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儒学在现代韩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68 次 更新时间:2007-04-12 02: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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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 (进入专栏)  

  

   一

  

   韩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有着深远的儒教传统。

   儒教发源于中国,它的创始人是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在汉武帝(公元前140—82年间在位)以前,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他以传授历史文化典籍,对士大夫们进行修身、齐家、治国等方面的教育,以及为宗法社会制订各种礼仪制度、道德规范等为主要工作。汉武帝时,接受了当时儒生们的建议,定儒学于一尊,儒学从此取得了官方正统的地位,儒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和价值标准与国家宗法制度密切地连结在了一起,具有了绝对的权威性。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的集中的代表者,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于儒教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的问题,众说不一。一般韩国学者认为,卫满朝鲜(公元前190—108年),汉四郡时代,汉朝的文物典章制度与学术思想等,已被移植和输入朝鲜半岛,能通中国古典的人已不少。更有的学者指出,据中国史籍《魏略》记载,战国末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时,朝鲜侯王与燕国已有交往。“据当时汉字的传来, 可推测汉字中所包含的儒教思想亦被传入、习得(注:柳承国:《韩国儒学史》(傅济功译),198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这都说明,韩国的儒教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

   至三国时代,儒教思想和中国典章制度都已有较大较明显的影响。高句丽在小林兽王二年(公元372年)时正式建立“太学”, 以教授儒教经典的“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为主,同时以《周礼》为依据,仿效中国法制,制订各种律令与社会统治体制。而据现存韩国最古的碑刻资料“广开土大王碑”的记述,则从高句丽开国君主东明王的治国遗训:“以道与治”中,即可窥见儒教的影响,而从碑文赞扬广开土王的治绩中,更可看到儒教政治原理的实践。考史籍,百济虽无建立儒教大学的记载,但其受儒教“五经”思想的影响也是很早的,而且十分深刻。百济很早就有“博士”的称谓,他们主要是精通儒教“五经”的“博士”。据日本《古事记》等史书记载,日本最早接触中国文化是通过百济的王仁博士。相传,王仁在日本应神天皇(公元270—313年)时,把《论语》、《千字文》等儒教经典传入日本。由此亦可见“五经”儒学在百济时代兴盛情况的一斑。据史书记载,新罗先是通过高句丽和百济接受中国文化的,在时间上较两国为晚,然而却有其独特的发展。新罗真兴王二十九年(公元568 )立的“黄草岭碑”中说:“纯风不扇,则世道乖真;玄化不敷,则邪伪交竞。是以帝王建号,莫不修己以安百姓。”这里“修己以安百姓”一语出自《论语·宪问》,是儒教的一个重要政治理念,可见当时新罗受儒教思想影响已相当深。又,真兴王时代创立的“花郎道”,以“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为修养要义,把中国儒释道思想与韩国传统思想结合起来,对于韩国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新罗统一三国后,进一步加强与唐朝的交流,引进唐朝的文化制度。神文王二年(公元682年)正式成立“国学”,教授儒教经典, 以《论语》、《孝经》为最基本的教材。同时,新罗还派遣大量留学生、留学僧入唐求学,涌现出不少杰出的学者、高僧,如《桂苑笔耕集》的作者崔致远,《往五天竺国传》的作者慧超等,都是名闻中韩的大学者。新罗、高丽时期的儒教,除了体现于礼教制度方面外,还具有浓厚的三教融会的特征和强烈的文学性,它与丽末传入的性理学儒教有很大的不同。

   高丽朝后期,随着程、朱性理学的传入,儒教在韩国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从丽末至整个朝鲜朝,儒学大家辈出,学派林立,理论创新,思想深邃,为韩国的儒教传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丽末恭愍王十六年(公元1367年)建立“成均馆”,任命当时一批著名儒者,如李穑、郑梦周等讲授讨论朱子学,于是,“学风由从来以文学为中心者,一转为以经史理论为中心的学风”(注:柳承国:《韩国儒学史》(傅济功译),198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在丽末的儒者中,郑梦周是最值得提出一谈的。他不仅在讲解朱子学方面有过人之处,而且身体力行性理学的节义精神,义无反顾地为高丽王朝殉节。他的道德学问得到了丽末鲜初儒者们的高度崇敬,被尊为“东方理学之祖”,甚至有言曰:“吾东方,自箕圣以后,至于丽季,阐开道学,有功斯文,无如郑梦周之比而。至使人人得知君臣父子之伦,内夏外夷之义者,亦皆梦周之功也。”(注:宋时烈(1607—1689)启文,引自《圃隐郑先生文集》“续录卷之三”,1985年韩国回想社出版。)

   柳承国教授把丽末儒学分为两大主流,指出两派的理论特点分别是:

   “圃隐郑梦周一系的学问强调人间内在的本性,以开发万古不变的人间道德意识为着眼点;但是,三峰郑道传系列与其说是对不变之人间性的开发,不如说更强调对应当时状况的创意的变革,不重观念的义理道德,而以人间意志之磨炼、知识的开发、鼓吹文化意识等为首务。”

   同时,他认为:

   “如言朝鲜儒学思想史之正统,比起郑道传一派,郑梦周一系则更能继承传统学脉的渊源。此点可说是韩国朱子学的特色,对韩国精神史造成了极大影响,此种影响并延及后世。”

   然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郑道传一派在襄助朝鲜王朝确立以儒教思想为建国理念方面是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的。对于朝鲜王朝推行儒教建国理念,以及由此而取得的社会作用,柳承国教授是这样来描述的:

   “从开国的太祖到第三代王太宗,其间致力于儒教思想的施政,达到了政治上的安定。至第九代成宗时,文物制度皆已确立,儒教思想皆已普及于庶民阶层,奠定了朝鲜王朝五百年的基础。”(注:柳承国:《韩国儒学史》(傅济功译),198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其中,尤其应当提到的是世宗大王(公元1419—1450年在位),他不仅创造了独特的韩国文字,并且实现了以礼乐治天下的儒教精神,达到了文化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巩固了韩民族精神的基础,因此一直被后世视为学术与政治调和一致的模范而称颂之、效法之。李朝中叶后,经过多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以郑梦周为代表的理学“道义派”发展起来,并诞生了韩国儒学双璧的退溪李滉(1501—1570)和栗谷李珥(1536—1584),李朝理学由此达到了全盛时期。他们的理学思想都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退溪通过理气性情之辨,为人们提示了正直的真理与行为的标准,给后世以很深的影响,故而有“海东朱子”之称。栗谷认为,真正的学问必须内基于人伦的德性涵养,外能明物理之治理与富强。因此,他非常强调义理与实利的辩证结合。同时,他在对待其他学派思想时也能在辨正的同时加以积极的融通。他的这些学风,对以后实学思想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儒学“正德”、“利用”、“厚生”的传统学问中,性理学是更偏重于“正德”之学的,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其末流不免陷于空疏、迂腐而脱离现实。朝鲜后期,在当时社会现实的刺激下,受清朝考证学的影响,儒学学风也有所变化。此时,一批儒者推崇阳明学,更注重于“利用”、“厚生”等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学问。他对于韩国社会向近现代的发展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综观韩国历史,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儒教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地有所改变,但儒教的基本理念,诸如“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大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已经深深地根植于韩国文化之中,成为韩国民族精神的基石,而且一直延续至今。

  

   二

  

   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在西洋文明的强烈冲击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韩国也曾出现过一股激烈批判和否定儒教的所谓“儒教亡国论”的思潮,认为只有抛弃儒教,韩国才能走向近代化。而同时,也有相当一批儒教学者则认为,韩国亡国的原因不在儒教,而在于没有真正地去实践儒教的真理。所以,他们主张要认真研究和把握儒教的本质,真正地去实践儒教,以匡救亡国之恨,并因此提出了“儒教勃兴论”。这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至今尚在一些人中争论不休。但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超越了这两种极端论的思维模式,而以开放的、现代的眼光来审视儒教思想,以现实的、可行的态度来继承儒教思想。

   让我们暂时把这些理论上的争论放在一边,看一看儒教在现代韩国社会生活中究竟有多少影响。在一本通俗的韩国观光指南的小册子中,对韩国的传统与习俗有如下简要的介绍:

   “一般韩国人,都不承认他们信仰儒教,可是在很多的生活表现上,却具有儒家色彩。在社会生活中,反映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长幼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关系的阶级组织,则反映出对老人的尊敬、对教育的渴求、对死者的祭祀仪式和继续扩大家庭的影响力,……忠孝思想仍然是教育儿童的基本道德。”

   又,在“宗教”栏中该小册子介绍说:

   “大部分国民遵守严格的儒教习俗,尤其近年来渐倾向于物质化、非人间化的现代社会中,儒教的价值与智慧逐渐受人瞩目。”(注:据韩国观光公社编印出版的“大韩民国旅游指南”。该书编者注曰:“这本小册的资料,均以1991年4月为准。”)

   这本小册子的简要介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教在现代韩国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状况。事实上,当前在原儒教文化圈内的东亚各国,对于儒学的推崇和儒教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无过于韩国者(注:高丽大学编《韩国民俗大观》“序”说:“至今,儒教在韩国社会中也占有绝对的比重。……所以,在当今现代化、西洋化风潮中,韩国在东洋三国中仍然是一个父家长制、血缘主义最强的社会。”)。以下,将就我所见,探析一下儒教在现代韩国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状况和实际影响。

   韩国的成均馆相当于中国的阙里孔庙,是儒教命脉延续的象征。在韩国的成均馆内,不仅供奉着孔圣十哲和中、韩两国的历代儒家著名圣贤,而且至今完整地保存着李朝以来的春秋两季释奠礼,乃至于中国的阙里孔庙要在韩国成均馆的指导下,重新学回明代的释奠礼。除春秋两季盛大的释奠礼外,成均馆还在每月的初一、十五行焚香礼,以表达儒者们对先圣先师的崇敬之心。成均馆属下的地方组织是各地的“乡校”,各地“乡校”除实施一般中小学教育外,至今还专门设有“明伦堂”,对学生进行经书教育和道义宣传活动。

   在韩国,人们对于历史上著名的儒者是十分敬崇的,大力保护他们的遗迹、文物等,供今人瞻仰、缅怀。我参观过安东河回村柳承龙的故居,他的后代和族人们为缅怀他,自愿集资修建了纪念馆,陈列柳氏遗物事迹,供人瞻仰,其精神甚是感人。我还瞻仰过李朝两位最著名的儒者李退溪和李栗谷的故居和他们讲学的书院,乌竹轩和陶山书院中所陈列的文物事迹,无一不激发起人们对这两位先贤道德学问的崇敬和仰慕,是对今人,尤其是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极好场所。附带需要提及的是,韩国现行货币中只有三种面额的纸币(1000圆、5000 圆、 10000圆),而这三种纸币上的头像则分别为世宗大王、 李退溪和李栗谷,即此亦可窥见当今韩国社会对儒教的尊崇程度。

儒教对于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儒教伦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究竟有多大的作用?这些问题在东亚各国的学者中是见仁见智,争执不定,莫衷一是,韩国似乎也不例外。这里,我不想去评判这些不同意见的孰是孰非,而只想指出如下的事实。那就是,在韩国有许多企业积极支持或创办各类以著名儒者命名的研究所、研究院等,其中著名的如:“退溪学研究院”、“国际退溪学会”、“栗谷研究会”、“栗谷思想研究院”、“栗谷文化院”、“圃隐思想研究院”、“阳邨思想研究院”、“茶山思想研究院”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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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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