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朱子对书院文化的贡献及其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 次 更新时间:2022-05-23 0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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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 (进入专栏)  

  

   【提要】朱子是中国书院制度的实际开创者。书院的主要功能和特点,是由学者主持并担任讲席,自任“学统”以实现“道统”。书院既是教育阵地,又是研究与著述场所,集教学、研究和著述于一身。书院形式开创了自由研究、自由讲学之风,有利于学术争鸣与交流,推动了学术发展。朱子制定的学规,确立了书院的宗旨、教育目的、任务与方法,提倡独立自主精神。所有这些,为当代中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中国历史上,朱子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重要的教育家。孔子开创私人办学之风,朱子则正式开创书院制度。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朱子之前,唐代已有书院的名称,但只是个别现象,其功能主要是个人及家人或朋友一起读书休闲之地。北宋时期,随着儒学的复兴,书院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但只限于部分地区。到南宋初年,有限的一些书院大部分已经荒废,失去了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正是朱子出面,大力提倡、亲自参与兴建和修复工作,推动了书院的蓬勃发展。一时间,书院建设如雨后春笋,蔚为大观。

   南宋书院的发展,与朱子学的兴起密不可分。书院既是朱子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地,也是朱子学推广与普及的重要场所。朱子一生,与书院结下不解之缘。除了亲自兴建和修复书院,在其中讲学之外,还关心过问各地书院的建设,所到之处,随时讲学或为书院题词,或请友人、弟子创建书院。据统计,与朱子直接有关的书院,就有68所。[1] 南宋以后直到明清,书院遍及全国,成为与官学并行的最重要的教育机构,这一切与朱熹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子是中国书院制度的实际开创者。

   笔者所说的“书院制度”,是指由于朱子之功,书院这种形式,无论从数量与规模上,还是从性质和功能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前者说,书院已不是零星的个别现象,而是随着朱子学不断扩大影响而向全国各地延伸,成为普遍性的办学形式;从后者说,书院已成为有机构、有组织、有宗旨、有学规的教育机构。特别是朱子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揭示”),已成为全国书院效仿的典范。正因为如此,书院已成为一种制度,对于中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贡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对现代教育的发展,也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书院与官学一起,推动了古代教育的发展。但是,书院有其独特的贡献。这些贡献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其一,所有书院都是由学者亲自主持并担任讲席,推动书院的发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教授治校或学者治校。这是书院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历史上的官学也有教授,但那是一种官衔不是职称。朱子无论在自己创办的书院,如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即紫阳书院)、竹林精舍(又名沧州精舍、考亭书院),还是修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宋代有四大书院,朱子修复的这两所书院居其二),都是亲自主持、亲自讲授和制定教材与学规的。有些书院则由学者或弟子出任山长。这样就保证了书院的独立性、学术性,避免了官僚化的作风以及按官僚意志办学的做法。有些书院,虽然请朝廷封赐或接受朝廷的资助;但是,书院仍有自己的学田及财产,由学者主持其事。例如,朱子主持白鹿洞书院时,是江西南康军的行政长官,白鹿洞书院就是他在任时修复的。表面上看来,朱子是代表朝廷修建书院,是封建官僚办学;但是,朱子本质上是一位学者,是秉持儒家“道统”观念兴办书院的。就是说,他是以儒家学者和教育家的身份办学,而不是以官僚的身份办学。因此,始终保持着书院不同于官学的独立性格。朱子以继承儒家“学统”与“道统”自任,书院即代表“学统”,其目的是实现“道统”。这与以朝廷为代表的“治统”或“政统”(有人认为中国无“政统”)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其他书院,大体上也是如此。书院的主持人,一定是儒家学者,不管他是不是朝廷官员,一定要代表儒家“学统”,才能任其事。值得指出的是,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的亲自主持、参与和讲学,对于提升书院的地位及其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书院,由于朱子及其他思想家的修建和讲学而彪炳史册。这已成为书院史上的一种传统。后世的许多思想家都继承、发扬了这一传统。比如王阳明,就曾到许多书院讲学,也到朱子修建的紫阳书院、白鹿洞书院讲过学,并对朱子所定学规给予很高评价。他说:“夫为学之方,白鹿洞之规尽矣。”[2] 白鹿洞书院之所以有名,与此有关。

   有些书院,是因朱子到该地任职、驻足或路过讲学而兴建的,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等地是朱子常去的地方,由于他的提倡、关心和讲学活动,这些地区的书院发展最快,是当时书院最多的。还有一些书院,则是由于朱子和其他学者在此聚会、辩论而于事后修建的,著名的鹅湖书院就是如此。鹅湖本是江西黔山县的一座寺庙,1175年,朱子应约与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兄弟等相关学者及双方弟子在此聚会,进行了一场辩论,世称“鹅湖之会”,成为理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之后,为了纪念这场盛会,便修建了鹅湖书院。以其有名,南宋以后,历代都有学者来此讲学。

   其二,书院既是教育阵地,又是学术研究与著述的场所,集教学、研究和著述于一身,堪与现代的研究型大学相比。朱子所在之地,除了在书院培养弟子,发展学术,还带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如朱子晚年定居和讲学的考亭书院所在之地建阳,编辑、出版、印刷和造纸业等等都有很大发展,不禁有“建阳纸贵”之叹,可以说形成了书院文化。

   朱子一生,除了不足十年的时间做官,绝大多数时间是在书院度过的,书院就是他的“家”。即使是做官,也不忘在书院讲学。他在书院的主要任务,是讲学与著述,在讲学与著述之中又贯彻了研究。以研究带动讲学,以讲学促进研究,相互推动,既写出了有创造性的著作又培养出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学者。在其众多弟子中,有些人成为著名的学者,有些则从事政治,做出了重要贡献。

   古代的所谓“研究”,除了个人读书钻研和思考之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与学者朋友及弟子们相互讨论、辩难、答疑解惑与交流,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启发、相互吸收和补益,使自己的思想更加完善、更加成熟。这是一个无穷往复的过程。将自己研究之所得,传授给弟子,弟子又提出新的问题,促使其进一步思考,获得新的认识,再传授给弟子。这样反复进行,使思考的问题更加深入,见解更加深刻,最后形成著作。朱子的许多著作,就是这样在书院完成的。当然主要是朱子本人“综罗百代”式的总结与思维创造,同时也有弟子们反复提问所受的启迪,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种集体的智慧。有些著作,则是与弟子们共同完成的(如《仪礼经传通解》就是如此)。其著作完成之后,又在教学与研究中不断修改、完善;其毕生用力最勤的《四书章句集注》,就是经过不断修改最后得以完成。譬如,直到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修改《大学章句》中的“诚意”章。正是在生命的最后日子,朱子和弟子们反复讨论过“诚意”之学。这说明,修改工作是在与弟子们的问难与答疑过程中进行的。

   《朱子语类》中的对话与《朱子文集》中的大量书信,就是对这一过程的真实记录。而这两部著作,最能体现朱子思想的独特性与创造性。所不同的是,《朱子语类》是与弟子之间的问答,由弟子们记录整理而成;《朱子文集》中的书信则是朱子与学者及弟子之间的相互讨论,由朱子本人写成。但是,不能由此而怀疑《朱子语类》的真实性。事实上,每一个问题都有不同的提法,而朱子的回答,又有不同的说法,从中可以看出朱子思想的发展与变化。有些问题,虽然观点未变,但观察与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或理解的深度有异;有些问题,则发生了观点的变化。比如朱子与弟子讨论所以然与所当然的关系问题:起初,朱子只说明两者是一致的,并未说明两者究竟有何关系,经过反复讨论和仔细思考,终于在一天夜里得到答案,将学生召集一起,说明所以然是存在的根源,所当然是在人的实现,这个道理只能在实践中体会,不能只当作知识去追求。又如朱子与张栻关于“中和”问题的辩论,往返书信几十封,朱子思想前后发生了变化,由“性体心用”说变为“心有体用”说,这就是所谓“中和”新旧说之辩。

   朱子早在二十三岁于福建同安任主簿时,就很关心教育,并兼管县学,亲自授课,改变以词赋、章句为举业的学风,转向经文、义理的学习与研究。当时,已有不少年轻学子慕名而来。回到五夫里后,开始私人讲学,从学者日众。从四十岁开始,他自建寒泉精舍并在其内讲学,四方弟子、前来受学者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这时,已初步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在精舍与江西学者吕祖谦共同编成《近思录》,作为学生学习的教材。《近思录》的编选,具有研究的性质,实际上是一部研究的成果。五十岁以后,朱子思想体系成熟,建成武夷精舍,专心讲学与著述,不仅培养出大批学生,而且完成了大部分著作,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周易启蒙》《周易本义》《诗集传》《周子通书解》《孝经刊误》等即完成于此时。六十岁以后,他建成沧州精舍(即考亭书院)并安居于此,有“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州”之句。[3] 这时弟子人数更多,形成考亭学派,并完成了他的最后几部著作。

   其三,书院这种形式开创了自由研究、自由讲学之风,有利于学术争鸣与交流,有力地推动了学术发展。朱子开创的书院制度,完全是开放的,形式是多样的,讲学活动是自由的。学者们可以自由地研究并到各个书院去讲学,也可以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或新的研究心得体会去讲学,既没有任何限制,也没有门户之见。这种自由讲学的风气,是官学无法比拟的。在这种学术风气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同学派相互争鸣的局面。

   作为儒学集大成者,朱子坚守儒家的立场,对佛、道进行了批判。在儒学内部,也有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但这种争论有一个特点,就是谁更能代表儒家学统与道统。书院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有朱子学与湖湘学的争论,有朱子理学与陈亮事功之学的争论,有朱子理学与陆象山心学的争论,书院便是这些争论的重要场所。一方面,各有阵地;另一方面,又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只要看看《朱子语类》和《象山语录》中的相关记载,就很清楚。比如“鹅湖之会”,作为朱、陆之间有关为学方法的第一次争论,无果而终。之后,争论继续,并影响到双方弟子,有些朱门弟子跑到陆象山处,有些陆门弟子则跑到朱子处,互相问难和争辩,非常热闹。但是,这些争论并未影响双方在大方向上的一致,更没有影响学者之间的友谊。正好相反,学术上的争论,使他们彼此更加了解、更加尊重。“鹅湖之会”后的第六年(1181年),陆九渊率其门人到南康军拜访朱子,请朱子为其亡兄陆九龄写《墓志铭》,朱子则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并特为陆九渊的讲义刻石留念,使后人有所效法。

   朱子所到之处,都伴有讲学活动,这既是义不容辞的义务,又是其人生的一大乐趣。这是思想家、教育家的乐趣,成为其生命的一部分。正是在朱子的带动和影响下,各地书院兴起了自由讲学之风,一所书院,可同时容纳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讲学。朱子与张栻在岳麓书院的“会讲”,就是很好的例子。

   朱子还将这种自由讲学之风带到了经筵讲席,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1194年,六十五岁的朱熹被朝廷指定为侍讲,为宁宗皇帝讲课。他所秉持的讲学宗旨,便是《大学》的“正心诚意”之学。他试图通过讲课,使皇帝能正其心而诚其意,以端正朝纲,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他还利用讲学之便,对皇帝提出劝告,要锄邪扶正,离奸佞而用贤人。不料,此举遭到权臣的忌恨与报复,进而演变为“党禁”之祸。朱子被逐出朝廷,并冠以“伪学”、“伪党”的罪名,遭到迫害。在弟子四散、处境危难之际,有人劝他放弃其学,朱子正色道:“吾平生所学,唯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时间上或有异,但精神未变)表现了一位思想家的思想独立与人格尊严。

所谓“自由讲学”,便包含了“思想自由”、“讲学自由”的内容,即自由地讲述自己的各种见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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