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儒学现代发展的几个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 次 更新时间:2022-05-23 00: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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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 (进入专栏)  

  

  


   【提要】儒学的现代发展有三个阶段,当前是儒学进入多元文化对话时期,出现了向不同层面发展的趋势。要阐明儒学的意义,需要深入先哲的心灵世界,通过体验的方法,领会其生命意义,从当代的问题意识出发,开展深层对话,以解决儒学与政治、宗教的关系问题。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仁,仁是普遍的生命关怀,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不同于单纯的知性学说。仁的实现,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整体的生态和谐。这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出路,也是儒学普世价值之所在。

  

  

   儒学的现代发展,遇到一些需要说明和解释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看似已经解决,其实并未解决,只是被当前的“儒学热”掩盖起来了。当前出现的“儒学热”,更多地表现了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价值失衡的困惑及回归传统文化的普遍要求,真正有深度的研究并不多。如果不进行深入研究,又如何普及和发展?要进行研究,首先要解决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本文只提出其中三个方面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儒学现代发展的时代特点

  

   众所周知,近现代以来,儒学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有社会历史层面的,又有思想理论层面的,首先是社会历史层面的。但是,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联结在一起,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也不是“谁决定谁”或“谁压倒谁”的问题,而是如何看待思想文化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的问题,就思想文化层面而言,又有如何看待儒学意识形态化的问题。

   正是在历史的发展变化中,儒学承担了不同的角色,其发展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形态,这是很值得研究和反思的现象。大体而言,近现代以来,儒学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具有不同特点。这三个阶段,不仅仅是从历史顺序上说的,更重要的是从问题的演进上说的。

   第一个阶段,是中西文化全面冲突时期,儒学则首当其冲,成为焦点。究其原因,儒学承担了意识形态的角色。在社会急剧转变的时刻,儒学要么被当作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精神武器,要么被看作阻碍中国社会转型的绊脚石,两种势力都拿儒学说话。中华民族要生存发展,必须走工业化之路,这是历史大势之所向,可用儒学中“势”的学说去说明。正是在历史的层面上,才有所谓先进与落后、进步与保守之说。

   从洋务运动开始,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就是以儒学为立国之本,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为其所用。这个儒学,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以及旧的体制,事实上并不成功,后来受到严复等人的批判。戊戌变法中,康有为以“托古改制”的公羊学,谭嗣同以重新解释过的儒家仁学,作为变法革新的武器,试图以儒学作为新政的理论支持,同样没有成功。谭嗣同的“仁学”,不乏激进的内容,但其理论主要是吸收他所了解的物理学的有限知识,并未阐明仁的人文性质和深层内容,究其原因,也是将儒学视为新的意识形态,以此解决社会制度的问题。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提倡儒家的“大同”说,作为建国理想,用意很好,但其主要的政治理念是西方的自由、平等和民主。而被意识形态化的儒学,与此是直接对立的。他还提出“精神建设”的问题,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都成了“空想”。在当时的一些激进理论家看来,儒学对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已显得“格格不入”,只能被称为历史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并不完全相同,但这些问题还未提到日程)。

   当时的普遍意识是,儒学代表了封建帝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代名词,因而是落后、保守的。西方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代表先进的社会制度,因而是进步的。中国要改变落后局面,只有向西方学习。人们真正看中的是制度层面的问题,未能顾及更多方面的内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首先面临着制度的转型,而儒学未能提供这方面的新学说。

   但是,制度的问题并未由此而得到解决。于是便出现了进一步追溯其背后的文化根源的思潮,催生了中国的“思想启蒙”,五四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科学与民主,成为五四的两大旗帜,儒学则成为对立面,即愚昧和专制的代名词。五四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但五四仍然具有实用的性质,它提出的两大口号,其根本目的仍然是解决社会制度问题。其代表人物陈独秀就明确提出,文化问题的解决,是中国问题的最后之最后解决。意思是,社会政治问题是最后的解决,而要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又必须解决文化问题。这是很有代表性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因而有象征意义。所谓文化问题的最后解决,就是用西学取代儒学,这也就是“全盘西化”的含义所在。“全盘西化”当然是全面的,包括民族习惯、生活方式、精神信仰、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但其根本指向,仍然是社会政治制度问题,并且将文化的其他方面的内容与此紧紧联系在一起。

   五四作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功不可没。但是,它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深刻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西方启蒙在中国(而且是部分地),缺了中国文化的根。这里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儒学能不能开出科学与民主之花,而且有更深层次的目的性问题,比如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一类的根本问题。由于没有也来不及对儒学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和反思,因而无法揭示儒学的内在本质和现代意义。

   其实,当时的一些学者和思想家已经开始思考这一类的问题,并进行了新的探索。其中,梁漱溟于1920年出版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就是这一探索的代表作。他从文化哲学入手,对中、西、印之间的不同的文化特征进行了阐述,肯定了儒家文化的当代和未来价值,开始了重新反思儒学的第一步。其后,1923年的“科玄论战”亦即“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则是两种文化观之间的一次直接交锋。张君劢试图从人生观的角度,回归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肯定其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梁启超则从游欧的亲身经历证明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但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却对他们进行了批判,称其为“玄学鬼”。双方争论的问题虽然很琐细、很幼稚,但是,问题本身却很有意义。这实际上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一次正式交锋,为后来的儒学发展埋下了伏笔。后来的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如熊十力等人,对科学主义都提出了批判。“人生观”固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已深入哲学层面,涉及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只用科学方法去解决,那就未免太简单了。这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儒学在其中有何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二个阶段是中西文化广泛交流时期,儒学开始了新的理论建构。这种理论建构,从总体上说,离不开西学的背景和影响。由于西学处于明显的优势,这一时期的儒家大都用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方法解释儒家思想,故称“以西解中”式的儒学(也有人用“中西互释”的方法)。其特点是走出意识形态和实用的路子,从哲学理论层面探讨儒学的本质,建立现代新儒学。这就是现代新儒家所做的工作。他们大都学贯中西,具有理论创造精神和民族自觉意识。有鉴于民族危难或民族文化的“花果飘零”,他们肩负起重振民族精神、重建精神家园的历史使命,各自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为儒学的现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代新儒家并不是一个统一学派,甚至不是一个学术团体,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实现儒学的现代化。他们立足于儒学的丰富资源,吸取西方哲学的成果,运用独立思考,创立现代新儒学,使其具有现代形态。他们虽然从事高深的哲学研究与写作,但是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这一点继承了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他们将现实关怀,化为理论创造,因而具有自由精神。新儒家的哲学,是“接着”传统儒学,特别是宋明儒学讲的,主要有两派,即新理学与新心学。他们之间的理论区别,比起宋明时期的理学与心学的区别,更加明显,具有现代哲学的某些特征。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认为,只有用西方某种哲学的观念和方法分析中国哲学,才能使儒学现代化。他们之中最具理论影响力的两位哲学家,冯友兰与牟宗三,在这方面表现得就很明显。冯友兰用新实在论和逻辑分析方法,结合程朱理学,建立了“新理学”,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更加“空灵”的哲学,不再“拖泥带水”。牟宗三则是“消化康德”,即用康德的实践理性解释儒学,由此建立起“完全理性”的道德的形上学。他自称,这种“道德的形上学”,不同于康德的“道德底形上学”,因为它既是哲学的,又是宗教的,但又是“完全理性”的。但儒学中的情感因素,基本被排除了,其背后的影子,就是康德的“纯粹理性”。

   这既是他们取得的成就,又是留给我们的问题。他们的选择取向虽不同,但是“以西释中”的进路则是共同的。按照这种进路,儒学的核心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是变成了某种西方哲学的概念符号?儒学自身的特点如何体现?他们对中国哲学都有很深的造诣,也都有儒家哲学现代化的使命感,但是,他们创建现代儒学的途径和方法是不是受到西方哲学观、价值观的影响?这与一定的历史条件有关。因此,他们的成就代表了一个发展阶段的成就。

   第三个阶段是多元文化对话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式迎来了这个时代。儒学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员,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文明对话中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儒学发展的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阶段。

   文化是多元的,这本来是世界文明发展中早已存在的事实,但是,长久以来,由于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并掌握了话语权,在当时的语境下,只有西学背景下的“东方学”(赛义德)或“汉学”(西方汉学家的“贡献”值得尊敬),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儒学,更没有平等的对话和理解。要形成一种平等对话的“格局”,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现在,这种条件出现了。

   首先是,人们普遍承认,现代化有不同发展模式,其中,当然包括文化多元化的并存。东亚社会的现代转型,特别是中国的现代化,其发展模式有自己的独特性,并不同于西方模式,这就促使人们反思东方社会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究竟有何关系。由于长期以来,儒学是东亚社会的主导文化,为此,有人提出“儒家资本主义”之说。后因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这种说法受到质疑,但是,改革开放的事实已经说明,儒学作为本土文化,至少与现代化并不冲突,正好相反,它能够成为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发挥其重要作用。

   从社会制度层面反思儒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是如此,从其他方面反思儒学就更是如此。问题在于,任何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有不同层面的内容,其中必有精神层面的丰富内容,由此构成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文明。正是这些精神要素形成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独特的精神风貌、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和精神诉求,也就是具有民族特征的价值系统。这种精神层面的文化包括宗教、哲学、伦理、美学、文学、艺术等等,具有超越历史的永久性价值和普遍性意义,不能仅由社会制度来决定或说明。普世价值是由特殊形态的文化表现出来的,没有所谓悬空而来的抽象的普世价值。我们承认西方文化中的普世价值,但儒学中也有普世价值,因此,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对话才有可能。这应是现代文化多元化的真义。儒学之所以进入全球视野,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的儒学研究,已开始突破已有的知识框架,向不同层面发展,并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这是一种好现象。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有所谓文化儒学、管理儒学、制度儒学、政治儒学、伦理儒学、美学儒学、生活儒学,当然还有哲学儒学甚至宗教儒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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