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上午8时10分，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政治学家、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邦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87岁。

尽管有心理准备，但仍然不愿意相信王邦佐先生与世长辞。先生是我国政治学恢复重建的开拓者。先生的离去，是作为奠基者时代落幕的又一标志，但先生这一代人为中国政治学所作的奠基性贡献会永世长存。

我于1980年代开始便有幸与先生结识。当时，复旦大学与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有紧密联系。1980年代初，复旦大学在中国政治学恢复之际，走在全国前列。先生是主要贡献者之一。

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中，我校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起步和见长的，政治学相对较弱。复旦大学的政治学发展较快，科学社会主义相对较弱。两家在学科专业上可以互补，而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便是先生。

先生是我们湖北汉阳人，是大孝子。在工作繁忙之际，不时回老家探亲。通常的情况下，来湖北后，先到湖北大学作学术讲座，然后到我校作学术讲座或者参加博士生论文答辩。那时，我属于年轻老师，主要负责从湖北大学将先生接到我校。在接待先生和聆听先生学术讲座过程中，收益甚多。

特别是先生与同时代的奠基人一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有自己的政治和学术定力，同时又思想解放，能够与时俱进，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先生总结其人生格言为8个字“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对此，我有切身感受。

政治学恢复重建的一代奠基人，其主要贡献：一是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包括编写教材、大型工具书、进行师资培训等，二是培养和提携后进，使得学术事业得以传承。这些工作对于本人没有什么标记，甚至难以署名，但对于学术事业的发展却是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是为后人搭建前进的阶梯。

进入21世纪之初，先生与潘世伟先生主持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的大型著作，对20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发展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我读后深受教益，并专门发表书评。

我在书评里说：“任何学术研究都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我们现在强调创新，但创新的前提是对已有成果的了解，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超越前人，有所前进。当下政治学研究尚不尽人意，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功利主义影响，人们急欲出‘成果’，追逐‘量化’指标。不是认真了解和吸收前人的成果，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是寻求一些‘旁门左道’以出人头地。这使得我们的研究只能陷入简单的重复和没有学理支撑的‘膨胀’。如果说以往的政治学发展主要受外部环境的制约，那么，制约当下政治学发展的因素则主要是学界自身。所以，当下政治学研究尤其需要有一种潜心于学术，对学术研究的成长历程有充分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创新的精神。《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一书则为新世纪的政治学搭建了继续前进的阶梯。”

先生为后人搭建学术阶梯，特别注重提携后人。在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的过程中，上海无疑是学术重镇，有浓厚的学术氛围。

先生担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后，希望吸纳全国的中青年学者，推动政治学的发展。先生也希望我去上海。那时，北京的一家单位调我而未去，对于先生的好意我也没有如先生之愿。

当时，有学界朋友不理解，为何北京、上海都不去，要一直呆在一个“大县城”(当时的武汉比较破旧，被人称之为全国最大的“县城”)？我想，主要是一种乡土学术情怀。在“大县城”里距离乡下更近。这种情怀是长久从事某一事情形成的偏好和感情。

先生后来也理解我的这种情怀，并从各方面对我的学术工作给予鼓励。先生在《探索与争鸣》2001年第1期发表《政治学的繁荣和发展需要理论创新》一文，列举了理论创新要关注的九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提到“要关注基层现实”。

文章提到：“政治学不仅是关注政府、 政党等组织的运作,它同样要关注市场和社会；政治学也不仅仅关注上层社会, 它同样要关注基层和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因为, 任何政治体的运作，政治活动的展开, 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在基层，基层的政治状况、政治关系和执行能力的强弱直接关涉到政治的大局。近年来, 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是基层民主政治研究, 众多政治学者对基层倾注很多的热情，所取得的成绩也有目共睹。由于政治系统、 经济系统等方面的关系都在基层交叉汇合, 各种关系盘根错节, 各种矛盾也层出不穷，所以，基层的变数很大，出现的问题也非常多，这些都为政治学的创新提供了现实支点。”

正是在先生等老一辈学人的关心、引导和激励下，我一直坚持做基层政治领域的研究，再由基层的点扩展到更广阔的面。这一路径得到先生的肯定。

前些年，先生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我得知先生的身体有恙，于2017年10月30日在玉成仁兄的陪同下，专门看望先生。见面后，先生还是如过往一样特别豁达开朗，洞穿世事且极具政治智慧。这是后辈学人受之不尽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