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找回基层,带向国家——田野政治学从概念到体系的提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 次 更新时间:2022-01-03 12: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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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是作者2021年12月18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成立20周年大会暨第四届治理现代化”分论坛“政治学:中国实践与学科发展”上的发言并修订。

  

   主持人、各位同仁:

   首先祝贺北京大学政管院建立20周年!记得2000年,浦劬教授、尚立教授、人大的教授和我一起在北京答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成为全国首批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博士授权单位。第二年,北京大学成立政府管理学院,从此步入政治学科建设的快车道。20年来,全国的政治学获得了很大发展,政治学一级学科有数十家。北京大学一直是排头兵,也是全国的学科平台,大家汇聚到北大,从不同路径交流讨论学科发展。

   本次分论坛的主题“政治学:中国实践与学科发展”非常好。政治学是一门紧随实践而生而长的学科。我从田野政治学的角度谈谈自己的体会。

   田野政治学的提出就是中国政治实践的产物。中国是在农村农民大国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国家,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建构中国政治学的。田野政治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兴起的一种研究路径。这一路径一开始便是紧扣中国实践。1997年我在“村治书系”总序言明确提出了村治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三实”,即“实际、实证、实验”,总原则便是尊重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20多年来,田野政治学由不自觉到自觉,由个别自觉到群体自觉,成为中国政治学的一种路径。其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追随中国实践变化,经历了进入田野、在田野中提炼概念、体系化理论建构的不断提升过程。

   一是进入田野,获得政治学理论的田野源泉。

   政治学是一门理论学科。理论的来源有书本,更有实践。因为书本上的理论在相当程度也来源于事实和经验。中国的政治学恢复重建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大规模现代化国家时期,发生着巨大变化。对这一变化的解释仅仅依靠现成的书本理论是远远不够的。

   例如,自1987年开始,有九亿农民开始行使村民自治权利。这是中国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但研究者很少,当时流传的是“九亿农民进行村民自治,只有不到九个学者进行研究”。要研究这样一种书本上没有的新的政治现象,就必须进入田野,去了解中国农民的政治实践。田野政治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研究,进入田野,进行实地调查。田野调查因此成为田野政治学的基本方法,也才有了田野政治学。20多年来,我们的田野调查积累了大量资料。田野不仅是一种场域(基层民众生活的地方),也是一种方法(现场调查),更是一种思维(以事实为依据)。

   二是基于田野资源并融通各种理论资源的概念建构。

   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要借助于一定的资源。资源决定路径。路径产出成果。恢复重建的中国政治学,最初着力于开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资源,其重要标志性成果是王沪宁等主编的《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之后,西方政治学理论大量进入,并成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资源。

   田野政治学进入中国田野场域,在不断深化的田野调查中发掘中囯传统政治资源,并从中提炼出一些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和基于中国实际的理论观点。前者如家户制、祖赋人权、韧性小农,后者如现代民主、自由的中国传统因子。比如过去经常提到的“地主”这两个字就说明中国的“地主”只是地的主人,而不是人的主人。中国农民有人身自由,也有政治自由的向往。

   近期,民主是一个热门话题。很多人认为民主只是近代之后才有的。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确实是近代之后的,但不意味着历史上没有民主的因子。君主专制有天生的绝对主义倾向。但长期延续的民本主义对冲君主制,防范和抑制君主专制的绝对化,构成君主专制的弹性和韧性。这些见解都来自于不受书本规范的田野思维。

   田野本身便是中国历史传统的产物,挖掘内部资源是一种自然行为,但需要融通各种理论资源建立理论分析框架以对田野资源进行开发和整合,力图从事实经验上提炼出具有普遍性价值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国家化”源于西方的现代国家建设理论,但结合中国实践和田野经验,将其提升为一般的理论分析框架。“关系叠加”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结构主义理论资源,又是基于中国实践和田野经验的认识。“长周期”理论是在对“长时段”、“超稳定”和“大历史”的比较中,根据中国政治周期规律和特点提出来的。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最初流行的是外在标准,即“冲击回应”模式。之后,费正清、孔飞力都提出了对中国政治要从中国内部性演变理解。但他们缺乏中国田野经验,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缺乏深度了解,更难以完全摆脱西方理论规范。我们在吸取他们的理论见解的基础上,运用我们的田野调查优势,力图有所超越。如提出中国的国家建设是一个国家权力不断突破“板结社会”从而获得统一性的过程。

   三是基于中国进程的研究范式转换。

   研究范式决定着研究取向,造成根本性转变。田野政治学最初的研究是从村民自治开始的。自治意味着自我治理,是以社会为基点的视角。研究范式是“社会中心主义”。基本逻辑是“社会决定国家”。之后,村民自治的议题为乡村治理所替代。随着基层治理为公共管理、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进入,由政治学发起的乡村治理议题愈来愈缺乏政治学的主体性。田野政治学基于中国实践和田野经验,提出“找回基层,带入国家”,实现自我超越和研究范式的转换,由“社会决定国家”走向“国家建构社会”的研究。

   “社会决定国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命题。对这一命题可以从两个维度理解。

   一是理论的维度。马克思主义在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上,将这一命题提升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形成普遍性结论。

   二是历史的维度。“社会决定国家”既表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结构,又表明由社会产生国家的历史进程。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将伦理观念进行三分处理,划分为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个阶段,提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命题。这一命题因为将国家演变视为伦理观念产物而受到马克思的批评,但它反映了历史演变的经验。在西方,从历史顺序看,是先有市民社会再有国家,国家是市民社会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先在的规定。西欧的现代国家正是在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前提。市民社会在相当长时间并不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

   “国家建构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命题。对这一命题可以从两个维度理解。

   一是理论的维度。恩格斯:“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 “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主体是拥有特殊公共权力的国家。自从有了国家之后,社会不再是无国家的“自然状态”,而是有国家的“社会状态”。这个社会是由国家建构的。

   二是历史的维度。“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在不同空间和时间有所不同。西方国家曾经存在没有统一国家的社会,即所谓“封建社会”。市民社会正是在封建社会的夹縫里生长出来的。在中国,先有了国家,有了作为国家代表的中央政权,再通过中央政权的渗透和扩展,形成社会,即社会的国家化。荀子表示:“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王制)人生不能无群,但需要君来组织群。(《史记·礼书》)中国的社会是国家建构的。国家建构过程便是国家化。

   由“国家建构社会”的命题必然引出基层治理的国家视角,将基层治理找回到国家体系中来。从国家的视角看,基层治理是国家基于国家整体治理需要自上而下对基层社会的治理,以建构起一个与国家意志相一致的社会。通过“国家建设”这一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将基层治理的各个方面整合为一体,形成体系化的基层治理理论。

   我们现在正在从国家的基层政权、国家的基层财政、国家的基层建制、国家的基本单元、国家的国民身份、国家的基层自治、国家的基层能力、国家的基层民主、国家的基层法治等诸方面,由历史到当下,由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进行深度研究,希望在过往研究基础上,利用田野优势,融通各种理论资源,在理论对话的同时进行理论建构,力图将过往的个别概念建构推向体系化的理论建构。

   2021年是田野政治学由概念建构走向体系建构的元年。我们希望与各位同仁携手,从不同路径推动中国政治学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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