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以主体原创为准绳的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的构建·第十五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 次 更新时间:2021-03-31 16:30:07

进入专题: 田野政治学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学术研究的主体是学者,并要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田野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的一种研究路径和学术共同体,其重要特点之一便是,在田野中生成和不断强化主体意识,广泛吸收各种学术资源,但以我为主;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并汲取各种学术资源,产生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主体性和原创性是田野政治学的生命活力所在,也是其特色所在。

   一、广泛学习借鉴中的反思

   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从外引进的。1980年,中国的政治学恢复重建。如何对待既有理论,并在既有理论,特别是外来理论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者面临的重要课题。回答这一课题,形成学术自觉,产生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成果,则经历了一个过程。田野政治学因为基于中国田野大地,比较早地获得了这一自觉。

   在1980年代政治学恢复重建之初,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人与全国其他地方的政治学人一样,主要是广泛学习借鉴。这种学习,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学习。新中国建立初期,尽管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中断了。但是,政治学的相关内容,特别是国家、政党等相关内容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之中。华中师范大学的老一辈政治学人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训练,特别是高原、张厚安等教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专门训练。1978年,在高原教授倡导和推动下,华中师范大学率先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学科,集聚了一批从事这一学科专业的学者,之后建立起专门的独立建制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起步于科学社会主义专业,两者紧密相联,有区别也有联系。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学。当时,高原教授既是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也是政治学会会长,既主编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教材,也主编了政治学专业教材。因此,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背景,这是与其他学校的政治学有所不同的地方。

   我在上大学前便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处于似懂非懂状态,主要还是背诵语录,属于被动式政治学习。上大学时,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但当时处于历史转折时期,老师的课堂讲授更多的是机械照搬。我不满足于课堂讲授,自己找来《资本论》等大部头来啃,但不得要领。好处是知道了这些大部头讲了什么。大学毕业后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担任资料员等杂务工作,使我有了接触更多知识的时间和机会。除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知识以外,还系统阅读了中国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1980年代开启对外开放,外来思想的涌入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与当时的学人一样,对外来的新思想新理论特别有兴趣。印象最深的就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和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文库”。

   大量外来思想和理论的涌入和流行,与相当长时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封闭化和教条化有关。这种封闭和教条,势必窒息社会主义的生命活力。正如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所说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也推动着学术研究,促使政治学人开始有了反思,并在这种反思中确立主体意识,走向实际生活。张厚安教授在回顾为何走向田野大地时说到:

   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刻反思乃是我和中心的学者们能将学术目光聚焦在农村问题上的前提。我本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已近半个世纪,但是在改革开放前的25年,尽管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可是从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看,总跳不出一个“怪圈”,那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基本上是一种注释式、经院式、教条式的研究。我想,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遭遇,应该说,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学风。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学风方面的问题外,还有社会环境方面的诸多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乡村和城市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科学界也被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同时也对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挑战: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遵循什么方向?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要不要变?在反思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唯书、唯上、不唯实”了,不变是没有出路的。社会科学必须随着社会的变革而转换其研究内容和方法,变革的方向是为社会改革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出现社会发展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良性互动。

   我是1980年代步入政治学研究的,没有张厚安教授那样的经历,也不曾有过反思。当时主要是广泛地学习吸收。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推进,大量新思想和新理论的进入,也存在如何吸收和运用这些理论的问题。我们没有老一代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的经历,但也面临着对外来新理论的教条化问题。记得198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邀请了美国著名政治学者阿尔蒙德来我校讲学。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我担任杂务工作。讲授的地方在我校数学系楼的大教室里。阿尔蒙德先生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人之一,尤其擅长政治系统理论。只见老先生在黑板上板书输入输出的公式、定理,我非常新奇,原来政治学可以这样表述!当然也根本没有听懂。只是在新奇之余也反思:这种图示与我当工人时学过的电路图一般。大量公式、数字与数学一般。难道政治学一定要与自然科学一样才科学吗?我从个人经历看,不是如此。政治学与其他学科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研究的对象太不精确和不可预测。我是在农村劳作时听到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的,当时没有人相信这一事件是真的。这正是政治的奇妙之处。简单地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政治,并不一定科学。当然,这只是一种基于个人经历的直觉。但这种直觉的反思,使我有了初步的政治学主体意识,这就是对任何思想都不能只是消极被动的学习和接受,都不能迷信。

   二、村民自治之国家与社会

   1980年代后期我们开启了田野政治学研究。这一研究的前提便是进入田野,从田野事实出发。从中国实际出发、从田野事实出发,使得田野政治学率先从书本走了出来,赋予了天然的主体性,并在确立主体性的过程中获得原创性成果。

   我们作为政治学者进入田野,最初主要是研究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伴随家庭承包制改革兴起的一种治理体制。这一体制自产生之后,便一直伴随着不同看法和争论。当时,国家主管部门多次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外国学者对于中国的村民自治总体上持积极看法,但也有不少疑惑。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村民自治单位的村民委员会为什么要接受党组织领导,二是村民委员会为什么要接受乡镇政府指导。在外国学者眼里,村民自治与“村自治”是相等同的。而以上两点恰恰是中国村民自治作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重要特点。我们只能从中国村民自治制度的性质和特点出发,而不能从外在的理论和制度出发研究村民自治,由此确立中国政治和中国学者的主体性。我1997年出版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一书的重要研究背景便在于此。

   1995年7月,在由国家民政部主持召开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法律制度国际研讨会”上,由于村民自治(The Villagers'Self-government)与村自治(The VillageSelf-government)在英语表达上差异极小,英文翻译时,人们对其差异性未多加注意。然而,村民自治与村自治虽只一字之差,涵义却迥然不同。前者是农村基层人民群众自治,自治的主体是村民;后者是村民居住的单位,自治的主体是地方。而当笔者在该会上提出这一问题后,英文翻译却无法对这两个词严格加以区别,以至于许多外国学者仍将村民自治等同于村自治,进而无法理解在实行村民自治的过程中为什么还需要党的领导,在实行自治的村为什么基层组织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支部。村民自治与村自治的概念差别还关系到实行村民自治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国家的高度集中统一领导与人民群众的自治权、乡镇政权与村民自治、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村的政务与村务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村民自治原生于中国田野大地。研究村民自治必然要求从村民自治制度本身出发,而不是从既有的理论与制度出发。这一从事实本身出发产生的研究成果具有原创性。当然,在村民自治研究中也要学习、借鉴和吸收相关理论成果。19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全面进入世界,外来的学术理论愈来愈多地进入中国。其中,在政治学界影响较大的是与“市民社会”相关的“国家与社会”理论及其分析框架。这一理论和分析框架很有新意。但是,对这一理论也不能生搬硬套。

   1997年出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一书后,率先将“国家与社会”理论介绍到中国来的邓正来、张小劲、景跃进等学者为该书专门召开了研讨会,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研讨该书。研讨会对于推进村民自治的理论研究很有价值,特别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待村民自治,将村民自治问题提升到一个崭新的理论高度。就研讨会上的不同看法,我发表了《村民自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构和互动——对<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评论的回应》一文,一一回应了相关问题,并在文章结尾指出:

   村民自治是一个小问题,却能够折射出国家与社会的重大关系,能够透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这或许是村民自治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关注的重要原因。

   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是外来的,但在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分析村民自治时,是基于和围绕村民自治本身展开的。在这一研究中,我们充分吸收了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有益之处,试图从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研究村民自治进程,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如《村民自治的深化:权利保障与社区重建》(《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4期);《村民自治的成长:行政放权与社会发育——1990年代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反思》(《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等。我指导的博士生也发表了不少类似的论著。只是这一研究始终是围绕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本身进行,村民自治问题处于本体地位,国家与社会只是一个分析视角。这一分析视角提供了研究的思路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正因为如此,之后我们的村民自治向两头扩展:一头是现代国家建构,一头是村民自治赖以依存的社会根基。

   三、治理的转换与乡村治理

   在中国,治理一词的运用源远流长。但在相当长时间只是一种政治话语,如治理整顿。1980年代政治学恢复重建,政治体制改革是主流话语。我们是在村民自治研究中接触到“治理”话语的。1990年代初,在国家主管部门推动下召开多次有关村民自治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村民自治”中的“治”的翻译便带有“治理”的含义。只是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990年代中期,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治理”一词由外国进入,并很快成为学界关注的词语。但对这一词语的学习和使用存在不同看法。我应邀在《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1期发表《GOVERNANCE:治理的阐释》一文,指出:

   本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公共权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愈益重要,Governance已经成为国际上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中一个较为流行的名词。但是在我国学术界,对Governance的阐释尚有待深入。

Governance的中文意思主要是统治、管理或统治方式、管理方法,即统治者或管理者通过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管理公共事务,以支配、影响和调控社会。在这里,重要的是公共权力的运用形式、方法或手段,而不是统治或管理的内在依据、原则或规律。因此,有的学者将Governance译为“治道”,我以为有可商榷之处。因为根据中国文化传统,“道”一般是指事物运动的内在依据和规律,而Governance主要是指“在管理一国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中运用公共权力的方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徐勇(华中师大)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田野政治学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科建设与动态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5810.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