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学易的兴起，最为重要的文本是唐代李鼎祚的《周易集解》，然其书在程朱易学盛行的宋元明时期仍未广泛流传。至17世纪后，随着时代学术的变迁，汉代易学受到东亚易学家高度的关注而成为易学中的显学，《周易集解》因为保存汉易资料成为宋易衰落之后最为重要的典籍。汉学易肇始于中国清初宋易衰落之时，鼎盛于中国乾嘉时期、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和朝鲜半岛朝鲜王朝中后期。受清初毛奇龄等人影响，中国清代乾嘉学派、日本江户时代古学派、韩国朝鲜时期实学派，一方面通过解释李鼎祚《周易集解》等所存的汉代易学资料，恢复了以象数为主的汉易；另一方面，立足于不同国别，重建了新的汉易体系（汉学易）。汉学易在东亚兴起的主要原因是东亚官学化的宋易中图书之学与易学原初的文本相悖，而存古义的汉易失传，汉易以象数解经存有附会之弊。因此，清算宋代图书之学、考辨易学真伪、汇集梳理已经失传的汉易，是复兴和重塑汉易的开端。以《周易集解》为研究对象，重新解释汉易，探索易学文本固有的意义是东亚汉学易研究的主要内容。东亚汉学易在整理和解释汉代易学时形成，却与汉代易学不尽相同。东亚汉学易，具有连续性、一体化、本土化和个性化的特征。

关键词：《周易集解》；汉代易学；东亚；汉学易

一、李鼎祚《周易集解》成书及流传

成书于殷末周初的《周易》本为卜筮之书，经孔子整理和解释，《周易》成为内涵哲理的儒家经典。适应了西汉大一统的政治和文化需要后，易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虽然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但是易学文本因是卜筮之书而得以幸存流传。汉代易学家迎合天人之学思潮，通过吸收当时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果而形成了具有师承关系的学派和形态各异的易学理论。自孔子传《易》始，师师相承，心口相传，绵绵不绝。至汉代的田何，成为孔子易学之正宗，汉代易学皆本之田何。西汉经田何传授，《易》有施仇、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官方易学。民间又有费直、高相二家易学，“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费、高二家未得立”（《后汉书》，第2549页）。清儒吴翊寅按解《易》方法把西汉易学划分“训诂举大义”“阴阳侯灾变”“章句守师说”“彖象解经意”（《续修四库全书》第39册，第113页，引文略有改动）四种类型。他指出：“曰训诂举大义，周、服、王、丁、杨、蔡、韩七家易传是也；曰阴阳侯灾变，孟喜、京房、五鹿充宗、段嘉四家易传是也；曰章句守师说，杨何、施、孟、梁邱、京五家博士所立以教授者是也；曰彖象解经意，费直、高相二家民间所用以传授者是也。”（同上）其中以言阴阳灾变的孟喜、京房象数易学迎合汉代天人之学而成为当时易学主流。东汉承袭西汉易学，大致也有四派，“曰马融、刘表、宋衷、王肃、董遇皆为费氏易，作章句者也；曰郑玄、荀爽本治京氏易，而参以费氏者也；曰虞翻本治孟氏易，而改以《参同契》纳甲为主者也；曰陆绩专治京氏易者也。”（同上）就注经而言，汉代易学最大特点是象数兼顾训诂。汉代象数指《周易》卦爻符号及其与之相关的互体、卦气、卦变、爻变、纳甲、爻辰、爻数、五行数、九宫数等。象数方法揭示易文本系辞的依据；训诂，是汉代经学通用的方法，《周易》文本古文字晦涩难懂，以训诂方法解释易文本文字的意义。虽然汉代易学除了象数兼训诂外，还有其他特征，如独守师说、资取科学、杂糅神学，但是象数兼训诂仍是汉代易学最重要的方法。（参见林忠军，2000年，第23-28页）

由于汉代易学家以《周易·系辞》“观象系辞”“观象玩辞”为原则，坚信《周易》文本字词句皆本象数而作，为了以象融通易辞，不惜脱离文本，改变取象方法和扩大八卦之象，故易学流于零碎、繁琐的附会之学，导致了自身的衰微。同时，随着东汉王朝的灭亡，依附东汉的象数易学和经学失去了独尊的地位，故汉末除了郑玄易学外，其他象数易学无人问津。“后汉费氏兴，而高氏遂微。永嘉之乱，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陆德明，第6页）魏晋王弼起，深斥象数之弊，尽扫汉代象数之风，以老注《易》，辨名析理，成为易学强音。南北朝时，王弼易与郑玄易二分天下。南朝王弼易为官学，北朝以郑玄易为官学。隋唐南北朝合一，王弼易学成为易学正宗。唐孔颖达奉诏撰《周易正义》，疏解王弼易注。王弼易学作为官学，成为易学主流，结束南北分离、易学多门的局面，唐代易学因而达到空前的统一。然而易学象数、义理并存，互为表里，不可分离，则为孔子儒家易学之本义。孔颖达似乎有所觉察。他指出：

今既奉敕删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3页）

“去其华而取其实”是指以王弼易注及义疏的南学易，有华而不实之辞。而“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2页）。孔颖达明言其失，然而孔氏为王弼易作疏义，实乃皇命难违，又受限于“疏不破注”原则，从根本上无法改变王弼易注“华而不实”之风，故“疏文仍失于虚浮，以王《注》本不摭实也”（皮锡瑞，第67页）。虽然《周易正义》保存了许多汉易观点，但多持批判态度。因而《周易正义》成书颁布，汉易逐渐被冷落和式微，正所谓王弼易出汉易亡。同时，以王学统一易学，以一家取代百家，其义未必完全符合易文本之义。而对于王弼易一家之疏，“以其杂出众手，未能自成一家”（同上，第66页），又未能尽人意。鉴于此，易学发展仍须兼收并蓄，取汉代象数训释之义，以补易学之偏。隋唐之际，前有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其中《周易音义》，宗王弼易，虽属南学，却保存了大量汉代易学音韵训诂之义，力补南学之失，开集汉易之先，但陆氏集汉象数之学极少；后有李鼎祚，为了易学“修局见”“辨源流”，以淹博的易学知识和易学史的担当，大胆质疑“全释人事”的官学王弼易，是“人事近而易习，则折杨黄华，嗑然而笑”，倡导汉易象数。（参见张文智、汪启明整理，周易集解序，第2页）李鼎祚说：

臣少慕玄风，游心坟籍。历观炎汉，迄今巨唐，采群贤之遗言，议三圣之幽赜，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张文智、汪启明整理，周易集解序，第2页）

显然，《周易集解》成书，调和郑王，是李鼎祚“慕玄风，游心坟籍，历观炎汉，迄今巨唐”，自觉反思汉唐易学的必然，更是郑、王之争“致后学之徒，纷然淆乱”而“全释人事”王学一统天下、易学客观发展的必然。（参见同上，引文略有改动）也就是说，没有李鼎祚对于汉唐易学的反思、发现王弼官学易偏于义理、违背了象数义理兼顾的易学本义，就没有《周易集解》的成书。如朱睦所言“自商瞿之后，注易者百家，而郑氏玄、王氏弼为最显。郑之学主象数，王之学主名理……二氏学并立。”（张文智、汪启明整理，周易集解序，第3页）“唐兴，孔颖达受诏定《五经正义》，于易独取王传，而郑学遂废。”“康成去古未远，其所纂述必有所本。鼎祚恐其失坠，以广其说，均之为有裨于易者也。”（同上）

按照李鼎祚自序，《周易集解》集汉魏易学三十余家。据《中兴书目》统计，书中辑有“子夏、孟喜、京房、马融、荀爽、郑康成、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辅嗣、姚信、王廙、张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元、韩康伯、刘瓛、何妥、崔憬、沈麟士、卢氏、崔觐、孔颖达等凡三十余家”，并附有《九家易》，《乾凿度》十七篇。（参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第1册，第365-366页）明朱睦增焦赣、伏曼容二家，清朱彝尊增姚规、朱仰之、蔡景君三家。今人潘雨廷通过考证增孔安国、延叔坚两家，加上李氏案语“计四十家之《易》注，凡二千七百余节”（李道平，第1页）。以潘先生统计，超过百节以上有干宝、《九家易》、侯果、崔憬、荀爽、虞翻等。以虞翻最多，约一千三百节。（参见同上，第2页）虞翻家传孟喜之易，是两汉象数易学集大成者。从李鼎祚《周易集解》节录易注看，以汉儒象数居多，其中保留了汉易中卦变、互体、卦气、升降、纳甲、旁通、世魂、飞伏、爻变、易数等解易体例和一些文字训诂的资料，以补渐被遗忘以象数为主的汉易。当然，该书也汇集了少量的王弼易注、韩康伯易注、孔颖达注疏等官学化的义理易。

唐代代宗登基后，李鼎祚将《周易集解》一并进献于朝，因为该著作与当时盛行的官学易格格不入，其流传仅仅局限在蜀地。在宋庆历年间，科举考试，贤良对策，考官从《周易集解》取六题，以至贤良多下第。计用章即从蜀地大儒平阳公处得《周易集解》，与平阳公之子彦孚而习之。“彦孚既授卒业，且欲中都官文与先学士之意，因缄别本，属所亲眉阳孙景初，募工刊刻，以广传布。”（张文智、汪启明整理，后序，第290页）《周易集解》版本在程朱易学盛行的宋元明时期仍未广泛流传。只有少数易学家如南宋朱震、李中正、丁易东和明代熊过、陈士元、魏濬等引用过《周易集解》，其影响极少。

二、《周易集解》与清代汉学易的兴起

自宋至明，《周易集解》陆续被翻刻重印，并被部分学者反复引用，此为重振汉易重要的一环。“由《周易集解》之刊刻可见，此书被学术界大为重视，实自明清之际开始，于此亦可见复兴汉学的趋向。”（谷继明，第50页）清代以降，随着宋易的衰落，清初对于宋图书之学清算成为汉易复兴的前奏。李鼎祚《周易集解》版本倍受关注，最为著名有《雅雨堂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姑苏喜墨斋刻本，《古经解汇函》本等。清初，虽然官学是程朱易学，但是为了纠晚明心学之学风，汉易研究悄然兴起。作为康熙帝亲订的《周易折中》先列朱子《周易本义》、次列《程氏易传》，以示以朱程易学为宗。后又有“集说”，采汉唐宋元明诸儒之易说，“可以备一说……以佐《传》《义》所未及者”（《康熙御纂周易折中》，凡例，第1-2页）。其中汉代易学，多取李鼎祚《周易集解》。显然，清初官学易并未完全否定汉易。以象数兼顾训诂、考辨为方法的清代易学，正是通过整理和解释李鼎祚《周易集解》而形成的。如清初毛奇龄通过检讨李鼎祚《周易集解》中汉易，沿用了汉人互体说，以“反易”“对易”取代了虞翻“旁通”和“反卦”，以荀爽、虞翻等卦变说为基础，发明了移易说。对于这一点，他直言不讳：“移易一例，文、周倡之，夫子早发明之，而汉初田何受《易》，传及孟喜，有外黄令焦延寿者，实始嬗移易之学。……乃东汉儒臣自马融、郑玄外，凡说《易》家如宋衷、干宝、虞翻、荀爽、陆绩、侯果、蜀才、卢氏以及蔡景君、伏曼容诸儒各守师承以立说，或主旁通，或主正变，或以《乾》《坤》为父母，或以《泰》《否》为胚胎，或兼宗六子，或专本十辟，而挂十漏一，依此失彼。初未尝不与推移相合。”（毛奇龄，第6页）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取李鼎祚《周易集解》汉学易例，评其得失。即他所说“摘发传注之讹，复还经文之旧”（黄宗羲，第12页）。

然至乾隆时，学术上一方面承袭先皇传统，尊崇朱子之学，另一方面倡导汉学。如乾隆提出研习宋学当参照汉学。他指出：“今之说经者，间或援引汉唐笺疏之说。夫典章制度，汉唐诸儒有所传述，考据固不可废。而经术之精微，必得宋儒参考而阐发之，然后圣人之微言大义，如揭日月而行也。”（《高宗纯皇帝圣训》卷十三）于易学，则接受了汉易。他说：“学《易》者不深味乎圣人之辞，则无以探夫分爻立卦之本，然而体观变玩占之实用，后儒之偏主一说，以为言者，非知《易》者也。”（《周易述义》）这里“探夫分爻立卦之本”是指汉代象数之学。傅恒等人奉诏编撰《周易述义》以汉易“象数之学，则去古未远，授受具有端绪”为由，言互体与变爻，“取象，则多从古义”。（《四库全书总目》，第35页）纪昀奉诏撰修《四库全书》也收录了李鼎祚《周易集解》。

清初学者对宋易进行系统反思后，至乾嘉时期，李鼎祚所编撰的《周易集解》的学术地位发生显著变化，成为学者研究汉易的重要文献。自王弼易学盛行以来，汉代易学逐渐衰微，相关注疏大多散佚，幸赖唐代李鼎祚编撰《周易集解》，保存了汉易的珍贵材料。因此，对《周易集解》的整理与研究，成为清儒复兴汉易的基础。皮锡瑞指出：“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多存古义。后人得以窥汉《易》之大略，考荀、虞之宗旨，赖有此书。”（皮锡瑞，第70页）章太炎指出：“清人说《周易》多摭李鼎祚集解，推衍其例，则郑、荀、虞之义大备。”（章太炎，第48页）

汉易的恢复与重建，始于对汉代易学佚文的辑录与相关文献的校勘。乾嘉学者以李鼎祚《周易集解》为据，对其所收录的近四十家易注进行全面整理，以汉代人物为线索，对其中文献进行分类归纳，并广泛搜集《周易集解》之外的汉易材料，辑录成册，力图还原已佚的汉代易学典籍，重建汉易传统。如张惠言《易义别录》《周易郑氏注》、李富孙《易解剩义》、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黄氏逸书考》等，皆取材于《周易集解》。

在此基础上，乾嘉学者秉持汉易近古存真的观点，以《周易集解》为依据，全面疏解汉易或以汉易方法诠释经文。吴派惠栋秉承家学传习汉易，著《易汉学》恢复了汉代“家法”“师法”“识得汉易源流”（惠栋，第526页）；著《易例》于汉代象数，发凡起例；著《周易述》，以汉易正订易文本，运用象数与训诂方法，“发挥汉儒之学，以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郑元、宋咸、干宝诸家之说，融会其义，自为注而自疏之”（《四库全书总目》，第44页）。惠氏后学江藩称其取李鼎祚《周易集解》“精研三十年，引伸触类，始得贯通其旨。乃撰《周易述》一编，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江藩、方东树，第28页）。可惜惠栋未竟全书而卒，后续由江藩、李林松分别撰《周易述补》续成之。常州张惠言则专研虞翻易学，撰《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等，深入阐发虞氏易学隐义，被推为虞氏易之专家。此后胡祥麟、方申等人赓续之，以补张惠言虞氏之学。李道平撰《周易集解纂疏》，在吸收了惠栋、张惠言解释的基础上，系统疏解《周易集解》所收汉魏各家易说，“于虞氏之隐辞奥义，阐发详尽”，“他家之说，亦随文诠释，句疏字节，家法了然”（《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第107页）。

同时，乾嘉学者通过解释《周易集解》存留汉易材料，重建汉易体系。他们在解构汉宋易学的基础上，延续东汉重视象数与训诂的传统，构建具有汉学特色的新易学体系，即汉学易。如扬州焦循反思汉宋易学，在批判卦变、卦气、纳甲等象数方法的基础上，融合音韵训诂、天文学和算学，提出“旁通”“时行”“相错”等体例通解《周易》，其著作被誉为石破天惊。姚配中则以郑玄易学为本，兼采荀爽、虞翻及《易纬》之说，构建了以“元”为核心的《周易》姚氏学体系。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远承两汉训诂传统，近取顾炎武治学方法，主张以文字训诂解经，提倡“诸说并列则求其是”“以己意逆经义”“证以成训”（王引之，第2-3页）的原则，反对墨守汉儒易学象数旧说，建立起以训诂为核心的易学范式，影响深远。此后朱骏声、李富孙、宋翔凤等人继之而起，训诂治《易》蔚然成风。至此，融合音韵训诂、象数与文献考辨的乾嘉汉学易体系正式形成，成为清代易学乃至整个东亚汉易研究的重要标志。

清代汉易复兴与重建或清代汉学易兴起，最为重要的文本是《周易集解》，除此之外，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之《周易音义》存古音义，也是不可忽略的文本。如全祖望指出：“德明《释文》力存古儒笺，故未可忽也。”（全祖望，第1533页）《周易音义》用王弼易学本，本属于是南学，与南学不同的是，却保留北学大量失传了汉易训诂资料。“《周易》多取两汉古注，以马融、郑玄注居多，另有荀爽、虞翻、京房、董遇、王肃等注；古注之外，又取近人蜀才、干宝、徐邈、伏曼容、梁武、刘昞等注。”（焦桂美，第441页）同时，该书也存有少量的汉代象数易学资料，如互体、八宫、卦气等内容。陆德明之《易》，“皆为一时之最”（《旧唐书》，第4943页），故唐代孔颖达撰《周易正义》兼取陆德明《周易音义》，成为唐宋时期官学而盛行，至清代多次被校勘刻印，其中汉易内容备受关注。清代顾炎武、王引之、朱骏声、李富孙、宋翔凤、俞樾等以文字训诂治《易》，多本之《经典释文》而发。故陆德明《经典释文》之《周易音义》在汉易复兴和重建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三、汉学易在东亚的传播与发展

中国易学传到朝鲜半岛后，在朝鲜王朝时期达到了鼎盛。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在此时期也在易学界流传。如在全寅初编的《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中著录有1818年刊刻的李鼎祚《周易集解》和1891年刊刻的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朝鲜高宗《集玉斋书籍目录》著录李鼎祚《周易集解》两部。《奎章阁曝书目》隆熙二年（1908年）记有《周易集解》。《周易集解》对于韩国易学影响主要是实学派。在韩国儒学发展史上，16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是朝鲜王朝实学派形成、发展和成熟的阶段。根据有关学者研究，韩国实学派有转型实学派、星湖实学派、北学实学派、考据学实学派、气学实学派。（参见李甦平，第496-502页）表现在易学上，与汉学易相关的实学派有星湖实学派、北学实学派、考据学实学派。星湖实学派以李瀷（1861-1763）、安鼎福（1712-1791）、丁若镛（1762-1836）为代表，北学实学派以朴齐家（1750-1805）和与朴齐家探讨经学问题的成海应（1760-1839）为代表，考据学实学派以朴齐家弟子金正喜（1786-1856）为代表。如成海应作《经解-易纬说》，肯定了汉易的价值。他说：“《易纬》之《乾凿度》颇醇正，说者称其书出于先秦，自后汉书南北朝诸史，李鼎祚《周易集解》征引最多，皆于易数有所发明。”（成海应，第489页）他又作《经翼-易类》言古文易时，称汉代费直、郑玄、晋人王弼等人分传附经，至“唐李鼎祚又以序卦散缀于六十四卦之首是谓今易”（同上，第491页）。作为北学实学派朴齐家的弟子金正喜，曾来中国与乾嘉学者翁方纲、阮元等人访学，深受北学实学派和乾嘉学者的影响。金正喜作《易筮辨》《周易虞义考》时运用考据方法对易学问题进行考辨，如他对虞翻的“旁通”进行考证，认为旁通说不符合经文，其中也涉及到虞翻的互体说、卦变说、卦气说等。其运用的资料皆取之于李鼎祚的《周易集解》。

丁若镛是汉易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秉承了星湖实学派学风和清初以来反思和检讨汉易的易学传统，通过考察汉代易学与晋唐易学及宋明易学，爬梳、汇集和抄录留下的汉易资料，撰《易学绪言》，专列《周易集解论》《周易郑康成易注论》《汉魏遗义论》《陆德明释文钞》等章节。丁氏研究汉易的重点是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他高度赞扬了汉代易学家，认为荀爽、虞翻、九家等象数和训诂多符合经文之旨。如他说：“荀爽、虞翻二家之说，多合经旨。盖易学三十余家，其集大成者，九家也。九家之中，其集大成者，二家也。”（丁若镛，第53页）“案《周易》免于秦火，经文无缺。据《汉书》所论，商瞿以降，师承不绝。降及九家，名闻韡烨。其训诂义理，宜若无谬。”（同上，第52页）

他将汉易遗失归于王弼，对王弼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王弼“以私意小智，扫荡百家。凡自商瞿以来，相承相传之说，尽行殄灭。灭卦变，灭爻变，灭互体，灭物象，灭交易、变易，灭反对、牉合。塞众妙之窦，开纯浊之源”（丁若镛，第52页）。极力贬低孔颖达《周易正义》取王弼注而为之疏。他指出：“孔氏邃学，足知王氏之陋，而今以撰疏之，故推尊王氏，至谓之独冠古今，何其谬也？”（同上，第79-80页）极力赞扬李鼎祚撰《周易集解》汇集汉代象数之学，“虽胥有得失，而较诸王氏之《易》，皆足以卧于楼上。”（同上，第80页）“其微言妙旨，时有闲见，则周鼎殷彝，蕤光粲然，终非牙郎赝物所敢比拟。”（同上，第53页）他呼吁：“诚欲学《易》，唯取李鼎祚《集解》十卷，以为拱璧。”（同上）而他自己最大的愿望是以汉易尊为“拱璧”，取《周易集解》作义疏、以补汉易之缺。（参见同上，第104页）

当然，为了维护和重建汉代象数易学，他与清儒毛奇龄等人类似，深刻的反思和检讨汉易存在的问题。如他以文本或圣人之意为圭臬，对汉代象数易学中的八宫、卦气、卦变、爻变、蓍数等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其不符合文本之意、牵强附会、前后不贯通等弊端。基于汉易象数支离破碎，缺乏一贯性的问题，丁氏撰《周易四笺》重新建构以爻变贯穿其它象数易学的汉易体系，即所谓的“推移”“物象”“互体”“爻变”的《易》之四法。此象数四法，是对汉代易学和清初以毛奇龄等人的汉学易的阐发。丁氏易学与乾嘉时期惠栋、焦循、张惠言、姚配中等人汉学易有异曲同工之处，在东亚汉易复兴和重建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参见林忠军，2015年，第141-171页）

朝鲜半岛易学和中国本土易学传入日本后迅速传播。日本现存最早的汉籍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收入易学典籍共33种，177卷。（参见邢永凤、马步云，第106页）仅日本静嘉堂藏196种单行本易类汉籍和含231种易类汉籍子目的60种丛书。（参见李勇慧、孙悦，第103页）江户时代是日本易学发展的鼎盛期。按照吴伟明的统计，此时传到日本汉至清代的易学著作有209种。（参见吴伟明，2009年，第24页）与汉易相关的有李鼎祚《周易集解》、王应麟《郑氏周易》、陆德明《周易释文》、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毛奇龄《仲氏易》《推易始末》、惠栋《周易述》、孙星衍《周易集解》、曾钊《周易虞氏易义笺订》、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等，重印的中国易学著作有71种。（同上，第199-207页）其中李鼎祚《周易集解》有两种：一是《李氏易传》，二是《易解义疏》。现今藏在日本各大图书馆的李鼎祚《周易集解》的版本约有100种。有6种版本，以学津讨原、古经解汇函、津逮秘书居多，可见《周易集解》在日本流传甚广。当然，这些古籍哪些是古代原版传过去的、哪些是在日本重印（或手抄）的，则有待考证。

就研究而言，在日本的江户时代形成了朱子派、古学派、折中派、国学派，阳明派。（同上，第159页）其中古学派和折中派，擅长考据，以探求《周易》古义为己任，这类似于中国乾嘉学派。“江户时代后期，承继了以往古学派钻研字词古义的研究方法，又接触到了中国清代学术成果的传入，于是考据学派乃应运而生。”（陈威瑨，第65页）如太宰纯（1680-1747）作《周易反正》，秉承日本古学派徂徕之学风，以孔子易学为尺度，运用考辨方法，深刻的反思了中国易学，对于中国汉宋诸家易学提出了大胆质疑。如他指出，孔子传《易》于商瞿，六传至汉田何，至东汉孔子《易》失其传，自马融、郑康成以下注《易》者，“皆未得仲尼之指”“大抵以己意解辞义”“唯王辅嗣较近之，而其病在好虚无，朱仲晦颇得之，而其病在言理气，且其所著《启蒙》者牵合附会，大乱易道。”（太宰纯，第1-3页）他又进一步解释说：“自汉季专门废，而诸儒率以己意说之，至是不得不舍象数而求辞义，此易学之一变也。……然晋人以《易》合老子，以虚无为道，王韩二子皆老者，彼其说《易》，虽颇通大义，然其言时涉虚无，此其病也。孔疏则主二氏，无复异说。宋程颐以王说为非是，而欲矫之，乃作《传》而专主义理，以心法为道，以为但明卦爻辞义，可以治天下国家，故其《传》唯说六十四卦，而遗《系辞》以下，是何可与言《易》乎。朱熹又知程《传》之非是，以为易只是卜筮之书，……熹之注《易》，其于六十四卦则专以象占二者言之，其说颇近是，然亦有不及王义者，其于《系辞》以下，则谬解甚多。盖熹不知易道，以常道视易，且以其所好心性理气之说解之，是以叛易道耳。”（同上，第13-15页）他的观点虽有些偏激，其易学怀疑批判的精神却十分可贵，与中国清代考据方法类似。基于此，他的易学是汉宋兼采，以文字训诂为主，不废义理。太宰纯的文字训诂多取陆德明《经典释文》中汉儒文字释义，象数和义理多取王弼、韩康伯、孔颖达、朱熹易注，排斥汉宋易学中互体、卦变、图书之学，建构以无失“仲尼之指”（同上，第3页）、融合汉宋为一炉的汉学易学体系，成为日本江户时代考据易学开拓者。

皆川愿（1734-1807）作《易原》《易学开物》《周易绎解》等著作，创立了以字词名物之声韵训诂和考据方法为内容的“开物学”，认为此学完全符合《周易》：“余潜心斯学三十年，而始得天常数与定则，乃依以推之于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及其象爻辞，皆可互相征验合之一揆。”（皆川愿，第273页）以此推演《周易》象辞，而成“易学开物学”。其订六十四卦名声，“以陆德明《音义》为本”（《易原》卷下）。他肯定了陆氏保留的汉代文字训诂，而对于汉代象数之学持批判态度，如他说：“《周易》之书，其义幽深精微，而自汉儒言之者众然。余夙志于斯学，颇阅夫数十家之书，窃以为其传授自商瞿者，皆妄言”“本其意者之义求诸夫数十家书，皆未能言之者矣。盖汉儒率以一经专其门，故其学实，虽自已而不本之仲尼，其道不尊，是以矫诬作是言矣。”（《书周易后》，《淇园文集》卷七）他对于汉代象数之学批评与清代乾嘉王引之重汉代训诂斥象数的汉学易极为相似。而他的汉学易研究更多是受到清初毛奇龄和朱彝尊启发，如他说：“某学本于《周易》以及之他经，自汉儒之说，率多不谓是，矧如清人朱彝尊、毛奇龄者乎，是以独志振千古，自谓造幽微矣。”（《答太田元贞书》，《淇园文集初编》卷三）尤其是文字训诂，多本之于毛奇龄：“盖余自少时，读清朝先儒毛奇龄所著《古今通韵》，辨七均之说，乃大得，有所发云。”（《易原》序）毛奇龄作为清初易学大家，不仅批判了宋儒图书之学，而且还借助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存汉易，创造了自己的象数体系，成为影响乾嘉易学和近世日本、韩国汉学易的易学家。（参见林忠军，2022年，第1545-1574页）与毛奇龄不同的是，皆川愿排斥象数，专于易学训诂。

日本另一位汉学易研究者是受皆川愿影响的大田元贞（1765-1825）。他有多部易学著作出版，在《九经谈》易学部分，他提出“欲复汉学之旧，而窥周孔之阃奥者，宜先从事象数之学，然后义理亦可得而言也”（大田元贞，第308页）的观点。他讲的象数是李氏《周易集解》保留下来的汉代象数，非图书之学。如他说：“汉人象数之学，今其全书皆不具存，独有郑玄《易注》、李鼎祚《易解》，足知其梗概耳。……因此二书，知汉人有象数之学而考索之，则圣人立象系辞之妙，亦可得而知矣。二书之有功于易学，岂曰小补之乎哉？”（同上，第308-309页）因此，他从“凡易之卦爻皆象也，故无象外之辞”（同上，第312页）出发，通过反思中国的汉学易中虞翻、九家易、荀爽、毛奇龄、黄宗炎等人之说，总结出互体、大体、物象、伏卦（旁通）、卦主、爻位等易学体例，以之解《易》。又如其《周易会通纂要》会通汉宋易说，也引京房、荀爽、虞翻、毛奇龄之说。

折中朱子和阳明思想的佐藤一斋（1772-1859）有多部易学著作问世，其中《周易栏外书》汇集中国历代众家之言，其人物和书名达百余家，以元明清官学易为主。其中引用了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李鼎祚《周易集解》和清代毛奇龄《仲氏易》。其注易方式“乃是近于汉代象数《易》，采用互体、爻变、飞伏等《易》例以推象通辞，再以之作为义理之根据”。（陈威瑨，第183页）李氏《周易集解》和毛奇龄《仲氏易》成为一斋易学的重要来源。大田元贞的门生海保渔村（1798-1866）不仅重新校勘了阮元刻《周易正义》，而且在汉易考辨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参见吴伟明，2017年，第25-41页）如他作《周易汉注考》，以考据为方法对李鼎祚《周易集解》保留汉魏以来的马融、郑玄、荀爽、虞翻、宋衷、陆绩、蜀才、九家易、干宝、侯果、崔憬和李鼎祚本人的易注及《周易正义》《经典释文》《汉上易传》中汉易做了详尽的考辨和解释，引用最多是《周易集解》、张惠言《周易虞氏义》、朱震《汉上易传》、惠栋《易汉学》。其内容除了郑玄爻辰、虞翻卦变不取外，汉易其他内容均有涉猎。（参见海保渔村，第33页）

总之，日本江户时代的考据学者，对于汉学易，既传承乾嘉学风，又有自己特征，对于恢复和重建整个东亚汉易起到了重要作用。东亚汉学易的研究，中国清代是研究的发源地和中心，古代韩国和日本是中国汉学易研究的延续与补充。古代的越南和琉球受官学化宋易的影响至深，更多停留在《周易》文本和程朱易学传播和解释层面上，其创新性远不及古代的日、韩，而在汉学易研究方面，未见汉学易研究著作，其他易学著作中的汉学易思想与方法也极为贫乏。

四、结论

李鼎祚《周易集解》成书于汉代易学衰微和玄学易兴盛的唐代中后期。汉代以后，由于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汉代易学逐渐失去了官学地位而趋向式微，而幸有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保存遗失的汉代易注，才使汉代易学大略显见于世。虽然唐宋元明，汉易研究不是易学主流，《周易集解》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周易集解》作为易学重要的典籍仍然被刊印流行，引用其汉代易学资料者则不乏其人。至十七世纪后，随着时代学术的变迁，汉代易学倍受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易学家的关注而成为易学中的显学，《周易集解》因为保存汉易资料成为宋易衰落之后必不可缺少的、最为重要的典籍，在诸多易学文献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说，东亚汉学易兴起，依赖李氏《周易集解》，若没有李氏《周易集解》，则无东亚的汉学易。

东亚汉学易起自于中国清初宋易衰落之时，鼎盛于乾嘉时期与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和朝鲜半岛朝鲜朝中后期。中国清代乾嘉学派、日本江户时代古学派、韩国朝鲜时期实学派，一方面通过解释李鼎祚《周易集解》和陆德明《周易音义》所存的汉代易学资料，互动互鉴，恢复了以象数音韵、考辨为方法的汉易；另一方面立足于不同国别，按照自己的理解，重建了新汉易体系（汉学易）。其中毛奇龄易学对于东亚汉学易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清初，毛奇龄的易学辨伪和仲氏易学，深深地影响了乾嘉学派汉易研究。而毛氏学术传至东亚诸国后，其考辨学术方法，成为东亚日、韩易学和整个经学的方法。（参见沈庆昊，第269-270页）如日本皆川愿、佐藤一斋和韩国丁若镛等皆受到毛奇龄易学的影响。而毛奇龄的易学研究，受家传易学影响，更多是取李鼎祚《周易集解》中汉代易学资料作为其易学研究内容。

东亚汉学易兴起的主要原因是官学化的宋易中图书之学非易学文本所固有，以此解易、探索易学起源，与易学文本本义和圣人之意相悖；而近古存古义的汉易，却因汉唐玄学易兴盛又失传；汉易以象数和训诂解经，夸大象数作用，其附会之弊端日益显露。因此，清算官学化的宋易、考辨易学图书之真伪、汇集和爬疏已失传的汉易资料、检讨汉易之得失成为东亚重塑汉代易学的开端。在此基础上，以《周易集解》为研究对象，重新解释汉易，探索易学文本固有意义是东亚汉学易研究的主要内容。东亚汉学易虽然是在整理和解释汉代易学中形成，与汉代易学在解《易》的思路、方法及其所运用资料等方面高度一致，但东亚汉学易摒弃了汉易中非理性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发现并纠正了汉易解经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又有创新，因此，东亚汉学易与汉代易学不尽相同。

从《周易集解》的流布和研究看，东亚汉学易，与整个东亚易学一致，具有连续性和一体化的特征。所谓连续性，是指汉学易始于中国清代，逐渐向东亚诸国延伸，呈现出不间断的、连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一个不容分裂的整体。一体化，是指汉学易，皆以《周易集解》和《经典释文》为研究对象，文本相同；运用考辨、象数和训诂方法来回复汉易、探求其本义目标一致。只有从整体上宏观去思考、探索，才能冲破地域和文化差异的藩篱，真正还原或再现汉学易本来的面貌。东亚的汉学易不是东亚某一国的汉学易。若仅仅着眼东亚某一国或某一国的某一人的汉学易展开研究，其成果的学术价值也许很精湛、很有见地，却因缺乏宏观视野，失之于零碎和孤立而令人深感遗憾。当然，东亚诸国汉学易仍有一定差异，表现在东亚诸国研究深度上和研究成果表现形式上不尽一致，如中国清代是汉学易发源地，是汉学易的重镇。汉学易研究内容是象数、训诂和考据俱全，基本上摆脱了宋代易学，是纯粹的汉学易。而日本江户时代和韩国朝鲜王朝的汉学易研究，虽然在考据、文字训诂以及象数方面有所推进，但因长期受程朱官学易的影响，还未与宋易完全切割，有许多汉学易研究成果仍有宋易的影子，以汉易为主兼顾宋易象数的研究成果，屡见不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入日、韩的易学，更多是中国唐宋以后的官学易，而李鼎祚《周易集解》在宋始刊，流传不广，保存在其中的汉易不是易学主流，日、韩所接触到的汉易更多是通过清代汉学家疏解《周易集解》中的汉学易，这可能是日、韩易学家之所以关注毛奇龄、惠栋、张惠言等汉学家、其研究远不及中国的原因。就日、韩比较而言，日、韩汉学易也有细微差别，如江户时代的日本汉学易更注重文字训诂，在音韵训诂方面更深入和细致；而朝鲜王朝的韩国汉学易更注重象数，在象数研究方面更突出一些，这恰恰显示出东亚汉学易的本土化和个性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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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忠军，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中国经学研究中心

来源：《哲学研究》202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