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做研究生。根据北京大学的制度，研究生第一年主要是上课，不定方向，不分导师。那个时候我们就上张岱年、朱伯崑先生的课。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9 年的夏天，课程基本结束了，让大家选择自己的方向。选择方向，当然也就是选择导师。当时大家都想选张岱年先生做导师，所以很多学生都选择了先秦方向。但是因为张先生不能够带这么多的学生，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系里就统一给大家分配了方向和导师。当时张先生告诉我说，你的方向定在宋明，请邓艾民先生指导。
被分配到宋明理学的方向，其实我也很高兴。我当时就从王白田的《朱子年谱》开始学习，用了几个月仔细研究年谱，发现有很多问题是自己比较生疏的。比如说年谱里边特别提出了朱子关于已发未发的讨论，可是在中国的大学里边，哲学系哪怕是中国哲学专业的学生对已发未发问题也很少讨论，没有很深入的研究，所以我就开始关注了这个问题。
我看了《朱子年谱》后就写了一页问题，主要是关于已发未发的问题，然后去请教邓艾民先生，这些问题该怎么理解。邓先生也没回答我，只说让我自己研究，自己解决。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未发已发是理学的内在问题，但以前在中国大学的哲学系里，包括冯友兰先生他们那时候研究理学问题，也没有关注理学的内在问题。从我这一代的学者开始逐渐出现了改变，我们开始关注理学的内在问题。
1979年的秋天，我在念《朱子年谱》的同时，也关心《朱子语类》的问题。因为我在上朱伯崑先生的课的时候，读了一部分《朱子语类》，主要是前 10 卷，当时觉得《朱子语类》里边朱子的讲话有很多都是前后不一致的，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此前我看过一本西方哲学的书《巴曼尼得斯篇》，译者是40年代北京大学的陈康教授，他是研究希腊哲学的。书后附有陈康教授的一篇文章，结论是柏拉图早年的思想和晚年的思想有所不同。所以我当时就获得一个启发：《朱子语类》里这么多不同的讲法，是不是朱子在不同时期讲的？怎么确定朱子不同时期的文献？这就变成我关注的问题了。
于是我去问邓艾民先生，如果想确定《朱子文集》的年代，除了《朱子年谱》以外，还有什么书可以参考？他想了一下，提到了清初学者李穆堂《朱子晚年全论》这本书。我回去就翻这本书，发现它里边涉及了朱子300多封书信的年代。但是它集中在涵养、问学的方面，并不能解决全部的《朱子语类》和《文集》中材料的年代问题。这个时候我也看到发表在《东方学报》上的田中谦二先生《朱门弟子师事年考》，这篇长文章非常重要，但是它主要关注的是人物和人物的关系，是朱子和他弟子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思想的发展变化。所以我想我只好自己来做朱子这些材料的编年。
《朱子语类》记载了记录人和记录时间，是最好的判断年代的依据，但文集就没有人做过这类的考订。所以，我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朱子的文集中所包含的论学书信进行年代的考订。这样我就开始做考证的工作，当时的题目叫做《朱子书信年考》。我从1979年秋冬之间就着手做这个工作，到1981年春天初步完成。“初步完成”指的是《朱子文集》里的论学书信，《朱子文集》前面有一些《时事出处》，我没有把它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另外，在文集的后面还有《续集》和《别集》，《续集》和《别集》中也有一些书信，但是关于思想发展的内容比较少。所以我当时集中处理的是《朱子文集》正集里面的论学书信。做完考证的工作后，我用了两个月就写好了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因为之前已经把材料的年代基本上考订完了，所以论文做起来很顺利。论文题目是《朱子理气观的形成和演变》，主要讲朱子理气观发展和演变的过程。那个时候没有电脑，只能用500字的大稿纸写，然后用两层踏蓝纸抄写一份，最后形成3份。之所以要3份，是因为要送两份给给外边审查的委员。论文写好之后送给任继愈先生和邱汉生先生来审查，也请了任先生和邱先生参加我的答辩委员会，任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他写了几段评语，我现在不能全部记住了，只记得两句话，他说我的论文“有说服力，有创造性”，我觉得给我的评价应该还是很高的。当时答辩的时候，我抱着一大摞，差不多有半尺多高的《朱子书信年考》的稿子去了，把稿子放在答辩委员会的桌子上请任先生他们看，证明我做的论文考证的工作并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写了大量稿子的。任继愈先生40年代初在西南联大写的论文就是朱子，所以朱子哲学本来是他的专攻；邱汉生先生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宋明理学史项目的主编，所以他们两个应该说是这一领域的专家。但我的研究和前一辈任先生、邱先生这些老师有所不同，我在方法上注重确定朱子这些思想材料的年代，包括语录和书信的年代。
我后来也讲自己的研究方法，应该说是暗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世界朱子学研究的趋势。比如说，兰州大学有一位李相显教授是张岱年先生的老朋友，他在1948年写了一部《朱子哲学》，就很注重了解朱子思想材料的年代。到了六、七十年代，日本友枝龙太郎教授研究朱子中年以前的思想，也很关注材料的年代。70年代初，钱穆先生的著作《朱子新学案》同样注重了解朱子相关材料的具体年代，在考证学方面的成就也是很大的。我当时没读到李相显教授的书，也看不到钱穆先生的书，所以我的研究和他们可以说是暗合于二战以后朱子学研究的趋势，这是我从一开始就确立的研究方法的特点。
在这个阶段我也写了一些其它的论文，比如1981年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张载的论文，这个杂志在中国级别最高，当时也引发了一些关注，日本的关口顺先生还给我写信说看到了我的论文。
1981年秋天，早稻田大学的吾妻重二先生到北大来做高级进修生，那时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当老师，兼任留学生班的班主任，所以经常去勺园跟这些留学生见面。当时我最常去的就是吾妻的房间，因为他也关注朱子学，而且他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因为他带了很多的书来，其中就包括《朱子新学案》，这本书之前我们都不知道。北京大学的楼宇烈老师是《中国哲学》集刊的编委之一，他知道吾妻来带了《朱子新学案》，就让我好好看看，写一篇书评给《中国哲学》。我就从吾妻那里借了这本书来看，然后写了书评。当时是1981年10月，杭州正在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宋明理学讨论会，冯先生、张先生、贺麟先生都参加了，还有狄百瑞和好几个外国人都参加了，我那时候因为刚刚毕业，没有受到邀请就没有去，于是专心写这个书评，后来发在了《中国哲学》第9辑。我的书评当然整体上肯定了钱穆先生的著作，特别指出这部著作在朱子思想材料年代的考订方面有很大成就。但是同时我也指出来了他的一些错误，比如《朱子新学案》第二卷《朱子论未发已发》里，钱穆先生考证了“人自有生”4封书信，他得出的结论和王白田的年谱不一样。根据王白田的考证，这4封书信应该是朱子 37 岁时和张南轩的往来书信，钱穆却认为是朱子赴长沙与张氏见面、受到张氏影响之后的39岁才写的。我在文章里提出，王白田的考证不可轻疑，在这个问题上王白田是正确的。我这篇文章在中国大陆的关注度不太高，因为当时专门研究朱子的学者比较少，但是台湾和海外的学者关注到了这篇文章。比如台湾的钟彩钧当时在英国留学，他后来告诉我，那时候就看到我的书评指出钱穆的错误，大家都很关注。另外，钱穆先生的儿子钱逊，他是我们清华大学的教授，已经去世了。他1984年到香港去看他父亲，回来之后告诉我，钱穆先生承认他自己的考证有误，承认我的考证是正确的。我之所以能够纠正钱穆先生考证的错误，是因为我当时已经写好了《朱子书信年考》的大部分内容。
刚才我提到，论文都是用原子笔和踏蓝纸写的，后来我用老的打字机打过三四页的论文提纲，把它油印出来，所以吾妻来的时候我也给他看过这个提纲，也了解我已经作了朱子书信年考。吾妻也把他的朱子学的论文，特别是关于朱子易学的研究给我看过。那个时候我跟吾妻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吾妻来北大两年，第一年结束时他回了一趟日本，过了暑假又回来，他就从日本带回赠给我朱子的书，是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朱文公文集》，大本的上下册。我们在北大都是借图书馆的书，线装书比较多，不是很方便。其实当时北京琉璃厂也有卖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缩印本十册四部丛刊本《朱文公文集》，它的纸不太好，也容易坏。所以吾妻在日本买了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的《朱文公文集》上下册送给我，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帮助，我可以利用这套书来进一步展开工作，再也不用去借线装书了。
二、
1981年春天，我写研究生论文的过程中要用到朱子的语录，其中有一条讲“理生气”。前人引用这条语录都没有注明出处，我在140卷《朱子语类》里也找不到这条，于是我就到张岱年先生家里去问他。我说这条语录有好多人引用，侯外庐也引了，但是都没有出处，它到底在哪一卷呢？张先生说以前大家都没注意。过了两个礼拜，我又去问冯友兰先生，说这条材料好多人引用，却不知道出处在哪。冯先生说张先生上个礼拜来也说起了这件事，这条语录究竟收录在哪里，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我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就笼统地把它放到朱子60岁以后，但是并没有找到它的出处，包括是谁在哪一年记录的都不知道。到了第二年夏天，在夏威夷开了一个国际朱子学的会，是陈荣捷先生主办的。在会上，东京大学的山井涌教授提出了这个问题，语录里“理生气”一条到底出自什么地方？结果陈荣捷先生也答不出来，他是很关注这些材料的出处的，却也没找到。其实当时我已经找到这条材料了，只不过我没有去参加那个会。这个会给青年学者提供了名额，邓艾民先生也推荐了我，但是因为中国要去开会的人太多，有些年纪大的先生就用了青年学者的名额去开会，所以我就没有去。但是山井涌先生提的这个问题我在1982年夏天已经解决了。1982年夏天，我去北京图书馆查别的材料，顺便就查了明代人编的《朱子抄释》，在《朱子抄释》里边找到了这条材料。《朱子抄释》的来源是南宋杨与立编的《朱子语略》，它的编写早于《朱子语类》大概50年。我找到了这条材料，后来就把它写成论文，发在《中国哲学史》，当时叫《中国哲学史研究》杂志上。陈荣捷先生1983年来中国访问，看到这个文章非常高兴，赶紧告诉了山井涌教授，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杨与立编的《朱子语略》，其实我当时在北大并没有查到原书。可是在1989年，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突然发现这部书出现了。我想这应该是胡适的藏书，因为胡适曾经写过一篇于《朱子语略》的文章。胡适离开以后把这些书都放在了北大的俄文楼顶层，北大说等他回来的时候再还给他。但是后来他也去世了，这些书也就无人管理。可能后来图书馆又慢慢整理了他的藏书，开放借出，所以1989年我就在北大图书馆看到了原书。
还有一件事，1982年，我曾花了好几个月去查朱子语录，因为北京的中华书局要出版《朱子语类》。《朱子语类》标点完之后，中华书局请邓艾民先生来审查。邓先生当时有个想法，他觉得《朱子语类》出版标点本很好，能不能再补充一些新材料。他让我到图书馆去找，我就到北大图书馆善本室找朱子语录。我发现有一本书叫做《语录类要》，叶士龙编，18卷本，值得注意。为什么我注意到这本书？是因为我看这本书里出现的朱子语录记录者当中，有9个人的名字不在《朱子语类》里边。从逻辑上来讲，《语录类要》里边的记录者如果不在《朱子语类》中，就说明《语录类要》中有《朱子语类》所没有的材料。《朱子语类》一共140卷，叶士龙编的《语录类要》有18卷，至少得有上千条。如果逐条都去和《朱子语类》进行核对，肯定相当困难。所以我采取了一个办法，首先看一卷叶士龙的《语录类要》，把这一卷看得很熟之后去翻140卷的《朱子语类》找出佚文，然后再看一卷《语录类要》，再去翻一遍140卷的《朱子语类》，找出佚文。以此类推。看完18卷《语录类要》，工作强度很大，几个月一共收集了150条佚文，交给了邓先生。邓先生很高兴，命我把它抄出来交给中华书局。所以140卷的《朱子语类》，我差不多翻过十多遍，逐条地看，下了很大功夫。当时佚文做出了50 条，但我心里没底，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人脑也不是电脑，万一出差错怎么办？后来，1982年我开始写博士论文，就发现这150条佚文里有的不是语录，而是文集的材料，所以事情又变复杂了，因为严格的“语录”记录的应该是说话，是朱子跟学生的对话。但是因为朱子平常也经常写信，学生看见以后也可能抄在他记录的语录里边。所以我有些不放心。于是，1984年初我就跟邓艾民先生说，我决定要把50条佚文撤回来。邓艾民先生不太高兴，但我也没办法。所以大家看1986年出版的《朱子语类》里并没有这些佚文。直到2005年我才发表这些佚文，那时候已经有电脑了，我就用电脑检查了一下，佚文好像剩下了24条左右，有20多条是重复的或者是文集里的，我就把这24条发表在了一个中国的杂志上面。我提这件事，是想让大家知道我对《朱子语类》是下过很大功夫的。
另外一篇当时比较受到关注的文章，大概是在1983年写的，到1986年才发表，是关于《诸儒鸣道集》。我1982年到北京图书馆去查书的时候，不仅要查朱子的语录，还查一些别的书，其中主要就是《诸儒鸣道集》。我查到《诸儒鸣道集》之后，就写了一篇文章来介绍它。《诸儒鸣道集》是一部南宋乾道初年编辑的宋人道学文献的合集，比如其中收录了周敦颐的通书、张载的语录，这些都是现存最早的版本。特别是它收有二程的语录，但这里收录的二程语录不是后来朱熹编的《二程遗书》，应该是在朱熹的《二程遗书》之前就编好的。我就写了一篇文章，1986年1月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当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访问的美国的田浩教授看到了这篇文章就很关注，因为《诸儒鸣道集》编排的顺序没有按照朱熹的道统观念，它是在朱熹思想在南宋取得统治地位之前编的文集丛书，它体现了朱熹之前的道统观念。田浩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教授，他一开始专门研究陈亮，后来也研究南宋思想史。后来他以此为基础写了一系列论文，进而形成了《朱熹的思维世界》。他认为道统本来不是像朱熹讲的那样，在朱熹之前就存在一个道统，后来被朱熹改掉了。
刚才说到我这篇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前几年拍卖市场出现了一封信，是张岱年先生写给吉林的《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的信。张先生想把我这篇文章推荐给这个杂志，就写了一封推荐信。信上说，陈来是我的博士生，他这篇文章很重要，推荐你们发表。我已经忘记这件事了，但是显然吉林的《社会科学战线》没有接受我的文章，所以后来就发在了《北京大学学报》上。张先生的这封推荐信流出在拍卖市场上出现，有人就拍了一张照片给我，我觉得很感慨。那个时候张先生替我推荐了文章，可惜这个杂志没有发表。
陈来
2023年2月18日于早稻田大学
2023年2月18日和2023年6月25日，应早稻田大学永富青地教授的邀请，我两次在线上为早稻田大学创造理工学部作了讲演。2023年2月18日讲的题目是“我的宋明思想史研究（宋代之部）”，2023年6月25日讲的题目是“我的宋明思想史研究（明代之部）”。参加的日本学者有土田健此郎、吾妻重二、三浦国雄、市来津由彦等，两次讲演的日文稿已发表在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的《中国哲学研究》第三十四号，2025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