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中国哲学”原是笔者一本书的标题，它可能无意中触动了中国哲学领域酝酿已久的创新冲动，受到一些意外的关注。在此，我尝试以提纲式的方式，勾勒出一种“做中国哲学”的概括性“说法”。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做中国哲学”著作两种 中山大学哲学系供图

“中国哲学”的界定

这个界定是整个论述的基础。我先采取排除法，即从中国哲学“不是什么”入手。

首先，“中国哲学”并非中国哲学史，后者是借助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对中国古典思想做重新整理与叙述的产物，关键词是“比较”。其次，“中国哲学”也非学术史，后者的焦点是提出对中国哲学史内在线索的探讨，探寻中国古典思想在演变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及其变化，关键词是“梳理”。最后，“中国哲学”也非广义的中国哲学。所谓“广义的”，泛指用中文论述的哲学，或叫“哲学在中国”，它至少包括对当代生活的哲学研究、用西方哲学的理论对中国现象的说明、或者是用中文进行西方哲学研究。

我提出的“中国哲学”概念是狭义的，指的是呈现中国文化经验或精神的哲学研究。差别在于“中国哲学史”揭示了古典精神是什么，“中国哲学”则告诉大家为什么这种精神仍有价值。两者一是说明，一是说服。“做中国哲学”致力于说服的工作。

研究对象的扩展

中国哲学史以经典文本中的概念或命题作为对象，如道、德、仁、义等。但中国哲学对素材的采用范围更广，原因在于：经典文本所论述的内容包含观念与情境两个方面。很多文本中的概念性内容，都镶嵌在具体生活图景中。

例如，《论语》是孔子和学生、时人答问的记录。同是问仁、问孝或问政，相同的问题，答案差别很大。原因在于问题虽相同，但提问者不同、背景不一样。只有研究对话的背景，才可能掌握相关的意义。再如，《庄子》的表达方式非常戏剧化，它通过对话把话题和对话者的性格与境界呈现，对于这样的著作，离开寓言中的故事、情景，是没法揭示言外之意的。因此，要把它作为做中国哲学的素材，就必须运用新的、有别于过去哲学史研究的方法。

另外，某些重要的内在道德经验，如“四十不惑”的“惑”，或“乐以忘忧”的“忧”、“知耻近乎勇”的“耻”，由于经典文本很少将其作为概念来论述，一般在教科书中没有位置，但它也是做哲学的好素材。揭示这些内在经验与道德人格形成的关系，未必是哲学史的任务，但它应当是重要的哲学课题。

经验是个关键词

在做中国哲学的范畴内，经验首先是古人的经验。一方面，古典的观念必须在古典生活经验中理解；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直接从古典生活经验中提取自己需要的观念。这就是做中国哲学的“中国”依据。但进一步的要求是，它还必须以现代生活经验为基础。

做哲学者，必备的信念是人类无论古今东西，都具有可以共享的经验或问题。只有证明脱胎于古代经验的观念也能有效解释或引导当下的生活，才是具有普遍性品格的哲学工作。

经验是个复杂的现象，需做三层辨析：一是意识经验与操作经验。前者指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思想或意识活动，它比操作经验复杂，是理解人类精神现象的基本途径。二是个人经验与集体经验。众人或团体的共同经历，形成某种共同记忆甚至共同行为模式，如果共同经历者的规模足够大，我们就称其为历史经验或文化经验，可随文化的传播复制与传递。三是特定文化经验与一般人类经验。我们研究的中国文化经验，其内容可能有既为中国历史文化所特有，也为全人类所共享的部分。那么，这些具体经验如何导出具有当下意义的问题，或者如何把它们普遍化，这是做中国哲学必须面对的任务。我们无法肯定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经验或问题一定都是人类会面临的处境或问题，因此，首要工作是说服当下的中国人相信，现代生活与古代生活具有可相互融贯的经验。总之，中国哲学有没有价值，首先取决于它是否被现代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所接受。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它对更广泛的其他区域的人类的意义。后一种意义是派生出来的。中国哲学不能做成“国际旅游纪念品”，当地人不用，专门卖给外国游客。

所谓经验在做哲学中的意义，就是通过经验阐明观念的可信性。这种阐明需要把问题置于生命或生活赖以存在的基础上。

不以形上学为前提

中国是否有形上学？我主张先区分形上学的两种意义。

一是《易传》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指事物的内在意义。就此而论，中国思想传统具有形而上学是不言而喻的。另一种形上学指的是西文中的metaphysics，即以存在（being）为对象的理论。中国思想传统中存在类似的思路，如庄子对“有无”的追问、玄学“以无为本”的论断、理学家对“理”的实体化。但我个人认为，西式形上学不必成为做中国哲学的前提。本体论形上学的思想倾向是把各种复杂的事物都归结为单一的原理，最终的概念必然是抽象的。这种观念与我们的经验生活距离较遥远。我们可以放宽思路，回到“道器论”，把形而上学理解为探讨意义的学问。孟子的性善论，不是从定义出发，而是借“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假设，导出人类具有向善的思想根源。庄子讲庄周梦蝶，就是努力揭示潜存于现象背后或观念底层的东西。因此，不以西式形上学为前提，中国古典思想对此也有很好的示范。

接受方法的多样性

在道器论上，每一种现象背后都有其意义，即对其内在要素及相互联系的理解。事物的意义相通，但不是相同。每一种现象都可以单独研究，不必非要追寻无差别的本体。庄子说“每况愈下”，正是提醒我们不要被“高大上”的现象所蒙蔽，要从生活的不同角落寻找意义。庄周梦蝶、庖丁解牛、观鱼之乐皆可见道，道是意义的相通处，但各自的意义不能替代。

由于现象具有复杂性，方法上也可以多样。西方哲学有思辨哲学、分析哲学及现象学等。面对中国哲学，不同方法有不同适应性。如现象学擅长对意识结构的分析，与中国心学传统吻合程度较高；分析哲学对应的则有名学，即概念探讨的内容。总之，各种哲学方法都有其意义所在，不必囿于一见。

同时，中国自己的思想传统也发展出了多样的方法。道家和玄学讨论超越经验的思辨问题；宋明理学致力于对内在道德经验的反思；汉学特别是清学则通过训诂从概念起源寻求哲学范畴的原始意义。在做中国哲学上，应该提倡开放态度。即使不主张以追求形而上学为目标的人，也仍然可以学会欣赏思辨哲学的成就。

想象力的强调

人们通常认为，哲学需要抽象能力，而抽象跟想象力似乎是抵触的。其实，想象力至少有两个类型：一种与艺术相关，一种与理智相关。

关于后者，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很多重要观念其实都与想象相关，比如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塞尔的“中文屋”等。这类观念的形成并不靠抽象的概念分析，而是哲学家运用想象力的结果。

许多人将抽象理解为思想成品的特征。其实，抽象首先是一个动词，它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不断演变的过程。抽象一定要和具象相对应，这种与经验或对象有结构性关系的符号或者思想图式，正是联结经验与概念的中介。

比如《孟子》中的“乍见孺子入井”，孟子假定了一个有人看到小孩要掉下井的情景，这种想象出来的情景，有效地推导出了人人有恻隐之心的结论。还有韩非子的“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不用试验，谎言即被揭穿。哲学需要的就是这种理智的想象力。我们必须克服狭隘的文献证据思维，让思想生动起来。

尝试比提倡重要

哲学不但是讨论方法，而且方法论本身就是哲学的组成部分。但这种方法没有提供固定的程序。哲学应当是一门思想的艺术。而艺术是需要实践的，创新建立在训练的基础上。

做中国哲学，尝试比提倡更重要。由于不以形而上学的建立为前提，我们需要选择一些问题或现象进行探讨。在笔者探讨的问题中，包括两种不同类型：

第一，内在心理经验的分析。如“乐”与“忧”。从孔子的“乐以忘忧”直至宋明儒学的“寻孔颜乐处”，其线索清晰且自觉。“忧”是一种指向未来的意识，具有预判与未验证的特征，易导致焦虑的常态化。我们可以通过对“忧”的情绪的描述，分析其意向结构，逐步揭示“忘忧”在提升精神生活上的意义。又如“惑”，孔子说“四十不惑”，“惑”不是无知，而是对象无法在已有的认知结构中明确其归类，从而造成不确定性。这种现象从知觉经验到认识状态特别是在道德实践中普遍存在，因此，“解惑”成为人生常态，“无惑”会被大家推崇。

第二，经典论题的重构。以《庄子》的“小大之辩”为例，庄子借小鸟对大鹏的窃议，提出小与大的相对性。要揭示这种关系，必须分析词语“大小”在日常生活中的用法，以及它是如何从自然空间过渡到社会空间，最后，还可以探讨大小与有无之间关系的哲学意义。通过对“小大”（而非“大小”）相对性图式的分析，庄子其颠覆世俗价值的企图便多层次呈现出来。

每个论题或个案都有自己的个性，做哲学并非要套用一种方式，将它们扁平化，而是要让各自的价值得以彰显。因此，做哲学的过程，就是深化及丰富对世界的认识的过程。

可以共享的知识领域

现代新儒家虽多为哲学史家，但早就意识到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如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其共同点是对中国精神传统提供各自的整体判断与说明。这种类型的形而上学，理论上具有逻辑的排他性。但这种思想道路相对艰难且狭隘。

在讨论中国哲学史的正当性之后，肯定中国哲学立场者，不必把太多的精力继续放在解释中国传统的某些思想课题符合西方哲学的哪些标准上，而应当致力于用哲学的方法处理经典的思想文献，即做中国哲学本身。这不仅能为哲学挖掘更多传统资源，同时也能让传统的经验与精神影响现代哲学。

因此，中国哲学的研究园地，并不是边界固定的场所，它是一个真正开放的思想园地，不同的人可以做不同的课题，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做同一个问题——由此形成多种研究方法互补、并存甚至是竞争的态势，经典和现代生活多层次的意义联系，才能被更多地揭示出来。这样，中国哲学在提升现代生活的精神品质上才更有力量。

（作者陈少明为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26年1月16日羊城晚报A7文史哲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