅士’与‘臭架子’”，明显喊话创办《莽原》、提倡“重启思想革命”的鲁迅。进而说明中国绅士和英国Gentleman完全不同，中国绅士多半是就社会地位而言，而Gentleman是一种堪为表率的人格，有公平正直，不欺诈，不欺凌弱者，不取卑劣的手段等特点。丁西林认为鲁迅不知何为Gentleman却一味嘲骂，只为讨好民众、维护自己作为思想领袖的地位和威信。梁实秋的《绅士》写作时间稍后，也是重点推介西洋绅士。梁文区分中西绅士不同：“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以为绅士大概就是一位有资望有财产有体面的人”。接着大段引用维多利亚时期作家牛曼来界定绅士：“一位绅士Gentleman就是一个从不令人感觉苦痛的人。”历数绅士有体贴、和蔼、施恩不求回报、受辱不惊、头脑清醒、真实等各种优点，“绅士永远是我们待人接物的最高的榜样”。

论“绅士”时时夹杂Gentleman，因为中文难达的新意需要借英文来讲。Gentleman原产欧洲，在英国盛行并发展到极致。在中世纪，Gentry是地位仅次于贵族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的成年男性称Gentleman。随着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崛起，原初强调出身高贵的Gentleman转而重视道德涵养和知识教养。17世纪经洛克大力阐发，英国形成了一套绅士教育体系，致力培养既有贵族气派又有创业才干并且体魄强健的人。19世纪以来英帝国主义不断殖民拓疆，Gentleman扩张迅速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种族、优劣之分，形成文化心理乃至习俗上的疆界。到了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这里，论“绅士”直用Gentleman，体现出区隔中文义、取西语义以树立“理想型”的意图。

现代评论派推崇理想化的Gentleman品格，引申出“理性”“容忍”的为人、为文原则。《新月》月刊得现代评论派原班人员加持，就特意提出办刊的“容忍”“理性”：

我们办月刊的几个人的思想是并不完全一致的，有的是信这个主义，有的是信那个主义，但我们的根本精神和态度却有几点相同的地方。我们都信仰“思想自由”，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

撰文者自譬集自由、理性、容忍等品质于一身，神往追摹西洋绅士风。徐志摩一向以做“西式绅士”自许、视隐忍为教养，他呼吁“结束闲话，结束废话”，直接引入“绅士”标准：“这不仅是绅士不绅士的问题，这是像受教育人不像的问题……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让我们对着我们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声。”胡适劝架，也殷切指陈“不容忍”的弊端：

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鲁迅逝世后，胡适再谈“容忍”：“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指陈西滢——引者注）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所谓“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呼应鲁迅骂语，但明显反其意而用之。其遣词嵌入Gentleman耐人寻味，通过特指西洋绅士而强调与本土义“臭绅士”“臭架子”的区别。

借鉴西洋绅士风度与批判传统士绅痼弊，本来各有思路。拿“理性”“容忍”原则评价鲁迅杂感的追打劣根性，只看见满纸偏激好斗。鲁迅去世后，胡适劝说苏雪林：“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这是对“攻击”不以为然，也告诫后辈不可造次。还是梁实秋说得直截了当，鲁迅文风“泼剌刻薄”“褊激檄幸”，而陈西滢写闲话文“冷静隽雅”，“以视‘临死咽气的时候一个敌人也不饶’的那种人，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Gentleman品格被视为一种现代君子之风，影响广泛。当代研究者也有不少择取西语绅士，将其泛化为一种精英人格。如从“绅士风情”探讨新月社团，认为是受西方文明影响的“同一的志趣和相近的精神”，“包涵着自由、容忍、稳健和理性”；如认为现代评论派融合“西洋文明的绅士气质”，截然不同于鲁迅等的狂放名士气；如考证胡适提议为鲁迅洗刷抄袭污名事，赞叹“其宽容、大度、雅量 、明智，确实是常人难以做到的‘绅士风度’”。西洋绅士风在全球化语境下越发获得普及认可，而鲁迅针对传统痼弊的士绅批判，无论彼时还是当下，都可以说知音寥寥。

三 士绅阶层分化视野下的“公仇”

知音难求却可遇。当鲁迅创新杂文倍受质疑、当论敌及友人纷纷推崇西洋绅士风，惟独瞿秋白在中国士绅阶层变动的历史中论证杂感文“实为公仇”的意义。瞿秋白论“绅士”不仅触发鲁迅的身世之感，而且展现历史唯物论阐释本土问题的效力。学界对鲁、瞿文学交往有多种说法，如“革命的战斗的友谊” 、求同存异的“相得”、杂文文体视野下政治与文学的互动等，两人在士绅批判方面的深度共鸣也不可忽视。他们进而合写杂文，描画“帮忙文人”类型相，成为文学、思想道路上的“知己”。

《华盖集》及续编出版后销量不佳，有的友人劝说鲁迅不要再写此类文字，更有论敌纷纷讥嘲。他深感失望并发牢骚：“读者不察，往往以为这些是个人的事情，不加注意，或则反谓我‘太凶’。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当鲁迅写杂感文体陷入孤独时，瞿秋白精心编订《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下洋洋一万六千余字序言。颇有意味的是，瞿秋白评鲁迅杂文不仅提出著名的“从进化论到阶级论”，而且梳理出一条论“绅士”线索：“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强调鲁迅及其杂感植根于中国本土社会、与传统血脉相连：“他从绅士阶级出来，他深刻的感到一切种种士大夫的卑劣、丑恶和虚伪。”

瞿秋白论“绅士”没有搬运西语Gentleman，而是像鲁迅一样侧重传统士绅之变。晚清至辛亥，“传统士大夫式智识阶层”在现代化进程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夹击之下方死方生，瞿秋白把这个过程比喻为东方公主屈辱地诞下孪生子莱谟斯、罗谟鲁斯。兄弟俩都经历被抛弃的痛苦迷惘，但各自道路不同。一部分士绅及其子弟转变为“维新绅董”“文明商人”等，仍保留浓厚的士大夫气质、念念不忘权力秩序，正如罗谟鲁斯以建造威严的罗马城为业，最终还飞上天做了军神。但鲁迅式知识分子是莱谟斯，虽然也是天神贵族后代、背负“士大夫阶级和宗法社会的过去”，但始终不能忘记乳母的狼性，从自己的道路返回故乡荒野，寻找“伟大的簇新的星球”。

瞿秋白分析新文化阵营的分裂，将其纳入清末以来士绅变局的延长线。鲁迅论战现代评论派放置在这一历史“长时段”，呈现为知识分子的两种道路——“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欧化绅士”的分化，对应莱谟斯、罗谟鲁斯的不同选择。前者憎恶自身所属阶层及文化病症，摒弃虚伪的高贵走向社会大众；后者习得西洋知识却不改服膺权力的老套，穿上西装革履仍不脱“官场学者”底色。在瞿秋白看来，女师大风潮中的章士钊、陈西滢们与北洋政府结合为“新的帮口”，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代表”。从沿袭士绅惯习而言，他们就是“劫掠民众的文武官僚”“摩登化的遗老遗少”。

鲁迅遇到瞿秋白之前已见识多种西方学说，尤其被创造社、太阳社“挤”得读了不少马列主义文艺论著，对《序言》运用唯物史论并不感到稀奇。真正触动他的，是瞿秋白援引这一外来理论剖析本土问题而且关联其自身的遭际及困惑。如果说“从进化论到阶级论”描绘了一代“左转”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的进程，“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则是回首来路，呼应鲁迅自认“历史中间物”的二重性和过渡性。士绅阶层从晚清至“五卅”的变动，串联起他亲历的家道中落、走异地等人生际遇。“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欧化绅士”的冲突，将杂感文从“私怨”“缠斗”的非议中抽离，揭示出士绅群体分化而形成“公仇”的历史。瞿秋白运用唯物史论考察传统士绅之变，如同一束强光照进鲁迅的情绪暗域，让他产生得遇知音的欣喜：“看出我攻击章士钊和陈源一类人，是将他们作为社会上的一种典型的一点来的，也还只有何凝一个人！”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正是瞿秋白编选杂感集期间，鲁迅书赠“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著名联句。

鲁迅与瞿秋白论“绅士”所见略同，进一步就是合写杂文。1933年间，两人合写十多篇杂文均冠以鲁迅笔名发表。鲁、瞿合写的首篇杂文《王道诗话》特别值得注意，文章在时政层面点名胡适、批评他帮腔国民党政府；在社会批评、文明批评层面，贯彻鲁迅一向的士绅批判。文中梳理胡适曾经论“人权”、当下谈“政府权”，变来变去还是不改“帮忙文人”的老路：

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这一套秘诀，说什么王道，仁政。你看孟夫子多么幽默，他教你离得杀猪的地方远远的，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鲁迅全集》第5卷，第50—51页）

鲁迅对胡适发起如此直接激烈的批判，是与瞿秋白合写杂文才发生的现象，而且一发奔涌。在1933年一年当中，鲁、瞿继《王道诗话》后又合写了《“光明所到……”》《出卖灵魂的秘密》，鲁迅还单独写了《言论自由的界限》《二丑艺术》《帮闲法发隐》《吃教》等，篇篇指涉胡适。这些文章一方面列举他积极参政议政，位列“特殊智识阶级”；另一方面讽刺他不能摆脱被役使的命运，一旦有违上意就落得或如屈原赋离骚，或如焦大被塞了满嘴马粪的境地。鲁、胡分歧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已现端倪，鲁迅对胡适倡导“好人政府”、发起整理国故运动、用考据方法研究文学等均有异见，也知晓他在女师大风潮中与陈西滢等同声共气。但他批评胡适一向只牵连映带，到《王道诗话》彻底不留余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的内部矛盾是导火索。从其整体创作来看，是在士绅批判视野下把胡适塑造为“帮忙文人”的典型形象，采取“贬痼弊常取类型”的杂文方法。

鲁迅公开批判胡适，不能脱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内部分歧的一桩“公案”。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胡适当选北平分会主席、执行委员，鲁迅是上海总盟的执委之一。1933年初总盟收到揭发北平反省院监狱虐待政治犯的控诉书，转给报刊予以公布。但胡适探监未见刑讯，他怀疑控诉书捏造事实，也指责宋庆龄等轻信。受《字林西报》访问时，胡适公开表示呼吁释放政治犯不合时宜，“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鲁迅听闻胡适维护“政府权”的言论，特意请在北平的台静农查找收集。《“光明所到……”》一文转述相关言辞，剖析胡适探访北平监狱的情况：

胡适博士曾经亲自看过几个监狱，“很亲爱的”告诉这位记者，说“据他的慎重调查……监狱的情形，他（胡适博士——干注）说，是不能满意的，但是，虽然他们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干注）诉说待遇的恶劣侮辱，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鲁迅全集》第5卷，第69页）

这段不长的文字两次标志“干注”（此文发表时署名“何家干”），作者跳出来说话的意图非常强烈。第一次标志是强调“胡适博士”的身份，第二次标志是质疑“很自由的”，都带着浓重反讽。胡适说囚犯可以“很自由的诉说”，事实上却是“时间既有限制，谈话也不准用暗号，更何况外国话”。监狱里之所以不见严刑拷打，只因“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杂文笔法之下的胡适即使实地调查仍被蒙在鼓里，颇有喜剧感。

杂文采取反讽修辞，现实也同样反讽。胡适说探监未见刑讯，但给上海盟会发送控诉书的执笔者恰恰就是他在狱中亲见囚犯之一：“谈话时，有一人名刘质文，是曾做苏联通信社翻译的，他与我英文谈话甚久，倘有此种酷刑，他尽可用英语向我诉说。”刘质文即刘尊棋，1931年因叛徒出卖入狱，此前已是北平左联成员、中共党员。他回忆被囚以及写信给民权保障同盟：

那是1932年夏天……我向支部建议，写信给宋庆龄转《中国论坛》，揭露监狱的黑暗、残酷、非人的待遇。支部同意了，决定由我执笔并出面写……宋庆龄接到信后，不仅在《中国论坛》全文登出，并召开了民权保障同盟理事会议，决议派出同盟秘书长杨杏佛到北平，会同北平分盟负责人胡适和成舍我会见当时主持北平大权的张学良，张派了他的秘书王卓然一块儿视察了草岚子反省院。

刘尊棋传信宋庆龄却面见胡适不提刑讯，其自相矛盾是迫于狱中情势“不能”“不敢”，而不是“没有”。比虐待政治犯更让人震骇的，是在胡适发表维护“政府权”言辞几个月后，与他一道查访监狱的杨杏佛遭暗杀。杨杏佛一向积极从事援助政治犯的活动，宣称反帝抗日与争取民权及释放政治犯运动不可分离，终于招致杀身之祸。在杀人施暴的强权与被虐待、屠戮的弱者之间，究竟谁需要“维护”？“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鲁迅目睹淋漓的鲜血又一次哀悼惨死刀丛的朋辈。

针对控诉信事件，胡适申明“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表示无偏袒地“中立”。这种“兼责”思维，与陈西滢针对女师大风潮发言“非但反抗强权，还要针砭民众”如出一辙。“兼责”出于公允，但不能不考虑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境。专制的政府虐待政治犯或滥罚的校长开除学生，双方处在明显的不对等境况。所以鲁迅讽刺陈西滢等不顾势力悬殊“各打五十大板”，堕入了“公理的把戏”。他认为上海总盟公布控诉信、为被压迫者提供发声途径，并无不妥。他引用胡适原话反驳：“公开检举，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无论民权保障会内部分歧还是此前的女师大风潮，鲁迅的立场一致。借用著名的“高墙与鸡蛋”比喻，他始终站在易碎的“鸡蛋”一边。

胡适等有意做民国政府的诤友诤臣，补缀千疮百孔的时局，免不了艰难和尴尬；鲁迅洞察他们与统治者合谋共商的一面，依托具体人事情境、将其描绘为“帮忙文人”典型。考虑到“论时事不留面子”势必冒犯昔日的新文化友军，鲁迅撰文一度迂回。他在1933年彻底撕破脸面，是受到“民权”与“王权”冲突事件的刺激；在根本上，则因为越出个人主义文学的藩篱，从士绅阶层分化的“公仇”、从批判统治权力的立场，将杂文作为一种实践的、斗争的行动。鲁迅与胡适从同路到分歧疏离，与瞿秋白从陌生到相知相得，体现“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从更长时段的历史观之，则反映了清末以降士绅及其子弟的分化聚合。

余论 承传统而变

鲁迅论“绅士”指向文人知识分子依附、帮忙权势的惯习，是一种立足本土语境、对话传统的士绅批判。陈西滢、丁西林、梁实秋等推介Gentleman，包括周作人、林语堂提倡“费厄泼赖”体现了移植西潮的眼光。如果说推介西洋绅士风的众人认为鲁迅不明就里，鲁迅则有意把土绅士、洋绅士混为一体，批判中/西、新/旧变动之际不变的思想文化痼弊。考察这些论“绅士”的差异，有助于厘清论战的来龙去脉、打破简单的二元评价。客观看来，陈西滢、胡适等对北洋政府、国民党统治者也常有批评，甚至为此遭受审查、禁言，一概冠以“叭儿狗”“走狗”等骂名并不符合事实。鲁迅在杂文中冷嘲、热骂，但撰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对现代评论派、对凌叔华都予以肯定。杂文家的嬉笑怒骂与学者的评述文章，他区别为两套笔墨。杂文之为文，追求立论鲜明、一刀见血，“以偏概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文体的突出特点。鲁迅谈“常取类型”采取了“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不用一个单独的模特儿”等技巧，反复说明文学重典型、不能直接挂钩某人某事，他对杂文文体的局限有所认知。综而观之，鲁迅描绘“类型相”，如本文所聚焦的“绅士”“帮忙文人”，有强大概括力、表现力，与此同时必然遮蔽个体具象的复杂性。所以探讨鲁迅杂文应特别注意历史的限定、限度，返回具体语境才能妥帖理解。

传统孕育新质，革命内生于本土。随着中国进入现代化进程，传统士绅阶层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思考包括自身在内的士绅群体命运、追问转型可能，是鲁迅文学的重要内容。鲁迅杂文的士绅批判“互文”其小说描画的士绅形象，如举人老爷、赵太爷、假洋鬼子等，旨在鞭挞国民劣根性。其“除旧”思维方法，与推介Gentleman的“倡新”潮流形成鲜明对照。在鲁迅看来，源自英伦的绅士风度不管多么具有优越性，是否以及如何落实到中国语境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积习未除的情况下，“洋绅士”风度很容易与“土绅士”痼弊沆瀣一气。新的生路得以显现，当以“割肉还母、剔骨还父”式自剖自省为前提。这种从历史的连续及变异看问题的思路，一方面激烈反传统，一方面回溯、回顾传统，形成斩而不断的关联。正如瞿秋白在赠鲁迅诗中抨击“旧书摊畔新名士”，何尝不包括那个不能忘却“江南旧梦”“犹折梅花伴醉眠”的自己？直到牺牲之前，他还在审判与生俱来的“绅士”“文人”意识。鲁迅称瞿秋白“同怀”“知己”，有主观情感上的强烈共鸣，客观上则因为同出士绅家庭、深受相关历史文化滋养，又在反叛自身所属阶层的斗争中成为“同路人”。从“贬痼弊”的士绅批判，可见鲁迅式左翼知识分子承传统而变，以“反戈一击”的自我革命精神追求思想文化批判的深度及广度。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