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智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人工智能已经成为重塑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强大驱动力。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既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社会变革的新机遇、环境生态的新变化，也催化了社会各领域的颠覆性变革，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结构、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对现有的法律秩序和既有的法学知识体系提出了严峻而深刻的挑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以清晰、明确、恰当的法学基本概念为前提的。法学基本概念以其内涵和外延的确定性促进认识的统一化和精细化，以其对法律本质属性和法律实践规律的正确反映指导人们的活动。法律实践是不断变化的，概念的内涵也要伴随实践的变化而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法学概念只有不断创新发展甚至脱胎换骨，才能秉持新思维、拓展新视野、展现包容性，才能推进认识的发展和深化。因此，面对人工智能对现有法律体系和法律秩序的冲击，厘清法理学基本概念的内涵变化与应对策略，是建构中国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前提。本期学术专栏聚焦“人工智能时代法理学基本概念的变革”，组织三篇力作，分别对“法律主体”“法律行为”“法律责任”这三个支撑法理学大厦的基本概念进行深入剖析，恰逢其时，意义重大。

主体是法律关系的根本要素，同时也体现着“自主性、自觉性、自律性”的伦理属性。在古典法理学中，法律主体资格与自然人的生物属性和理性本质紧密相连，规则的存在和内容也奠基于基本的人性事实。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强人工智能具有了类似人的自主决策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自主意识，这对以“自由意志”为中心构建的法律主体理论产生了巨大冲击。强人工智能具备自主学习、决策甚至行动能力，但不具有生物属性，这与人类的存在论条件相差甚远。强行赋予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可能会引发法律秩序的紊乱，造成难以救济的危害后果，而且“自然人”和“机器人”也不可能在同一套规则体系中协调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强人工智能不可以具有技术性人格，现有法律体系可以容纳作为技术性人格的人工智能体。人工智能的发展迫使我们重新认识并反思“主体”的内涵，尤其是它的存在论条件，并探索一种人本基础上的多层次、分类型法律主体（人格）结构，以容纳新型的社会存在形态。

法学是关于人们行为的规范科学，法律行为体系是动态的法律现实。因此，只有理解了构成法律现实的法律行为并加以学理化的阐释，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法律现实。在人工智能时代，法律行为概念作为连接主体意志与法律效果的桥梁，同样面临着重构的需要。传统法律行为概念将意思表示的内在逻辑分为意思与表示两阶段，强调意思表示的真实、自由与合法。然而，人工智能并无心灵和意思，却能做出程序性的表示行为，意思表示的内在逻辑被打断。具体来说，在人与算法互动、算法与算法交互的场景下，意思表示的形成过程可能为算法所塑造或遮蔽，“算法代理”甚至“算法决策”的出现，使得对意思表示的清晰界定变得异常困难。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法律行为的本质，思考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确保法律行为概念依然能够承载意思自治的核心价值，同时回应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型行为模式。

在传统法学理论中，违法行为与法律责任之间的逻辑联系是必不可少的，法律责任是违法行为的后果。然时过境迁，建立在违法行为与意志自由基础上的传统法律责任体系，面对人工智能应用的自主性、黑箱性和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显得捉襟见肘。当损害由难以归因于特定自然人过错的自主智能系统造成时，如何突破违法性的准则追溯责任链条？ 当人工智能侵权可能引发系统性崩溃时，如何有效防止风险、弥补损害？ 当损害后果由多个行为交互共振而引发时，又该如何认定因果联系、合理分配法律责任？ 这些实践难题要求我们必须对传统的法律责任概念予以重释，使其既能依循传统法律责任的基本架构，又可容纳新形态法律责任。这种责任类型不应再执着于探寻行为的违法性，而更应侧重损害的公平分担、风险的有效预防以及系统整体安全的保障。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正在引发一场法理学基本概念的深刻变革。这并非对传统法理学基本概念的简单否定，而是要求在新的技术、社会和历史条件下不断反思、重述和丰富法理学基本概念。本期专栏对法律主体、法律行为、法律责任这三个基本概念的探讨，意在抛砖引玉，呼唤法学法律界聚焦法学基本概念进行广泛深入、严肃认真的科学反思和学术重塑，共同推动中国法理学在回应时代叩问中创新发展，为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中国法学方案。

引用格式 | 张文显：《人工智能时代法理学基本概念的变革》，载《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