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认知的四个维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5 次 更新时间:2021-04-04 23:01:25

进入专题: 中华民族  

周平  

  

   中华民族是一个内涵丰富、牵涉多方、结构复杂的宏大主体,对其形成全面、完整的认知难以一蹴而就。在中华民族被虚置且虚化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后,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在肯定国内50多个民族的实体性存在的基础上,强调了作为“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实体地位。随后,这个为突出中华民族的实体性存在和结构特征的论断得到高度的认同,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这样一个在中华民族认知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断,却不是对中华民族的完整定义。而且,费孝通是“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的基础上,才得出“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的判断。可是,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由全体中国人组成的基本判断却在其“多元一体”被突出的同时也被忽略了。而且,费孝通以“多元一体”强调了中华民族的实体性地位之后,将“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包括历史上的和现在的各个民族在内”的认知仍然流行。在中华民族被历史和时代前所未有地凸显之时,中华民族认知的“现有”与“应有”仍然存在差距,对中华民族形成全面、完整认知的问题仍然存在。中华民族是一个巨大、复杂且变动着的存在,如果只注重某个方面、某个侧面,或者只看到某个历史阶段的特性,并将据此得到的看法当作对中华民族的完整认知,就难免会出现片面性。要避免这样的盲人摸象式的片面性,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就必须从多个维度进行。

   一、历史维度:从历史演变的角度认知

   在中华民族的认知问题上,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观念存在已久并根深蒂固。这种观念往往又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中华民族五千年来都是同样的存在。但问题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梁启超在1902年才提出的。从学术层面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描述性概念,但对于一个宏大的民族实体来说,这却是一个民族的称谓,即族称,对该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中华民族”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族称形成之后,经过近代以来的民族构建,中华民族才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具有了现在的形态。但是,中华民族在近代的构建,与疆域内历史上存在的民族群体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是在历史上众多民族群体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实现的。这就表明,今天的中华民族与其历史上的存在或形态之间,既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又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只有将中华民族置于历史过程之中,尤其是近代特有的民族构建的进程中来认知,才能真正把握中华民族的本质内涵。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民族”的概念。但是,在传统农耕文明的条件下,生活于辽阔疆域内不同区域的人们,在适应环境的生存过程中创造了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又将享有它们的人们联结成为不同的群体。其中的一些群体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还形成过自己的政权。然而,这些众多的群体并无明确的族称,也不在国家政治体系中享有明确的集体权利,因此在本质上是由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刻画其特征的历史文化群体。中国自秦代建立便长期存在的中央集权制的王朝,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社会人口结构基础上的。王朝国家的统治体系并不排斥其异质性社会人口结构,甚至有赖于这样的社会人口结构,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治理机制并形成相应的国家伦理。当然,王朝国家也未能创造出一种将所统治的人口凝聚为整体的组织形式。在“民族”概念引入国内并被广泛运用的情况下,历史上的这些历史文化群体或族类群体才以“民族”概念来指称。不过,以“民族”概念来指称历史上的族类群体时必须注意,它们与今天的民族存在的差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历史上共居于王朝国家中的各个民族群体,也在王朝国家的政治框架内进行着持续而频繁的互动,从而形成了一个交往交流交融的长期过程。其间,“各民族流动、混杂、分合的过程,汉族形成了特大的核心”,并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演变进程来看,各个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正好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态。

   西方的民族国家构建起来以后,充分地运用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以及民族蕴涵的各种社会政治机制所提供的条件,实现了工业革命,进而创造了现代文明。随后,西方列强便将力量抵近到我们的家门口,并以大炮轰开中国古老王朝的大门。中国从此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之中。在救亡图强之路的探索中,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技术路线和以“戊戌变法”为代表的改良路线失败后,通过构建中华现代国家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改造,进而实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成为理性和必然的选择。正如列宁所说:“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在此背景下,与民族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概念被引入了中国。

   “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对日本通过民族国家构建带来的改变深有体会,于是便从日本将“民族”概念引入了国内。而此时的中国,由历史上众多民族群体凝聚而成的一个庞大的民族实体正呼之欲出,汉、满、蒙、回、藏等众多族类群体也逐渐活跃,存在着非常特殊的族类形态和复杂的族际关系。进入到国内的“民族”概念便与这样的现实相结合,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动员作用。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梁启超又创造了“中华民族”概念。他之所以“率先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因为一方面要维护大清帝国遗留的族群和疆域,另一方面要顺应当时国际上所谓‘民族国家'潮流。因为当时世界趋势是建立‘民族国家'……为了符合这个‘民族国家'的模式,就要塑造整个的‘中华民族'”。“民族”和“中华民族”概念所产生的社会成员作用与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相结合,便促成了由中华民族的构建和国内各个民族的构建交织在一起的独特的二重性的民族构建。

   在中国近代具有特殊内涵的二重性民族构建中,中华民族的构建居于主导地位,并经由两条途径实现。一是,现代国家不仅是国家形态演进中的一种形态或一个阶段,也是一种典型的国家形态,而且是通过民族国家来体现的。而民族国家是一种民族与国家结合的形态,具体表现为实现和保障民族与国家结合的体制机制。这样一套制度化的体制机制,又是建立在一元性国民权利基础上的。国民身份的形成,是民族国家制度体系形成的必要前提。为了塑造这样的国民身份,即将中国历史上的臣民转化为国民,中国在民族国家构建中持续地推动了人口国民化。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日益个体化的国民,又通过国民整体化形成了一个由全体国民组成的共同体,即民族国家之民族。二是,各个族类群体也在“民族”观念的影响下进行着自我建构,从而逐渐地具有了民族的内涵,尤其是数量众多的族类群体在认同“少数民族”总称的同时,也认同自己的族称(与此同时,“汉人”也就成了“汉族”),实现了从“×人”到“×族”的转变,最终成为国内的56个民族。但是这些逐渐构建起来的民族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在统一国家框架内和“中华民族”族称下凝聚为一个更大的整体,即中华民族。经由这两条路径形成的中华民族也具有两个属性———既是国民共同体又是多族聚合体。

   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在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同时,也宣告“我们的民族已经站立起来了”。于此,一个崭新的中华民族便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样的中华民族既是全体中国人组成的国民共同体,也是国内众多民族组成的多族聚合体;既具有现代民族的一般本质,也具有由中国历史和文化造就的特殊本质;既是现代民族,又与历史上的民族或族类群体历史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接续了五千年的历史,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现代民族。这样的中华民族,既包含着同质性、共同性,又包含着差异性、特殊性。

   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演变过程看,中华民族是一个从远古走来又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具有现代形态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宏大民族实体。但是,它在漫长历史中的演变又分为两个阶段并具有完全不同的形态,即一种是历史形态,一种是现代形态。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态具体体现为,疆域内在统一国家框架内(或隐或显)的众多民族群体在持续互动中形成的朝着一体发展的趋势。中华民族的现代形态则直接体现为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现代民族,与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具有同样的性质和形态。

   二、国家维度:从国家框架的角度认知

   对中华民族还必须从国家的维度进行认知。因为中华民族不论在古代的历史演变中,还是在近代的构建过程中,以及当代的发展变化中,都与国家直接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深厚的国家内涵,具有突出的国家属性。如果不从国家的角度或维度对其进行认知,那么,对中华民族形成全面、完整认知的目标就无法达成。

   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国家和民族分别是两个持续存在并具有根本影响的宏大的和根本性的结构。国家作为一种以暴力为支撑的权力体系和管理机制,它在按地域划分居民并依仗暴力为支撑的政权而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构建起了一个保持或维持社会有序运行的政治框架,从而为社会的稳定运行提供着基本的条件。尽管民族得到凸显并受到世人的关注,且与世界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直接相关,但究其本质,民族只是人类聚族现象的具体形式而已。人不是单个的存在,而是社会的存在。在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社会交往还十分有限的条件下,范围大小不等的地域内的人们由于创造了共同的文化而凝聚成族,因而形成不同的民族群体。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现象。然而,人类的聚族现象与国家现象的结合又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或者以一个民族群体为基础建立国家框架,或者在统一的国家内由于复杂的原因又以多个民族群体的方式存在。从民族群体演变的角度看,民族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国家这种政治框架结合在一起,而国家的不同形态及其体制又会对民族群体的发展和演变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国家及其体制的影响一直都存在并顽强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只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演变和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中,国家框架及其体制作用的方式和内容不同而已。

   中国自秦统一并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以来,这个浸润着大一统思想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框架,在对疆域内的人口和社会进行统治和治理的过程中,也为众多民族群体的互动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众多的民族群体或者在这样的框架内进行互动,或者由于这个框架及其条件下创造的文明的影响而从外部进入这个框架(依附、归附或直接攫取并控制之),围绕着这个政治框架而形成持续的互动。费孝通说的历史上的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经过接触、混杂、联结与融合,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就是在这个框架之中或围绕着这个框架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集权的王朝国家的政治框架是疆域内众多民族群体互动并融为一体的根本性条件,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前提条件。没有这样的前提条件,众多的族类群体就不会形成这样的互动,也不会朝着一个统一一体的方向演变。

   在中华民族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内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影响下,虽然确立了所有人口的臣民身份,但各个民族群体仍然是重要的人口组织方式,家庭以及由其结合而成的家族是具体的人口组织方式。这样的人口组织方式不具有把疆域内的全部人口整合起来的功能,社会人口一盘散沙的状态就在所难免。王朝国家由于缺乏全国性的并具有广泛认同的人口组织形式,所以,国家在整体上很强大,内部却很分散。

在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过程中,国家属性体现得更加突出和集中。现代形态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历史上各个民族群体的交往交流交融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但却不是历史上族类群体互动或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历史上的民族群体的互动和演变并不会发展成为一个现代民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中华民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民族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5872.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