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1909—2004）：男，汉族，用名宇同，别名季同，河北省沧州市献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

《周易》是中国最古的文化典籍之一。古代传说：伏羲画八卦，周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孔子作“传”十篇，称为“十翼”,亦称《易大传》。所以《汉书 · 艺文志》说：“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 自汉至唐，并无异说。北宋欧阳修著《易童子问》,开始怀疑“系辞”非孔子所作。近代以来，疑古思潮高涨，于是有人认为《周易》古经是春秋时代的作品，《易大传》更非孔子所著。多数哲学史家认为《周易》古经是西周初作品；《易大传》(简称“易传”)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战国末至汉代中期的作品。但是有的易学专家仍然肯定《易传》是孔子所著。于是《周易》经传的年代成为一个争论的问题。

我们考察《周易》经传的著作年代，首先要考察《周易》经传的流传情况。

根据《春秋左传》的记载，春秋时代，已有许多人(各国的贵族卿大夫)运用《周易》来进行卜筮，或引用《周易》的辞句来说明问题。摘举如下：

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 ……齐侯使敬仲为卿。 ……陈厉公，蔡出也， 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

宣公十二年：“晋师救郑， ……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 曰：师出以律，否臧，凶。 …… ”

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 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 ……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 …… ”

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 ……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

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昭公五年：“初，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

《左传》的这些记载，足以证明：在春秋时代，周、鲁、秦、晋诸国都有人用《周易》进行卜筮，或引用《周易》的文句。其中最早的一条是庄公二十二年的记载，陈公子完少时曾有一位“周史”为之占卜。陈完与齐桓公同时，足见春秋前期，《周易》已受到人们的重视。

《史记》《汉书》记述了儒家传授《周易》的情况。《史记 ·孔子世家》说：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又《仲尼弟子列传》云：

“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

《汉书 ·儒林传》述《周易》的传承，与《史记》略有不同。《汉书》云：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又云：“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

按《汉书》叙述汉代前期史实，多因袭《史记》,此处却与《史记》所说不同，必有所据，而不是随意更改。《周易》传承情况，应以《汉书 ·儒林传》所说为准。

《汉书 · 艺文志》的《六艺略》著录“《易经》十二篇”。颜师古注：“上下经及十 翼，故十二篇”。这就是说：后来称为《易传》的“十翼”,在汉代亦称为经。《汉书 · 艺 文志》著录“《易传》: ‘周氏’二篇。‘服氏’二篇，‘杨氏’二篇，‘蔡公’二篇，‘韩 氏’二篇，‘王氏’二篇，‘丁氏’八篇”。这是汉儒所著“易传”。这些书后来都亡逸了。

从汉初著作对于《周易》的称引，可以窥见汉初《周易》流传的情况。试举数条。

陆贾《新语》的《明诫》篇云：“《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按所引见《系辞上》,今本作“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

《淮南子》的《缪称》篇云：“动而有益，则损随之。故《易》曰：剥之不可遂尽也， 故受之以复”。

所引见《序卦》,今《序卦》作“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

《淮南子·道应》述孔子曰：“夫物盛而衰，乐极则悲，日中而移，月盈而亏”。

按《周易》丰卦《彖传》云：“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与《淮南》 此篇所引相近。

《汉书 · 楚元王传》:“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 …… 《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

按穆生所引《易》文，见《系辞下》。

从《新语》、《淮南子》及穆生的引述来看，在西汉初年，《易传》的“系辞”、“序卦”已为学者们所传诵。《史记》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其中“序”也可看作动词，而“彖、系、象、说卦、文言”显然是指《易大传》的内容而言。司马迁可能读过这些篇章。

王充《论衡》的《正说》篇云：“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隋书 ·经籍志》云：“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 河内女子得之”。王充说河内女子得逸《易》 一篇，《隋书》却说是三篇。按《淮南子》已引《序卦》,《史记》已举出《说卦》,可见汉初已有《说卦》、《序卦》流传。足证王充所 说是正确的，汉宣帝时增益的一篇当是《杂卦》。

《晋书 ·束晳传》云：“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其纪 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年。 ……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 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

又杜预《左传集解 ·后序》亦云：

“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蝌蚪文字。……《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唯特记晋国。 …… ”

所说魏襄王墓，应是魏安厘王墓。魏王墓中的《周易》二篇，“与今正同”,足证汉初田何 所传《周易》上下篇在战国时期已经流行，是战国以来的旧本。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 中，发现了帛书《周易》六十四卦(《文物》1984年第3期),与通行本《周易》上下篇甚不相同。表明《周易》还有另一传本，可能是楚国的传本，与北方传本不同。而汉代通行的传本是北方传本。

汲冢中“无彖、象、文言、系辞”,是否证明当时没有“彖、象、文言、系辞”呢?我看不必然。我们不能说当时修墓时把所有的《易传》 一类书都搜罗进去了，也就不能说当时一定还没有“彖、象、文言、系辞”等《易传》。马王堆帛书中，却不但有《易经》,而且也有《易传》。据报道，帛书《易传》共有五种七篇，有两篇与《系辞》相近似，内容包括今 本《系辞》上下篇的大部分及《说卦》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二三子问》二篇，《要》、《缪和》、《昭力》各一篇(这三篇是有标题的)。

帛书《易传》可能是楚国易学家所传。魏王墓中已有《卦下易经》,表明战国时期类似 《易传》的书已有多种。这可说明，汉代以来通行本《易传》是田何或其先师的选本。

综上所说，据《左传》的记载，《周易》六十四卦古经在春秋时已流传于周、鲁、秦、 晋诸侯。据陆贾《新语》、《淮南子》以及汉初经师穆生所引《易》文，足证《易传》中的 《系辞》、《序卦》在汉初已为学者所传诵。此即表明，《周易古经》早于春秋时代，而 《周易大传》,至少其大部分，是先秦古籍。

其次，当进而考察《周易》经传的著作年代。

旧说伏羲画八卦，伏羲氏是神话人物，画卦之说只是一个来源久远的传说。近人根据出土甲骨的考察，提出八卦起于数字之说，确有依据。这是一个考古学的问题，尚待进一步证明。关于六十四卦，亦有人提出先有六十四卦而后才有简化的八卦之说，此亦不易论定。

《周易》古经中有一些商代及周初的故事。如《旅》上九云：“丧牛于易，凶”(指商 王亥的故事)。《既济》九三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此商王武丁的故事)。《泰》六五云：“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此指殷帝乙的故事)。《明夷》六五云：“箕子 之明夷，利贞”(此殷末箕子的故事)。《晋》卦辞云： “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此周初康叔的故事)。以上这些故事，都是商代及周初的故事，而周成王以后的故事，在《周易》古经中没有引用。这就证明：《周易》古经应是西周前期的作品。(从《周易》古经的卦爻辞中的故事来考证其年代，是顾颉刚首先提出的，见所著《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郭沫若作《周易之制作时代》,认为《周易》是春秋时期的作品，他举出《周易》中含 有“中行”二字的爻辞为证。《益》六三：“中行告公，用圭”。《益》六四：“中行告公 从，利用为依迁国”。《泰》九二：“包荒用恁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复》六四：“中行独复”。《夫》九五：“苋陆决央，中行无咎”。郭氏认为，“这几条的中行， 就是春秋时的晋的荀林父”。又说：“为依迁国当是僖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的故 事。……中行独复也就是宣公十二年荀林父帅晋师救郑，为楚所大败，归而请死的故事”。 郭说有一定影响，不可以不辨。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 行”。其子孙以“中行”为氏，称为“中行氏”,荀林父称为中行桓子，其子孙有中行寅、中 行偃等等，《左传》中未有以“中行”二字称荀氏某人之例，更无称荀林父本人为中行。《左传》僖公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未言荀林父帅师救卫。按古书往往称“殷”为“衣”,未有称卫为“依”之例。又宜公十二年：“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楚师军于邺，晋之余师不能军，……秋，晋师归，桓子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晋侯使复其位。”按当时晋国将帅战败之后回国复位者有多人，亦非荀林父“独复”。所谓“中行独复”亦与荀林父无关。郭氏所举证据都是不能成立的。而且《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2年)记载：“齐侯使敬仲为卿，……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敬仲之少时，当早于此)。下距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荀林父将中行”有五十年之久，陈敬仲少时“周史有以《周易》见陈候者”更在其前，“中行”决非指荀林父而言。现在多数学者都承认《周易》古经的著作年代是西周初期。

关于《周易大传》的著作年代，可以从先秦诸子思想观念的相互影响的轨迹中加以考察。先秦时代许多思想家谈论“天地尊卑”问题。《周易 · 系辞上》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靡，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 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礼记 · 乐记》云：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 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这两段文章，语多相同。《系辞》之文，通畅自然；《乐记》之文，则显得矫揉勉强。《乐记》袭用了《系辞》的文句，殊为显然。《隋书 ·音乐志》引沈约云：“《乐记》取《公孙尼子》”。《汉书 · 艺文志》“诸子略”有《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原注：“七十子之弟子”。公孙尼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或三传弟子。《系辞》文句为公孙尼所采，当早于公孙尼子。

又《庄子 · 天道》云：“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 位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人道乎?”

这里“天尊地卑”一语同于《系辞》。从“圣人取象焉”一语来看，这显然是因袭《系辞》。但《天道》篇的年代亦难考定，尚不能由此推断《系辞》的年代。

《庄子 · 天下篇》述惠施“历物之意”有云：“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这里提出了对于 “天尊地卑”的反对意见，可以说是“天尊地卑”的反命题。依照思想发展的规律，反命题应出现在正命题之后。因此，可证《系辞》上篇，至少“天尊地卑”一章应作于惠施“历物”之前，即战国前期。

《系辞》下传有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以太极为天地的本原。《庄子 · 大宗师》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认为道在太极之先，显然是对于《易传》以太极为最 高本原的否定。 一定是先有太极观念，然后才会有道“在太极之先”的论点。此即表明，《系辞》应先于《庄子 · 大宗师》。

要之，《周易 ·系辞》,至少《系辞》的若干章节，应先于庄、惠，是战国前期的著作。

《系辞》的词句被引用较多，故其年代较易考定。《易传》的其他各篇则引用较少。《礼记 ·深衣》云：“故《易》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这是引述《坤》六二的《象传》。 《象传》当作于《深衣》之前。但《深衣》的年代亦难考定，至晚当系汉初著作。《易传》 各篇的次序，向来是：“彖”、“象”、“系辞”、“文言”(《汉书 · 艺文志》:“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从这个次序来看，《彖传》《象传》当早于《系辞》。

关于《易传》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易传》与孔子的关系问题。汉代传说认为《十翼》都 是孔子所作。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则认为“孔子与易并无关系”。但是也有一些易学 专家仍然承认《易传》是孔子写的。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系辞》和《文言》中有一 些章节有“子曰”二字。《系辞》中有“子曰”二字者二十三条；《文言》中有“子曰”二字者六条。有“子曰”二字的章节与无“子曰”二字的章节，情况必有区别。如果《易传》十篇都是孔子自著,何以有些章节加上“子曰”二字?显然孔子自己是不可能加上“子曰”二 字的。如果《易传》十篇都是传《易》的经师依记孔子而写的，何以有的章节加上“子曰”, 有的章节不加“子曰”?这必有其故。我认为，据情理推测，有“子曰”二字的章节，应是传《易》经师所传诵的孔子对弟子讲《易》的语录，是商瞿或馯臂子弓等传授下来的。孔子这些言论，虽然别无佐证，但亦不可一概不予承认。

孔子曾经读《易》,这是历史事实。《论语》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 可以无大过矣”(《述而》)。这是孔子学《易》的明证。《释文》云：“学易、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于是有人认为应作“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但是，“鲁读易为亦”,是说鲁将易字读作亦，其本文也作易。作易不误。郑玄、何晏都肯定“学易如字”, 是正确的。总之，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肯定《周易大传》是孔子所作，但可以肯定《周易大传》的大部分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或三传弟子所编撰的，是战国前期至中后期的著作，在汉唐时代是以 孔子手著的名义发生影响的。《史记》、《汉书》所记传《易》的经师中，最有名的是子弓。荀子多次以子弓与仲尼并称。其所称赞的子弓是否馯臂子弓，亦无确证。高亨《周易大传 今注》以为“《彖传》可能是馯臂子弓所作”,有一定的根据，《系辞》、《文言》亦可能 是子弓师徒的著作。

复次，当略论《周易》经传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周易》是卜筮之书，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观点。《周易》古经包含六十四卦，每卦六 爻。每一卦有卦辞，每一爻有爻辞。关于这些卦爻辞的形成过程，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以 为：“古代算卦，一般是巫史的职务。巫史们在给人算卦的时候，根据某卦某爻的象数来断定吉凶，当然有些与事实偶然巧合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经验。他们把一些经验记在某卦某 爻的下面，逐渐积累，成为零星的片段的筮书，到了西周初年才有人加以补充与编订， …… 它的完成当在西周初年。”高氏这一推测，基本上是可以同意的。

六十四卦的卦爻辞，文字非常简晦古奥，不易理解。有些词字的本义如何，难以确定； 卦爻辞的原旨何在，更多歧解。自汉以来，直至今日，各家注释，每每失之穿凿，各自立说，莫衷一是。这就说明，《周易》古经确属年代久远，其本来辞旨已经幽晦难明了。

值得注意的是，卦爻辞中含有辩证思想，可以说《周易》是中国古代表现辩证思维的最古 典籍。有些卦爻辞的辩证思想是比较显著的。如《泰卦》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否》卦上九：“倾否，先否后喜。”又如《复》卦：“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有些卦象 亦表现了辩证思维。如《剥》是一阳在上，称之为剥；《复》是一阳在下，称之为复。此即表示，爻序初、二、三、四、五、上，“上”虽居高位，却将消亡；“初”乃新生事物，虽微弱却有前途，这显示深刻的辩证法。《庄子 ·天下篇》云：“《易》以道阴阳”(此句马叙伦《庄子义证》疑为古注瞬入，实无确据，非是)。在《周易》卦爻辞中，尚无作为范畴的“阴阳”观念。但是六十四卦奇偶之变，已显示对立交错之象，显示一定的辩证思维。

儒家尊奉《周易》为神圣经典，主要缘于孔子撰作“十翼”的传说。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这两句见于《系辞》。称为《易大传》,可能是为了区别于汉儒所写的《易传》。《易大传》在诠释《周易》卦爻辞的过程中，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哲学思想。因为有“十翼”,于是《周易》成为一部重要的哲学典籍，在学术史、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滋润、培育了后来的哲学思维。《易大传》诠 释卦爻辞，往往是借题发挥，未必尽合原意，但是从而提出了一些新的哲学观念，发放出晶莹的光辉。

《易大传》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揭示了自然世界及社会生活的对立统一的基本规律，并提出了一个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本体论，达到了先秦时代辩证思维的最高成就。 二是提出了以刚健为宗旨的人生观，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语》和《孟子》中关于天道的言论很少，在儒家典籍中，提出了一个较详的天道观者当首推《易大传》。《系辞传》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阴一阳之谓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些都是非常精湛的辩证思维的光辉命题。《系辞传》又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即天地未分的整体，是天地的本原。《易大传》的太极论奠定了儒家本体论的基础。

孔子重视“刚毅”,在《论语》中已有记载，《易大传》进而提出“刚健”、“自强”的生活原则，《彖》传云：“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又云：“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大畜，刚健笃实辉光， 日新其德。”《象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大传》重刚，是对于老子“贵柔”的矫正，但亦非完全否定“柔”,《系辞传》云：“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刚柔是互补的，但应以刚为主。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易大传》所宣示的“自强不息”思想，对于历代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起了重要的激励鼓舞的作用。

自汉魏至明清，《易大传》是以孔子手著的名义受到尊崇的。时至今日，即令不承认 《易大传》是孔子手著,但也应肯定《易大传》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

《周易》经传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汉代，《周易》居五经之首。到魏晋之时，道家之说受到尊崇，而《周易》列为“三玄”之一，仍受重视。晋裴顾著《崇有论》反驳王弼、何晏的“贵无”,以《周易》作为评价老子学说的依据。其后佛学 渐盛，儒门浸衰，唐代韩愈力图复兴儒学，而未能成功。直到北宋，理学兴起，才回答了佛教的挑战，恢复了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权威。而理学所以能取得对于佛、道的优势，主要是以 《周易》经传作为凭籍。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张载、程灏、程颐，都是深研易学的。周敦颐著《太极图说》,其结语云：“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张载著《横渠易说》,确立了 “关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在所著《正蒙》中赞扬《大易》。二程的“洛学”的主要范畴如 “道器”、“形上形下”也都是来自《易传》。在历史上，有哲学的易学，有“术数”的易学。 《易》经六十四卦本卜筮之书，包含占卜的“术数”;《易传》阐发了许多哲学观点，于是《周易》经传成为一部哲学典籍。周敦颐、张载、二程的易学是哲学的易学。同时邵雍的 易学则包含一定的术数之说。我们今天研究《周易》,还应把《周易》经传中的哲学观点与 关于占卜的迷信区别开来。

《周易》经传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直至现代，著名哲学家熊十力先生早年研习佛学，晚岁“归宗大易”,特别推崇《大易》的形而上学。《周易》经传是熊十力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这说明《周易》经传直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来源：《人文杂志》(社会科学版) 199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