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伯崑先生（1923-2007），著名哲学史家，易学哲学研究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5月3日逝世于北京。

朱先生是我国哲学界望重士林的著名学者，朱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他对解放以来中国哲学史教学体系掌握最熟、教学经验最富，他对整个中国哲学史的问题的辨析和把握之纯熟，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他的研究继承了冯友兰先生的治学方法，重视理论思维，重视分析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及演变，在把握中国哲学的广阔性和深刻性方面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他对解放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北大学派”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有威望和成就的大师，他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他的逝世是我国哲学界和中国哲学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中午从哈佛广场回来，打开收件箱，十几个新邮件一下子涌了出来，其中张学智发来的题为“讣告”的邮件赫然夺目，我一下子就意识到可能和朱先生有关。待打开看，知道朱先生已于日前仙逝，虽然朱先生一两年来身体一直不好，但这个消息仍然令我感到惊愕，叹息不已。

1998年教研室给朱先生庆寿，宴席间朱先生对另一位先生说“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因为许抗生老师、我、李中华、魏常海、王守常、王博，我们之中没有人没有听过朱先生的课！没有人没有在学术上受过他的教益！

我最初见朱先生是在1978年6月研究生复试考试时。当时，我除了认识张岱年先生和楼宇烈老师外，其他老师都不认得。复试会上，除了张先生外，主要有一位戴白边眼睛的老师提问，50多岁，反复提了与公孙龙哲学有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都就自己所知，一一做了回答。考试后，通过问别的考生，才知道这位老师就是朱伯崑先生。

对我们78级研究生来说，除了张先生以外，最重要的老师就是朱先生。入学那时，除了张先生这样年纪的老先生我们称先生外，50几岁以下的先生多称老师，所以我有好多年都称朱老师，后来才改称朱先生。其实我自己心里还是觉得叫朱老师亲切些。初入学时，我们曾在张岱年先生课上问他，朱先生是不是他的学生，张先生说“他解放前在清华上我的课，我两年都给他100分！” 张先生还说“他现在已自成一家。”

朱先生给我们开的通史资料课，长达一年有余，每周两次，每次四个小时，上得大家往往头晕脑胀，而朱先生兴致勃勃，欲罢不能。朱先生的这个课对我们非常重要，不仅在一个较高层次上把整个中国哲学史深入地重新走了一遍，而且把其中的学术争论都揭示出来了。我们虽然对中国哲学史通史的知识略有所知，但这对我们是一次重要的洗礼，是一次以“北大学派”（这是后来朱先生多次跟我谈的问题）的治学方法的洗礼，朱先生这一次中国哲学史通史讲课，其体系之深入与广博，我相信是前无古人，而后来者也不会再有的，因为现在的通史教学走向简短，以专题课作为补充。我在研究生时代写的郭象、张载的论文，都与朱先生的这门课对我的启发有关。

朱先生不仅上课，还找大家到家里去谈，第一学期结束，大家交了对《管子》内业、心术篇的注释作业，假期中朱先生找我们十个人分别去谈，这种教学的认真负责的态度，今天很少有人做到，我自己也从来没做到过。1981年春夏，每个人的毕业论文初稿都拿给朱先生去看，这个大概不是教研室的规定，而是大家对朱先生的一种依赖，反正麻烦朱先生也没关系，他肯定会给我们看。我记得朱先生找我去谈我的论文的时候，点头予以肯定，说我的论文“有点新东西”。给78级研究生讲课后不久，朱先生身体一直不太好，主要是喘病，那个时期他经常去圆明园散步。

后来1985年春天，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写好，还不忘拿去麻烦朱先生，朱先生看过，要我注意中立一元论的问题，还提醒我看李相显的书。后来我跟张先生提起李相显，张先生也说，怎么把李相显给忘了。因为李相显是张先生的老朋友。在博士答辩时，朱先生提出中立一元论这一问题，张先生当时有点紧张，但我已经经朱先生提醒过，所以从容回答，未出差错。答辩结束，朱先生笑着对我说“你是太喜欢朱熹”，当时杜维明教授在旁，说“是同情的理解”。

在前辈老师学者中，朱先生最善于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这是和他研究的深入与对资料的熟悉是分不开的。朱先生非常注重理论思维，重视辨名析理，在与他年龄相当的中国哲学研究学者中，朱先生的理论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同时，朱先生又非常重视资料，北大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就是在朱先生一手主持之下完成的。我深深地感到，朱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熟悉把握，我们是要一辈子努力学习的。

前年夏天以后，朱先生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他遽归道山，我不会觉得十分突然。只是我人在美国访问，无法回去亲自向他老人家告别，也无法送他到最后一程，这是我深感遗憾的事情。所以，我只能远隔重洋，在心里默默地悼念这位受大家尊敬的老师。

(与朱先生的其他交往和轶事，我还会在以后慢慢回忆，和大家分享。）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