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83年，我发表了一篇方以智的论文，这不是宋学的主题，我提到它是因为这篇论文是张岱年先生和我一起署名的。当时有一个杂志向张先生约稿，张先生没时间写，就让我写，让我参考他以前的方以智的论文。方以智有一本重要的书，叫《东西均》，这本书很少有人研究，我当时把它借来整体读了一遍。所以我的方以智论文尽管吸收了一些张先生的说法，但是主体的关于《东西均》的部分是我自己的研究，文章里边主要讨论的是方以智晚期的思想，特别关注方以智“所以”的思想。 “所以”这个概念在方以智的《东西均》里面非常重要，而朱子讲过“所以然之故”。我实际上是用朱子学的关于“所以”的观点来分析方以智的书，所以这篇论文还是跟朱子学有关系。以前研究方以智的人很少研究朱子学，所以我这篇论文用朱子学的观点来看它对方以智的影响，还受到了一些关注。
1984 年，我看到了一篇日本学者的论文，学者的名字和论文的题目我都已经忘记了。这篇文章是研究朱熹的，却提到了李退溪的四七论，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这些和我当时正在写的博士论文中的内容相关，我大吃一惊，觉得很重要，就写信给吾妻，请他寄给我相关的材料。吾妻就给我寄了《四七理气往复书》，就是李退溪和奇高峰关于四七辩论的往来书信。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来分析李退溪和奇高峰的辩论，也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如果那时候我没有看到日本学者的论文提到李退溪，如果没有请吾妻给我寄材料，我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研究。所以我早年的朱子学研究很多都得益于与日本学者的交流和得到的他们的帮助。1985年8月，我第一次访问日本，到筑波大学开李退溪的会，在会上见到很多日本学者，比如冈田武彦、山井涌，当时吾妻也在。那时我已经开始做冯友兰先生的助手，和冈田武彦先生谈话的时候就说起冯先生。冈田武彦先生问我，说冯友兰先生现在能不能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我说那是没有问题的。
在筑波大学开完会以后，我就到了东京，去东大参观图书馆。那个时候我想查一个材料，是张南轩的年谱。因为当时能看到的张南轩文集里记载张南轩和朱子早年思想交流的材料特别少，他以前的文集里的一些材料，朱子在帮他编定的时候都删了，说这是他早年未定之见，不必存留。但是既然研究，我就想找到这些资料，看看不同版本的张南轩年谱里有没有相关记载。我在东大的时候没有找到相关材料，就离开东京去了大阪。有一天晚上，山井涌先生打来电话，说找到了一个版本，我听了找到的这个版本我已经看过了，就没有再请他帮我寄复印本。
1985年秋天，早大的土田健次郎先生来北大来做访问学者，前面提到的吾妻也是早大毕业的，土田先生也经常和我交流谈话，所以我那时跟早大的学者来往比较多。不过除了早大以外，我和东大的学者也有交流，刚才提到的山井涌先生就是东大的，和吾妻一起到北大做高级进修生的的坂元弘子也是东大的。1985年冬天，湖北有一个关于熊十力哲学思想的会，我在湖北碰到了坂元弘子。聊天的时候，她说东大编了《朱子文集索引》（整理者注：即《朱子文集固有名词索引》，1980年东丰书店版），我非常高兴，请她回去问问山井涌先生能不能寄给我一本。她回去以后转告了山井涌先生，山井涌先生就给我寄了一本《朱子文集索引》。当时我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已经快交稿了，在交给出版社之前我做了两件事，一是把续集、别集的那些相关的书信都再考证了一遍，二是利用《朱子文集索引》又核对了一遍。1986年1月，我把《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交给了上海人民出版社，这里也要感谢山井先生的帮忙。
1985年秋天，北京开了一个明清实学思潮史研讨会，后来就出版了《明清实学思潮史》上中下三册书。其中所谓实学思潮中的思想家一共有大概30 多位，当时会议分配给我三个人物的写作，是黄道周和陆世仪、陆陇其。陆世仪、陆陇其算是清初的人物，被称为清初“二陆”，他们是清初朱子学的代表。黄道周虽然不是真正的朱子学者，但显然也不是阳明学者，他是福建人，所以相对偏重朱子学。因为我是做朱子学出身的，所以会议就把这三个人分配给我。所以1986年我就开始看他们的书，那时候都是线装书，也不好带，但我还是借到了。我记得有一次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昌平的一个中心开会，我还带着线装书去写论文。这三个人的文章，我大概每个人写了2万多字，这是一件值得提的事。1986年以前的几十年，中国大陆研究陆世仪和陆陇其的人很少，而且要研究“二陆”必须要有朱子学的基础。我在明清实学思潮史的框架下来研究他们，因为要贴近“实学”，自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对二陆思想里对朱子学研究有意义的部分都做了分析，所以后来在中国大陆研究二陆，特别是研究陆世仪的论文，很多都参考了我的论文。因为我本来就有朱子学研究的基础，所以研究清初朱子学自然也比较顺手。然后黄道周的论文我也写好了，就把这三篇都交给了主编。后来1986年到1988年我去了美国哈佛大学，1989年发现书已经出版了，但是没有收录黄道周的部分。我写了三个人，但黄道周的部分没有了，我就去找主编之一人民大学的葛荣晋，他说他不知道。这使我非常不满。总之这篇文章被搞丢了，我当然很不高兴。到了2002年，我在我的旧稿里边发现了这篇黄道周的论文的未定稿，后来我把它发表在了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上面。黄道周的稿子发表以后，有日本学者做了翻译，但是这位日本学者的名字我忘记了。
总之，我早期的研究以朱熹本人为主，同时也研究以李退溪为代表的韩国朱子学，还有明清朱子学。
四、
接下来要讲1986年以后我跟陈荣捷先生的联系。我1986年到美国，和陈荣捷先生一直有书信往来，回国以后也一直跟他书信沟通。我一共保存了28封他的书信，去年全部发表在《中国哲学史》杂志2021年1期上，其中也做了一些按语来说明。
我1988年春天去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几个月，也是陈荣捷先生介绍我去的。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里看到了台湾影印的《晦庵先生文集》，它的出版年代大概是淳熙末年或者绍熙初年，原本藏在台北故宫，后来把它影印出来了。台北故宫的副馆长昌彼得给这个影印本写了一个介绍，附在文集的后面。我看了以后觉得这个介绍有些问题，介绍里写这部文集里有很多后来《朱子文集》没有收录的佚文，我翻了之后发现他说的大部分“佚文”实际上并非佚文，只是题目不一样。比如一篇文章在《朱子文集》里的题目是《与王子合》，在《晦庵先生文集》里是《与何叔京》，而两篇文章的内容是一样的。可能目录学家只看目录，对于内容就没有关注。但我们作研究是要看内容的，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讲影印的《晦庵先生文集》里并没有那么多佚文。
现在说两句我跟陈荣捷先生的关系。我本来一直没见过陈荣捷先生，1981年他去杭州开宋明理学的研讨会，当时我翻译他的一篇文章，我用的题目是《论程颐与朱熹的不同》，后来台湾人翻译的题目是《论程朱之异》。邓艾民先生去杭州开这个宋明理学会议的时候把我的译文带给他看。陈荣捷先生在上面批了一些字，别的都没记住，只记住了他说“译文甚精”。这是陈先生对我的鼓励，也是我第一次跟他进行文字交往。1983年，他看到我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发的关于《朱子语录》的文章之后特别高兴，就寄给了山井涌先生，觉得夏威夷会议提出的难题已经解决了。所以陈荣捷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讲他在中国访问时对中国研究的印象，文章里就提到我的文章的贡献，所以他应该是比较早就了解我。包括我在《中国哲学》上写的钱穆的书评和朱子的《读书有感诗》的考证，这些文章他都看过，所以他也是关注我的。我去美国以后没有他的地址，就请杜维明先生帮我向他转交一封信。他收到信后希望我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跟他见面，因为他一个月去参加一次哥伦比亚大学的新儒学研讨班。但是我那时候时间不合适，所以本来决定3月份去，结果也没去成。到了1987年4月，在波士顿要开一个美国的亚洲学会，AAS亚洲学会，于是陈荣捷先生就到波士顿来了。他来之前给杜维明先生写信，说我要约你和陈来共饭，杜先生就安排在麻省大道一家有名的中餐馆吃饭。当时杜先生突然有事要去接兰州大学的赵俪生先生，所以那天我去得早，跟陈荣捷先生聊得很开心。我送给他一套中华书局新出版的标点本《朱子语类》，我还把我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的前两页体例部分交给他，请他帮我写个序。大概两个礼拜以后，他就写好了序给我，说此书一定是划时代之作，这给了我很大鼓励。他用的纸是那种长条的纸，是一种很传统的纸。
陈荣捷先生的序是1987年写的，到了1988年，他发现我这本书还没出版，就问我要不要帮我介绍台湾的出版社。后来他介绍给台湾的学生书局，学生书局就接受了。 1989年2月，当时在学生书局担任总编辑的龚鹏程到了北京，我们见面谈了一下，就决定在台湾出版。我本来打算在上海出，但是交稿了两年也没有下文，所以我想在台湾先出也好。不过，在1989年的7月，我这本书终于在上海出版了。
《朱子书信编年考证》，这本书1989年夏天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正好当时我要去夏威夷参加两个会，其中一个是东西方哲学家会议，这个会就是陈荣捷先生主办的。我坐飞机从北京出发，在上海转机，就顺便取了这书带到夏威夷。到了夏威夷后，我第一天见到陈荣捷先生就把这本书送给他，因为是由他写的序。接下来两天的会议，他本来是大会主席，却突然不见了。到了第三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杜维明先生跟我说，有件事等会儿你知道了可能会很惭愧。我们正说着，就看到安乐哲陪着陈荣捷先生走过来，陈先生一见面就跟我说，“你果然不负我的期望！”然后，他拿出了几份他自己做的索引。原来这两天他没去开会，而是帮我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做了索引。他把索引印了三份，一份给杜维明，一份给我，一份给安乐哲。
我不知道日文出版是否也是如此，英文出版物是都有索引的，当然中国现在也有做索引的，但当时中国的出版物几乎不可能做索引，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出版资源稀缺，出一本书本身就很难。像我的博士论文，引用的材料后面都有它的版本、卷数、页码，但是出版的时候，这些内容都被去掉了，因为出版社认为没有意义，字数多了还要多算稿费给作者，对出版社也不划算。陈荣捷先生在给我的写书评里边还提到了这件事，因为我送给他的博士论文打印本都是有引文页码的，而正式出版时却没有了页码。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物都没有这种索引，于是陈荣捷先生就帮我做了索引。
陈荣捷先生手里有我的两部书，一部是《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他已经写了序，给了我很高的评价。同时，我的博士论文当时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文库，在1988年的春天也出版了，我送给了他一本，他也是很高兴，还替我写了书评。
1988年，我的博士论文《朱子哲学研究》出版。1989年，陈荣捷先生到北京来开会，当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去找了陈荣捷先生，请他来给我的书写书评，老先生也很快就写好了。他对我的书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这里他用了3个“异常”，说我这本书“叙述异常完备、分析异常详尽、考据异常精到，对朱子书信的考证远处于王懋竑和钱穆之上”，他的原话就是这样写的，但是在中国大陆发表的时候，编辑把那三个“异常”都给去掉了，变成了“叙述完备、分析详尽、考据精到”。这是老先生对我研究的肯定，也是对后学的提携鼓励，好在这个序在台湾发表的时候是全文发表的。
五、
我的博士论文其实写好的时候没有全部打印出来，因为当时系里给的经费不够，所以只打印了主要的部分，剩下有三篇就没有打印。这些我后来都发表在不同的杂志上，第一篇是朱子早年思想研究，第二篇是关于李延平与朱晦庵，第三篇是朱子中年的心说之辩。到了2000 年《朱子哲学研究》在上海出版，这几篇也都收进去了，最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的《朱熹哲学研究》就没有收入这三篇。1989年的时候我还写了一篇《朱子家礼真伪考议》，是关于《朱子家礼》真伪的问题。
以上是我前期，特别是1990年以前的研究，主要以朱子学为主，现在再说一下我关于宋代的研究。1985年秋天，张岱年先生约我们一起开了个会，说想出一本书。张先生说，罗素写了《西方的智慧》，我们应该写一本《中国的智慧》，我们分工写作，我负责宋明的部分，大概写了八九个人。这本书《中华的智慧》后来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出版了。1990年到1991年，我以自己写的这部分为基础写了《宋明理学》这本书。这本书宋代的部分我自己是比较满意的，当时我把稿子交给张岱年先生，他在上面写了批语，特别是在张载的部分写了好几个“很好”。因为张载是张先生着力研究的内容，我就感到特别高兴。
最后我再说一些九十年代的事情。1991年春天，我到东京女子大学开会。这个会议有点奇怪，它把朱子学和鲁迅学放在一起讲，我提交的论文主题是朱子学与近代科学。1992年我第一次到台湾访问，这差不多是中国大陆的学者最早去台湾访问的，当时我去的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中国文哲所。我去之后参加了一个会，叫做“陈来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当时我也做了一个报告，参加会议的有台大、台师大、“中研院”研究宋明理学的学者。我当时已经出版了4本书，一本是《朱子哲学研究》，一本是《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一本是1991年出版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还有1992年出版的《宋明理学》。“中研院”围绕这4本书开了这个会，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个标志，表明台湾学界也重视我们的宋明理学研究。在开会的过程中，有位先生提了这么个问题，他是牟宗三先生的学生，他说：“我们台湾都认为朱熹讲的心性论的心是一个气的概念，但你的书里面不这么讲，好像不同意我们的讲法，这是为什么？”我说：“朱熹自己从来没讲过心是气。”他说：“朱熹讲性犹太极，心犹阴阳。”我说：“他讲的是一个比喻。朱熹120卷的文集和140卷的语类，没有一次说过心是气，这说明朱子并不认为心是气。”当然，无论是牟宗三还是钱穆，他们一定要把心解释为气，自然也是一种立场、一种想法，但是朱子本人确实并没有这么讲过。到了1995 年，我去日本东京大学访问半年，讲了一门阳明学的课，期间到早大讲演，主题是《朱子哲学心的概念》，还写成了一篇论文，就是为了回应刚才提到的这位台湾学者的问题。讲演结束以后，当天晚上土田先生就跟我说，日本学者也不认为心是气，他觉得那位台湾学者的这个讲法很奇怪。
前面说过1985年我发表过退溪哲学的论文，参加日本的退溪会议也提交了论文。1989年北京开了一个退溪学的会议，九十年代我又写过一些退溪学的文章，比如《退溪心学研究》《退溪哲学片论》，都登在韩国的《退溪学报》上，那几年一直延续着关于朝鲜朱子学的研究。关于退溪学和韩国的朱子学，很多研究退溪学和韩国儒学的韩国学者没有研究过朱子学，所以在研究退溪学的时候，不了解退溪的讲法里边哪些是朱熹讲过的，哪些是和朱熹不同的。我作为朱子学的专门研究者，比较注意掌握朱子和退溪学不同的地方，退溪对朱子的发展在哪些地方，而不讨论退溪学里边大量的跟朱子学重复的东西，这是我研究退溪学的特点。
也是在1995年，那是中韩建交的第二年，在北京大学开了一场中韩学术会议，主题是宋时烈（宋尤庵）。我就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宋尤庵性理思想略论》。我对宋尤庵的研究也延续了对我对退溪学的研究方法，并且指出宋尤庵不仅受到退溪学的影响，也受到栗谷学的影响。栗谷学的问题我在2014年去京都开会的时候又讲了一次。这是在李退溪之外我做的韩国朱子学的研究。
总而言之，以上是今天我对朱子学、宋学研究的一个经历。其中特别可以看到我在研究、学习的过程中和日本学者的很多交流。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至于2000年以后的内容以后有机会再讲。以上我说到的这些研究，除了朱子哲学研究以外，基本上都收进了2004年出版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里。
陈来
2023年2月18日于早稻田大学
2023年2月18日和2023年6月25日，应早稻田大学永富青地教授的邀请，我两次在线上为早稻田大学创造理工学部作了讲演。2023年2月18日讲的题目是“我的宋明思想史研究（宋代之部）”，2023年6月25日讲的题目是“我的宋明思想史研究（明代之部）”。参加的日本学者有土田健此郎、吾妻重二、三浦国雄、市来津由彦等，两次讲演的日文稿已发表在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的《中国哲学研究》第三十四号，2025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