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要将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真正落实为当代中国哲学自觉的工作方式，必须在一系列具有前提性的重大哲学基础理论问题上实现根本性的观念变革，其中哲学观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哲学观的深刻启蒙和自我革命。为此，我们必须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观变革，实现哲学思想的“头脑”与“世界”真实关系的自觉，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确立坚实的生长点；必须实现哲学从“独立的知识王国”向“动态的问题逻辑”的转变，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寻求现实的思想路径；必须以哲学的“内在批判”克服“外在批判”，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注入真实的动力。只有确立与之相适应的哲学观，并转变与之相悖的旧哲学观，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才能获得坚实的前提。

关键词：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哲学观；当代中国哲学

“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一项重大任务，围绕这一任务的必要性及其思想内涵，学者们已经从多方面进行了阐发。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要将它真正落实为当代中国哲学自觉的工作方式，必须在一系列具有前提性的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上实现根本性的观念转变。在这些问题中，哲学观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哲学观事关哲学的自我理解和自觉意识，如何理解哲学自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如何理解哲学的存在方式和工作方式。在一定意义上，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哲学观的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只有确立与之相适应的哲学观，并转变与之相悖的旧哲学观，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才能获得坚实的前提。

一、“头脑”与“世界”真实关系的自觉：“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坚实生长点

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要求我们立足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和历史实践，以之作为观照对象和思想根基。对此，人们已具有充分的共识。但是，切实落实这一观念并非易事。如果不能在哲学观的高度上，对哲学思想的“头脑”与它处身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的真实关系形成自觉的认识并实现哲学观的转变，那么，无论人们怎么对此予以强调，哲学的目光仍不可避免地将偏离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和历史实践，并因此使当代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失去真实的生长点。

在哲学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哲学家不宣称自己的哲学所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例如，作为哲学史上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就曾这样说道：“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黑格尔，第42页），“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现实性”（同上，第44页）。费尔巴哈虽然拒斥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立场，认为后者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实质是将“被思想的或被想像的本质当作自己的原则”（《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13页），但他以“感性”原则克服黑格尔的“超感性”原则，其目的同样是要让哲学回归现实世界，其区别仅在于他试图废除黑格尔把“思想实在化”的“逻辑泛神论”，把基于“感性对象性”所形成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及其统一体把握为真正的“现实世界”。

可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主张哲学以现实世界作为观照对象和思想根基，而在于如何理解“现实世界”的性质以及如何理解哲学与“现实世界”的真实关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这一段著名的论述，蕴含着十分重要的双重意蕴：第一，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由于都不懂得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的意义，因而它们虽然都试图理解“现实世界”，其结果却是从两个抽象的极端导致了对现实世界的分裂和抽象化理解。第二，它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之所以陷入抽象，是因为它们都试图站到现实世界之外，从某种绝对的原则出发去规定现实世界，这种绝对原则或者体现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或者体现为黑格尔的“思辨理性”，虽然表现和形态各异，但在实质上都代表着“离开实践的思维”。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虽然“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他“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同上），因而终究是个“理论家”和“哲学家”，黑格尔则把现实世界归结为哲学的“思想本质”，“哲学家——他本身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3页），因而这种“思想本质”实质上是哲学家“头脑”的思辨产物。以此为前提，哲学家的“头脑”与现实世界必然处于“外在反思”的关系之中。

哲学家的“头脑”与现实世界的这种“外在反思”关系，在根本上割裂了“头脑”与“世界”的真实关系，这意味着哲学思想的“头脑”与它处身于其中的世界处于二元对立的分裂状态。以此为前提，必然会导致以一种先验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去理解和对待现实世界，其结果既使哲学家的“头脑”成为“无世界的头脑”，也使“世界”成为“无头脑的世界”。

第一，这是一种从超历史的“终极真理”出发规定现实世界的思维逻辑和思维方式。哲学思想者把自己的“头脑”置于“世界”之外，其基本信念是它可以摆脱“世俗世界”的纷扰，摆脱人的“历史性”的纠缠，以一种“上帝”般的眼光，获得对于整个世界的终极真理，因而这是一种凌驾于世界之上，从哲学家的“头脑”出发“建构世界”的思维逻辑和思维方式，具体的、历史性的现实世界完全处于这种视野之外，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此，“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第416页）

第二，这是一种从先验原则出发强制要求现实世界的思维逻辑和思维方式。它把“绝对真理”当成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到处适用的抽象的先验的普遍原则，并把它处处运用于现实世界的任何对象和任何内容上。与之相对，现实世界本身的具体规定性是无足轻重的，其存在的唯一意义和目的是为先验的普遍原则确证其不容怀疑的权威性和真理性。以教条式的前提代替现实的前提，以抽象的原则取代现实生活的逻辑，从而使现实生活成为抽象原则和教条行使其威权的实验场，就如马克思所辛辣地指出的那样：“真理在这里，下跪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9页）

第三，这是一种在绝对不相容的两极对立中追求单极统一性的一元化思维逻辑和思维方式。无论是追求超历史、超语境的“绝对真理”，还是确立普遍性的先验原则的绝对权威，都要求以绝对的普遍性的思维规定和先验原则为根据，寻求现实世界的单极统一性。然而，无论是现实的人，还是现实世界，其现实性恰恰体现在它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具体性，运用这种思维逻辑和思维方式来要求和规范现实生活，必然以一种独断的方式把它化约和还原为单极的一元化原则，从而导致现实的人和现实世界的瓦解。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遵循上述思维逻辑和思维方式，即使口头上强调哲学应关注中国人的现实世界和现实实践，其结果都不可能使当代中国哲学的思想者们自觉地以中国人的现实世界和实践活动作为观照对象和思想根基。当代中国哲学必然成为种种外在原则的追随者和模仿者，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将远离其“粗糙的地面”而失去真实的生长点。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历史和现实中，由于这种思维逻辑和思维方式的主导和支配，哲学知识体系会出现失去“自我”和“自主性”的种种现象。例如，把孕育和发生在西方现实世界和历史境遇中的理论原则、价值信念、理论框架不加分析和反思地移植到中国社会生活和现实实践中，把他们的问题置换成我们的问题，把他们的概念工具视为解释和回应我们现实课题和发展挑战的现成“思想武器”；或者把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阐释当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范式和权威版本，并把它当成无条件的普遍原则运用于中国的现代化的现实实践之中，而完全忽视这种解释模式所依附的高度集中的僵化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再或者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把它神化为可以脱离我们的历史传统、现实实践和具体语境，如同马克思当年所批评的那样，“使用一般历史哲学这一把万能钥匙……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7页）。所有这些，究其根源，都可追溯到上述把哲学思想的“头脑”置于“世界”之外的哲学观。

因此，必须实现哲学观的根本转变，使哲学思想家的“头脑”从世界之外回归到具体的现实世界之中，只有以此为前提，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才能成为可能。这正是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重大贡献之一。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思想者的“头脑”不仅不是外在于“世界”的孤立存在，相反，它本身即属于世界，或者说“世界”本身就是“头脑”的内在规定性。同时，“世界”也不是与哲学的“头脑”相分割的外在对象，二者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规定的关系。对此，马克思有过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哲学首先是通过人脑和世界相联系，然后才用双脚站在地上……它们甚至想也不想：究竟是‘头脑’属于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是头脑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第120-121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这样批判“实践政治派”：该派以为，“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该派眼界的狭隘性就表现在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0页），与之相对的哲学的“理论政治派”犯了性质上相似的错误，“它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同上）。与此不同，马克思既不是简单地把哲学弃于一旁，也不是把哲学视为现实世界之外的、用以规定现实世界的先验原则，而是把哲学视为根植和内在于人的现实世界，并与现实世界相互作用的思想向度。

马克思哲学对哲学思想者的“头脑”与现实世界分裂的克服，基于它对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的自觉理解。马克思说道：“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这意味着：第一，哲学思想者的“头脑”不是“人的实践”之外的独立存在，而是存在于“人的实践之中”，不是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的旁观者，实践构成了哲学思想者“头脑”展开其思想的现实前提；第二，哲学反思的内容不是来自哲学家头脑的概念抽象和逻辑思辨，而是来自“对实践的理解”，“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同上，第526页），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现实生活过程，既规定了哲学认识的基本旨趣，也构成哲学思想的源泉。

以此为根据，哲学思想者的“头脑”与“现实世界”真正成为一种内在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人的实践活动以及由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现实世界构成哲学的起点和归宿，哲学不是依靠纯粹理性而自足完备、无须外求的“独立王国”，其生命之根深植于不断变动、历史性的具体的现实世界之中。“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同上，第525页），“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独立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5页）。另一方面，哲学以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现实世界作为自觉的反思和认识对象所获得的思想成果，其根本功能和旨趣在于以一种理论的方式“趋向现实”，即作为一种内在的思想力量参与到现实世界的运动和跃迁之中，成为改变现实世界的思想力量，于是，从现实生活中生成的哲学思想再次回归现实生活，“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0页），这是哲学的根本使命。

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哲学观的这一深刻转变，在根本上改变了前述把哲学思想者的“头脑”与现实世界外在分裂开来的“外在反思”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和理论逻辑。只有实现了这种哲学观的自觉转变，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所需要的立足点才能被牢固地确立起来。以此为前提，我们将自觉放弃那种站在中国人的现实世界之外、以哲学家的“头脑”规定现实世界的“外在论”哲学观，代之以内在于中国人的现实世界、与之相互关联和良性互动的“内在论”哲学观。摆脱种种先验教条的束缚，以中国人的历史性实践和现实世界作为哲学的观照和反思对象，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以哲学的方式，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将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真正的思想自觉。

二、从“独立的知识王国”到“动态的问题逻辑”：“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根本路径

立足于中国人的现实世界，坚持“问题导向”，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从重大现实问题中提炼重大理论问题，以理论创新推进实践创新，是推动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途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深入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298页）。

但是，强调以“问题导向”推动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并非一个一旦主张就可轻易落实的抽象原则，它关涉如何理解哲学的理论性质和思想功能等哲学观的深层问题。要切实领会其深刻内涵并在哲学思考和研究中予以贯彻，一个重要前提是实现哲学观深刻而重大的转变。可以说，正是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哲学观变革，才使“问题导向”成为哲学理解自身存在和推动自身发展的基本途径。离开对哲学观变革这一前提的自觉澄清，以“问题导向”推动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将停留于空洞的口号，而难以转化为现实的哲学思想实践。

长期以来，在哲学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把哲学当成一个“独立知识王国”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将捕获绝对存在和终极真理并因此“终结一切问题”作为哲学的根本使命。在这种哲学观的指引和支配下，任何“问题导向”的哲学思考和研究都将是“非法”而被“禁止”的。

把哲学当成“独立知识领域”的哲学观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理论信念：“哲学是关于存在物的知识。事物和本质是怎样的，就必须怎样来思想、来认识它们。这是哲学的最高规律、最高任务。”（《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08页）这一信念最早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明确表达，“有一门学术，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禀赋’”（亚里士多德，第64页），这门学科就是“第一哲学”，它与“任何所谓专门学术不同；那些专门学术没有一门普遍地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它们把实是切下一段来，研究这一段的质性”（同上），“第一哲学”则以“那些独立而不动变事物”即“本体”为研究对象。“深入世界背后”，发现决定其存在和状态的终极存在，并以这种终极存在为基础，获得关于整个世界的最高统一性的终极解释，构成哲学的根本主题和任务。

哲学对自身主题和任务的这一信念，意味着哲学相信自己拥有其他知识领域无法企及的“专有领地”。这一“专有领地”在全部存在者中，属于最高等级的、永恒的终极实在领域，它是自足和自因的，因而不依赖与其他存在者的关系；它是绝对的，因而不同于经验对象的暂时性和变动性；它是最为本真和原初的，因而构成一切非本真现象的决定性根据。马克思曾指出，“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5页）。超越历史和社会的限制，用哲学的思维和语言把握和呈现这一“专有领地”的奥秘，成为哲学不可替代的神圣使命，哲学因此成为一种关于终极实在的特殊“知识形态”。

坚持这种哲学观，哲学必然视静观高于行动、理论高于实践，并因此对于人们在历史实践活动中所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采取蔑视态度。按照这种哲学观，静观与行动、理论与实践被划分为在价值等级上截然有别的两个极端。前者以永恒、绝对的终极实在为对象，旨在揭示“实在”本身及其本性，因而它是“自创自行的活动的一种最后的、自足的、自包的形式。它是理想的和永恒的，独立于变迁之外”（杜威，第15页）。与之相对，人的现实生活由于其变动性、情境性、特殊性和生灭时间性等特性，表明绝对、永恒和终极的确定性和客观性的丧失，它是“产生我们的一切不确定性和灾难的根源”（同上，第17页），因而在价值上被黜逐到一个低级卑下的地位。在这种二元价值等级秩序中，一旦通过静观达到对绝对实在的把握和捕获，就意味着“终极答案”已经现成提供，问题已被终结。很显然，在这种哲学观的支配下，主张“问题导向”的思考和研究，代表着对于哲学“静观”和“理论”神圣性的亵渎和不敬，因而理应被排斥在哲学的工作方式之外。

坚持这种哲学观，哲学必然迷恋于逻辑和概念化的思维定式，从此出发，“问题导向”的哲学思考和研究方式将彻底丧失存在的空间。哲学作为关于终极实在的特殊“知识王国”，最终凝结为抽象的概念和逻辑的理论体系。概念和逻辑是哲学把握终极实在的根本方式，正如黑格尔所言，“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黑格尔，第37页）；概念和逻辑不仅代表着哲学把握终极实在的“主观理性”，还是“终极实在”的本质和灵魂，哲学的概念和逻辑不仅是“主观思想”，更是代表着世界本质的“客观思想”。把“概念的阴影王国”神圣化，并以此为根据，把现实的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理解为逻辑理念的“外化”和逻辑范畴的“样式”，构成这种哲学的思维定式。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这种哲学“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0-601页）。因此，在这种哲学观中，逻辑和概念世界是不朽和永恒的，是非语境和非时间的，与之相比，处于具体语境、条件和时间之中的人们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所遭遇的“问题”是“非逻辑”和“非概念”的，因而是“偶然”“表层”的。很显然，从这种立场出发，“问题导向”的哲学思考研究方式将完全丧失其存在的可能性和合法性。

坚持这种哲学观，哲学必然执着于自足完备的理论体系，从此出发，“问题导向”的哲学思考和研究方式将被彻底消解。哲学把自己视为捕获终极实在的特殊“知识王国”，意味着它把所建构的概念和逻辑系统视为自足完备的理论体系。黑格尔曾言，真理作为“全体”，必然表现为“体系”，“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带偶然性的”（黑格尔，第55页）。作为理论体系，它具有两个基本特质：一是“无限性”，即这一体系没有外在边界，在它之外没有任何“他者”与之相对立；二是“无外性”，它对一切异质性因素，对一切存在者具有统摄和同化力量。显然，面对这种“无限”和“无外”的封闭“体系”，“问题导向”的哲学思考和研究方式必然被窒息。

从以上几方面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坚持传统哲学观，无论怎样强调“问题导向”，都无法使其获得独立地位，更无法使其成为一种推动哲学知识生产和思想创生的哲学工作方式。因此，要使“问题导向”真正成为推动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根本途径，就必须在根本上扭转和克服把哲学视为“独立知识王国”的哲学观，而这正是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重大变革。

在哲学史上，马克思是最早对“独立知识王国”的哲学观进行彻底批判的哲学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高度肯定费尔巴哈“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0页），虽然这里所直接针对的是黑格尔哲学，但实质上指向整个把哲学视为“独立知识王国”的哲学观。马克思认同费尔巴哈的判断：如同宗教把自身视为现实世界之上并统治现实世界的虚幻的“独立王国”一样，哲学把现实世界理解为“独立的知识王国”的外化，在根本上所体现的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哲学观的实质，并明确提出了使哲学从“天国”回到“地上”的哲学任务。他认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同上，第525页）。这意味着，马克思以“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为根基，宣告了作为“独立知识王国”的哲学形态的终结。

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观的这种变革，为以“问题导向”的哲学思考和研究方式开辟了真实的道路。可以说，正是这种哲学观的变革，才使得“问题导向”的思想和研究方式成为哲学的内在要求。

以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作为哲学出发点，表明哲学不再以获得关于永恒的、终极实在领域的“绝对知识”作为追求目标，而是把人的现实生存发展及其解放置于哲学的核心地位。这种改变意味着确立了一个从人自身的活动理解人和人的现实世界的基本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人的实践活动超越了一切“先验本质”的预先规定，它总是需要面对具体的历史和现实条件，面对人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而作出选择和决断，而选择和决断意味着：与“问题”遭遇，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本性，“问题”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出发点，主动回应和克服现实生活过程产生和提出的“问题”，是实践活动得以展开的开端和驱动力；不仅如此，“问题”还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人的实践活动既是对“问题”的回应和克服，同时实践活动的结果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实践活动的展开和跃迁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回应“问题”、产生“问题”，并在更高层面和阶段回应和解决问题的历史性过程。对于人的实践活动和现实生活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深入反思，促进对人自身和人的现实世界的自我理解，提升人们实践活动的自觉意识，正是人的实践活动和现实生活赋予哲学的重要任务。可以说，对“问题”的深入理解和反思，构成哲学的“理论”与现实的“实践”内在统一的重要途径和中介。

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观的上述变革，哲学从独立的“知识王国”转变为根植于人现实的实践活动的“动态的问题逻辑”。马克思曾说，“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如果说在答案中个人的意图和见识起着很大作用,因此,需要用老练的眼光才能区别什么属于个人,什么属于时代,那么相反,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95年，第203页）。那种无视具体历史条件，把哲学理解为固化的、封闭的特殊知识领域的哲学观被终结了，哲学达成了这样的理论自觉：哲学的主题和内容，始终来源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实践活动所面对的重大问题；哲学的功能和任务，始终在于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自觉理解和反思，在未来为人的实践活动和现实生活世界的展开贡献积极的思想力量。

从独立的“知识王国”到“动态的问题逻辑”，这是哲学观的重大“启蒙”和“解放”。哲学观的这种深刻转变，内在地要求我们的哲学摆脱“旁观者”和“立法者”的迷梦，在聆听、回应和反思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以“问题导向”作为思考和研究方式，推动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习近平,第14页），随着哲学观的这一深刻转变，它将成为哲学工作和探索的题中应有之义，并真正转化为当代中国哲学自觉的意识和行动。

三、以“内在批判”克服“外在批判”：“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大动力

哲学从“独立的知识王国”转向面对生活实践的“问题逻辑”，内在地蕴含和体现着哲学的反思批判思维。哲学作为“动态的问题逻辑”，实质上蕴含着对内在于人的现实世界的种种重大矛盾的深入理解和反思。如果说在抽象的“思想王国”的统治下，现实世界的一切矛盾都被“绝对真理”所同化和消融，那么，与此不同，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与现实生活过程的展开，总是不可避免地交织着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主观与客观、因果性与目的性、特殊性与普遍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等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获得和呈现出具体的形式和内容，并因此构成人的实践活动及其跃迁所要回应的重大时代课题。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对这些矛盾的理解和回应，所体现的正是哲学的反思批判思维。以一种反思批判眼光，直面当代中国人的现实世界跃迁过程中的重大矛盾，是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推动力量。

强调哲学的反思批判思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它对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必然具有积极的、正面的建构意义。在哲学史上，哲学的反思批判思维表现为两种典型形式：一种是传统形而上学所代表的“外在批判”，另一种是马克思哲学所代表的“内在批判”。前者凸显哲学的批判性，其初衷是确证哲学知识的“自主性”，然而其独断性和教条性恰恰使哲学知识失去了真实的“自主性”。克服这种独断性和教条性，以“内在批判”扬弃和取代“外在批判”，从而使哲学的“自主性”获得了充分的确证，是马克思哲学在哲学观上所实现的重大变革之一。因此，区分这两种“批判方式”，克服“外在批判”的独断性和教条性，遵循和贯穿马克思哲学的“内在批判”立场，对于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外在批判”的哲学立场是前述从外在于现实世界的“头脑”规定世界、把哲学视为“独立的知识王国”的哲学观的必然结果。它具有如下最为根本的特点。第一，哲学批判的支点不在现实世界之中，而在现实世界之外，只有超历史的终极实在以及关于它的绝对知识，才有资格对处于具体语境中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活动进行审视和裁判，并因此具有作为批判尺度的合法性。第二，哲学批判的根据建立在二元对立的逻辑上，以关于终极实在的超历史的永恒真理为支点，必然把世界区别和分裂为本真与非本真、本质与现象、必然与偶然、彼岸与此岸等两极对立的领域，前者构成后者的“真理”和“归宿”，因而具有对后者进行规范和批判的权力。第三，前述两点决定了这种批判实质上是一种理论和观念的批判，现实世界之所以应该被批判，是因为它远离哲学的“终极真理”。通过哲学的理论和观念批判，摆脱感性的世俗世界的“红尘苦海”，回归哲学终极知识王国的光明和纯净,构成哲学批判的根本目标。

执着于“外在批判”的哲学立场，其深层目的是确证和彰显“哲学知识的自主性”。在它看来，哲学拥有规范和批判现实世界的绝对标准和尺度，也就意味着哲学拥有为人的全部知识和人的现实生活“立法”和“审判”的特权，这最集中地体现了哲学摆脱一切束缚的、“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无条件的“自主性”。然而，在马克思哲学看来，这种对哲学批判性的理解不仅不能确证“哲学知识的自主性”，反而使其陷入“虚假的实证主义或他那只是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13页），并窒息哲学真正的批判性品格，它所试图确证的“哲学知识的自主性”也终成幻影。

首先，“外在批判”以一种知性的方式，完全割裂了哲学的批判标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这种割裂中，一方面是现实世界，它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9页）。在这种割裂中，“凡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东西都是非批判的、群众的，因此，它是‘无’，只有批判的批判的理想的、虚幻的创造才是‘一切’”（同上，第21页）。可见，这种批判标准实质上源于“哲学家成神似的思辨”，体现的是“唯灵论的狂妄自大”，它必然消解和否定现实世界，并因此把现实世界虚无化。

其次，“外在批判”的哲学必然具有独断性和不彻底性，它从自身的观念和原则出发“批判”一切，却对这种批判原则和标准自身采取彻底的非批判态度，认为它不需要面对现实生活的质疑，不需要接受实践活动的检验，更不需要在历史情境中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批判，因而享有免于反思和批判的特权。这说明，这种批判实质上是一种观念的自我独白和封闭循环，它除了教条式地宣布一劳永逸的决定，不可能真正发挥哲学的批判功能。

最后，“外在批判”必然走向反面，使哲学的“批判性”走向自我终结。马克思曾通过对把“批判一切”视为最高使命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分析揭示了这一点：“既然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观念、思想、概念，总之，被他们变为某种独立东西的意识的一切产物，是人们的真正枷锁……。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5-516页）从“激进的批判”退化为“最大的保守分子”，其深层根源就在于它根本无法理解“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6页）。

可见，以“外在批判”的方式理解和运用哲学的反思批判思维，只能使“哲学知识的自主性”陷入幻觉。与此有着根本不同，马克思哲学不再把哲学的“批判性”理解为凌驾于人的生活实践之上的审判和裁决，而是将其把握为基于人与现实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的“内在超越之思”，把“外在批判”转换为“内在批判”，从而使“哲学知识的自主性”获得真正的确证。

首先，哲学批判的立足点不再来自现实生活和人的实践活动之外，而是来源于人的现实生活和人的实践活动的具体历史境遇，历史性而非超历史性构成哲学批判性的根本特征。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活动作为人最为基本的生存和活动方式，在本性上是一种不断克服人与世界的矛盾，实现二者更高层面的统一的历史性活动。这意味着人与自然形成了一种与自然的始源统一性有着重大不同的、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同时，由于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的有意识的目的性活动，“主观性”构成人的实践活动的重要规定性，实践活动是实现人的目的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因此，与人和自然的矛盾关系相伴随，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关系构成人的实践活动所蕴含的矛盾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维度；不仅如此，无论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还是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关系，在人的实践活动中都不是以直接性的形式呈现的，而必须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为中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矛盾和人与自然的矛盾、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内在关联、相互适应。所有这些，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人的实践活动固有的矛盾本性。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展开，就是上述各种矛盾关系展开的过程。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现实生活和实践活动所面临的重大矛盾，构成哲学批判的重大主题和现实内容，通过这种批判，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活动不断超越历史局限，向未来敞开空间。

其次，哲学批判的方式不是从无条件的、先验的、永恒的抽象原则出发对现实生活和人的实践活动的终极审判和裁决，而是一种永远需要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展开的具体的思想活动。反思具体历史条件下何种抽象力量统治着现实生活并阻碍人们的实践活动对这些矛盾关系的克服，揭示何种抽象观念遮蔽和扭曲了人们对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所面临的矛盾关系的自我理解，从而引导推动人们的思想解放和人的解放，构成哲学批判的基本方式。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7页）。

最后，上述二者表明哲学的反思批判思维与现实的实践活动形成了一种辩证的循环关系，并因此真正成为推动现实生活跃迁的积极力量。一方面，现实的实践活动构成了哲学批判的起点和归宿；另一方面，哲学批判为提升人的实践活动的自觉性提供了思想武器。伴随着人的实践活动和现实生活进程，这种辩证的循环关系永远不会终结。在这种辩证循环关系中，不断深入具体历史语境，揭示“现存事物”的内在矛盾和“既成形式”的限度，从而为人的实践活动对现成状态的超越提供思想力量，构成哲学的批判性思维的根本旨趣。

可见，从“外在批判”转变为“内在批判”的哲学观变革，使哲学的反思批判思维既内在于现实生活和人的实践活动，又展现出否定“现存事物”和“既成形式”，向未来敞开的超越向度。这种“内在批判”之思，摆脱了“外在批判”的独断性和独白性，使哲学批判获得了真实的内容和坚实的根基，并切实彰显了“哲学知识的自主性”。只有以这种自觉领会为前提，哲学的反思批判思维才能成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可缺少的重要推动力量。

以这种“内在批判”立场为出发点，一切以“外在批判”态度对待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和历史实践活动并因此遗忘当代中国哲学“自主性”的观念和做法都将彻底失去合法性。自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我们在许多方面学习西方，包括哲学等学术思想理论，这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应该和必要的，但如果把立足于西方现实生活和历史实践的哲学理论作为评判和裁决中国社会现实及其发展的尺度和标准，进而以此作为评判当代中国哲学及其发展方向的尺度和坐标，那么，它必然陷入前文所揭示的“外在批判”的抽象和教条性，并使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错失真实的前提和根据。我们将切实地认识到，“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习近平,第21页）。学习和借鉴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一切哲学理论，其根本目的是形成我们的“哲学自我”，构建我们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而不是在此之上树立一个对当代中国现实和当代中国哲学进行评判和裁断的思想偶像。

进一步，马克思哲学所确立的“内在批判”立场，要求我们面向未来，把深入反思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中的内在矛盾作为哲学的重大主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曾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基本特征，它提示我们：要回应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需切实面对“人口规模巨大之难”与“人口规模巨大之利”的矛盾，“少数人的富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矛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和平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当代世界中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矛盾等。通过对这一系列重大矛盾的反思批判，揭示和提炼出其中所蕴含的真实理论课题，将为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十分重要的现实支点。

不仅如此，马克思哲学所确立的“内在批判”立场，还要求我们通过对既有的哲学观念与当代中国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之间所存在的矛盾的反思，在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时，澄清当代中国哲学所面临的思想挑战和理论困难、既有哲学观念在面对这些理论困难时所具有的解释限度，从而变革陈旧理论观念，提炼和创新标识性概念体系，推动解释原则和理论范式的变换，并修正和扬弃过时的哲学知识体系，生成和创造新的哲学知识体系。以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及其发展需要为根据和参照，反思既有哲学观念和哲学知识体系的局限，构成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真实起点；克服既有哲学观念和哲学知识体系局限，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回应现实生活和实践活动的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重大矛盾，构成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根本旨趣；创新理论基本概念、理论原则和思想范式，赋予哲学观念和哲学知识体系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构成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内容和根本任务。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领会到，只有切实贯彻和体现马克思哲学所确立的“内在批判”立场，真正克服“外在批判”的抽象性和独断性，才能使哲学成为真正内在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经验，同时又超越现实面向未来的思想力量。哲学的这种“内在超越之思”，将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注入重要的推动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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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来，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

来源：《哲学研究》202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