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中国哲学的价值观问题 ——张岱年对中国哲学研究的贡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 次 更新时间:2022-05-22 20:53:32

进入专题: 中国哲学  

蒙培元 (进入专栏)  

  

   【提要】文章紧扣张岱年先生对中国哲学价值观的分析层层展开,从价值概念的外延,深入价值的内在意义,又分析比较儒墨两家价值观的不同,最后概括了中国哲学整体价值观的特点。文章认为,中国哲学肯定人具有独特优异的内在价值,弘扬人的精神价值,重视以道德自觉为核心的“中国实践理性”,这些研究性的判断和结论,是张岱年先生对中国哲学价值观研究的主要贡献。

  

  

   张岱年先生在其晚年,特别关注哲学价值观的问题,陆续发表了多篇有关价值与价值观的文章。这些文章从当代的“问题意识”出发,对中国哲学价值观做了深刻分析,阐述了中国哲学价值观的特点。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做出了许多贡献,价值观的研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贡献。

   凡哲学都是用范畴概念表述其意义的,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不仅如此,中国哲学就其基本特征而言,更重视价值观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一种价值哲学。但中国哲学有关价值方面的范畴概念,与西方哲学不尽相同。对此,要用分析的方法将其讲清楚,才能进行中西比较与对话。这正是张先生所要做的。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长于分析。那么,能不能运用西方的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哲学呢?这是中西哲学碰撞之后所遇到的首要问题。蔡元培先生将其说成是“一个手指头”的问题,有些学者(如劳思光先生)将其比喻为显微镜,认为可以用来研究中国哲学。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前辈学者普遍使用了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哲学,并取得了成就,而张先生则运用得特别成功。他的分析,使中国哲学的范畴概念更加清晰明确,更有利于了解其中的深层意蕴。对价值概念的分析就是如此。不过,西方的分析方法与西方哲学的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运用这种方法的时候,当然要十分慎重,要注意到中国哲学的特点。张先生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分析是以把握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为前提的,所以并不会使中国哲学西方化。

   其实,中国哲学并不是没有分析方法,《中庸》所说的“致广大而尽精微”,其中的“尽精微”就是分析方法。玄学家的“辩名析理”、理学家朱熹的“铢分毫析”、“条分缕析”,更是分析方法。只是在中国哲学中,分析方法未能发展,更没有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哲学”,这可能是它的缺点,也可能是它的优点。现在我们研究中国哲学,既要克服其缺点,又要发扬其优点,这样才能深入中国哲学的内部,既分辨其细致之处,又掌握其整体特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张先生的分析是一种意义分析,而不是一般所说的逻辑分析(外延逻辑),也不是纯粹的语言分析(包括所谓语义分析)。这本身就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特点。当然,分析(张先生称之为“解析”)作为一种普遍运用的方法,并不是研究工作的全部,分析是为了综合,即更确切地了解中国哲学价值观的基本特征。如果只停留在分析阶段,就很难理解中国哲学价值观的全貌。



   何谓价值?如何确定价值的含义?这是价值研究的第一步。一种最流行的观点是,“价值的意义就在于需要的满足”[1]。

   很多研究价值哲学的人都采用这种观点,认为这是价值的唯一定义。他们认为,只有人才是主体,人的需要决定了价值,因此,价值是“属人”的。张先生肯定这是价值的一项“重要意义”或“基本意义”,但同时又明确指出,这并不是价值的全部含义,更不是价值的深层含义。“以满足需要来界定价值,还不能说明有关价值的一切问题,人们的需要有高低之分,既有高级的需要,也有低级的需要。”[2] 对此,张先生进一步分析说:“有的需要有较高的价值,有的需要有较低的价值。对于需要的评价,即确定需要的价值的高低。”[3] 人的需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需要,一类是精神需要。物质需要是人与动物共有的,精神需要则是人所特有的。二者相比,“可以说精神需要高于物质生活的需要”。[4] 与此相应,满足精神需要的价值高于物质需要的价值。就中国哲学而言,古代哲学家区分了这两种需要及其价值,而以精神需要及其价值为更高,特别是儒家,“高扬了精神生活的价值”[5]。这正是儒学的“奥义”之所在。

   此外,价值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张先生的价值分析,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这正是他不满足于以人的需要来界定价值的原因所在。他说:“价值的更深一层的含义,不在于满足人们如何如何的需要,而在于具有内在的优异特性。”[6] 所谓“优异特性”,不同于通常所说的性质或属性,“优异”是一种评价,也就是价值,它不是外在的,而是事物自身所具有的,这就是“内在价值”。“内在价值”不是由需要来说明的,是以自身来说明的。明确肯定有“内在价值”,并说明“内在价值”是价值的更深一层的含义,这是张先生的一个重要贡献。

   就“内在价值”而言,首先是“人的价值”。因为人是自然界中最“贵”者,人是“万物之灵”。中国哲学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中国哲学虽然没有“价值”这个词,但是有表示价值内涵的概念,张先生认为它在中国哲学中被称之为“贵”。孟子所说的“良贵”,就是指人的价值,孟子所说的“人人有贵于己者”,就是讲人的内在价值。其他如《孝经》所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所说的人“最为天下贵”,董仲舒所说“人之所以贵”,邵雍所说人“为万物之灵”,等等,都是讲人高于其他动物的内在价值。我认为,“贵”或“良贵”确实能说明价值的意义,如果再进一步追问,“贵”的真正内容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性及其在社会与自然界的地位及作用,与此相联系的许多范畴概念都能表示人的“内在价值”。

  

  

   由此出发,张先生层层分析,将人的价值的意义充分展示出来。首先,他指出人的价值又有不同层面的意义。一层意义是指“人类作为一个物类所具有的价值”[7],这是就人这个“类”而言的,人是万物之中最高的类,由此具有更高的价值。但这是不是人类中心论呢?张先生没有说。根据他在后面的分析看,他并不主张人类中心论。另一层意义是指“个人价值”,这是相对于人这个“类”而言的,个人虽然是类中的成员,但是又有相对独立性,每个人都有其独特价值,这是人的价值的最重要的含义。进一步的分析又指出,个人价值也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指个人的社会作用即社会价值;二是指个人的人格尊严即自我价值。个人具有独立人格,有人格尊严,这是中国哲学关于人的价值的重要内容,为许多哲学家所重视。比如孔子所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就是对个人尊严的充分肯定。

   有些研究哲学的人,不承认中国哲学重视个人价值,认为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只讲群体的人,不讲个体的人,个人只是社会群体中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社会“角色”,只能起“螺丝钉”的作用,却没有个人价值。这种看法似乎很有理,但却是错误的。张先生明确地指出,中国哲学不仅讲群体价值,而且讲个人价值,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群体价值是由个人价值实现的,个人虽然是群体中的一员,却又有个体人格的独立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足以消除一些模糊和错误的观点。这里所说的“自我价值”,既包括人的“特异的智能”,又包括人的“道德的自觉性”[8],尤其以“道德自觉”为个人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中国哲学独特之处。

   值得重视的是,张先生除了肯定“人的价值”,还提出“生的价值”,即生命价值。这是价值研究中很少受到重视的一个问题,但又是一个十分重要、十分有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对于重新认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作用,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张先生认为,“生的价值”即生命价值,同样不能以满足人的需要来界定,这也是一种“内在价值”,相对于非生物而言,“生命的价值在于具有优异的特性”[9]。就此而论,生命之物与人同有“内在价值”,因为人也是生命之物。虽然人是万物之中最贵者,但是从生命的意义上说,“人的价值”作为“内在价值”,包含在“生的价值”之中。这就意味着,对一切生命都要尊重。人不仅要尊重别人,而且要尊重一切生命,这实际上突破了人类中心论,具有深层生态学的意义。在中国哲学中,“生的价值”的学说不仅有丰富的内容,而且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天人合一论”就与此有密切关系。按照张先生的说法,“天人合一”是“天人之际”的问题,“天人之际即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10] 既然是“根本问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人与自然界的生命之物的关系,就是维持生态和谐的关键性因素,而要维持这种和谐,又关系到整个自然界。承认生命的“内在价值”,就能正确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张先生对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的思想给与了很高评价,认为张载以人民为同胞兄弟,以万物为朋友伴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

   经过层层分析,张先生总结出价值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即基本含义和深层含义。前者是能满足人的一定的需要即“功用价值”,后者是事物本身具有的优异特性即“内在价值”。掌握了这两层含义,就能深入理解中国哲学价值观的全部意义。中国哲学不同学派在价值问题上也有争论,其争论的实质,往往在于对价值的意涵理解不同。张先生以儒、墨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儒、墨两家都讲仁义,都讲价值,但意义是否相同呢?过去很少有人能说清楚。张先生提出一个重要看法,“儒家肯定道德具有内在价值,所以宣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即认为仁义具有崇高的内在价值。”“墨家断言‘义,利也。’即认为价值就是功用价值,不承认有内在价值。”[11] 儒家肯定人的“内在价值”而墨家只讲“功用价值”,这就是儒、墨两家的价值观的主要区别。这个分析十分深刻。有人认为,儒家的仁是“爱有差等”,墨家的仁是“爱无差等”,因此,儒家的爱是自私的,墨家的爱是无私的,其结论是,墨家的仁爱比儒家更有价值。这种看法混淆了“内在价值”与“功用价值”的不同层次的意义,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功利为标准衡量价值,实际上抹杀了“内在价值”。儒家虽然讲“爱有差等”,但那是就“内在价值”的差异性而言,并不否定其共同性;墨家的“爱无差等”则是建立在外在的利益之上的。这就是说,墨家所说的仁爱,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利益;儒家的仁爱,是目的本身,不是以仁爱为手段而实现别的目的。儒家的价值观,包括了“功用价值”(儒家并不否定功利)而以“内在价值”为最高价值;墨家的价值观,只讲“功用价值”而无“内在价值”,其讲“功用价值”自然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不讲“内在价值”就是很大的缺陷。


  

张先生运用价值分析,说明中国哲学各学派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同时,又进行了中西比较,以说明二者之间的同异。这就从一个更广的视野提供了认识价值观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空间。将价值界定为“满足人的需要”,这本来是西方哲学价值观的根本观点,且有广泛的影响。张先生承认这是价值的一个“重要含义”甚至“基本含义”。但他认为,绝不能将价值仅仅限于“满足人的需要”这一种含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哲学  

本文责编:sunxuqi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3954.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