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鲁迅服用鱼肝油这一行为蕴含着丰富的身体观念与文化意义。鱼肝油作为西方引入的药物，在中国经历了从迅速接受、推广，再趋于理性的过程，与强身健体、强种强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紧密相连。鱼肝油被赋予了文化内涵，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映照，其流行契合了从身体到精神、个体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预设，被视作能解决个体健康与国族危机、疾病疗愈想象的物证，也潜藏着现代化的内在矛盾和冲突。鲁迅通过病体审视、疾病隐喻和身体感知将其拓展为社会和文化传统 “病症” 的文学表达。迷信鱼肝油的保健观念，凸显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疾病与疗救模式泛化的悖谬。在近现代历史中，对现实药物的误读与对精神疗愈的想象，构成了意味深长的错综。

关键词：鲁迅；鱼肝油；疾病；现代性；国族想象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将父亲疗病未果的痛苦记忆与赴日学医的经历，视作走上文艺救国道路的人生预设。这一叙事表达了通过文艺创作实施民族疗救的潜在心理。医学观念和病理思维于鲁迅创作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涉及精神病、肺病等疾病现象，渗透在关于疾病与死亡的各种感受和思考中，也影响了以“疗病”来破解国民性问题的启蒙心态。鲁迅深感于“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毕其一生深度描摹中国孱弱民族魂灵，以疾患譬喻近现代中国历史图景并试图寻找解救良药。本文拟通过服用鱼肝油这一生活方式，探讨在西方文化思潮、尤其是现代科学理念的冲击下，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医疾的文化症候理解和想象现代国族理念，以及此间存在的维度单一和观念的简化、暧昧与误读的问题。

一 鲁迅与现代中国的鱼肝油，实物还是想象？

鲁迅关于鱼肝油的记载最早出现在给钱玄同的书信中。1919年至1935年11月，在杂文、日记和书信中共出现19次。图示如下：

上表中鲁迅关于鱼肝油的记事，可以让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鱼肝油成为鲁迅的家庭常用保健品。他非常了解当时关于鱼肝油的功能、疗效、价格等基本信息。从1919年到1930年，也受日本的影响，鲁迅从“试服鱼肝油” 到推荐亲朋好友“最好是吃鱼肝油”，直至完全认同鱼肝油的滋补功能，让儿子海婴吃鱼肝油。出门在外，他也会随身携带鱼肝油。杂文《再谈香港》记下了广州经由香港前往上海的轮船上，检查行李时鱼肝油纸匣被撕碎的不快场景。周海婴的回忆也证实了鲁迅这一生活习惯：“家里还备有一些口服药品。父亲除了去药房买鱼肝油和含‘几怪’（一种药物名称）的咳嗽药水‘伯拉吐’之外，很少买成药治疗疾病。” 上表中有四处记录购买鱼肝油的花费：一打12瓶为28元或28元6角，一瓶2.2元。根据查到的资料，当时的鱼肝油每瓶500ml或者2—3磅，价格为2—3元，可服一个月左右。从价格上推断，鱼肝油为都市家庭日常备用的保健品。

其二，鲁迅服用鱼肝油时，对自身健康流露出悲观情绪，表现出对物质形态身体的复杂心态。他“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豫料是活不久的”。服用鱼肝油可能强健和益寿，却说此举并不是为了爱人，而是为了“敌人”，继续以“可恶”的方式，让不喜欢自己的人不痛快。鲁迅这种矛盾的心态并不是怀疑鱼肝油的效用，而是视自己身体为工作的“工具”，为了有效工作才服用鱼肝油。鲁迅并不在意鱼肝油的真实疗效、又接受鱼肝油这一“补剂”的行为，既不能视同为单一的保健观念，也不是化约为鲁迅只重视精神的态度。“鱼肝油”这一物事，体现了鲁迅寻求身体与精神、个人与社会的平衡所面临的困境。

鲁迅服用鱼肝油，表现出的现代健康理念和身心矛盾折射了他对中国现代化的深刻思考。鱼肝油作为西方的药物和保健品被引入中国、随后在现代中国的推广历史，暗含着通过强身健体实施民族自救、实现现代化并摆脱国族危机的想象与期待。梳理鱼肝油在中国现代的推广过程，可以看出鱼肝油不仅仅是作为药物或者保健品而存在的，还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据笔者查询民国期刊杂志数据库（https://www.cnbksy.com），共有900多条关于鱼肝油的记录。综合这些信息，可将鱼肝油在现代中国的推广接受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这一阶段鱼肝油表现出很强的本土适应性。最早的鱼肝油信息出现在晚清光绪年间。1877年英国传道士、汉学家艾约瑟，在《格致汇编》上发表了文言写作的《鱼肝油疗劳疾》一文。这则关于鱼肝油功能和疗效的介绍，包括主要来源地、制作方法以及药理。文章以西医病理逻辑，结合中国人生活常识和身体经验，确立了鱼肝油在中国传播的定位。在初步了解解剖学、粗浅了解人体的生理构造、不明确鱼肝油成分和药理的历史背景下，作者形象描摹了鱼肝油渗透到身体内部的情景，认为它具有疗治劳疾，有益于消化和呼吸的药效。文章运用概念加上逻辑论证，将西方医学与中国保健传统对接，辅以多吃油腻易饱腹耐饿的生活常识，来宣传鱼肝油耐久劳和抗劳疾的功效。随后，因《申报》《大公报》等新闻报刊业的发展，都市化进程的加快，鱼肝油于20世纪初期快速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现代城市的时尚符号、时髦保健品。

第二阶段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这一阶段的资料大部分是药店售卖鱼肝油的广告，还有一部分是制作鱼肝油的原材料信息。此时，鱼肝油几乎是社会公认的神奇保健品，兼治多种疾病的“神药”，各大药房的当红补品。此阶段鱼肝油也加快了本土化进程。自制鱼肝油的产业，被寄予了国民强身健体直至强种兴邦的厚望。通过强化身体和国家的关联，鱼肝油成为推动中国人身体现代化的重要物质，被赋予强烈的现代政治理念。助益健康、能强壮体格的鱼肝油，契合了现代国族的时代想象。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日本占领东北、上海“一·二八抗战”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等重大历史事件，商业广告上的自制鱼肝油，常与国难、民族尊严联系在一起。鱼肝油生产成为重要工业，频频亮相于各大重要报刊。

第三阶段为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随着鱼肝油本土化的深入、现代学科分化，特别是生物学、化学和现代医学等专业水准的提高，关于鱼肝油利弊优劣的论争渐趋激烈，鱼肝油进入祛魅期。一方面，出现大量解释鱼肝油功效的文章；另一方面，社会上开始质疑鱼肝油功效、反对盲目迷信鱼肝油。如《丁文江劝人多吃青萝菔胜似鱼肝油说》等文章，就公开反对服用鱼肝油。1931年3月1日的《医药常识报》上的《鱼肝油害人不浅》一文，从国医原理的角度坚称，鱼肝油“以肝治肺以油治痰，在学理上荒谬绝伦”。另有章诗宾的《鱼肝油滥用之检讨》一文从现代药理学角度辨析了鱼肝油滥用的现象，并谈及由此带来的后果，“通理纵使适于服用之鱼肝油，亦往往呈有毒的作用”。还有论文指出鱼肝油有毒的根源在于生产工艺，“在工业上我们目前所有的愿望便是铲除鱼肝油类中含有的毒质”。经过讨论， 20世纪40年代，基本明确了鱼肝油的成分、功能和疗效。其主要成分为维生素A和维生素D，主要用于防止夜盲、佝偻病等，对其它病症无针对性疗效。

现代中国鱼肝油的各种论争，历时半个多世纪，终于告一段落。鱼肝油从最初的全疗效的神药，经历了长时段的本土化过程，经由现代学科的解释，最终被认定为具体病症的针对性药物、保健品。关于鱼肝油药用价值的认识渐趋冷静和理性，渐渐地，鱼肝油在中国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也成为模糊的记忆而被淡忘忽略。而鱼肝油在现代中国迅速传播和接受的历史事实，暗合了知识群体对于中国成为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预设：以西方引进的物质或观念为起点，与中国文化相结合，逐步影响社会心理和日常生活习惯。这一过程符合现代性的叙事逻辑。在晚清至民国的社会历史语境中，鱼肝油不只是作为物质的保健品或药品，还被赋予政治期待和文化内涵：第一，服用鱼肝油不仅可以增强体质获得健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成为现代化的符号，用以激活麻木的国民灵魂而铸就现代民族精神；第二，鱼肝油的普及和推广、疗愈个体疾病并惠及全社会的过程，契合民族自强、摆脱历史危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预设。由此，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寻药”时，鱼肝油因符合这一预设，被视为能摆脱国族危机的物证。然而这一预设和想象并未在具体实践中顺利落实，不断遭受阻碍。鱼肝油并非神药，滥用和误用还会损害健康。鱼肝油接受与传播过程中的观念化倾向，与鲁迅关于中国社会的“疾病审视”一样，契应了时代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寄予了中国现代化的迫切愿望，而其间的问题和错位，则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困难和复杂。

二 疾病隐喻与身体感知

近现代中国，现代化观念全方位扩展，不仅影响了文化心理，也影响到个体存在和价值观。疾病和身体感知不只是单纯的生理现象，也与时代变迁带来的伦理观念转变有关。鲁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不断感受到自晚清以来的民族危难，不甘于“东亚病夫”这一孱弱的、病态的民族形象的强烈屈辱感，提出“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的文化主张，希望以健康的身心和健全的社会摆脱民族危机，构建现代文明国家。基于对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的深刻理解，鲁迅以批判的立场对中国社会进行剖析，希望找出文化的病根，引起“疗救的注意”。父亲病逝的沉重记忆、日本学医的挫败经历、黑暗的现实和艰难的改革，使鲁迅形成了独特的“疾病书写”，并以此来审视中国国民性。

疾病产生的生理痛苦，不仅使个体困顿和羸弱，也会使身体活动受限。病况中的个体，缺乏身心自由；深陷于病况的民族，也不可能独立自主。各种病症的生命体验，高频率地出现在鲁迅的创作、书信、日记中，有“生病”“急病”“疾病”“病患”“毛病”等。现代医学概念的疾病，诸如伤寒、痢疾、感冒、热病、传染病、胃病、高血压、糖尿病、坏血病、眼病、脚气病、哮喘病、痨病、结核、霍乱、天花、麻疹、黑死病、麻风病、脑膜炎、梅毒、精神病等，他的作品中均有所涉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在其笔下，成为满是痛苦的疾病空间。病理化的社会不仅成为鲁迅的创作背景，疾病也成为他的文学主题。其中不仅有《药》和《孤独者》中的痨病，也有《狂人日记》《白光》等作品中的精神病况。通过对病患生理苦痛和精神苦痛的刻画，体现了鲁迅启蒙者的文学立场。

精神的完整和独立，以健康的身体为生理基础，而健康的身体，并不一定有健康的精神。仙台学医的鲁迅，看到身体健全的中国人精神却极度麻木愚昧时，产生了强烈心理震撼，最终做出弃医从文的重大人生选择。此后，相较于生理疾病，鲁迅更重视精神病学现象。鲁迅借助于精神病人发作时的破坏力、颠覆性和反叛立场，揭示和批判导致精神病的文化权威和旧传统。他立足于反传统的立场，将精神病人塑造成觉醒者或革命者等反抗权威的正面形象。精神病不是简单的生理衰弱，也不是病体的破败残损，反而表现出强大的反抗意识和极强的破坏性，呈现为亢奋状态。鲁迅作品中，精神病人多为权威的迫害对象。当新生力量威胁到保守势力时，常会出现如“总长冤他有神经病”等污名现象。在鲁迅看来，精神病人未必真有病，他们的异常表现是极度窒息的环境造成的心理扭曲。在这一遍布病象的社会中，除了具有反叛姿态的精神病人，其他人都呈现出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即鲁迅批判的“不撄人心”的文化传统的结果。由此，《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白光》中的陈士成、《长明灯》中的疯子，都是鲁迅以精神病学的角度塑造的人物形象。他赋予精神病症以抗争价值时也同情精神病患者 。他从被迫害者、被侮辱者的立场来理解陀思妥夫斯基，“即使他是神经病者，也是俄国专制时代的神经病者，倘若谁身受了和他相类的重压，那么，愈身受，也就会愈懂得他那夹着夸张的真实，热到发冷的热情，快要破裂的忍从，于是爱他起来的罢”。鲁迅在意识到自己误解了真正神经错乱的青年学生杨树达后，特意写了《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一文，要求孙伏园刊登在报纸上，并主动承担增刊的费用。 

鲁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一直坚持社会整体性的思考，他的疾病书写超越了具体疾病和病患个体，将中国人的苦境和困窘，与近现代的疾病隐喻联系在一起。他常以疾病指称社会现实或文化现象。有“剪辫病”（《头发的故事》）、“偷摸病”（《非攻》）、“地方病”“学生病”（《补白》）、“‘趋时’病”（《趋时与复古》）等等。在论及女师大的矛盾冲突时，鲁迅也以病象来比喻时局：“学校的事情愈来愈复杂了。步东大后尘的，恐怕就是女师大。在这种空气里，是要染成肺病的。……人生，人生是多么可厌的一种如垂死的人服了参汤，死不能，活不可的半麻木疯狂状态呀！”他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以“十景病”“八景病”等反思不能直面真实的自欺心理。他认为自欺和欺瞒等文化现象，逐渐麻痹了人心，并终将导致“奴才式的破坏”的民族危机，而这些历史和现实集中表现了传统痼疾或者“猥琐”“苟且”等民族文化心理。诊治和判定“疾病”的思路，成为鲁迅以及同时期知识群体理解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审视国民性的视角。

疾病时常伴随强烈的疼痛或不适感，迫使个体专注于身体感知，“疾病是一种完整的实存形式，它用来替代已损坏的正常功能的种种举动本身也是一些病理现象”。中国社会“病体”的种种现象折射了鲁迅的“病理思维”，而“病理思维”又强化了鲁迅承受病痛的身体感知。首先，鲁迅强化或泛化的疾病意识，表现在大量使用“热病”“毛病”“气厥病”等疾病概念，以“弊病”“病根”“饿病”“重病”“病态”“诟病”“病源”等带“病”的词语指代程度、频率和状态，强化疾病视角，使病理逻辑普遍化。中国社会在鲁迅的笔下，被整体性地、系统性地构筑为一个急需诊疗和救治的病态社会。日常生活现象也被鲁迅进行现代医学的病情描述和病理解析，个体的低落、黯淡的情感基调与失望、焦虑等负面情绪都呈现为黑暗的、晦涩的和苍白的社会图景。其次，鲁迅敏感于病痛体验，自童年始就留有深刻的病痛记忆。他不仅描写了自己的病痛经历，也记录下父亲病逝前的病痛感知，在《父亲的病》《从胡须说到牙齿》等文章中，他反复回顾痛彻心扉的罹病情境，详尽、细致地刻画了父亲病中困苦、窘迫又无力的挣扎。病痛经验成为他的童年创伤和人生噩梦，他一直内疚于自己在父亲咽气前增加其负担和痛苦的呼叫，“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这一场景反复出现于他的整个生命过程中，成为精神折磨。第三，鲁迅刻画疾病的生理感知并追溯病因，直至不啻揭伤疤的自虐，以此来对抗自欺和欺瞒的社会文化心理。“社会介入身体生产的过程，同样也出现在个别身体的范域里”。《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和《“这也是生活”》等文章，历数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对民众和妇孺的虐政和屠戮，在历史叙述中融入身体感知，书写个体与民族同构的“病痛”和凌辱。随着病患感受叠加，鲁迅对病和死的理解愈发清晰。在《死》中，他想象了临终前的生命情状。病情加剧，死亡趋近，他变得坦然而理性。死亡意味着病体不再延续，以及病痛的终结。

鲁迅的身体感知，体现了自然的、物质形态的身体在历史和文化观念影响下的变异。现代中国疾病观念的泛化，生成了社会化的“身体”，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疾病书写的主观化和情绪化倾向。

鲁迅的疾病书写从具体的生理病症到重视精神疾病，再到以疾病隐喻整体社会，这一思路和过程与鱼肝油在现代中国传播的叙事逻辑一致，符合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想象。不论在物质形态还是文化符号上，从西方引进的鱼肝油都被视为对应病症的“良药”。鲁迅一直认可强健的身体、自然的身体、身体不受外力控制的自如状态。他审视中国历史和现实，确定病症主要在于精神，在于病症隐喻的文化心理。鲁迅对服用鱼肝油可以协助身体更好工作的这一期冀，并没有得以充分兑现。面对中国现代化的困境，急切从西方引进类似于鱼肝油这样的药物，未必能针对本土复杂的“病症”。鱼肝油作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例子，值得后人重视。

三 疗救选择与“寻药”歧路

随着疾病观念和身体感知的变化，应对疾病和维护健康的措施也在发生改变。在近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西方医学发展迅猛。确定 “病症”后，鲁迅基于人生经历和当时的医学水平，批判中医而选择了西医。当时西医的基础学科——细菌学和解剖学等知识，被鲁迅援引来“诊断”中国现实和文化的“病症”。他以细菌与病理关系等现代医学知识，批评中国人在对霍乱病菌的认知上存在逻辑和概念的混乱，产生“精神能影响于血液”的错误论断；他用“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来比喻文字被时弊污染不易清除的道理；他还在给朋友的书信中，以细菌学原理揭示其病因和病症反应。除了细菌学，鲁迅还以解剖学隐喻来解读《〈穷人〉小引》中穷人的生存状况，“他所毫无顾忌地解剖，详检，甚而至于鉴赏的也是这些”。以上的例子，都是鲁迅“以西医的现代医学思维和认知来发现创伤，其基本理路是在患者自诉（或代诉）的基础上，在发现创伤后聚焦创伤，由此做出初步判断，再进行相关的医学检查，从而得出相应的病情诊治的判断和结论，并开出治疗方案”。鲁迅接受了西方医学知识及健康理念，反对传统文化对中国人身心的约束。他痛心于各种或病或残的中国民众的身体，强烈抨击传统的“裹脚”陋习，也反对“长发”“束胸”等束缚和扭曲女性身体的行为。他希望中国民众能有“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的鲜活生命，改变“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鲁迅全集》第3卷，第44页）等毫无生气的僵尸状态。他痛斥和批评“致病”“致残”的深层原因，并呼唤“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从病理来理解社会现实和审视中国文化，是接受了西方科学理念，尤其是西方医学知识传输和影响的结果，也是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中国形象书写的延续。

面对病痛和麻木而僵硬、甚至死寂的生命状态，他急切地尝试向西方“寻药”。以启蒙者的立场，即使确定了“寻药”的方向，面对中国社会的“重症”，鲁迅也意识到此过程的漫长和艰难。在《药》《父亲的病》《兄弟》《明天》等作品中，鲁迅写出了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危的亲人撒手人寰的无奈、憋屈和苦痛，更刻画了为寻找良药而遭遇的各种艰难、困阻和荒谬。鲁迅痛感于疗救困境，以“无可救药”、“无药可救”、“无药可医”（《鲁迅全集》第3卷，第102页）、“不可救药”等语词反复表达“寻药”中失望的心情。

“寻药”这一探索过程充满了牺牲和不确定性。鲁迅面对各种病象，在尝试用“药”的同时，也保留了对“药”的怀疑。即使他能相信“‘科学’一味”（《鲁迅全集》第1卷，第329页），也未必能准确甄别是否是“良药”。他时不时地怀疑药物的可靠性，以避免误服 “毒药”。对“毒药”的警惕，体现了鲁迅对“病”及“疗救”的深刻怀疑和复杂矛盾的心态。寻找“良药”又要避免服用“毒药”，需要不断地进行辨析和选择。他的“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希望，隐含着姑妄为之的心态，兼具先驱者的决然和惶恐。由此，他大量地引进外来文化和思想观念，进行外国文艺的翻译，倡导新兴木刻运动，接受西方思想、生活方式，其中接受鱼肝油为常用的保健品，也是其中一例。然而，诚如鲁迅所感知到的病的苦痛和沉重，疗救之艰难，一不小心将面临着服用“毒药”的陷阱。

鱼肝油虽然不是“毒药”，但也折射了中国现代化探索过程中的错讹和波折。从最初 “强国必先强种”的潜在需求，再加上符合中国传统保健品服用习惯的宣传，这一西方引进的、代表现代文明的外来药物，成为西方文化符号的观念装置、物质和精神合二为一的“良药”。鲁迅在服用鱼肝油之前，曾经服用过金鸡纳霜和散拿吐瑾等进口的保健品，而后才选择已成流行保健品的鱼肝油。鲁迅服用鱼肝油不只是单纯的保健行为，其中也体现了他作为个体融入社会，以及他作为个体对社会生活观念的反馈和生活方式的选择。鲁迅对鱼肝油服用这一行为认知的局限和误会，原因有多方面，不仅有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认知能力的限制，也有现代化过程中因焦灼急迫产生的轻信外来事物的盲目和冲动，还有鲁迅更重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改造而并不真在意自然身体的感受。这些认知偏差的事实，正是现代中国的历史背景下，社会文化心理助推的结果。直至半个世纪后，随着现代学科的分化、综合实力的提高，科学水平、医疗水平的提升，关于鱼肝油的误解才得以修正。

其实，接受和服用鱼肝油这种生活方式的并非鲁迅一人，在现代中国，这是普遍现象。鱼肝油曾是一种无可置疑的滋补品和具有神奇疗效的药品，大量出现在现代文学作品中。钱锺书《围城》中，方鸿渐谎称要服用鱼肝油丸来改善神寒形削的身体状况；穆时英《公墓》里孱弱的、几近凋敝的女子欧阳玲也是靠鱼肝油维系生命；沈从文《八骏图》中的教授甲只好靠“保肾丸、鱼肝油和头痛膏”等药品维持生存。在现代中国，服用鱼肝油已成为摩登、时尚生活的文化象征，代表了流行的健康理念。许多文人或学者的日记、书信和散文，都有关于鱼肝油的记载。闻一多给夫人高孝贞的家信中谈及：“细叔前回所说的鱼肝油精，可买来试试，补品中最好的莫过于此。”梁实秋记录生活时说：“父亲早晨吃鸡蛋，买鱼肝油精给孩子吃。最好的东西都要献呈给孩子。”庐隐给身体每况愈下的恋人郭梦良购买鱼肝油来滋补身体；周作人相信“吃点鱼肝油，增加体内的抵抗力，实在也是必要”。如此种种，足见服用鱼肝油观念的流行和普遍。当时中国人还以鱼肝油为礼物，寄托美好祝愿。萧红以鱼肝油为伴手礼送别何香凝，许寿裳也曾收到杨若愚所赠鱼肝油。亲友的赠送和回礼，进一步扩大和加速了鱼肝油的流行。

因病痛而急于寻药，不管能否找到药，即使是“毒药”也要试试的心态，体现了鲁迅这一代现代知识分子急切和焦虑的心态，也预设了他们需承受的后果。“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面对中国历史转型期发生的现代化，“论者多先设定一套衡量进步的标准与一个他们认为中国社会明确了解的目标。所谓‘现代化’，就是中国朝着此目标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一向西方世界寻找良方的方式，也说明中国和西方的地理空间和历史条件差异被转换成进步和落后、新和旧的进化逻辑。现代启蒙知识分子在以西方科技和文化为方向的现代化进路中，乐观预设了西医的疗效。随着中国现代化反思的深入，中西医论战也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民国以来的中、西医同处于交互影响与相互渗透的发展局面，而非单向式地移植某些西方概念于‘传统’汉医之中”。鲁迅的中西医观念因与历史语境下的文化观念相联系，更趋于象征意义。无论《药》和《明天》中备受病痛折磨的病人，还是《狂人日记》和《药》中精神失常的疯癫现象，都侧重不能被医治或深陷困境的病人的生命感知，而忽略甚至省略疾病的疗愈过程。鲁迅的疾病书写并不是寻找具体的医学手段，并不在意疗救的步骤与程序，而是直接指向现代化的目标和预设，这与现代中国接受鱼肝油的社会心理类似。

鲁迅以认同西方观念和外来物事的激情，给予鱼肝油高度认可并广为推荐，而并未清晰和明确鱼肝油的具体成分和针对性的疗效。朝着确定目标的中国现代化在展开的过程中，也因目标单一导致了认知的模糊，在实践中充满了曲折。鲁迅与鱼肝油的故事并不是具体的医学实践，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隐喻，因文化观念和医学原理的重叠和暧昧，造成健康和疾病的界限不清、日常保健方式和医疗方法的错位。鲁迅服用鱼肝油的症候，隐含着中国现代性过程中疾病和疗救模式泛化的尴尬和悖谬。这一现象，也表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冲突和系统转化下的认知陷阱或历史拘囿。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