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冯友兰与蔡元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3 次 更新时间:2022-05-23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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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 (进入专栏)  



冯友兰是著名的哲学家,又是教育家。作为教育家,冯友兰最敬仰的人是蔡元培。他在自己一生的教育实践中,继承发扬了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冯友兰与蔡元培的直接接触,只有有限的几次。但是,蔡元培对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难以磨灭的。这种影响当然不限于直接接触,但就直接接触而言,冯友兰从蔡元培身上感受到“春风化雨”的人格气象,则是他敬仰蔡元培的根本原因。他在《三松堂自序》和回忆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一点。

冯友兰在北大上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穿堂门的过道中遇到蔡元培校长,从蔡校长身边走过,并未说话,但是已经感受到一种与众不同的人格气象,“觉得他的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使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i]。这个印象,在后来的接触中更加强烈了。

有一次,为了弟弟去美国留学之事,若按正常手续办出国,已来不及,在紧急情况之下,冯友兰直接找蔡元培校长批示。当他走进校长办公室时,一路上既无门卫和服务人员,也无秘书和办事员,只有校长一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蔡校长以一校之尊,不讲校长排场,也不摆架子,“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虽在事务之中,而有超乎事务,萧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ii],这使他感到无比温暖。蔡校长听过事由之后,认为出国留学是一件应当支持的好事,二话未说,立刻批了字,顺利地办成手续。

还有一次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蔡校长到美国考察访问,冯友兰与其他留学生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负责接待并召开欢迎会,请蔡校长讲话。当时在美国的留学生,大都是北大毕业的学生,而北大学生向来很清高很高傲。但是,当蔡校长走进会场时,学生们“都怀着自发的敬仰之心,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表示由衷的欢迎。而蔡先生“慈祥诚恳的气象和风趣的语言”,使几百个到会的人大受感动和鼓舞。

冯先生的这些回忆,记述了当年的真实经历和他个人的感受——享受了一次“春风化雨”般的熏陶。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感受,也是在场的人的共同感受。用冯先生的话说:“他们也享受了一次春风化雨,也被蔡先生引到一种精神境界的大门,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自觉,他们也会这样说。”[iii] 第一次是个人接触,这一次是很多同学一起接见,冯先生和同学们对蔡先生的敬仰是共同的。但是能不能自觉地认识到这是一种精神境界,具有“春风化雨”的作用,就看有没有“足够的自觉”。有“自觉”和没有“自觉”是大不相同的。没有自觉的人,也有敬仰之心,但是未必知其所以然;有自觉的人,不但有敬仰之心,而且能知其所以然。冯先生有这样的自觉,所以他能这样说。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蔡先生之所以为大教育家,除了按近代教育思想办学外,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因素?这涉及什么是真正的“大教育家”的问题。在冯先生看来,蔡先生之所以为大教育家,有“两大端”。其一是教育思想及实践,其一是人格气象。就前者说,蔡先生以“兼容并包”的思想办学,使北大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并形成北大传统),影响到整个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就后者说,蔡先生具有“蔼然仁者”的气象,能起到“春风化雨”的巨大作用,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后一点可说是蔡先生独有的。冯先生说:“蔡先生的教育有两大端,一个是春风化雨,一个是兼容并包。依我的经验,兼容并包并不算难,春风化雨可真是太难了。”[iv] 这种经验和感受是出于内心的,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也就是说,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有两种功能。其一是培养学生的人格,提高其精神境界。其二是传授知识,使学生掌握一种服务社会(同时也是个人谋生)的知识技能。在冯先生看来,二者相比,前者更难,更不易做到。“兼容并包”是蔡先生办学的一大贡献,但这是一种思想和方法,真正懂教育的人也能做到,所以并不难。但是“春风化雨”的作用,却是出于教育者的精神境界,关乎一个人的修养,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所以更难。但是蔡先生做到了,不仅做到了,而且树立了一个光辉的人格典范。这是一种“无言之教”,其作用是无法估量的,更不是所谓量化教育所能做到的。冯先生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蔡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使我受到了一次春风化雨之教,这就是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比什么言都有效。”[v] 这种深切的体会,不是人人都能有的。

蔡先生的教育思想及其贡献,很多人都知道。在他身上体现了儒家的仁者气象,能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这一点却很少有人说到。冯先生作为蔡先生的学生,对此深有体会,并视之为大教育家的一个重要条件,可谓独具慧眼。在冯先生看来,蔡先生是一位真君子。蔡先生为人“慈祥诚恳”“诚于中,形于外”,没有任何造作。只有真君子才具有“蔼然仁者的气象”,也就是仁的境界。仁是儒家提倡的最高境界,蔡先生有这种境界,因而能“春风化雨”。“春风化雨是从教育者本人的精神境界发出来的作用。没有那种精神境界,就不能发生那种作用,有了那种精神境界,就不能不发生那种作用,这是一点也不能矫揉造作、弄虚作假的。”[vi] 有些人装出一副君子的样子,但是装不像,因为他没有这种境界。蔡先生之所以受到学生们的爱戴和崇敬,是由于他有这种境界;蔡先生之所以能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是由他的精神境界发出来的。因此,蔡先生不仅是一位能办学的大教育家,而且是“一代宗师”。蔡先生之所以是大教育家,其中包含了他的人格气象,蔡先生之所以受到尊敬,除了办学之外,还能够以其“蔼然仁者”的人格气象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这就是冯先生心目中的大教育家,亦即“一代宗师”。

冯先生对蔡先生能有这样高的评价,与他个人的亲身感受有关,但是,他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感受,则出于他本人对教育的体认及精神境界。冯先生一生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实际上兼哲学家与教育家为一身,主张将“为学”与“为人”统一起来(这里所说的“为人”,是做人的意思,不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那个“为人”)。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特色,也是一大优点。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学校体制不能不发生转变,蔡先生是实行这种转变的第一人,也是转变得最成功的第一人。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将古代教育的优良传统统统转变掉?这是一个非常现实而又严肃的问题。蔡元培和冯友兰都受到西方的教育,同时都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教育的造诣。这所谓“造诣”,不是将传统文化作为对象去学习、去传授,而是身体力行,领会其精神实质,内化为个人的人格气象、精神境界,体现在教育实践中,产生实际作用。这就是“中西融汇”或“中西合璧”。在有些人看来,近代教育就是西方教育,应当“全盘西化”,批判传统。但是,从冯友兰先生对蔡元培先生的真诚的敬仰和真切的评价可以看出,将中西教育的长处结合起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成功的。这种结合,在蔡元培先生的身上得到充分体现,而能够自觉认识并明确说明这一点的,是冯友兰。

中国儒家有“为己”之学。这个“为己”,就是做人,“为己”之学就是如何做人的学问,这也是儒家教育的根本目的。“为己”是成就自己的人格,提高自己的境界,供自己“受用”。但它必然发生客观效用,起到无形的教育作用,这就是冯先生所说的“不言之教”,也就是“春风化雨”。过去有句话叫“为人师表”,现在这句话被从事专业教育、知识教育的人忘记了,但这是教育的根本所在。这种效用与教给学生一门知识与技能所发生的效用是不同的。比起后者,人格气象的效用可说是“无用”,因为它不能产生任何实际用处。但是,无用之用却是“大用”,这就是使人成为人。任何知识技术都是由人掌握的,任何知识技术的效用都是由人的运用操作产生的。使人成为人,实在太重要了。前一个“人”字,是指现实的人;后一个“人”字,是指理想的人。但这不是空想,这既是“是其所是”,也是“是其所当是”。蔡元培先生说过:“人之生也,不能无所为,而为其所当为者,是谓道德。道德者,非可以猝然而袭取也,必也有理想,有方法。修身一科,即所以示其方法者也。”[vii] 可见,蔡先生很重视使人成为“为其所当为”的有道德有理想的人。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不是说教所能做到的。蔡先生以自己的实践说明了这一点,这种作用确实是一点也不能勉强的。一个人要真正有所成就(无论哪一方面哪一行业)、有所作为,就不能没有理想。这应是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传统教育对现代教育的主要贡献。蔡元培先生以自己的人格气象体现了这一点,冯友兰先生则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和深切体会说明了这一点。冯先生说:“蔡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在‘大’字上加了一个‘最’字,因为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像蔡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viii] 为什么要在“大”字上加一个“最”字呢?就因为蔡先生除了成功地办大学之外,还有“蔼然仁者”的人格气象,能够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在蔡先生身上,教育与人格气象、精神境界是统一的。

作为冯先生的学生,我与先生的接触就很多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感受到一种人格气象及其“春风化雨”的作用。这是从冯先生的精神境界发出来的,引导我走向一种精神境界的门口。

当我考取研究生,第一次走进冯先生的家门时,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想法,直言不讳地向先生说明我要做研究、写文章。冯先生却以循循善诱的方式,为我讲了为何读书和如何读书的道理。他说,中国的典籍“浩如烟海”,不可能全读,但又不能不读。初读古书,“如读天书”,不知从何下手,怎么办呢?要从语言文字下手,首先要扫清古汉语这个“拦路虎”。但是,真正会读书,就不能只知其字面意义,还要领会古人在书中所表达的意思,而“意出言表”。这就需要“优游涵泳”。这实际上就是说,要走进古人的精神世界,体会文字以外的意义,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而不只是当作一门知识去掌握。这个指导,使我受用无穷。

从冯先生身上就能体会到古代先贤特别是儒家仁者的气象。我每次走进冯先生的家,总有一种沐浴春风的感觉。古旧的陈设,摆满了书籍文具,错落有致而不乱,墙上挂着他自己写的一副对联(后来换成明代哲学家陈献章的一幅书法),典雅而静谧,有书香之气,冯先生就坐在书桌前写作。80年代初,在一次春节的大年初一,我们夫妻给冯先生拜年,年届九十的冯先生,这一次不是坐在书房里,而是坐在卧室的窗前,悠闲自在地读书,与节日气氛融为一体,表现出真正的“书生本色”,使我感到很舒适温暖。

接触多了,与冯先生之间的谈话就不仅仅限于学术,而是范围很广,从生活、社会到人生,无所不谈。如果说研究生期间更多的是谈学业上的问题,那么到了冯先生晚年,讨论更多的则是社会人生问题。除了对我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关心外,冯先生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他有一种强烈的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他对社会上发生的每一件事和“人情世故”都很关心,随时都呈现真诚慈祥之心。“诚于中,形于外”,这是冯先生对蔡先生的评价,其实,在与冯先生的接触中,我的感触何尝不是如此。我感到冯先生有两大关怀:一是中国的现代化,一是中国文化。蔡元培先生将现代教育与人格气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冯友兰先生则将现代化(包括教育)与人的精神境界统一起来。冯先生不仅在著作中阐明了提高精神境界的重要性,而且在教育实践中体现了仁的境界,因此能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使人终身受益。他似乎“超然物外”,但又很关心现实,其仁者气象,溢于言表。



冯先生最欣赏蔡先生的“三不主义”。[ix]“三不主义”是蔡先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以约束自己的,但很有针对性,鲜明而生动地体现了蔡先生的办学原则。对此,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和有关文章中有全面论述,这里只谈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特别是“不做官”的问题。

蔡先生出身于清朝的翰林,留学回国后担任过教育总长,按当时的传统观念,政治地位很高。但是蔡先生回国,是要办事,不是做官;到北大,是要办学,不是做官。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后,依然沿袭了读书做官的旧传统。学生读书是为了“混个资格”(冯先生语),将来做官,办学的人就是学界的官僚。蔡先生之所以首倡“不做官”,就是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办学思想和风气。蔡先生说:“从前风俗以科名为荣耀,自幼即揣摩科举。所以然者,为欲藉考试而得做官也,为做官可得较优之财产,较优之名誉也。……今试问,吾国此风已改乎?实未之改也。”[x] 这种风气,在刚刚建立的北大,同样存在。蔡先生立志改变这种风气,因此才提出“不做官”的原则。他在北大的一系列改革,都是与此有关的。他的改革,为北大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新鲜空气,冯先生就是在这种新鲜空气中学习成长的,所以他有很深的感受。

冯先生也是从旧的教育体制中走过来的。幼年时,读的是四书五经,写的是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得一个“功名”。民国以后,这种风气并没有完全改变,但他厌倦了八股文和科举考试,喜欢上了新学(逻辑),认识到读书是为了求真理,不是为了做官。报考北大时,他选择了很少有人问津的文科。当时的北大,法科最吃香,因为将来可以做官,他已经被法科录取,但又主动转到文科。蔡先生到北大后,第一件事就是聘请新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冯先生说:“蔡先生在为文科换了新学长之后,又陆续聘请了全国在学术上有贡献的知名学者,到北大开课,担任教师,学生们觉得学校的学术空气日新月异,也逐渐认识到大学是研究和传授学术的地方。在大学中唯一的价值标准是学术,谁在学术上有贡献,谁就受到尊敬。混资格准备做官的思想逐渐没有了,新的学风逐渐树立起来了。”[xi] 冯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就是在这样的学术风气中打下了基础。

“不做官”在教育上的体现,就是学术自主、学术独立。蔡先生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将北大办成一所独立自主的大学。学术独立也就是教育独立。冯先生通过自身的教育实践,对此有深切的体会。他说:“大学不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科”,“严格说,一个大学应该是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涉”。[xii] 大学是独立自主而“自行继承的团体”。这是对蔡先生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继承发展。

和蔡先生一样,冯先生有明确的强国意识,认为教育是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之一”的途径。要达到强国的目的,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其中最基本的一件,是我们必须做到在世界各国中,知识上的独立,学术上的自主”[xiii]。他把教育看成是强国的基本国策,不仅是爱国,其中包含远见卓识。凡是真正关心国家命运而又懂得教育的人,能体会到这些话的意义,也会有这样的认识。

早在1912年,蔡元培先生任教育总长时,就提出有两种不同的教育制度。“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xiv]“隶属政治”和“超轶政治”,确实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教育制度,“超轶政治”实际上就是教育独立,只有“超轶”,才能独立。蔡先生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了。他到北大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就是全面贯彻这个原则,因此才有北大的转变和成就。

冯友兰先生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担任学校领导时,也是贯彻这条原则的,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将这一原则说得更为具体。“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不干涉的态度。学问越进步,分工越细密。对于每一门学问,只有研究那一门的专家有发言权。大学之内,每一部分的专家,怎样进行他们的研究,他们不必使别人了解,也没有法子使别人了解。在他们的同行当中,谁的成绩好,谁的成绩坏,也只有他们自己可以批评。所以国家社会,要与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xv]“不干涉”不是不关心,而是真正的关心,即尊重学术的自由发展,并为他们创造条件。这些话是五十六年前说的,但是至今仍有意义。它说明一个真理: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是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目前的教育,问题很多,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没有形成学术独立自主的体制,缺乏学术创新的机制。

与此有关的是“为学术而学术”。这是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实行改革的重要原则及之后出现的新气象,对于学术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冯先生回忆说,蔡先生实行改革之后,学术空气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家逐渐认识到,“大学是研究和传授学术的地方,在大学中唯一的价值标准是学术”。“当时有一句口号:为学术而学术。这个口号在解放后受到了批判。其实这一口号所反对的是为做官而学术,这在当时是切中时弊的。”[xvi] 冯先生在晚年重提“为学术而学术”,也是有针对性的,也是切中时弊的。对“为学术而学术”的批判,实际上导致了目前教育中的官本位、行政化。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冯先生继蔡先生之后,从理论上对“为学术而学术”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这一口号包含三方面的思想:“一方面是有关于个人研究学问的目的的思想。另一方面是有关于对于学术的看法的思想。更另一方面是有关于对于研究学术的方法的看法的思想。”[xvii]并对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一作了说明。

将三个方面集中起来说,前面所说的学术独立,就是第二方面的意思,即认为“这种‘学术独立’的看法,以为学术不是任何东西的附属品,它的价值在其自身,不在于能为某一方面服务”[xviii]。这就是“学术至上”和学术尊严。只有尊重学术,承认学术自身的价值,才能有学术的独立发展。关于第一方面的思想,冯先生说:“学术是为什么呢?照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就在于发现真理,而真理的价值就在于其本身。”[xix] 真理是最高价值,追求真理是神圣的事业,学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发现真理,因此大学是神圣的领地。蔡先生开创了这一领地,冯先生则捍卫了这一领地。如果丧失了这一领地,一切都无从说起。冯先生还提倡“无所为而为”的学风,批判了“有所为而为”的功利主义,认为“功利主义是阻碍教育发展的”。他说:“学术是有用的,但是研究学术的时候,不可以有致用之心。为致用而学术,容易犯一种短视急躁病。结果学术研究不好,因此也无从致用。‘为学术而学术’,不以致用为意,反而可以得到学术的大用。”[xx] 这是研究学术的方法问题,也就是第三方面的意思。教育中的急功近利,绝不可能出大师,冯先生的分析说明了这个道理。

基于这样的认识,冯先生认为,大学不只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而且要研究新学术。不仅要研究学术,而且要将研究的成果传授给学生。一个人在研究中有成就,就可以开课,讲授他的研究成果,因此在大学里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课程。这就叫“学术自由”。一个人喜欢研究什么问题就研究什么问题,研究出成果了,就可以自由开课,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大学。这与蔡先生的办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蔡先生对大学有一个精辟的论述:“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xxi] 要教授高深学术,就要有高深的研究,因此他将全国最有成就的学者集中于北大,请他们开课,担任教授。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有详细的记述,表明他对蔡先生的敬仰。

这又涉及学术评价的问题。怎样才能知道一个人的学术成果的水平和价值呢?怎样评价学术成果呢?如果说自由的学术环境和条件能够出成果,那么建立公正的评价体制和评价标准,就是评价学术成果的根本依据。这就要求评价者,首先要站在学术的立场,出于公心,排除一切非学术的因素,包括主观成见、偏见、私人关系、个人情感和其他方面的干扰(如政治态度等)。其次,还要真懂学术,而不是假懂学术,更不能以官位、权力代替学术。蔡先生有这个资格,这是他所以成为大教育家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时,他在北大建立了学术评价的体制,其中,“教授治校”就是“蔡元培到北大后所推行的措施之一”。[xxii]“教授治校”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学术评价。按冯先生的说法,学术成果的好坏只能由同行来评价。但是,这又有一个前提,就是同行中人,应该是有良知、真正做研究并有见地的学者,而不是冒牌货,更不是利欲熏心之人。在目前,不能不加上这条原则。



* 原载《读书》2011年第9期,第121‒129页;另见《走进冯友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191‒202页。此文作于2010年8月18日。



[i] 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三松堂全集》第1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页。



[ii]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214页。



[iii]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215页。



[iv]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218页。



[v]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213页。



[vi]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218页。




[vii] 蔡元培:《仲学修养教科》,《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1页。



[viii]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218页。




[ix] 冯先生对“三不主义”的记忆前后有些出入,在《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中,记作“不做官,不当议员,不纳妾”——《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179页;在《三松堂自序》中,记为“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70页。



[x] 蔡元培:《在浦东中学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298页。



[xi] 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216页。



[xii] 冯友兰:《论大学教育》,《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160、161页。



[xiii] 冯友兰:《大学与学术独立》,《三松堂全集》第5卷,第456-457页。



[xiv]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30页。



[xv] 冯友兰:《大学与学术独立》,《三松堂全集》第5卷,第459页。



[xvi] 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216页。



[xvii]

冯友兰:《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189页。



[xviii] 冯友兰:《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189页。



[xix] 冯友兰:《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179页。



[xx] 冯友兰:《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190页。



[xxi] 蔡元培:《大学令》,《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283页。



[xxii]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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