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5 次 更新时间:2021-04-20 15: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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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 (进入专栏)  

  

   摘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伟大实践中创立的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其缘于经验的升华、理性的凝结、历史的淬炼,具有鲜明的实践逻辑、科学的理论逻辑和深厚的历史逻辑。认真研究、科学把握、深刻领悟这三个逻辑及其内在联系,必将深化对习近平法治思想时代背景、基本精神、核心要义、实践要求的理解和把握,必将增强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必将增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信念伟力、思想定力、前进步力。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  实践逻辑  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

  

   2020年11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时刻,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既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验和成就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引领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取得更大成就的思想旗帜。

   习近平同志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创立者和主要贡献者,他所发表的数以百计堪称经典的法治专题讲话、文章、批示,他所提出的数以千计理义精深的法治新概念、新命题、新话语,他所集成凝练的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政治方向、发展道路、价值功能、基本原则、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等根本性问题,系统阐述了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为什么要实行全面依法治国、如何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如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战略性问题,既集中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在现时代的创新发展,又生动展现出他对创立习近平法治思想所作出的独创性、集成性、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创立,具有鲜明的实践逻辑、科学的理论逻辑和深厚的历史逻辑。认真研究、科学把握、深刻领悟这三个逻辑及其内在联系,必将深化对习近平法治思想时代背景、基本精神、核心要义、实践要求的理解和把握,必将增强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必将强化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信念伟力、思想定力、前进步力。

   一、实践是理论之母: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逻辑

   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土壤中萌发、孕育、成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应用、检验、升华,并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阔步前行。实践性是其本质属性,实践逻辑是其根本逻辑。自1982年以来,在数十年领导实践中,习近平同志始终高度重视并亲自研究部署法治建设,积累了依法治县、依法治市、依法治省、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经验,形成了对县域、市域、省域、国域不同层面法治规律的科学认识,提出了许多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的法治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

   (一)在建立“社会主义新秩序”中萌发依法治理理念

   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省正定县担任县委副书记(1982年3月至1983年10月)、县委书记期间,面对“文化大革命”遗留的经济落后、社会失序、思想混乱、精神文明衰败的艰难局面,他在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同时,富有胆识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新秩序”,并以精神文明建设和法制建设相结合作为建立社会主义新秩序的重要抓手。他大力推进法制建设,开展“三网一赛”,实现了由“乱”到“治”的根本转变。他大力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创新社会治安机制,对封建宗族势力、黑恶势力严加防范,露头就打。在习近平同志和县委集体的坚强领导下,经过三年的努力,正定县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层社会治安状况和社会秩序得到根本扭转,为经济改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全面开展县域社会治理、建设社会主义新秩序的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积累了以法制建设保障经济建设、支撑精神文明建设的丰富经验,形成了依法管理经济、治理社会的法治理念。

   (二)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孕育法治思维

   1985年6月至1988年6月,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厦门市委常委、厦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分管经济改革、财政税收、城市建设和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要工作。他独具战略思维,坚持把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放在国家改革开放全局和世界经济发展大格局中谋划和布局,致力于全面推进厦门改革开放。习近平同志较早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概念,强调在改革开放中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并前瞻性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经济体制和民主法制的辩证关系,强调了法制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大力开展法律法规宣传教育,积极引导执法机关、司法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等熟悉法律、严格执法、依法办案、依法监督,注重培养法律工作人员运用法律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的能力。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实践中,习近平同志展现出了较强的法治思维和运用法治方式的领导水平。一是在全国地级市率先提出“小政府、大社会”原则,推进政府职能转换和行政改革,实行大部委制改革,简化企业审批、放权给企业,建立精简、高效、廉洁、团结的政府;二是提出公民、个人和企业“依法纳税”,党委、政府和司法机关“依法治税”,实行税务执法与涉税司法衔接;三是提出对环境问题进行依法治理、综合治理;等等。

   (三)在践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中阐明民主法制原理

   1988年6月至1990年4月,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这期间,北京等地发生了波及面广泛的学潮和政治风波,国际上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面临剧变和动荡,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社会主义制度遭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习近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全面剖析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原理。主要包括:第一,社会主义建设不仅需要民主与科学,更需要法制,民主与法制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二者不可偏废。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决定的,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代议制的政治制度;第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要在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作用的前提下,认真处理好党委、人大、政府之间的关系,发挥党委领导责任、人大决策责任和政府执行责任;第三,规范有序推进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民主素质和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第四,从严治党,净化党内生活,推进廉政建设,完善监督体系,把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第五,高度重视社会治安整治工作,为人民群众营造安居乐业的法制环境。

   (四)在探索市域“法制经济”和“社会管理”中提炼法治新概念新命题

   1990年4月至1996年4月,习近平同志先后任福建省福州市委书记(1990年4月至1993年9月),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1993年9月至1995年9月),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1995年10月至1996年4月)。在六年的市域治理实践中,其法治实践不断深化、法治视野愈发开阔、法治思想更加成熟,提出了诸多法治新概念新命题。例如,将法制作用延伸至经济改革、社会治理、城市管理等领域,高频运用“法制”“法律化”“法制化”“地方立法”“经济立法”“法制轨道”“依法管理”“依法监督”“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等法制(法治)话语;把法治上升为市域治理的基本方略,明确提出“依法治城”“依法治市”等法治理念和法治方略,主张摆脱运动式、突击型治理,努力向正常化、规范化、法律化方向发展;科学把握经济与法制的必然关系,创造性地提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的成熟度与法制建设成正比”“努力营造国际化的投资环境,不断完善法制环境”等命题和观点;坚持以法治地、依法用地 ,强调“要深化农村改革,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制度,坚持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活化使用权,依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严厉打击各种坑农、害农行为”;等等。

   (五)在推进“依法治省”、建设省域“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中升华法治思想

   自1996年4月至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先后任福建省委副书记(1996年4月至1999年8月)、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1999年8月至2002年10月)。这一时期恰逢世纪之交,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成功加入世贸组织等新变化对法治建设进度和质量都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同志作为省委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和一省之长,适应时代新变化新需求,在依法治省实践中革故鼎新,坚定了法治信念、积累了法治经验、升华了法治思想。主要体现为:第一,明确提出“依法治省”,推动出台了《中共福建省委关于依法治省的决定》,开辟了福建省法制建设的新征程。第二,深入推进法治经济建设,为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习近平同志将此前提出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命题升华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从“制”到“治”,一字之变体现了法治思想的升华,体现了经济市场化、全球化时代的法治理念变革。第三,全方位推进社会治理,建设法治社会。2001年4月,习近平同志提出“法治社会”概念,强调全方位推进社会治理,加强食品安全治理,全力维护社会稳定,积极化解矛盾纠纷,落实综治措施,确保一方平安。

   (六)在建设“法治浙江”中基本形成法治理论体系

   自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习近平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3年1月至2007年3月),期间曾任代省长(2002年至2003年)。21世纪以来,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习近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省的主要领导同志,站立时代前沿看问题、立足改革全局谋发展、坚持扩大开放抢先机,致力于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建设法治浙江、建设平安浙江。

主政浙江初期,习近平同志就在“依法治省”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省”。随着全面依法治省、建设法治社会和法治经济的持续推进,法治深入到全省各领域各项工作之中,并释放出越来越强的治理效能,人们对法治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追求越来越好。习近平同志在深入思考和论证后,对社会主义法治发展形势作出科学预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和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不断提高,对进一步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新的要求。改革的深化和各种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对从法律和制度上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的深刻变化,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依法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的增强,对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了新的要求。所有这一切,都对党的执政能力特别是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提出了新的要求。”正是基于这样的新情势新要求,他强调指出,“必须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积极建设‘法治浙江’,逐步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法治浙江”概念。2006年4月26日,在习近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中共浙江省委审议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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