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20年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的重要时期。其间，1921-1923年正是国共酝酿第一次合作和即将掀起国民大革命浪潮的关键时间点，争取“中华民族伟大解放”是两党共同的奋斗目标。而欧战后梁启超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尤其是在认真考察了欧洲民族矛盾与大战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恰于同一时间点，从“国性”说转向“论中华民族”，不仅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指出了“中华民族乃世界奇迹”之“其然”，而且探讨了“其所以然”，深刻地概括了中华民族的特质与优长。其努力提振国民的民族自信力，与时代潮流正相契合。同时，梁启超作为近代民族史研究的开创者，欧战后其中华民族认同的深化，归根结底，表现为他率先自觉地将对中华民族作为整体的学术研究，与国人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客观实践相统一。

作者简介：郑师渠，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教授（北京 100875）。

关键词：梁启超/ 中华民族/ 认同/ 欧战

原文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第5-19页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重大项目“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21VMZ005)。

一、引言

欧战作为人类第一次世界大战，令西方文明自身的弱点暴露无遗，尤其是令欧洲复杂尖锐的“民族的问题”突显，并引起了人们对于世界民族问题的关注，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正是国人反省欧战的结果。它包含了两大价值取向：一是以李大钊诸人为代表，一些先进的中国人转而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决心以俄为师，解决中国的问题；二是以梁启超诸人为代表，主张改变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在重新审视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独立的民族新文化。两大取向，相辅相成，促进了其时中华民族自觉的时代潮流。毛泽东曾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①耐人寻味的是，1920年初，刚从欧洲考察归来的梁启超，在中国公学发表演讲时也这样说：此行最大的收获是在精神上大为振作，“即将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对于中国前途由“消极变为积极”②。所谓“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和在精神上由“消极变为积极”，异曲同工，都表达了其时民族自觉的心声。所以，不难理解，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开篇之作《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分上下两篇，其上篇标题是“大战前后之欧洲”，下篇则是“中国人之自觉”：标题的设计即明示了欧战与中国人自觉间的逻辑关系，这不仅是本书点睛之笔，更重要的是揭出了时代的主题。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关注于第一取向，研究成果丰硕；而于第二取向，人们的态度则有一个变化过程。曾经一段时期，以梁启超为首的所谓东方文化派，被误读为反对西学、抵拒新文化运动的落伍者、守旧派，甚至是反动派；改革开放后，才渐被重新认定为新文化运动的“潜流”，其对于中西文化见解具有的合理性，开始受人重视，评价也随之不断升高。应当看到，正因为历史发展是多样化的统一，具有自身的复杂性，故人们对于历史认知亦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不断趋于深化。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容有可商；但是，人们的历史认知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身在其中的时代精神的启迪和制约，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要学术与理论观点的提出，人们的学术视野愈益开阔，中华民族研究开始受到学界普遍重视。近代“中华民族”概念的发端缘于梁启超，欧战爆发后，他不仅是最早系统考察欧洲复杂民族问题的第一人，而且于游欧归来后，又开辟了近代中华民族研究的先河。由此可引出两点：其一，人们对于上述第二取向，尤其是对于梁启超思想的研究，不应停留于他们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言说，而当进一步将之提升到近代中华民族认同的高度；其二，梁启超中华民族认同思想的发展与欧战的关系值得重视。足见，本选题既有助于深化梁启超思想的研究，同时也将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

二、梁启超对欧洲民族矛盾与欧战关系的观察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遭塞尔维亚青年枪杀，最终引发了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它惊醒了国人。8月1日，《申报》在首条“要闻”中报道了欧战的爆发。同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11卷第2号，在显要位置也发表了主笔杜亚泉的文章：《欧洲大战争开始》。第3号复发表杜的《大战争与中国》。11月，战事爆发后仅10天，梁启超便在京西清华学校用10日时间写就近10万字的《欧洲战役史论》一书，他在自序中写道：“欧洲今兹之役，为有史以来所未尝睹闻，交战者十数国，皆泱泱当代之雄也。其在前敌者都数千万人，一日战费，当小国政府一岁之所出入，大小阵地，恒十数处所，其广长者至亘千里，其构衅之所由，千端万绪，错综纷纠，远者或在数年数十年以前，而莫不各有其所不得已者存，曲直壮老之数，乃至不可究诘。”③随后复有《欧战蠡测》一文的发表。梁启超强调，欧战关乎中国命运，不容国人持隔岸观火的消极态度：“是故吾侪对于此次欧战之研究，一方面可以得最秾醰之兴味，一方面可以助长极健实之国民自觉心，其不容以隔岸观火之态出之也明矣。”④

这里需指出两点：其一，是时新文化运动初起，其主持者倡言以西方文明为圭臬，多对欧战持“欣赏”态度。陈独秀说：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故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比利时、塞尔维亚以小抗大，同样不惜以鲜血争自由。相较之下，“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⑤甚至直到1917年，蔡元培还在《我之欧战观》中赞美大战显示了法国的民族性“偏于美”，德国的民族性“偏于高”⑥。相较之下，梁启超、杜亚泉诸人强调要借重欧战，反省西方文明，以唤醒“国民自觉心”，无疑更合乎理性。

其二，当时梁启超诸人自然不可能看出欧战的本质是帝国主义战争，但他们却真切地观察到了欧洲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和民族问题的尖锐性。上述《申报》要闻的标题是《欧陆风云中之种族与宗教》，其中借《字林西报》的话说：“奥塞之战争，其近因人皆知之矣，而其远因则在种族与宗教问题也。”⑦杜亚泉则在《大战争与中国》中则径直称之为“民族战争”：“欧洲各国之民族间，互相猜忌，互相嫉恶，积不能返，实在吾侪预想以外”。“以民族之夸负心，酿成民族战争。同一白色人种之间，犹演出如此之惨剧，吾侪黄人，能勿悚然惧而憬然悟欤?”⑧不过，五四前对欧洲民族矛盾与大战间关系观察最为系统的人，却非梁启超莫属。

梁启超的《欧洲战役史论》除了导言与结论外，共18个目，从所列标题不难看出全书脉络，即在于以梳理欧洲各民族间矛盾冲突的历史轨迹为主线，说明大战爆发的内在必然性：“战役直接近因——奥皇储遇难案”“大斯拉夫主义与大日耳曼主义”“奥塞国情及其交恶之积因”“俄国进取东方之动机及巴尔干问题之由来”“三国同盟与俄法同盟”“战役之间接近因二——奥国并吞坡、赫二州”“战役之间接近因三——两次巴尔干战争之余波”……。梁启超指出，欧洲有十多个国家，大小民族为数众多，大者有日耳曼、拉丁、盎格鲁撒克逊、斯拉夫，以德、法、英、俄为代表，小枝派则错杂其间。故各国现状往往是：“一国中恒数族，而一族亦恒散居于各国”。欧之东南部，尤其为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错处，“相逼相猜，而祸乱遂蕴酿于其间”。欧洲各国为争夺资源与市场，本已剑拔弩张，19世纪以来倡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盛行，令“民族本能”大为鼓胀，这一方面固然促进了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但另一方面，由于各国国境线与民族分界线从来难相吻合，它无疑又进一步加剧了原有的民族冲突：“徒以民族国家之义鼓吹实行之结果，则既庞然为大国以立于天地矣。其他族之同一境遇者，安得不闻风而起?此巴尔干半岛斯拉夫派之诸民族，所为日寻干戈，为全欧祸源也”。“于是乎有所谓大日耳曼民族主义，大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各负一嵎以接构而交斗，此祸焰之所由日张也”。所以，他径称欧战为“民族国家的战争”。

梁启超最后将欧战总原因归为两点：“夫明乎民族国家主义发展之情状，与国民生计剧竞之大势，则于今兹战役之总原因，思过半矣”⑨：一是复杂的民族关系及其历史恩怨；二是资本主义间的竞争与冲突。如果注意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于1918年才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欧战的本质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⑩；那么，我们便应肯定梁启超于1914年大战初起，即作出了上述的判断，实属难能可贵。

欧战后，原有四大帝国：德意志帝国、奥斯曼帝国、沙俄帝国、奥匈帝国均告崩溃。巴黎和会作为列强分赃会议，重新改写了欧洲版图，随着一些新的国家出现了，民族分布也发生了很大改变。欧洲民族问题虽暂时有所缓和，但各民族错综杂居的现状及其深层矛盾，并未得到真正解决。相反，缘于政治版图的重组，甚至还增加了新的矛盾。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实地考察，感触良多。1920年归来，他在《欧游心影录》中专辟有《和会主体及其他新造国》一节，并附有《欧洲东、南部各民族表》，用很大篇幅详细分析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10个新国家的由来、具体的各民族人口比例及其分布。这说明战后民族问题仍是他关注的一个重点。他写道：“民族既已如此复杂，若使同在一个国中，还不至十二分，他们却是分隶于两国或三四国统治之下，所以把东、南一隅的政界，闹荆天棘地”。就开战前而论，波兰千五百余万人就分隶俄、普、奥三国；罗马尼亚千万人，仅五百五十万隶本国，其余三百多万隶匈牙利，一百多万隶于俄、奥等国；希腊人五百万，仅一半住本国，其余住君士但丁及多岛海，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形底下，那被统治的民族固然块垒填胸，那统治的民族却也芒刺在背。就中俄、奥两国，幅员最广，民族最杂，统治亦最难。俄国国内有四十二种不同的语言，所包含主要的民族，除大俄罗斯人约居十分之六外，尚有小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芬兰人、波兰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鞑靼人、犹太人等。奥匈国更是复杂”。各国被压迫民族，曾屡起反抗，但不能成功。大战造成局势大变，给了这些小民族以机会。梁启超在对欧洲一批新国家的出现与“民族自决”声浪日高表示欣慰的同时，也对于欧洲仍存在的严峻民族问题，依然不抱乐观。他说：如今战事结束了，和约是签了，但是永久的和平没人能够保证。道理很简单，这场战争让“各民族情感上的仇恨，愈结愈深”。战败的德国人心有不甘，法国人提心吊胆，固不待言；欧洲东南一带，出现许多新建的小国，但是，“从前巴尔干小国分立实为世界乱源，如今却把巴尔干的形势更加放大了。各小国相互间的利害太复杂，时时刻刻可以反目，又实力未充，不能不各求外援，强国就可以操纵其间。此等现象，为过去战祸之媒，战后不惟没法矫正，反有些变本加厉。从民族自决主义上看来，虽然是一种进步，但就欧洲自身国际关系情况而论，恐怕不算吉祥善事哩”(11)。

实际上，不仅是梁启超，许多人都感到战后欧洲民族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例如，1921年初，时任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驻莫斯科特约通讯员的瞿秋白曾报道说：“欧洲大战后民族问题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各‘大国’仍旧用殖民地政策，压迫各小民族或名义上所谓‘独立国’；各大国之间因少专利而起冲突……；一方面独立的小民族反抗大国的侵略；各小民族之间互相倾轧；各小民族独立国里少数受压迫的民族起而反抗统治的民族，各大国的殖民地亦起而反抗他的宗主国。”(12)又如，1927年，胡愈之在《巴尔干半岛的今日》中就表示了对欧洲民族矛盾有重燃战火的担忧。他说：欧战告终后没多久，创伤尚未平服，土耳其与希腊，意大利与南斯拉夫，希腊与意大利，保加利亚与希腊，先后又都起了战争或边境冲突。“目前巴尔干半岛的国际空气，还是和以前一样地紧张，也许比二次巴尔干战争以后的时期，更紧张些”。“巴尔干诸国间已埋下了许多火种，随时有爆发的危险。这种有危险性的国际问题，必成为下次大战的导因，断不是什么简单的外交方法所能解决”(13)。所以，1935年，杜若君径直断言：“民族问题就成为今日欧洲政局中的毒癌了”(14)。

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证明了包括梁启超在内，其时国人对战后欧洲依然存在的民族问题深抱忧虑，实属先见之明。

三、从“国性”说到“论中华民族”

固然，看到了欧战暴露出欧洲民族问题的严重性，是一回事；能从中引出教训来，进一步去重新思考中国的问题，从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则是另一回事。从总体上看，在欧战爆发后的10年间，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代表性人物是：李大钊与梁启超。

1917年，李大钊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15)一文，明确指出，欧战的爆发告诉我们，世界面临共同性的问题是民族问题：“盖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他强调，中华民族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经数千年融合形成的，早已超越了血统与区域的分际而冶为一体。中华民族所以有别于欧洲民族狭隘的民族主义，归根结底，端在赋有“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他认为，民国初肇提出“五族共和”概念不妥，当易以“中华民族”的提法，承认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不仅如此，需将此“新中华民族主义”精神在治国理政方方面面，一以贯之，以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实现民族复兴。李大钊缘欧战引出的此文不长，但他揭出“新中华民族主义”，却意味着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概念最终确立；同时，这也成为近代中华民族由自在转为自觉的鲜明标志，厥功至伟(16)。

梁启超是近代最早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的人。1903年，他提出著名的“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理论，主张汉、满、蒙、回、藏诸族合成一个“大民族”，以反抗外敌进逼，有力推动了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1905年，他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更是开近代中华民族学术研究之先河。足见，早在欧战爆发前，梁启超已是推动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欧战爆发后，他既系统观察了欧洲民族问题，战后又赴实地考察，并发表长达13万字的《欧游心影录》，对于此后中西文化关系及世界大势走向，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思考。其根本一点，即在于如他自己所说：从此在精神上“将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对于中国前途由“消极变为积极”。也惟其如此，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进一步深化了。

梁启超此种认知的深化，不难从其在欧战之初与欧战结束之后不同的立论中看出来。欧战之初，其立论在“国性”说。早在1912年他就曾发表《国性篇》一文，其中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之所以与立者何?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性。”国性源于“国语”“国教”“国俗”的结合，可助长不可创造，可改良不可蔑弃。国性兴则国家强，国性衰则国家、民族与社会失去中心，败亡随之。梁启超虽强调中国有五千年历史，国性基础深厚，但面对不断加剧的民族危机，又不能不大声疾呼：“今也吾侪为外界所压迫所簸扇，而吾数千年传来国性之基础，岌岌乎若将摇落焉，此吾所为栗然惧也”。故是文的主旨显然是在强调中国“国性”衰微，“而商榷助长改良之道”(17)。尽管是主张积极谋补救，但既怀亡国之惧，实不免对中国的“国性”缺乏自信。耐人寻味的是，欧战后第二年，即1915年1月，梁启超发表《〈大中华〉发刊辞》，仍以“国性”说立论，其心态与旨趣却较前大不相同了。他说：中国外部局势，“今也机括一弛，形势迥异畴曩。欧洲战争中或战争后，吾国必将有大变”，而号称士大夫为全社会中坚者不知变计，“徒以怀抱中国必亡之心理故，而种种促之使亡之事实，乃因缘而发生”，不妨称之为“亡国之自觉心”。从中西古今历史看，凡亡国者多为无“国性”或“国性”未成熟者。今奥斯曼帝国瓦解，土耳其版图尽矣，“其裂为巴尔干六七国者，国性分裂使然也”。而中国则不同，“以吾侪祖宗所留贻根器之深厚，吾侪所凭借基业之雄伟，吾侪诚不自亡，谁得而亡我者?不宁惟是，吾侪虽并力以图自亡此国，吾犹信其不能以骤致，盖我祖宗所留贻我之国性，成之固难，毁之亦不易”。这即是说，中国成熟的“国性”，从来深固不摇。不仅如此，梁启超还进而指出，今人多主民族国家，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主义，以为非此不足构成坚固的基础，不知中国早已成了这样的国家：“吾抟捖四万万人成为一浑合有机体之日久矣”，她与印度内部族群众多而不相通不同，故虽有外力压制，终不能令其解体。他最终说：“吾敢断言吾国之永远不亡”(18)!很显然，这与上文所谓“此吾所为栗然惧也”，已不可同日而语。

同年3月，他在《中国与土耳其之异》中，对自己的观点又做了进一步发挥。他说，土耳其随奥斯曼帝勃兴而勃兴，复随之崩溃而崩溃；但是，中国国脉源远流长，非汉、唐、宋、元、明、清所能限，故朝代屡变，“而于国无与，非如土耳其之国运与朝运相联属也”。“我国民之结合以成为一国，自有其大本大原，而绝无所赖于一姓一家之武力，与土耳其恰为反比例”。土耳其内部种族、语言、宗教、风俗繁杂，“我国以四万万同族一体之民”，自“永无分裂之虞”。“以二千余年结为一体之国民，欲征服之，岂其易易”?“故中国现时虽极屯蹇，而决不至与土同其命运，可断言也”(19)。事物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没有比较便没有鉴别。欧战的惨烈与欧洲民族兴亡浮沉，启发梁启超重新去思考中国的问题。同样以“国性”说立论，大战前心怀亡国之惧，不免有失自信；大战初起，国势依旧，却自信满满。可以说，欧战后梁启超精神之由“消极变为积极”，于此已现端倪；而这也正是其对中华民族认同深化的一个最初和重要的表征。

欧战结束后，梁启超转向“论中华民族”(20)。前期“国性”说，虽然事实上也关乎中华民族的认知；但是，上述两篇文章毕竟都没有提及“中华民族”一词；同时，“国性”一词终究过于抽象，故二文不是也不可能代表作者对中华民族作整体性深入系统的再思考。需要指出的是，1919年是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的重要转折点，这不仅是指五四运动爆发代表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高涨，而且是指孙中山正是在这一年也肯定了李大钊的见解，主张以“中华民族”的概念取代“五族共和”，并提出与前者的“新中华民族主义”实际相同的“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同时，缘此二者交谊，不仅共同推动了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概念广泛传播开来，更重要的是携手促成国共合作，掀起了国民大革命的洪波巨澜，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由此进入了新阶段(21)。无独有偶，也正是以1919年为起点，梁启超超越了自己的“国性”说，开始转向气势恢宏的“论中华民族”。

巴黎和会是分赃会议，列强背信弃义，无视中国主权，将德国原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转送给了日本，身在巴黎的梁启超最早将此消息传到国内，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继之，6月10日，即五四后仅36天，梁启超又发表《世界和平与中国》，对西方列强提出了明确警告：中华民族不可辱。他写道：欧战最大教训是，任何强权国家对于弱小民族的欺压都将以失败而告终。“中国有四万万民众，居世界人类总数四分之一。其民族之化醇为一体已数千年，团结力极固，颠扑不破，有产生、吸纳、传播高等文明之能力；其所居者为最大洲中最枢要、最膏腴之地。若能自由发展，则其人文地利皆能大有所贡献于世界；反是而有外力压迫，阻其发展焉。无论压迫程度酷烈至于何等，终不能致其国家于灭亡，致其民族于分裂，不过发展稍困难而迟滞耳。而于其间被压迫者之争斗及四围压力相触之争斗必有惨不忍言者，凡世界之经世家真不可以一刻忘此危机也。”(22)梁启超在文中虽未使用“中华民族”一词，而用的是“中国民族”，但他强调她由四万万人构成，为世界上最大民族，“其民族之化醇为一体已数千年”，有强大的凝聚力，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打破的。毫无疑义，这里中国民族指的就是中华民族。人所周知，1939年，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长文，其中第一节便是“中华民族”。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特质与优长作了经典概括，其中说：“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23)。两相比较，若合符节，说明梁启超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不仅超越既往，而且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1920年初，梁启超结束欧游归国。其后两年间，他连续发表了两篇专论中华民族的长文：《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1921年)；《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1922年)。前者属时论，后者则是梁启超发表的又一篇被公认为近代民族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二者可视作上下篇或姊妹篇，珠联璧合，集中地反映了欧战后梁启超中华民族认同的新境界。

《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一文，开宗明义，即以自问自答的形式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论断：“‘中华民国’一名词之成立，即中华国民在人类进化史上之一奇绩也。夫世界上之国民亦多矣，吾何为独以此自奇?须知以如此庞大之民族，散布于如此广漠之国土，数千年继继绳绳，日征月迈，在我民固视之若素，然以世界史的眼光观察之，实邈然更无匹俦”。这段话的逻辑关系稍嫌含混，单从第一句文字看，这个论断似乎是说：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华国民在人类进化史上创造的一个奇迹，即奇迹是指中华民国的建立；然而，后一句“须知以如此庞大之民族”云云，似乎奇迹又是指“庞大之民族”本身。同时，所谓“庞大之民族”与“中华国民”，二者在概念上显然也不统一。而人口众多、历史久远的“庞大之民族”，无疑所指只能是中华民族。从全文及另文《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看，以下的理解当是合理的：在梁启超看来，中华民族是由四万万国民组成的硕大民族，疆域辽阔，历史悠久，一脉相承，若滚雪球般，愈滚愈大，举世无双，堪称奇迹。尽管各国民族融合皆然，但是，能像中华民族这样，“欲求所吸聚者如此其繁复而普被，所醇化者如此其浑融而无间，则横览全球，竟无其匹”(24)。实际上，在后一篇文章中，他就明确指出了中国古代各民族历数千年的融合，“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25)，这正可印证上述“如此庞大之民族”“更无匹俦”，说的正是中华民族。

但是，梁启超毕竟是以“中华民国”与“中华国民”立论，这是为什么呢?这涉及近代国人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现代国家的本质是民族国家，体现为民族与国民同体。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最早倡导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12年，中华民国肇建，宣告“民族统一”“五族共和”，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里程碑；同时，也即意味着“中华民族”与“中华国民”同体，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族”。如前所述，1917年，李大钊提出“新中华民族主义”，主张凡是中华民国公民，“皆为新中华民族”，更已意味着现代中华民族概念的最终确立。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民族的概念毕竟与国民不同，同一民族未必是同一国民；同一国民，也未必是同一民族。故李大钊的说法虽有合理性，从理论上说却有欠周延。梁启超是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他说：“民族与国民异，国民为法律学研究之对象，以同居一地域有一定国籍之区别为标识”，而“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一民族可分属不同国家，同样，“一国民可包含两个以上之民族，例如今中华国民，兼以蒙、回、藏诸民族为构成分子”(26)。然而，既然如此，何以又将二者混用呢?梁启超在文中实际上已回答了这一点，他说：“最初之中华民族，其领域几何!”春秋战国时期，她不过是以诸夏为核心，融合了黄河下游地区诸部族，才逐渐扩大。到民国成立，中国原有各民族在广阔疆域内的统一与融合，实已大部完成了：“今此诸族者，在腹地各行省中，更无丝毫痕迹之存留，实则任举何省人民，孰不有羌、苗、匈奴、东胡乃至其他诸异族之遗血者，而今则惟以‘中华国民’之一名义自见于世界耳”。梁启超的逻辑是：今天的中华民族经数千年演进，逐渐融合了历史上众多民族，拥有四万万人口，占了中国人口绝大多数；尽管尚有蒙、回、藏诸族未完全融入其中；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将“中华民族”与“中华国民”等量齐观；换言之，可以说，“中华国民”在世界上即是“中华民族”的代名词。应当说，这同样具有自己的合理性。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梁启超在文中着意做这样的中西比较：欧洲中世纪以降千余年，到近百年才渐次“形成国民”，陆续出现现代民族国家；而“我国古代固有民族之复杂不下欧洲”，“以三四千年间不断的努力，始能使此世界中永远有所谓‘中华国民’者，庞然屹然，为人类一重镇，此其事实可贵而至难能”(27)。要言之，对梁启超上述大胆论断作完整和准确的理解，其本意实可换一种更简约的表述：中华民族是世界奇迹。从现代民族国家的认知出发，提出中华民族是世界奇迹的论断，使得自己的创见具有现代性，这正是梁启超深化对中华民族认知的高明处。但是，尽管如此，也需指出：“国民”毕竟是现代概念，将之泛化用于指称中国古代族群，难免引起认知混淆。翌年，他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就不再这样泛用“中华国民”一词，而与此前一样，对中国古代民族的论述多使用“吾族”“我族”“诸族”“异族”等。这也是此乃政论，而彼为学术研究的缘故。

梁启超对中华民族这一奇迹，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就其本身而言。他说，从其历史的发展可以“得出三种概念”：“一、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二、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三、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28)。二是就人类与世界而言。他强调中华民族具有两大价值，对全人类贡献巨大：其一，人类进化大趋势既是由分而合，“我国民已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为将来大同世界预筑一极强之基础”；其二，“凡大事业必由大国民创造”，“我国民植基既广厚，将来发摅必洪大”(29)，即将来她对人类与世界的贡献自然也会较他国为大。这让人想起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中说：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面貌已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进入21世纪中国将变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30)这是毛泽东时隔35年，在新中国业已成立、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后说的话，至今让人感奋不已；而梁启超在欧战后，中国民族危亡依然深重的时刻，却能对中华民族抱如此坚定的自信心、深深的自豪感和无限的期许，如何不让人刮目相看!

需要指出的是，1899年，即戊戌变法失败次年，梁启超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中曾将中国的衰颓归因于历史上的大一统与民族融合。他说，秦汉之前中国进化胜于欧洲，而今却落后于对方，不啻霄壤。究其原因，端在秦汉后中国一统，各民族“渐渐无差别之可言，故国地一经合并，国民遂为一体也”；而欧洲诸国常分立，“其种族皆迭起错出，风俗不同”。列国并立，各国政府不能不励精图治，谋国家进步，故其“国政修，民气强，而国民之文明幸福遂随之而日进”；中国一统，执政者枵然自大，冥然罔觉，压制其民，国政自然衰败以至于今日不可收拾。“此则二千年一统之国势所影响也”。梁启超虽然也说从学理上讲统一和民族融合本为好事，只是“未有能善用之者也”；但他终究慨叹：“嗟呼!往者不可追矣”。今中国既成众射之的，“二千年之停滞既不可以得进步，今日当于退步求进步，或者我中国犹有突飞之日乎”(31)?梁启超作为维新派领袖之一，其可贵处在于不仅勇于批判传统，力倡学习西方，而且从未丧失过民族的自信心；但这一次他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演进，“今是而昨非”，不能不改弦易辙，效仿西方，不自觉地动摇了自信心。这自然当视为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愤激之言。不过，同样是中西对比，何以欧战后梁启超却得出了中华民族是奇迹截然相反的论断?要回答这一点，需了解梁启超于战后转向“论中华民族”的动因。

他在《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中，开宗明义，就交代了本文的立意：事业之完成非易事，故一国民在一个时代，往往仅能完成一种事业，或以一种事业为主，而其他为辅。当国民精力与能力集中于一事业时，其在别的事业上之精力和能力自然会受减损和抑制；但这不表明她在其他方面不具备潜能。一旦环境起大变化或受“反拨力”之刺激，其潜能便会“冲动发展”，同样创造出新的光华。梁启超说：“吾尝持此数义以衡量有史以来各国民所造业，其得失之林，略可睹也。吾今将以推论我中华国民。”这就是说，判断一个民族成败得失，需从历史上作客观、整体把握，既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短视；同时，还需引入中外比较的视野。这也正是他自己“论中华民族”的标准。在提出上述中华民族是奇迹的论断后，他又接着说：“而我国民过去之精力，盖什有九消耗于此间，别方面事业之所以停顿，其总根原实坐此。”(32)很显然，其文之命意乃在于晓谕国人：应客观看待中华民族的得失成败，以唤醒吾人的民族自信心。要理解当下中国的暂时落伍，“其总根原”端在先人数千年中将主要精力与能力用于缔造世界第一大民族的伟业，故不能不影响和削弱了自己在他方面的进化努力。所以，他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更进一步充满感情地告诫国人：要感念先人的努力并在其创造的奇迹基础上，继往开来，进一步去完成他们未及创造和属于子孙后代历史使命的新伟业：先人“能抟捖数万万人以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民族，然三千余年，殆无日不在蜕化作用中，其所受苦痛，殆不可以计算，而先民精力之消耗于此间者亦不可纪极。进化所以濡滞，职此之由，今此大业之已成就者则八九矣。所余一二，如蒙、回族未同化之一部分之赓续程功，与夫此已成民族之向上发展，则为人子孙者所当常念也”(33)。换言之，这即是说：先人已为后人创造了吾民族得以继续“向上发展”的奇迹，我们当承前启后，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与荣光。

不难看出，梁启超“论中华民族”，实将原本消极的命题转化成了鼓励后人奋进的积极命题，不仅欧战后其精神之由“消极变为积极”愈显鲜明；而且，这也正是其对中华民族认同深化重要的表征。

四、“中华民族乃世界奇迹”之所以然

1947年，柳诒徵对于中华民族曾提出著名的“柳诒徵之问”：幅员如此广袤，何以能开拓并守此疆域?种族如此众多，何以能融为一体?开化如此之早，何以能历久犹存(34)?1951年，梁漱溟发表题为《中华民族是人类一奇迹》的文章，对“柳诒徵之问”评论说：“中华民族之特点总计之有三：无比之大，无比之久，无比之融合统一。柳先生因之发为三问：果由何道而大?果由何道而久?果由何道而融合统一?其实拓大与长久既相联不分，而拓大又由融合异族而来，显然只是一个同化融合力特强的问题。”(35)平心而论，梁漱溟未免将“柳诒徵之问”看轻了；不错，“柳诒徵之问”实际并未超出梁启超所说奇迹的意涵，只是26年之后，柳诒徵知其然，他想问的是所以然。柳诒徵与梁漱溟可能都不曾认真读过梁启超的相关文章，尤其是晚年写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这篇重要文章，因为其精彩处，恰恰就在于试图解答这个“所以然”。

梁启超欧战前后共发表过两篇关于中华民族整体性研究的学术文章，即1905年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与1922年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二者都被称为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开山之作，因发表时间相去17年，中经时代变迁，故后者对前者既有继承，更有发展，例如：其一，对中国民族起源认知不同。前者说：对于中国民族起源问题，自己相信“中国民族西来”说：“吾则颇袒西来之说，即以之为假定前提”(36)；而后者则声明，今是昨非，相信中国民族乃源于本土：“吾于华族外来说，亦曾以热烈的好奇心迎之，惜诸家所举证，未足以起吾信耳”(37)。其二，文章缘起不同。关于前者缘起，梁启超虽自谓是为了打破时人狭隘的“省界”观念，以求国人齐心共赴国难；但实际动机乃在于“以学术饰政论”，强调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以助益其时改良派与革命党间围绕“排满”问题展开的论战，消解“排满”宣传和倡言民族团结。后者则是反映了欧战之后中国人的民族自觉，目的在提振民族自信力。其三，对汉族观念的关注有不同。前文虽强调了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产物，但复将之与汉族相提并论，说：“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炎黄一派之华族，谓中华民族也”(38)。而后文则明确主旨在于“论中华民族”、“研究中华民族”、探讨“中华民族之成分”，一样强调中华民族“自始即为多元的结合”(39)，但是，“中华民族即汉族”的提法不见了，足见其有意淡化汉族观念，而突显中华民族观念。除此之外，二者在篇幅上也相差甚大。前文仅约11000字，除汉族外，分古代民族为八族，然后分论之，内容较单一；后者则长约28000字，全文除改分古代民族为六族八组分论之外，从厘清“民族”与“国民”不同概念入手，更自觉地站立在民族学理论的高度上，展现了愈加开阔的视野，尤其是提出了许多新的重要观点，从而将“研究中华民族”引向了新境界(40)，事实上也是回答了“中华民族乃世界奇迹”之“所以然”。其荦荦大者，主要有三：

第一，提出中华民族“民族意识”新概念，将中华民族论引向深化。

概念是人类认识事物本质的基本思维形式之一，新概念的产生往往意味着人类认知的深化。“民族意识”是指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和民族利益的自觉感知，是民族存在的自我反映。此一概念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逐渐生成的，它不好归功于某个个人，也难以确定具体生成的时间；但它无疑反映了西方近代社会学、民族学理论的新发展。随着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叙事的东渐，“民族意识”概念也开始传入中国。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最早使用“民族意识”概念的人，而1922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正是他第一次使用此一概念撰就的重要成果。在文中，他写道：“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41)。这里需指出两点：

其一，1903年，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二)》中，曾对伯伦知理关于在民族构成诸要素中，语言、文字、风俗较血统、地域与面貌等更为重要的观点，极表赞成(42)。但在这里，他又超越了伯伦知理，进而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民族成立唯一的要素”，在于“民族意识”的确立，即将民族意识存在与否，视为民族形成最重要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英国学者伯尔拿.约瑟的著作《民族论》在中国翻译出版，其中第八章讨论民族意识问题，他强调说：“没有民族的意识，就没有同类的意识；同类的意识是民族的第一个表征，民族存在的试金石。”(43)这与梁启超的观点不谋而合，但却晚出现了整整八年之久。

其二，梁启超以为所谓民族意识，可以理解为：“对他而自觉为我”。这形象、通俗和生动的比喻，同样借鉴了西方理论。1911年，美国社会学者萨姆纳就提出原始社会的基本概念，乃是“我群”(We-Group)与“他群”(Others-Group)。1928年，李济在美国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之构成》中说：“从中国历史的开端时起，他们(中国的史学家，作者注)的头脑中就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志概念。一个，在这里借用萨姆纳先生的贴切措词，可以称为‘我群’，即被中国的史学家们视为同类的文明人的群体。而他们所谓的野蛮人，在我们看来便可以称作‘你群’。”(44)此种提示固有启发的意义，但其说法尚欠周延。中国传统中所谓“夷夏大防”“以夏变夷”，与萨姆纳的“我群”与“他群”，表面相似，但是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后者是建立在社会学、民族学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概念。惟其如此，1936年，黄文山在介绍李济是书时说：“李济之作《中国民族之构成》亦以‘我群’与‘你群’，说明中国民族与边疆民族之历史及关系”(45)，人们不可能据此说，李济是在延续“夷夏大防”“以夏变夷”中国传统观念来说明二者的历史及关系。梁启超的“对他而自觉为我”，这里的“我”与“他”和萨姆纳的“我群”与“他群”，在现代概念上意涵相通，而不能简单与传统夷夏之辨混为一谈。黄文山的文章在介绍“‘我群’与‘他群’之同化过程”时，详细列举的事例，注明依据是梁启超的《中国历史上之民族研究》与《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上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两篇文章。这说明，在他眼里，梁启超的研究是借鉴这个理论的成功范例。

缘上可知，梁启超不仅是近代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民族意识”概念和最早借鉴了“我群”与“他群”理论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将二者结合起来：“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从而将抽象的民族意识概念具象化，呈现画面感，变得通俗易懂，富有感染力。这是一种再创造。他写道：“经无数年无数人协同努力所积之共业，厘然成一特异之文化枢系，与异系相接触，则对他而自觉为我，此即民族意识之所由成立也。凡人类之一员，对于所隶之族而具此意识者，即为该民族之一员。吾所释民族之意义略如是，今准此以论中华民族”(46)。在他看来，民族意识是血缘、心理、语言、信仰等诸多因素的氤氲化生，即是一个民族在共同生活、劳作与亲密相依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造就的一种独特文化系统的产物。所谓“与异系相接触，则对他而自觉为我，此即民族意识之所由成立也”，换言之，民族意识即是民族归属感、认同感，它缘“他者”的存在而自觉和彰显。这是梁启超综合西方学界相关理论，第一次提出自己关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概念，并强调这是自己据以“论中华民族”的立论基础，即以为自己重新研究中华民族的新视角、新思路。

现在梁启超认为，“吾族自名曰‘诸夏’，以示别于夷狄。诸夏之名立，即民族意识自觉之表征”。“夏”而冠以“诸”，说明她的起源是“多元结合”的结果，而非同一祖宗血胤衍生。以其标用“夏”名，可推定其民族意识生成于大禹时代，因为其时黄河流域正成为“民族结合之枢核”，众多部落通过“联邦式的结合”，开始逐渐“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这就是最早出现的多元部落共同体“诸夏”(47)。“所以中华就号称诸夏。日月久远，而中华民族的意识，遂宣告成立”(48)。梁启超不仅推定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最早形成于大禹时代，其核心观念即在于“多元结合”“诸夏一体”；而且强调今天的中华民族正是缘此民族意识渐次发舒，以其为中心，多民族融合随之日渐扩大的结果。他举例说：《史记·楚世家》两次记载楚人有言曰：“我蛮夷也”，一为西周时楚子熊渠之言，一为春秋初楚武王之言。这说明，“湖北人当春秋初期尚未加入中华民族之表示”；但到了战国，楚已是七大“冠带之国”居其一，这表明“其时楚人，皆中华民族之一员也”。又如，汉文帝时，南越王佗自称“蛮夷大长”，足见其时“广东人尚未加入中华民族”，而到了魏晋以后，则“粤人皆中华民族之一员也”。同样，清初满人自称“旗人”，“字我辈曰汉人”，至今日不复有此种观念，“故凡满洲人今皆为中华民族之一员”(49)。以此类推，经数千年演进，中国历史上众多民族绝大多数先后都确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故“今已完全消纳于中华民族”(50)，便不足为奇了。不难看出，以中华民族民族意识之形成、发展为主线，梁启超突出的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原先于《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强调的“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51)的认知，已渐归消解。

第二，强调同样源于多元构成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活水源头。

梁启超固然说“对他而自觉为我”，民族意识油然而生；但是，他同时又强调，归根结底，民族意识是植根于各民族不同的民族文化，即上述所谓：“经无数年无数人协同努力所积之共业，厘然成一特异之文化枢系，与异系相接触，则对他而自觉为我，此即民族意识之所由成立也。”也因是之故，与《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未曾关注文化问题不同，现在梁启超格外强调，中华文化是培育滋养中华民族民族意识的活水源头，对于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纽带作用。

在梁启超看来，大禹时期黄河下游地区既是“民族结合之枢核”，也是“我文化最初枢核”，同时还是以“诸夏”为代表的民族意识最初确立之区，故文化、民族、民族意识乃三位一体，相辅相成。他说：“吾确信高等文化之发育，必须在较温腴而交通便利之地，黄河下游为我文化最初枢核，殆无可疑”。大禹时，“文化渐开，各部落交通渐繁，公用之言语习惯已成立”。他又说：“当神话时代，有多数文化相近之部落，已常为互助的接触；至舜、禹时，民族意识确立，始渐为联邦式结合，历夏、商两代八九百年，民族的基础益趋巩固。”他将民族的形成区分为三个阶段：“多数文化相近部落”之接触；民族意识确立；民族渐以“联邦式结合”形成(52)。这包含三个要点：民族是多元融合；民族多元融合的前提是文化的多元融合；民族意识确立是民族形成的鲜明表征。正是据此以进，梁启超将“诸夏一体”民族意识的演进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归根结底，又视为同样源于多元构成的中华文化不断扩大融合范围，不断发展与传播的过程。不仅如此，他还将其演进态势，概括为两大特点：

其一，中华文化的融合、发展与传播，呈现为“诸夏”与“夷狄”两大概念内涵的随时变迁。春秋时人区分民族，以文化水平高低为标准。“诸夏”被认为是文化水平高的民族，夷狄反之，但二者不是固定的，“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顾颉刚说：“当所谓‘蛮夷’国家吸收‘诸夏’文化，具有了‘诸夏’国家的条件时，即可进入‘诸夏’的行列，正如‘诸夏’国家在丧失其条件时，即被视为夷狄一样。”(53)梁启超也正是据此以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呈现了“诸夏”与“夷狄”两大概念内涵的时时变动，他写道：“曰‘诸夏’，曰‘夷狄’，为我族自命与命他之两主要名词，然此两名词所函之概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54)上述两大概念的内涵随时变迁，以及后者编入前者，“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这一富有画面感的描述，勾勒出了梁启超眼中，中华民族形成与中华文化发展相辅而行的发展态势：“……诸夏又是随时扩张，渐变范围渐大的。夷狄渐变为诸夏，不但我们认他们为诸夏，他自己也称为诸夏，二千余年直至现在遂变成如此大的民族。”(55)梁启超此种对“诸夏”与“夷狄”，“递续编入，递续接触”，中华民族多元融合发展的情景描述，同样透露出上述萨姆纳关于古代民族的基本概念，乃在“我群”与“他群”的社会学理论之身影。

其二，中华文化的融合、发展与传播，得益于有“周创封建制度”为依托。梁启超认为，历夏、商两代八九百年，诸夏族基础益固，而得益于周代创建的宗法分封制度，文化愈益发舒，民族融合也随之若滚雪球般不断扩大。他说：“周创封建制度，更施一番锤炼组织。其制度，一面承认固有之部落，使在王室名义的支配之下，各行其统治权；一面广封宗亲功臣，与之参错，既钳制其跋扈，亦使各得机会以受吾族文化之薰染。此制度行之极有效，春秋以降，文化遂为各地方的分化发展。”周所以能定天下，端在创建了宗法分封制度，在周天子大一统的名义下，一方面保留原有夏商旧部的权力，同时广封宗亲功臣，形成新的政权体系，确保了周天下的稳固。这一点虽多为人耳熟能详，但是，梁启超却能借此进一步指出了正是周创封建制度，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化发展：分封的宗亲功臣领地既与夏商旧部的领地犬牙交错，这不仅有利于前者对后者的监督，同时也有利于彼此文化的融合，“使各得机会以受吾族文化之薰染”。他还特别强调：“此制度行之极有效，春秋以降，文化遂为各地方的分化发展”：例如，晋、齐、燕“皆立国于夷狄势力范围内”，但经多年努力，均成泱泱大国，正印证了上述“递续编入，递续接触”的结果；鲁、卫、宋、郑本为“文化最高之国”，自然会成为重要媒介，发挥文化传播良好的作用；秦、楚、吴、越，“皆当时半开化之族”，为与齐、鲁等“诸夏强国”对抗，“不能不求得诸夏小国之同情，于是努力自进以同化于我”。梁启超强调，正因如此，春秋初期，诸夏所支配的地区仅限于今河南、山东等省，但到了战国末年，则除了云南、广东、福建三省外，“中国本部皆为诸夏势力范围矣”(56)。当然，依此逻辑，随着秦朝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化缘大一统政治制度的演进愈益发舒与中华民族愈益融合成硕大无朋的大民族，自然都成了无可避免。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认为汉族作为核心与骨干，正是借助先进的农耕文化，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在非汉民族地区形成了一个点线结合的网络，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57)。而梁启超则是强调周代以降，大一统政治格局所建构的制度化网络，有力促进了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融合，可谓异曲同工。

第三，阐发中华民族的特质。

梁启超设问道：“中华民族同化力特别发展之原因何在”?“同化”概念在同一篇文章中又称“民族化合”。他说，民族是相融合的，“大抵每经一度之化合，则文化内容，必增丰一度。我族亦循此公例，四五千年，日日在化合扩大之途中”。故中国历史上此种“同化”的过程，“亦可称为民族化合之普通程序”(58)。换言之，它指的不是单向而是双向自然的民族融合过程，故不能简单视同大汉族主义的消极表述；也正因为如此，在他看来重要的问题恰在于：此种多民族“化合”的结果，“何故不裂为二个以上之民族，而常集中为一个民族”即融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他将之主要归结为中华民族具有的以下特质：

一是“我国民大成功之根本理想，则世界主义也”。梁启超认为，我国民崇尚“世界主义”，而于“国家”概念甚少措意，故乐道“天下一家”“四海兄弟”，出于“义务”而非“权利”，热衷于推己及人，愿将自己优美的文化“醇化异族”，“彼但能自进而与我伍，我遂欣然相携而无或歧视”，即无此疆彼界之分，唯以文化融合为重：“所谓国者绝无界线，惟以文化所被为推移”。这与西方恰成对照：英、法、德民族本属同源，较我古代诸夏与蛮夷的血统关系更加密切，然而至今分裂为三国，“我则久已合作为一家”。奥、匈及巴尔干诸国，民族矛盾历来尖锐，终导致欧战发生，至今无法解决。反观我国各民族错居，五千年来“从不发生此问题”，都说明了中国崇尚“世界主义”之成功。

二是“人类平等之理想，又我国民成功一要素”。西方好称自由平等，但事实上无非虚名。古希腊野蛮的奴隶制固不必论，就是号称新建自由国家的美国，“施异种人以私刑，恬不为怪”。而从总体上看，中国自汉之后，“国民之公私权乃至生计的机会，皆可谓一切绝对的平等”。这正是我中华民族能始终保持统一与团结的原因所在。

三是国人崇尚“垂拱无为”“与民休息”。“我国民所笃信之不干涉主义，自有其真价值存焉”。

四是国民“万事不走极端，而常范以中庸”，故能借助“合理的”“妥协”，在个人、社会与自然间，巧妙地顺应环境，维持和谐。这与西人“极不易妥协”，“感情常走极端”，故其历史上充满种族、宗教、阶级的冲突大不同。中国人讲究“随遇而安”“礼让为国”，故其“包容函孕之力极大，若汪汪千顷之波，无所不受”；“含纳种种民族、种种宗教，而皆相忘于江湖”。

五是随着秦汉以降大一统政治的建立和文字的统一，国民“思想之统一亦随之”，渐成包含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内“一种有体系之国民思想”，或叫“全国民普遍共有之思想”。此思想之为优为劣，固属另一问题，“然所以能历数千年以形成‘中华国民’者，必以此为根核，至易明也。”(59)

由上可知，在梁启超眼里，所谓硕大无朋的中华民族是世界奇迹，就是指“我国民大成功”之“其然”；他将其“所以然”，归结为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多元结构的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特质三大方面原因；同时，复将之综合升华为“唯一的要素”——形成了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意识”，以为归根结底，正是此种“唯一要素”与时俱进，不断增强与发展，造就了今天硕大无朋的中华民族。

应当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民族何以源远流长，生生不已，是迄今尚未完成的研究课题。梁启超上述观点未必精当，例如，他以为中国人“皆为无政府主义者”，政治兴革观念淡薄，消极保守成了天性；又说中国古代“可谓一切绝对的平等”，等等，都不免失之偏颇。但是，他上述关于三大层面与一大“要素”的概括，自有其极大的合理性，在今天依然不失为真知灼见。严复曾说：“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60)梁启超正是通过反思欧战暴露出的西方文明弱点，重新认识中华民族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他不乏辩证思维，不否认中华民族上述种种特质同时也多包含自己的弱点。例如，他说：国人讲中庸，好妥协，结果便少了“能以自力劈开生面”的开拓精神；国民思想趋重统一，也难免束缚个性，浸成思想僵化，“同时亦我国民一大失败”。所以，他说：对于本民族种种特质，“有足为将来‘发展’事业之基础者，亦有足为其障碍者，宜分别保存革易”。中国文化虽然最富有世界性，“今后若能吸收世界的文化以自荣卫，必将益扩其本能而增丰其内容，还以贡献于世界，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必在人类进化史上占重要之职役”(61)。这说明，梁启超在努力提振国人民族自信力的同时，保持了可贵的理性精神：民族当自信，国人当自强。

余论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自在转向自觉的重要时期。无论是毛泽东说其时中国人的思想正由“被动转向主动”，还是梁启超说自己的精神正由“消极变为积极”，无疑都反映了欧战后国人冲破盲目崇拜西方文明的思想樊笼，开始归趋探索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道路整体的社会氛围。1921-1923年正是国共酝酿第一次合作和即将掀起国民大革命浪潮的关键时间点，争取“中华民族伟大解放”恰是国共两党共同的奋斗目标。欧战后梁启超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尤其是在认真考察了欧洲民族矛盾与大战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于同一时间点，超越“国性”说，转向“论中华民族”，提出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民族意识三位一体的重要观点；不仅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指出了“中华民族乃世界奇迹”之“其然”，而且探讨了“其所以然”，深刻地概括了中华民族的特质与优长。其努力提振国民的民族自信力，与时代潮流也正相契合。长期以来人们强调国共合作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是对的；但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研究为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合力，是应当看到的。

梁启超相对于上述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而言，固属落伍者；但对于近代中国民族史发展而言，却是重要的开拓者。白寿彝说：“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近代形式的中国民族史出现。所谓近代形式，主要是指它基本上脱离了政治史的附属地位，而向一个有丰富内容、有自己体系的独立学科发展。梁启超倡之于前，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吕振羽等相继编写于后”。他又说：“梁启超著《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这是一篇对中国民族发展相当概括的论述”，“从民族史研究的发展上看，这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62)。如果我们注意到在1988年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前，近代民族史研究多局限于各民族的个案研究，而忽略了将“中华民族”作为整体的研究；那么，梁启超上述研究的时代站位、视野与气势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

1940年，《建设研究》刊登谢康的文章《民族学与中华民族的认识》，大声疾呼开展中华民族史研究的紧迫性，他写道：

“中华民族的演化，是人类学上一个奇迹，她是整个的，和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一样，她有独特创造的文明和文化，光被四表”。对内她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对外敌侵略则表现出顽强的抵抗力。“然而认真从客观上研究中华民族的总体或一部分，应用生物科学，社会科学的法则特别是民族学和民族志的方法与经验来从事研究的著作，无论中国学者或外国学者，至今还不多见”。西方人多对中国充满偏见不足奇，不可思议的是，“有些号称知识分子的中国人，对于中华民族也怀抱着满腔的失望和悲观，以为中国人太缺德，太不长进，他们的结论往往是这句有名的咒骂语：‘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些‘愤激之谈’之所由来和能够传播，都足以证明他们对于中华民族的真相，没有充分的了解，从这种错误的观点出发，所以他们以为中国没有力量抵抗这次暴日的侵略，以为只有妥协或屈服，要再等候五十年，才可以谈抗日”。“我们需要从民族学和其他有密切关系的学科，来认识我们民族的伟大，来证明我们民族的光荣，同时藉此杜绝帝国主义御用学者无聊记者的邪说谬论，免得他们混淆是非，戴有色眼镜来胡乱批评我们民族。”(63)

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艰难时刻，谢康的上述呼吁有力说明了加强中华民族研究对于帮助国人了解“中华民族的真相”，以提振全国抗战的民族自信力，具有多么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说明了梁启超作为近代从学术层面对中华民族作整体性研究的开创者，厥功甚伟。他继1922年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之后，复于次年将这一研究成果向北京清华与高师两校学生作了讲演，演讲题目易为《中华民族之成分》，发表在《史地丛刊》1923年4月第2卷第2、3期合刊上。演讲改易的题目，显然是深思熟虑过的，它更加突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构成的特质。在讲演最后，他寄语青年学子：“中华民族的前途，实在有无穷的希望，愿吾国青年努力向上，完成这世界未有的大事业。这就是鄙人这篇的一点微意啊!”(64)可以说，欧战后梁启超中华民族认同的深化，归根结底，表现为他率先自觉地将对中华民族作为整体的学术研究，与国人为争取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客观实践相统一。

当然，梁启超也暴露了自己的局限：其一，他将现实中国的衰落归因于先人为成就大民族而分散了在其他方面的进化努力，理由终嫌牵强；更主要还在于，他终究未能指出当时中华民族要实现民族复兴，其道何由?而随后对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大革命却抱抵拒态度，说明他在政治上是落伍了。其二，他由强调“中华民族即是汉族”的旧有认知，转向强调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统一体即现代的认知，是一大进步；但他同时又以中华民族融合发展乃未竟的大事业为由，视蒙、回、藏等为有待完全同化的部分，这与今天的共识：中华民族是由包括蒙、回、藏等在内共56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仍存差距；究其原因，既与个人的认知局限有关，也与其时中国民族学研究刚刚起步的时代局限有关，我们不必苛求古人。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6页。

②《在中国公学演说词》，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13、214页。下文所用《梁启超全集》版本与此同。

③《欧洲战役史论》，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九集，第42页。

④《欧战蠡测》，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九集，第159页。

⑤《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1915年12月15日，原载《新青年》，第1卷第4号，引自《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97页。

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页。

⑦《欧陆风云中之种族与宗教》，《申报》，1914年8月1日，第3版。

⑧伧父(杜亚泉)：《大战争与中国》，《东方杂志》，第11卷第3号，1914年9月1日，第3、4页。

⑨以上引言皆见《欧洲战役史论》，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九集，第46-48、58、52、53页。

⑩《Bolshevism的胜利》，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0页。

(11)《欧游心影录》，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集，第108、109、57页。

(12)瞿秋白：《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7页。

(13)胡愈之：《巴尔干半岛的今日》，《东方杂志》，第24卷第2号，1927年1月25日，第22、29页。

(14)杜若君：《民族纠纷与欧洲政局》，《东方杂志》，第32卷第9号，1935年5月1日，第58页。

(15)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4、285页。

(16)参见郑师渠：《中华民族实现由自在转向自觉的鲜明标志：论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4期。

(17)《国性篇》，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八集，第399、401页。

(18)《〈大中华〉发刊辞》，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九集，第146-152页。

(19)《中国与土耳其之异》，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九集，第201、202、203页。

(20)《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375页。

(21)参见郑师渠：《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22)《世界平和与中国》，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集，第38页。

(2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3页。

(24)《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220、221页。

(25)(26)(28)《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379、374、398页。

(27)(29)《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221、220，222页。

(30)《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6、157页。

(31)《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199、201页。

(32)《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219、220页。

(33)《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400页。

(34)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2-5页。

(35)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六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62页。

(36)(38)《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五集，第76，76、79页。

(37)(39)《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375，375-381页。

(40)此文与《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发表时间相近，实为上下篇，故其内容可通贯视之。

(41)(46)《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374，374、375页。

(42)《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二)》，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四集，第214页。

(43)伯尔拿·约瑟(Bernard Joseph)：《民族论》，刘君木译，上海：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第93页。

(44)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张海洋、胡鸿保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页。按：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最早出版中译本，改书名为《中国民族的形成》，译者为张海洋、胡鸿保。

(45)黄文山：《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第1期，第12页。

(47)(49)(50)(52)《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376、377，374、375，381，376-377、382页。

(48)梁启超：《中华民族之成分》，《史地丛刊》第2卷第2、3期合刊，1923年4月，第6页。

(51)《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五集，第76页。

(53)《“夏”和“中国”——祖国古代的称号》，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页。

(54)(56)《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379、382页。

(55)梁启超：《中华民族之成分》，《史地丛刊》，第2卷第2、3合刊，1923年4月，第7、8页。

(57)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58)《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398、379、399页。

(59)《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222-226页。

(60)《与熊纯如书》，1918年7月，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90页。

(61)《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225-227页。

(62)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3、24页。

(63)谢康：《民族学与中华民族的认识》，《建设研究》，第3卷第3期，1940年3月，第54、55、56-57页。

(64)梁启超：《中华民族之成分》，《史地丛刊》，第2卷第2、3合刊，1923年4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