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代哲学的主流是回归原始儒学”，许多学者都曾发表灼见。这一“回归原始儒学”的过程，始终伴随着清代儒家学者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循学界惯例，本文所谓“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对于这种批判，论者历来以肯定、赞扬为多。笔者认为，这种批判既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又在儒学史、哲学史上表现出一定的退步性，并由此导致清代哲学“回归原始儒学”历史作用的二重性。
从“清代无哲学”说起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写道：“吾常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他认为清代学术只有“方法”而没有“主义”，其典型便是清代盛行的考据学。王茂在《清代哲学》一书的绪论中，认为梁氏“这个论点影响很大，以致造成一种‘清代无哲学’，或‘清初大儒之后无哲学’的普遍印象”。哲学总是基于一定的“主义”而不仅仅是某种“方法”，倘若“无主义”，自然便是“无哲学”。针对梁氏的论点，王茂提出：“如果说，宋代的‘主义’是理学，明代的‘主义’是心学，以此例之，清代似乎没有‘主义’，有的只是考据学。所以给人的印象是只有研究法，而没有‘主义’。”但实际上清代哲学并非只有考据学和各种学科的方法，“它的‘主义’就是反思辨（包括理学的、心学的思辨以及佛释老庄），重实学，而以《六经》孔孟为依归”。
清代哲学的“主义”，就是崇实黜虚，回归孔孟。“因此我们说，‘回到原始儒学’，就是清代的‘主义’。”对此论断，张岱年深以为然，他说《清代哲学》一书“认为清代哲学的主流是回归原始儒学，深窥清学的要旨”。这就明确地肯定了清代哲学的“要旨”就是回归原始儒学。
而无论从理论的逻辑看，还是从历史的事实看，清代哲学回归原始儒学，必然要伴随着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清代哲学是继宋明理学之后的哲学，它向原始儒学的回归，不能跨越作为那个时代的学术背景的宋明理学。
清代儒家学者批判宋明理学的两个维度
在考察清代哲学向原始儒学的回归时，不可忽略清代儒家学者长期致力于原始儒家典籍的考订、辨伪、校勘和阐释，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形成了内容庞大而精深的考据学。乾嘉考据学的兴盛，就是清代哲学向原始儒学回归的重要标志。
与此同时，清代儒家学者对宋明理学进行了大量的批判（包括他们在考据学中对宋明理学的批判）。这些批判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维度。
第一，批判宋明理学之“虚”而提倡“实学”。张岱年指出：“明清之际，从事学术的明代遗民，遭受亡国的惨痛，考察明室覆亡的原因，归咎于宋明理学的空疏，于是力图黜虚崇实，达到了学术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就是“实学”兴起和发展的阶段。以明末清初批判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颜李学派创始人颜元为例，他力倡“实学”，强调“救蔽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实学不明，言虽精，书虽备，于世何功，于道何补”。颜元实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就是对宋明理学空疏流弊的激烈批判，以致《四库全书总目》谓颜元“其说于程朱陆王皆深有不满……多有激之谈，攻驳先儒，未免已甚”。此语虽然对颜元“攻驳先儒”不无贬抑，却也道出了颜元激烈地批判宋儒的事实。当时众多儒家学者与颜元一样，批判宋明理学注重天道人心、理气性情、格物致知的思辨之风，而主张回归原始儒学注重礼乐制度、伦理纲常、六艺事功的务实之风。可见清代哲学向原始儒学回归的重要途径是提倡实学。
第二，批判宋明理学之“杂”而“纯化”儒学。所谓“杂”，即“杂糅佛老”，又被称为“糅合释老”。清代儒家学者在分析导致宋明理学空疏流弊的深层原因时，认为正是由于宋儒“杂糅佛老”而导致宋明理学虚而不实。张岱年提出，实学“所谓实者，有训诂考据之实，有修养履践之实，有国计民生之实。但总的倾向是：力求排除宋明理学所受道家和佛学的影响而复归于孔孟，可以称之为孔孟学说的复归”。宋明理学之“虚”与“受道家和佛学影响”相关。相比于原始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特征是“出入于佛老”，即吸纳、融汇了道家和佛家某些方面的思想观念。这在清代儒家学者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被视为“离经叛道”。尤其是宋明理学对佛家学说的吸纳，更是被指责为“阳儒阴释”“率天下而禅”。颜元说朱熹等宋儒与释氏无异，“释氏谈虚之宋儒，宋儒谈理之释氏，其间不能一寸”，宋儒的朱、陆两派“俱非孔子之派”而与释氏几无差别，只不过释氏谈“虚”而宋儒谈“理”或“心”。颜元还以孔孟“明德亲民之道”衡量宋儒，认为“以孔门明德、亲民之道律之，皆未有似焉；有其似，亦禅宗虚局而已矣”。他指责宋儒之说与佛教一样是“禅宗虚局”。此类对于宋明理学吸纳佛老思想的批判，宗旨是回归孔孟，“纯化”儒学，颜元谓之“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而张岱年在认为宋明理学受道家和佛教思想影响的同时，准确地指出：“理学兼采道家与佛家的一些观点及思想方法而归本于孔孟之说。”即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而论，尽管其中的注疏吸纳了道家和佛教的某些学说，却仍应归宗孔孟。而清代批判宋明理学的儒家学者，则未能有睿识如张岱年，乃至不符合事实地断言“程朱灭孔子之道”。
清代儒家学者批判宋明理学的上述两个维度，是紧密地相互关联的。一言以蔽之，这种关联在于：基于原始儒学注重实践实功的品格而批判宋儒之学的空疏，同时将宋明理学的空疏之风归因于宋儒“杂糅佛老”而予以批判。
清代哲学“回归原始儒学”历史作用的二重性
清代儒家学者践行“回归原始儒学”，造就了乾嘉考据学的兴盛，并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持续批判。对此，学术界历来给予了高度的正面评价。笔者认为这些评价至今仍然值得重视，但清代哲学“回归原始儒学”的历史作用具有二重性，这个问题尚有待论者关注和思考。
清代儒家学者崇实黜虚，批判宋明理学（特别是其后期）的空疏学风，不仅有助于世人深入认识宋明理学，而且有益于彰显和弘扬原始儒学注重社会实践、关切民生实功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品格，是由孔子所奠定的，所谓“性与天道，子所罕言”。在当时学风空疏的时代背景下，清代儒家学者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发扬了原始儒学重实行、黜虚妄的价值取向。这对于当时和后世的中国社会进步、思想与学术发展，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同时，清代儒家学者批判宋明理学“以静坐为修身，以读书为悟道”的学问之道，力倡“经世致用”。这种追求“实事实功”的学问，虽然在哲学形而上学领域有欠精深，却也推动了清代多种专门学问、技术和研究方法的形成与进步。当其时，专门之学兴盛，多种学科并起，天文学、数学、金石学、地理学、校勘学、历史学、语言文字学、音韵学、名物学、典章制度学等学科盛况空前。这种状况，为中国传统学术从古代走向近代做了准备。这与当时的知识分子经过清代儒家学者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在某些方面摆脱了宋明理学的思想束缚而形成新的思维方式紧密相关。
此外，如何评价清代儒家学者对于宋明理学“杂糅佛老”的批判，是需要我们认真分析的。所谓宋明理学“杂糅佛老”，实质是采纳道家和佛教的道气、有无、动静、无极太极、心物、本末、能所等观念，吸纳、融汇道家和佛教的宇宙论、心性论、修养论等学说和思维方法，实现了传统儒家思想的思辨化、哲学化。宋明理学始终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和本位，并且不取道、佛二家的虚无、出世之说，在学问根本和价值追求上一以贯之地立足于儒家立场。诚如张岱年所指出的，宋明理学是“归本于孔孟之说”的。原始儒学始终是宋明理学的“源”和“本”。所谓“朱子灭孔孟之道”“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之类的说法，不是误读，便是曲解。
宋明理学由于吸纳、融汇了佛道思想，其学说确实已经有别于原始儒学，或者说使传统儒学的面目有所改变。唯其如此，宋明理学又被称为“宋明新儒学”。所谓“新”，不仅是就时序和朝代更迭而言，也是就学说的内容和观念创新而言。这正是宋明理学超越原始儒学之处，也是其被视为中国儒学史乃至哲学史上继先秦哲学之后的又一座思想高峰的原因所在。笔者于此顺便提及，有论者认为清代儒家学者对宋明理学“杂糅佛老”的批判是“学术辨伪”。笔者则以为，作为“新儒学”的宋明理学是传统儒学演变、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新形态，是以原始儒学为宗、融摄道家和佛教学说而形成的新的哲学系统。它与原始儒学自然有区别，但它无疑是归宗于儒学的，因此无“伪”可辨。
从文明进步的角度看，中华文明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以儒、释、道为主流的“三教合一”的文明形态。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儒、释、道三大学术流派虽然持论各异，却又交融互摄，共同推动着中华文明的进步。就儒家文明而论，正因为它吸纳、融汇了道家和佛教的思想成果，才达到了更高的文明层次。倘若它故步自封，一概拒绝接受其他学派的思想、学说，那么它就只能成为僵化的历史遗存。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儒学理论中，可以说宋明理学是最能吸纳、融汇其他学派思想观念的。与之相比，清代儒家学者对宋明理学“杂糅佛老”的批判，表现出对于其他学派思想学说的拒斥，在某种意义上是学术史、文明史上的一种退步。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代哲学“回归原始儒学”的历史作用具有二重性：它既在历史上产生了积极、进步的作用，又具有保守、退步的一面。
（作者：余秉颐，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