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田野政治学基于对村庄的大型深度调研，为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作出诸多有益尝试。数字空间引致了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治理界面和治理方式的转型，成为田野政治学新的田野场域。田野场域的迭代对田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议题的拓展创造了契机，提出了要求。具体而言，田野政治学可以引入网络民族志、数字田野实验等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适配；基于数字空间中的经验变迁，实现农民性、家户制等经典概念的再造；捕捉数字空间中的新兴现象，实现田野政治学研究议题的更新。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技术创制出区别于物理空间的虚拟空间，为个体活动提供新的场景。在此过程中，田野的边界与形态正在发生显著变化。数字空间不仅是现实田野的延伸，更是一种具有自主结构与互动逻辑的新型“田野”。在此背景下考察田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体系和理论范式，对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田野政治学：田野与政治学的交汇
“田野”既是民族志的一种研究方法，也是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场域，是指研究者深入实际社会生活现场，通过田野工作收集第一手资料的过程，同时也是研究对象真实生活的空间，是社会关系运作的场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受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政治学逐渐从殿堂走向田野。田野政治学强调深入一线获取扎实的经验材料，通过“由下而上”的路径理解中国政治过程，在“经验—概念—理论”的链条中逐步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本土概念与分析工具，回应中国政治的独特现实与问题导向。
田野政治学是以田野为理论建构基础的政治学。田野政治学注重小田野中的大理论，即对田野政治中的具体问题展开调查，发现其背后的内在机理，并将田野的发现理论化，形成具有理论性的命题，以此回应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国家作为政治学的核心议题，构成田野政治学的重要理论关怀。田野政治学通过对20世纪以来国家的各种下乡活动和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行动进行概括，提出了“国家化”这一概念。在田野政治学概念体系中，“国家化”从多个维度与不同原创性概念建立联系，构成田野政治学的枢纽概念。人是田野政治学的核心关切。基于传统小农在后集体化时代自觉融入社会化分工体系的田野调查，田野政治学首次提出了“社会化小农”的概念，构建了理解现代农民的动机与行为模式的新的小农理论范式。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田野政治学先后提出“农民理性扩张”“韧性小农”等概念，将具体的人带入国家研究，实现了从“韧性小农”到“韧性国家”的概念拓展，与“威权韧性”展开对话。家户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塑造农民性的重要基础。田野政治学的另一重要贡献就在于将“一家一户”问题学理化，创建了“家户制”概念。村庄是农村社会的组织单位，是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互动的基本单元。田野政治学的最初阶段是对于村民自治的研究。张厚安基于乡村治理格局的研究，提出“乡政村治”这一标识性概念。基于国家视角，田野政治学提出“草根民主”这一重要概念。田野政治学将“关系权”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从血缘地缘关系等维度解释政治现象，提出了“关系叠加”概念，并提出了“关系决定国家”的命题。
田野政治学是以推动田野政治实践发展为目标的政治学。除了田野调查外，田野实验也是田野政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田野政治学的田野实验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1997年3月，张厚安带领田野政治学派的学者赴湖北省黄梅县，开展了“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实现农村基层管理工作规范化”的“水月庵实验”。“水月庵实验”丰富了田野政治学关于民主选举背后的复杂变数的认知，深化了对于村民自治中民主选举机制的思考。田野政治学派不仅设计和开展了“黄梅实验”“蒙城实验”“南农实验”等村庄治理层面的实验，也对乡镇一级的实验进行了观察。2002年9月，田野政治学派对湖北省京山县杨集镇乡镇领导班子“两推一选”的实验展开了观察。“杨集实验”为田野政治学派透视乡村政治的真实状态和运作机制提供了途径，深化了田野政治学关于乡村政治、基层民主发展路径的认知。此外，田野政治学与地方政府合作对中国基层治理创新探索展开了深入观察，提炼出“云浮探索”“巴东创举”“清远改革”“共同缔造”等实践经验。
数字空间与田野政治学的“田野”
数字技术与网络影响和重塑了人类社会的时空形态，人类也凭借数字技术在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实践中形塑出数字空间这一新型空间性存在。
数字空间作为一种新型社会空间，有区别于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内在特征。其一，数字空间具有虚拟性。在存在形态上，数字空间具有虚拟性。数字空间由数据、代码、算法等构成，数字空间通过图像、声音、交互设计构建起虚拟的空间场景（如虚拟会场、游戏地图、元宇宙城市）。此外，数字空间中的互动资源也具有虚拟性。数字空间中具有交换和价值属性的数字货币、礼物、积分、流量等都没有物理形态，构成数字空间的数字符号与信息流通过界面实现可视化呈现。其二，数字空间具有超越性。“数字技术与智能技术的革命性成果，消弭了时间线性与空间有限性对人类宿命的约束，最大限度地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维度和感官维度，进而使得人类社会的时空场域面临着数智化的形态再造与结构重组。”其三，数字空间具有流动性。在流动性的影响之下，地域对人的约束关系已大大降低。数字空间中的个体数字身份也不是固定的，可以在不同的情境和平台间实现灵活转换。这使得个体之间的身份和关系可以随时生成、变更和消失，社交网络的结构也可以不断变化。其四，数字空间具有广泛性。数字空间突破了地域限制，覆盖了全球绝大多数地域和人群。此外，数字空间涉及的内容涵盖文字、图片、视频、音频、虚拟现实等多种形式，包括数字经济、数字文化等多个层面。其五，数字空间具有可计算化的特性。数字空间中的信息可被转化为结构化数据，实现信息的数字化。此外，数字空间也是一个可计算系统。数字空间的构成元素（信息、行为、规则）可以用算法语言形式化表达，计算机也可对虚拟环境中的数据库、知识图谱、向量空间等进行计算和推理。
随着数字乡村工程的深入推进，数字技术通过数据共享、算法优化与平台赋能等方式重构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在数字赋能乡村农业生产、农村生态和农民生活的变革过程中，乡村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的治理规则与社会秩序，乡村数字空间应运而生。可将乡村数字空间视为在乡村地域范围内，以互联网及其技术平台为依托，在虚拟环境中构建的具有公共性、开放性和共享性的社会交往与治理场域。
乡村是田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乡村数字空间的出现对田野政治学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其一，乡村数字空间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形态，构成国家治理新的社会基础。其突破了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的连接方式，国家治理可以在一个更广阔、实时更新的乡村社会结构中展开。乡村数字空间不仅是信息交流的载体，也是公共议题讨论和社会情感生成的场域，为国家治理提供了社会认同和政治合法性的生成空间。其二，乡村数字公共空间的产生意味着国家和社会连接媒介的转型，即一种新的治理界面的生成。乡村公共空间是国家在基层社会的治理界面，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要接点。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乡村治理的“接点”主体呈现出多元化与关系扁平化的特征，“接点”空间呈现出嵌入与脱域叠加的特征，“接点”资源呈现出数字智能资源的供给及社会资本的激活。随着治理界面的转型，既有面对面传递的政令、信息、服务已转化为数字化内容，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互动也在数字平台上完成，数字公共空间已构成国家在乡村社会中的“可视化入口”，同时也构成乡村公共治理的界面。其三，乡村数字公共空间作为承载数字技术与社会互动的新型平台，推动着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型。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国家的信息收集能力，也提高了国家将收集到的信息转化为治理能力的能力。
建构适配数字空间的田野政治学
（一）迭代田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其一是网络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引入。首先，网络民族志突破了传统田野调研的空间限制，为开展多地点、多线索、多层级和多维度的田野研究提供了可能。其次，网络民族志通过从微观处切入，进入“乡村数字生活世界”，深入基层政治生活，揭示了基层政治在数字化条件下的新形态与新变化，真正实现理论与经验的交汇，回应田野政治学的理论命题。
其二是虚拟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的引入。虚拟田野调查作为田野研究方法的一种重要演进形式，伴随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兴起。该方法的核心在于借助数字平台，开展结构化或半结构化访谈、在线问卷发放、焦点小组讨论以及政策反馈记录等形式的调查活动，从而实现对基层社会政治行为和互动机制的持续观察与深入理解。
其三是田野实验研究方法的引入。研究者将实验设计引入数字平台，设计并实施系统性的干预措施，开展随机分配和对照实验，以实证检验政治行为、社会互动及治理机制的因果关系，从而确保因果推断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此外，依托数字公共空间展开的田野实验突破了传统现场实验的地理限制，实现了大规模、多样化的样本覆盖，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
（二）深化田野政治学的经典议题
其一是关于个体层面经典议题的再造。在数字平台与技术工具的介入下，农民获取政策、市场与风险信息的能力显著增强，表现出超越经验主义的“数字理性”，体现了农民理性扩张的结构性转变。同时，数字空间中的表达、互动与展示逻辑重塑了传统“农民性”，使其在媒介中呈现出更强的表演性与话语能动性。数字化还强化了小农与社会的网络嵌入，通过短视频、电商、社交平台等手段，提升了其市场连接能力与公共参与程度，推动了“社会化小农”向更具协商能力和制度整合度的方向发展。面对政策波动与外部风险，小农依托数字平台增强了信息获取、组织互助与资源调配能力，构建出更为灵活的“数字韧性”。
其二是关于家户层面经典议题的再造。一方面，数字公共空间使“家”的情感与社会属性在虚拟空间中得以延续甚至扩展，同时使得“家”的内向性功能外溢为可计算、可监测的社会数据，强化了家作为私人生活单位的可视化与数据化管理。另一方面，凭借数字系统，“户”的数字编码不仅能识别地址和人口信息，也内嵌了“家庭关系”“住房性质”“社会风险等级”等多维标签，强化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微观治理能力。
其三是关于村庄层面经典议题的再造。数字公共空间的兴起，推动了乡村治理的信息结构与权威结构的深刻转型，进而孕育出以数据与平台为核心的新型治理形态。首先，信息的生产与流通由原先依赖宗族、人情与基层政权的封闭式路径，转向开放性、可视化与平台化的传播逻辑，信息获取不再受制于权威中介，而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特征。其次，在数字赋能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结构更加多元分散，行政力量、市场主体与村民个体在数字空间中共存互动，形成一个跨主体、跨层级的协同网络。
其四是关于国家层面经典议题的再造。数字公共空间通过构建新的互动场域与方式，重塑了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数字公共空间开辟了国家与基层社会互动的数字场域，形成了以数字技术和信息流为核心的虚拟治理空间。另一方面，数字公共空间改变了传统的单向权威传递模式，强化了信息的双向流动和多主体参与的互动方式。
（三）捕捉田野政治学的新兴议题
其一是关于农民个体数字参与行为议题的兴起。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数字公共空间的拓展，农民不再只是以村落为界、面对面协商与治理的行动者，而是逐步成长为具有数字素养、能够跨越地理边界进行表达与互动的现代政治主体。基于数字赋能，农民产生了数字协商、数字抗争、数字参与、数字动员等多样化行为。这不仅标志着农民从“被治理者”转向“数字治理共同体”中的一员，也推动田野政治学对农民个体政治行为进行理论上的再认识。
其二是关于乡村数字治理议题的兴起。首先，数字权力的兴起改变了乡村权力的运行方式。政务App、村务公开平台、数字监督系统等数字手段的引入实现了治理过程的数据化、程序化与可视化，使得治理权力逐渐脱离传统关系结构而嵌入到平台逻辑与技术流程之中。同时，数字公共空间中的“技术中介”或“平台操作员”逐渐掌握了“数据控制权”这一新型权力，成为新型治理权力格局中的关键主体。其次，数字化转型也塑造了“微信治村”这一微观实践形态。微信群所构建的“半公开—半熟人”的场域，既保留了熟人社会的社会信任，又引入了数字工具的高效连通性，构成了一种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型治理空间。
其三是关于国家与社会数字互动议题的兴起。数字技术的介入深刻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互动过程，衍生出一系列新兴概念，丰富了对现代国家—社会关系的考察视角。首先，国家通过数字身份认证、行为追踪、数据挖掘等手段，构建起一种隐性且高效的规训机制。其次，国家凭借数字公共空间，将治理触角延伸至基层社区、网络舆论场和私人领域，实现了对社会资源与信息流动的高度掌控，同时将国家力量和意识形态渗透进社会各领域及日常生活。最后，国家通过建设数字政务平台、智能服务终端和移动应用，实现基层政务服务的线上办理，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让村民能够便捷获取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扶贫等多项公共服务。
结语
田野政治学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场域，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重要路径，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田野政治学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始终沿着‘中国性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展开，并走向深入。”在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数字技术极大拓展了田野的边界，赋予了研究者新的观察视角与方法工具。在数字时代，田野政治学不仅面临着研究对象与方法的转型，也迎来了概念发展与范式重构的契机。
王承禹，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四川大学中国县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骁，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摘自：《学术月刊》2025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