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写政治学原理，是一个时代性话题，却涉及中国政治学知识演进的底层逻辑。中国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学知识，并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近代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政治学知识自给自足的进程被改变了，全面接受了西方的政治学；近年来，中国实现了快速的发展并带来国家与社会的根本改变之后，产生了对自主性政治学知识及形成自己的政治学叙事的切实需求。今天重写政治学原理，本质上就是为了满足这样的需要而重构政治学知识的重要步骤，不仅具有特定的内涵，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关键词：政治学原理 知识生产 知识重构 自主性

一、问题的提出

不久前，有学者邀我一起来讨论“重写政治学原理”的议题。显然，提出这个议题的学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敏锐性。这个问题基于中国的现实需要而提出，既有突出的现实关怀，也有深入讨论的必要。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便欣然接受了邀请。但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却发现，这并不是组织一班人来重新写一本政治学原理的书籍或教材那么简单的事情，它牵涉许多深层次和具有广泛影响的问题。

中国的政治学自改革开放后按照邓小平“补课论”的要求而恢复、重建以来，便一直在持续而稳健地发展。为满足“补课”过程中政治学知识整理、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需要，各种政治学原理的教材纷纷出版。从已经出版的150多种政治学原理教材来看，可大致分为几种类型：一是在概括和整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的论述的基础上形成的教材；二是按照流行的政治学知识框架和逻辑，概括和整理既有的政治学知识而形成的教材；三是构建自己的知识框架和逻辑体系，并梳理和提炼既有的政治学知识而形成的教材；四是对国外具有影响的教材性质的著作进行翻译而出版的成果。每种类型的教材或著作又有若干不同的版本，从而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政治学原理书系。在这样的政治学原理书系中，不同作品的品质参差不齐，但也确有一些作品的品质较高并产生广泛的影响。这些教材或著作的编写、翻译和出版，形成了整理和提炼政治学知识的不同范式，构建了不同的政治学原理体系，广泛传播了政治学的知识，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学的人才，凸显了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意义和影响，在政治学的恢复、重建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倘若没有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学原理书系，中国的政治学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但是，已经出版的这些政治学原理的教材或著作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大都基于从国外引进的知识和逻辑而编写或撰写，不仅蕴涵着外部引入的知识中的价值取向和知识伦理，甚至渗透着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且缺乏对基于中国经验基础而形成的知识的重视，甚至完全不包含或拒斥中国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以“西”贬“中”的倾向比较突出。因此，许多的政治学原理尤其是教科书中的成果或原理，在解释中国现象、中国问题方面缺乏有效性或有效性不足，而且也与中国的立场和价值存在距离，所以便出现了这样的尴尬局面：一方面是政治学原理的教材和著作大量存在，另一方面却遇到了有效知识供给不足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重写政治学原理的议题，就必然具有推进政治学知识创新和重构、提升政治学有效知识供给能力的意涵。或者说，这是必然的和基本的要求。而这样的任务或使命，的确不是组织一班人来编写一本政治学原理的教材或著作就能达成的。政治学原理只是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是这个时代或历史时期的政治学知识的概括、提炼和整理的产物，因而集中地体现着这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学知识的属性、特征和水平，甚至可以是当下政治学知识的集大成者，并具有进行政治学知识传播，以及在政治学知识代际传递中塑造新一代政治学人的功能。因此，今天重写政治学原理，就不仅要直面中国对政治学的知识需求问题，而且还要满足据此形成的对既有的政治学知识进行概括、整理和重新编排的要求。如此一来，重写政治学原理也就蕴含着政治学自主知识创新的功能。

知识创造或知识创新，首先是通过有效的知识生产而创造新的知识，其次便是通过对既有知识的归纳、提炼和整理，实现知识的体系化和系统化。今天，在政治学知识生产蓬勃开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知识生产已经取得显著成果并形成知识积累的情况下，通过政治学知识的归纳、提炼和整理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对于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进而实现政治学知识的有效供给，是非常必要的一步。如果基于一个全面的知识归纳和整理过程来进行政治学原理的重写，就必然会促成一项内涵丰富和涉及面广泛的知识创新工程，从而成为推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创新的切实议程，其实也就是一项知识创造工程，其间也许还会形成若干个政治学原理的本子。

二、中国对政治学知识需求逻辑的演变

当前重写政治学原理，以及由此促成的政治学知识重构，是在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已经觉醒并不断增强的背景下，落实国家决策层关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求的行动，由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提出，具有突出的主观能动性和政策推进的属性和特征。诚然，学者的主观能动性尤其是强有力的政策推动，构成了政治学知识创新及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动力。但进一步追问便会发现，在学界的主观能动性和国家决策层的政策要求的背后，还有更加底层的因素在发挥着作用。这便是国家发展提出的对政治学知识的浑厚和强劲的需求。这样一种在表面现象之下发挥着根本性作用的因素，构建起了政治学知识重构的底层逻辑。或者说，由此构建起来的国家发展需要与政治学知识之间的本质性关联，才是今天中国政治学知识重构的底层逻辑。中国政治学知识重构的根源深藏于中国的历史演进中。只有全面揭示这样的底层逻辑，才能充分把握今天重写政治学原理的责任和意义。

今天中国的国家发展对政治学知识的需求，从根本上说，是已经走出了一条成功发展道路的中国，需要对自己的政治现实和人类政治现象有一个自主的解释。这样的历史性需求是由知识对人类社会的特定作用所决定的。人类社会为了实现有效的维持和发展，就既需要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也需要进行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还需要社会政治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除了这些以外，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也不可或缺，这也是人类社会维持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由此而构建并不断丰富的知识体系，既是人们对包括自身在内的客观世界的认知成果，又是一套关于世界的解释系统。通过这样的解释系统，人类不仅找到了更好生存并与外部世界和谐共处的方式，也实现或达成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平衡，维持了人类内心的安宁，从而能够不断地发展和繁衍。在人类的知识已经学科化的条件下，不同的学科就是对外部世界的不同侧面的解释系统。政治学即对政治现实之解释系统。它是人们对政治世界进行认知所获得的成果，也通过对政治世界的解释而为既定的存在和变革提供着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论证。对一个国家来说，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政治学知识的需求并不相同。

西方政治学知识在人类政治学知识发展和演进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古希腊起，西方就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知识生产过程，具有一定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对所面临的问题形成了不同的解释，并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实现了对知识的整理和保存，从而促成了政治学知识的丰富性和连续性。在欧洲首先出现的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继而成为世界范围内主导性的国家形态以后，政治学知识便在分门别类的归纳和整理中，通过以民族国家为基本预设而进行的知识整理实现了知识的体系化，不仅将关于政治的不同知识纳入统一的框架中整理和编排而形成体系，而且实现了不同部分的知识间的互洽。随着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和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形成，西方的政治学知识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并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形成了一种对政治世界的西方叙事，进而塑造了西方对政治世界的解释权和话语权。这样的政治学知识虽然丰富且精彩，却基本上与中国的经验无关，也不包括基于中国经验的知识，更没有达到完备的程度。

中国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建立了最早的国家政治形态后，在丰富的政治实践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知识，但特有的知识生产方式及其取得的成果，却与西方政治学的状况大相径庭。以西方政治学知识为标准或圭臬来对中国的政治知识进行评判的论者，往往因此而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知识形成否定性的结论。但是，从政治学就是关于政治的知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来看，中国历史上无疑具有丰富的政治知识，只是与西方的知识不同而已。先秦时期，社会的知识生产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关于政治的知识虽不称为“政治学”，却在百家争鸣中占有重要位置。秦统一并建立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体系后，为了维护和适应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社会的知识生产就被纳入王朝政权体制的管控之下而失去了独立性。关于政治的知识只能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内部生产、记录、保存和传递，并形成了垄断。种类繁多的史书中的相当多数内容，都是记载政治事件和应对方式的，因而属于政治知识的范畴。但是，这样的政治知识虽然内容丰富，却大多为经验性的记述，缺乏概念化的过程，没有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且围绕以朝廷为中心的统治体系来进行，基本不涉及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利，主要为国家治理的方略和经验，不能以著书立说的方式在社会上广泛传播。

不过，这样一种与西方迥然有别的政治学知识生产及其成果，与中国历史上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王朝国家政治运行却相互洽合，并为这样的政治运行提供了有效的知识供给或支持。如若不然，就无法解释中国王朝国家时代政治运行的知识供给问题了，进而也无法解释中国王朝国家时代政治的有效性及其成果在传统文明中所占有的独特位置。这样的状况表明，在漫长的王朝国家时代，中国的政治学知识是自给自足的。

然而，这样一种政治知识与政治现实之间的互洽或耦合的状态延续了2000多年之后，却在近代受到了严峻的挑战。19世纪中后期，中国古老的王朝国家在发展和演变的进程中，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强烈冲击。面对构建了民族国家并对社会政治进行了重组，进而通过工业革命而开创了现代工业文明并迅速增强国力的西方国家的强烈冲击，建立在传统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古老王朝无法与之抗衡。农业文明的王朝无法抗拒工业文明的列强而败北后，自强不息的中国人便开始了自救图存的抗争。在以学习西方技术和工业为主旨的变革失败后，自救图存的道路转向了以西方的国家体制来改变中国的国家体制的方向。在这样的时代需要面前，中国传统的政治知识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就完全丧失了。为了建立新的国家体制，重建新的政治运行方式，抛弃中国传统的政治知识，接受西方的政治学知识，便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如此一来，中国传统的政治学知识演进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学习和接受西方的知识，就成了中国政治学知识演进的主流。正因如此，“戊戌维新后,西方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开始逐步系统地传入中国”。在这样的过程中，西方政治学在中国扎下了根，并以这样的知识和规范对中国的政治学从业者进行了持续性的规训。

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知识演进的逻辑再一次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在改革开放及其所推动的现代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巨大和根本性的改变。于是，源自西方的政治学知识无法有效解释中国现实的问题便逐渐凸显，首先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反思，并以主动的知识创新进行回应，体现了中国政治学自主性的觉醒。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第二位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这表明中国已经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充分凸显了中国的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成功。在此基础上推进的民族复兴，更是推动着国家一步步地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并对世界产生着更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在中国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政治学知识无法满足国家发展需要的问题愈加突出，促进政治学朝着满足国家发展需要方向而发展的紧迫性也更加突出，这就导致政治学知识演变底层逻辑上的再一次转变。

这样一种由历史发展所促成的必须构建满足国家发展需要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形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日益刚性化的国家间的竞争中更显突出。一方面，中国的发展遭受西方国家整体性打压的现实，赋予作为国家软实力之重要内容的政治学知识的自我构建以助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西方政治学知识随着为其提供力量支撑的西方国家在国际力量格局中地位的相对下降，其合理性和正当性也进入了下行通道。西方国家的实际行动与其倡导和维持的理论间的巨大反差，更是使得西方政治学知识的正当性和解释力进一步流失。这样的现实在进一步凸显建立能够满足国家发展需要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必要性的同时，也强化了政治学知识演变的底层逻辑转变的意义。

三、当下政治学知识重构的自主性诉求

在中国政治学知识演变的底层逻辑再次发生根本性转变，进而把国家发展对政治学知识的需求充分地凸显出来的条件下，政治学知识的重构就必须满足这样一种由国家发展或时代提出的需求。这也构成了当前在中国进行政治学知识重构的一个刚性化的要求。由此形成的政治学知识重构的目标或主旨，就是满足中国发展的需要，具体又包括有效解释中国现实的需要，以及从中国的角度来解释人类政治现实的需要，进而构建一套基于中国立场或视角的对政治世界的解释系统，形成一个中国关于人类社会的政治叙事。要达此目标，自主性便成为其中的核心诉求，并决定了这样的政治学知识重构的性质和特点。

建构能够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政治学知识体系，首先遇到的是如何看待和对待在中国长期流传的西方政治学的问题。当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功具有了改变世界格局的能力的时候，西方政治学知识无法有效解释中国现实的问题突出了起来，并引起了对西方政治学的反思，也包括对西方政治学的批判。近年来，基于“东升西降”的判断而对西方政治学的置疑和否定，以及以中国本土化的知识取代西方知识的观点，显得既活跃又突出。这两种观点本质上都是否定西方政治学，试图以中国的知识来取而代之。然而，这样的态度并不科学，所提的要求更是无法实现。且不说西方政治学能够在中国流行一百多年，自然有其内在的根据。理性地看，西方政治学在中国并没有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它在中国遇到的是其知识无法有效解释中国现实的问题，这并不是知识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是知识功能的有限性问题。西方政治学在西方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并实现体系化，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和完善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也是相对来说对人类政治现实最为成熟和完整的解释系统。对它的批判应该是哲学意义上的，即对其进行扬弃，并在此过程中体现文明交流和互鉴的性质和特点。

建构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或进行政治学知识的重构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充分肯定中国政治学既有知识的基础上，在原有知识体系中增添基于中国经验的知识，进而形成基于中国立场的关于政治现实的解释，或者说，构建中国对社会政治或政治现实的解释系统，形成中国的政治叙事。因此，重构政治学知识体系，就面临着两项基本的任务：一是，增添基于中国经验的知识，即把基于中国经验的知识纳入现有政治学知识体系之中，以弥补当前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政治学知识缺乏或不包含基于中国经验的知识的缺憾；二是，基于中国的立场来解释政治现象或政治现实，包括对既有的或历史上的重大政治现实的解释，以及对今天国际、全球和事关人类发展的重大事件的解释。

在中国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学知识，大致上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提炼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实践而形成的知识。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仅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而且对整个社会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改造，并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建设而彻底改变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面貌。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后的这几十年，中国在实现社会长期稳定的同时，还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面貌的根本改变。在一个历史文化悠久和传统深厚、人口规模巨大而又发展底子薄弱的国家，实现了快速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进而还会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以自己的方式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国家治理方式和发展模式，蕴涵着基于中国历史文化而形成的政治伦理，这是西方的政治学知识无法解释的。而中国在长期和大量实践过程中形成和积累的丰富经验，则是政治学知识的资源宝库。已经有许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试图对中国政治的重要变化进行概念方面的提炼和梳理”的《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一书，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其所列举的改革开放以来影响中国现实政治生活的21个关键词(概念)，已经成了政治学知识的重要内容。的确，作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之总结和概括的概念，是解释中国现象和中国问题的重要工具。然而，这样的概念的数量却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由此形成的关于中国政治的知识成果较之于现实中的丰富经验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总结和提炼中国历史上的经验而形成的知识。对中国历史上的经验进行提炼和概括而形成的知识，也可分解为两个大的部分。一是对历史上王朝国家政治实践进行提炼和概括而形成的知识。中国历史上有着最为持久和成功的王朝国家的政治实践，以及在历史典籍中大量存在的对这样的政治实践进行记载和描述的知识。就其在悠久的历史中展现的政治实践，尽管已经有大量的著述从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政治文化以及特定领域的治理方略研究的角度，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总结和提炼工作，产生了大量的知识成果。但是，受到对王朝国家的总体上的批判态度，以及对中国历史上政治知识的否定性态度的影响，这方面的知识提炼和概括还远远不够。二是对中国近代以来推翻王朝国家及建立现代国家体制过程中的实践进行提炼和概括而形成的知识。中国近代对王朝国家体制及国家伦理的批判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推翻最后一个王朝后所建立的现代国家体制，也是按照首先形成于欧洲的民族国家的国家伦理和体制模式而构建的。但是，中国近代在为现代国家的构建所做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中，也不乏受到中国历史和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内容。中国推翻王朝国家的方式，以及按照民族国家的模式来构建现代国家的进程，包括政党的构建及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方式等，都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中国采纳了民族国家的国家伦理和体制类型构建了现代国家，但又在现代国家体制中嵌入了多民族国家的因素和制度安排，使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及其国家的体制类型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如此独特的现代国家构建过程，是既有的国家理论无法解释的，通过对这样的经验进行提炼和概括而生产知识大有可为，能够有效地丰富现代化国家理论，也能对中国的国家建设进行有效的解释。

基于中国立场而对世界或人类政治进行解释，以及这样的解释的意义，是由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和有影响的大国的地位决定的。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社会科学知识受到知识生产者的立场和价值观的深刻影响。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科学知识是知识生产者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的立场而产生的认知成果，因而总是融入了知识主体自身的观念和价值立场或判断。这一点在政治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西方政治学基于西方的历史和经验而形成，自然受到由此产生的立场和观念的影响，尤其是西方民族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特定价值观的影响，从而形成一种对政治世界的西方叙事。这样的政治学知识与中国社会和国家发展之间的抵触和张力，相当大程度上就源于这样的价值观。中国在自己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明基础上也形成了自己特定的看待政治现象或政治世界的立场和价值取向，这样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在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以及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尤其是近年来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及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安全倡议和文明倡议获得了广泛认同的情况下，就显得更加重要和突出。在将这样的立场和价值取向贯穿于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并促成中国构建对世界的解释方式的情况下，基于中国立场和价值而构建对人类政治现象的解释，从而形成对政治世界的中国叙事，也就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紧迫性。

四、重写政治学原理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国推进政治学知识重构的关键，就是重写政治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即反映社会政治运行本质和规律并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常常被界定或理解为政治学知识的基本理论，并且以一个完整体系的方式呈现，通常就是一本教材或著作。从政治学知识形成的过程和经验来看，政治学的知识都是在认知具体政治现象的过程中形成的，尤其是最初在某个研究成果如论文或著作中形成的知识，都是对某个政治现象，或社会政治的某个领域、某个侧面甚至是某个事件的认识成果。中国和西方皆是如此。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学原理，尤其是政治学原理体系，则是对若干具体知识进行概括和提炼的结果。因此，政治学原理就表现为对政治学知识的总结和概括，具有政治学知识总汇的特征和属性，是一定时期政治学知识的集大成者。因此，政治学原理反映着政治学学科的基本属性和面貌，代表着政治学知识的总体水平。于是，政治学原理也就成为政治学知识传播的基本载体，具有实现政治知识代际传递的功能。优秀的政治学原理著作，往往就是政治学的教科书。重构政治学体系的核心或关键环节，就是重写政治学原理，尤其是编写和出版政治学的教科书。

作为今天中国推进政治学知识重构之关键环节的重写政治学原理，自然也集中地体现着今天中国政治学知识重构的自主性诉求，承载着由中国发展的历史和时代所赋予的责任和使命。因此，重写政治学原理，就必须坚持自主性的知识诉求，全面总结和概括政治学的知识成果，尤其是总结基于中国经验的知识和理论，构建一个具有自主性和包容性的政治学原理体系，提供一个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愿景的关于人类政治的完整叙事。

这样一种具有特定要求和内涵的政治学原理重写，最终的成果也许就表现为一部具有新的取向和特点的政治学原理教材或著作，但其所涉及的工作却是复杂和艰巨的：一是要全面梳理政治学的知识成果，把新的知识成果尤其是基于中国经验的知识纳入政治学原理体系之中；二是要确定一个知识整理的基本预设，进而建立一个知识整理和编排的总体框架，把具有政治学原理属性的知识纳入一个体系之中，实现政治学原理的体系化；三是要在一个整体框架内，对政治学原理性的知识进行整合，尤其是把基于中国经验的知识与既有政治学知识进行整合，使之在一个完整的体系中实现有机的结合，共同塑造一个包容性的关于人类政治现实的完整叙事。这都是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但却具有很强的挑战性。

首先，政治学原理是政治学研究中取得的具体的知识成果的概括和总结，因此，重写政治学原理，就必须对既有的尤其是最新的政治学知识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从而把具有“原理”属性的知识纳入政治学原理体系当中。能否全面地概括和包含政治学的最新知识成果，将直接影响到重写的政治学原理的品质，以及所写的政治学原理在知识传播方面的功能。已经出版的政治学原理教材，在编写或撰写时都尽可能地反映当时的政治学知识成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又取得了新的进展，又有了新的知识成果呈现出来。从总体上看，既有政治学原理教材中的大部分，所概括和总结的知识大都是21世纪之前取得的成果。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新的历史潮流的冲击下，尤其是全球化全面深入所导致的国家间关系的改变，及其对相关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造成了根本性的冲击的同时，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快速发展中根本性地改变了国家的面貌和内部的结构性关系，从而导致了政治学学科的地位和知识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进而引起了政治学知识生产及其产出的成果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学的知识成果大量增加，尤其是产生了若干具有时代特征的新知识。如亨廷顿在阿尔蒙德、路辛·派伊提出的政治认同理论的基础上所作的国家认同研究，不仅巩固和拓展了政治认同的研究，而且凸显了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意义，进而引出了更多的研究成果的产生。比较来看，中国政治学近年来取得的知识成果更加突出。一方面，国家决策层在谋划和部署国家的治理与发展的过程中提出了若干新命题，如国家治理、全过程人民民主、整体国家安全等，不仅具有理论创新、知识创新的属性和内涵，而且推动相关研究取得了更多的知识成果。另一方面，政治学学者自主性觉醒后以原创性为取向的知识生产，尤其是基于中国经验的知识生产，在世界政治、国家问题、人权属性、人民民主、基层治理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的创新性成果，而且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从历史记述中提炼知识的方式，也取得了大量的知识成果，不仅丰富了政治学的内涵，拓展了政治学的知识边界，还有效地改变了中国政治学的面貌。当然，大量涌现的新的政治学知识成果，并非皆能进入政治学原理的范畴，但具有相当普遍性和解释力的知识成果，就有必要在重写政治学原理时将其纳入政治学原理体系之中。

其次，在政治学原理重写过程中，还必须确立一个对知识进行整理并加以体系化的逻辑框架，才能将原理意义上的知识整合在一起，建构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知识体系。这样的总体性的逻辑框架，还具有对政治学的知识进行取舍，即决定哪些知识能够纳入政治学原理体系之中的意义。这样的逻辑框架的确定，的确会受到编写者的认知的影响，体现着编写者对政治学原理的基本看法，也会受到一个普遍接受的基本框架的制约。这样一种具有学界集体认同意义的认知框架，就是个政治学知识整理和编排的预先设定。这样的前提性预设虽然未被言明，但为大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从已经出版的政治学原理的教材来看，绝大部分的政治学原理都以现代国家或民族国家为基本预设，并按现代国家或民族国家的预设来对知识进行排列组合。只有极少数富有特色的教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知识编排的逻辑，如以利益为起点并从政治关系为出发点来进行的知识编排。

在今天这个时代，国家既是人类政治的基本形式，也是人类社会基本的治理单元，政治活动主要在国家的框架内形成和展开，政治学知识的绝大部分内容也在国家的框架内形成。因此，以现代国家或民族国家为基本预设来整合和组织政治学原理的知识，有利于充分地吸纳和展示既有的知识成果，并使它们形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完整的体系。但是，这样的现代国家或民族国家首先出现于欧洲，是西方政治学知识形成的重要条件和约束因素，以此为基本预设来组织政治学知识并形成体系，有利于对西方政治学知识进行概括和总结，能将西方的政治知识成果充分体现在其中，却不利于对非西方的政治知识进行概括和整理。中国历史上和当代基于自己的经验而形成的政治知识，就难以在其中找到恰当的位置，甚至还会受到贬损或排斥。因此，要想在重写政治学原理过程中体现中国的自主性，尤其是把基于中国经验的知识概括进去并体现中国的立场和风格，那么，探索整理或整合政治学知识的其他预设，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恰当的逻辑框架，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最后，在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性预设，进而构建了一个恰当的总体性框架之后，要真正在政治学原理体系中体现中国的立场、视角和内容，就必须尽可能地把基于中国经验的政治学知识纳入其中。从这个意义上看，能否尽可能将基于中国经验的知识纳入其中并以恰当的方式体现出来，也是今天重写政治学原理必须面对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在承认并接受既有政治学知识的基础上增添基于中国经验的知识，本身就承认或确定长期以来形成的西方政治学知识在这样的政治学原理体系中的地位，增添基于中国经验的知识则意味着要将这样的知识嵌入既有的原理体系之中。然而，将这样的愿望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意味着要把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政治学知识，尤其是对社会政治的基本看法结合起来，实现两种不同知识之间的有机融合。这不仅需要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逻辑框架，而且需要在具体知识的整合中创造或构建更具概括力的概念。也许，由此形成的政治学原理体系在刚刚形成的时候会显得比较粗糙，但这不正是新的政治学原理体系实现突破时的模样吗？

五、结 语

毫无疑问，提出重写政治学原理这个议题是富有远见的。但是，对政治学原理的真正意义上的重写，尤其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意义上的重写，就意味着不是再写一部政治学原理的教材或著作，而是对政治学原理体系的一种重构。通过这样的“重写”，构建一个既包括原有的政治学基本知识，又概括新的和更加广泛的政治学知识，尤其是增添基于中国经验的知识的体系，并形成体现中国自主性的政治学原理教材或著作，将会对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知识传播和人才培养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充分彰显重写政治学原理的价值。

在这样一种特定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并具有时代含义的“重写”，必然会涉及一系列相关的根本性问题。一方面是政治学知识观意义上的问题，如，如何看待今天重写政治学原理的时代背景及其时代性要求，如何体现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意义，以及如何看待基于中国经验的政治学知识等；另一方面是政治学知识的概括和整理方面的问题，如，政治学原理性知识的选择和概括，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整合方式，以及如何在既有的知识结构中融入基于中国经验的知识等。这样一些涉及知识哲学和知识整理方式的问题，既是重写政治学原理会遇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也会对政治学原理的重写本身产生深刻的影响。

重写政治学原理所涉及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还有更多和更加具体的问题。能否在这些问题上形成基本的共识或最低程度的共识，是重写政治学原理这项工作能够顺利推进并取得成效的关键，因而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并以此来寻求和凝聚共识。显然，重写政治学原理所涉及的此类问题，关乎重写政治学原理能否取得突破。然而，在这些问题上取得共识并不能一蹴而就，具体解决这些问题也实非易事。因此，这项工作既需要有人来牵头，并进行必要的规划和持续推动，也需要一批志同道合者来共同努力。

周平，法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发表于《天府新论》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