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戈:我为什么推崇曾国藩为新儒家第一位圣人?

——记桐溪寺:以曾国藩之名开辟“湖湘第二道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79 次 更新时间:2015-08-25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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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戈  



第一次听闻桐溪寺,是在十年前拜访曾国藩墓的时候。那时这个所谓的寺庙已经毁坏无余,仅剩几株古树作为标记,让人们知道这里曾经还有过一座寺庙。

但“桐溪寺”这个名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般古寺的名字或具有佛教的神秘,或包含禅宗的玄机,而这个名字却太富有诗意,呈现出朝气蓬勃而幽雅空灵的意境,以至于我认为这是目前我听到的最富有诗意的古寺名。

记得小时我在上学路上,春雨阵阵过后,油桐花漫山遍野地开放,突然迸发出洁白而耀眼的光芒,其势堪比雨后春笋之迅猛。片片雪白的花瓣飘落下来,积满了道路,我穿行其间,如过仙境,如痴如醉。这种意境一直深深印在我脑海中。

后来又读李商隐的诗歌“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大概也是这种味道。这种朴素的油桐树,能开出如此令人惊讶的芬芳花朵,映照万里河山,关键是众树排列出来的阵势,以及幽深的山路延伸出来的悠长意境。

早上,我约好红网尹胜兄、湖南地图出版社董羲里兄去拜访桐溪寺。我在楼下一边给南瓜藤浇水,一边诗兴大发,又想起李商隐的诗“桐花万里丹山路”,顺便就想了一句下联“溪水长流曲径幽”。

下午从桐溪寺回来后,我把这两句发微信群里给朋友们看,朋友说对仗不工整,我就再改为:桐花万里归山路,溪水千年通幽径。

而微信友杨跃新认为,嵌名联中没有体现曾文正公的信息内涵,于是他改为:桐花万里归山路,溪水千年出世声。不失为一创意。

我后来再想想,回到“桐溪寺”的主题,改为:桐花万里归山路,溪水千年通古寺。这样就把“桐”、“溪”、“寺”三字都包含进去了。平仄是否对应,对仗工整与否,见笑于大方了。只求一种诗意,一种雅兴罢了。



民国时期,桐溪寺曾被称为“长沙八大丛林”之一。把佛教禅院称为“丛林”,真是十分形象而有趣。道教胜地则被人称为“洞天”、“福地”,儒家书院又无不是依山傍水而建,都体现了中国古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态意识。

这也是我始终对中国修道文化和传统建筑抱有亲近感,而对基督教教堂保持距离的原因,我不喜欢用钢筋水泥堆砌而成的堡垒和现代大厦。

桐溪寺位于伏龙山下,确因寺前桐林茂密,溪水潺湲而得名。桐溪寺古称兴国寺,为唐代振朗禅师创建,至今有1300余年的历史。寺院里两棵罗汉松,两棵白果树和两棵银杏树,都有上千年历史。真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寺”。

在湖南,麓山寺创建于西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距今已有1700余年历史,是佛教入湘最早的遗迹,被称为“湖湘第一道场”。岳麓书院创建于976年,至今1040年。许多湖湘佛教寺庙的历史,早于儒家的书院,这是值得研究的现象。

   在历史上,桐溪寺四建三毁。振郎禅师建寺圆寂不久,适逢唐武宗会昌法难,寺院拆掉,佛经烧毁,寺院土地被没收,僧尼还俗。到了宋代,桐溪寺得以复建,重现当年瑞光,更名为伏龙庵。

明末,天下大乱,寺又毁于战火。到了清代,天岩应适禅师,光大禅门,“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应适禅师亲自领众收拾废墟,重建寺院,重塑佛像金身,正式将寺更名为“桐溪寺”。

清同治十二年(1873),曾国藩因早先结缘桐溪寺,与宝月大和尚有约,故死后迁葬于寺后,建有大型石墓。文正公的到来,为桐溪寺增添了更为厚重的文化力量。到了民国,桐溪寺迎来最为鼎盛的时期,为“长沙八大丛林”之―。

共和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五四以来愈演愈烈的反传统浪潮达到顶峰。桐溪寺不能幸免于难。曾国藩这个儒家卫道士,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刽子手”而自身难保,差点在文革时期被人盗了墓。

20世纪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让中国儒释道文化遭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灾难。但在历史长河中,就像每逢天下大乱毁坏寺庙和书院一样,毕竟只是白驹过隙的事。一旦国家恢复元气,有志之士再次筚路蓝缕,重建书院和寺庙。我惊叹于这种建了再毁、毁了再建的顽强的文化生命力。

改革开放后,就当桐溪寺将要湮没无闻的时候,历史的机缘再次把曾国藩和桐溪寺的命运联系到一起。真所谓因缘和合而生,当曾国藩被平反而愈益受人推崇后,桐溪寺也竟然因为背后的曾国藩墓而获得社会关注,聚合了复兴的各种力量。

随着“湘军文化园”的建设,桐溪寺正在逐步复建。桐溪寺这座“千年古寺”,才无愧于它的千年历史,否则它将永远寂灭于历史的尘埃,或古籍的某页纸张中。



古代的桐溪寺也有过自己的盛况,但在过去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就像中国千百座的“千年古寺”一样,它只是悠然坐落在伏龙山下,并无什么特别惊天动地的故事。

曾国藩归葬于此后,这座寺庙开始脱颖而出,陡然生辉。在曾国藩“屡战屡败”的战争人生中,因与宝月大和尚的一段缘分,桐溪寺被赋予了一种神秘而神奇的色彩。

曾国藩,这位以平民之身登顶湘军统帅的一代大儒,其早年智商、资质平平,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以勤补拙的他最后科举成名。为官早期,他做事手段单一、风格强硬、一往无前,而在回湘守孝的两年中,他“大悔大悟”,领悟了道家“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哲理。

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作为儒生的他屡遭挫败,最后差点绝望自杀,幸遇桐溪寺的宝月和尚,与其谈经论道。佛家的智慧启悟了他,儒家的执著追求与佛道思想的放下我执让他在进退中获得心理平衡,最终屡败屡战,打出了湘军的雄风。

刚健有为的儒家,与清静无为的佛道两家,互为补充,互为通融。中国儒释道的圆融智慧在曾国藩身上得以完满体现,并最终成就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一代圣人,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

其实从先秦开始,这种儒释道的互动就开始了:孔子问道于老聃,留下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说法。董仲舒杂糅儒道,推天道以明人事,使儒家获得王官学的地位。诸葛亮以儒治国,鞠躬尽瘁,以道治兵,出神入化,被人称为“智慧的化身”。

湖南人周敦颐糅合儒释道而创立理学,最终把西来的佛教文明完全内化到中华文明中,影响中国历史千余年。那时候,宋明理学就被称为“宋明新儒学”。

范仲淹家贫,早年寄居佛寺苦读,发愤精进而持守佛法;为官后乐善好施,广修众福,并常修建寺院,劝百姓信奉三宝。他买下南园创办的“苏州府学”,一千年出了四百个进士,八十几个状元。而范氏家族兴旺800年,高官名相层出不穷。范仲淹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境界扬名青史。

王阳明发明心学,曰“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与佛家讲的“万法唯心造”有相通之处,而传说中王阳明前世即是修炼高僧,“开门犹是闭门人”,让人惊叹生命的轮回奥妙。


儒释道的互动圆融,是符合太极图“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的演化原理的。

唐宋以后,儒家往往先借佛家寺庙的地盘兴建书院,而后天下书院方蔚为大观。今天,中华大地似乎也是先修寺庙,再建书院,历史何其相似。有人开玩笑,佛教推动儒家伦理道德复兴的功劳,可能比儒家自身还大。

儒家的刚健有为,与佛道的虚静无为,形成了一种相互的映照。历史上许多儒家人物,似乎在获得佛家高僧的启发后,处事更圆融,更能成就其伟大。但是,古佛青灯的寺庙,没有儒家事功光辉的照耀,则不免显得太空虚寂寥了。

桐溪寺就是明证。如果没有当年宝月大和尚的点拨,也许曾国藩兵败靖港后,就一蹶不振,乃至一死了之。而没有曾国藩的到来,桐溪寺最终也将寂寂无名,湮没于现代历史的惊涛骇浪中。所以,桐溪寺的复兴几乎是托了曾国藩的福。

我曾与杜钢建老师一起拜访曾国藩墓。作为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向来主张儒释道合流。他的观点是:儒释道都源于上古湖湘文化。上古湖湘文化是“修道文化”、“修炼文化”,这种“修道文化”在南方发展成道教文明,在北方发展成儒教文明,在西方发展成佛教文明。最后周敦颐在宋朝又糅合儒释道成为理学。

不管是长沙岳麓山,南岳衡山,还是茶陵云阳山等等,都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儒释道和谐相处的格局。我想,未来的桐溪村,除了桐溪寺,一定还会修建儒家书院,成为一个儒释道合流的道场。




曾国藩本一介书生。在太平盛世时期,读书问道,跻身科举,求取功名,是儒生一生做的主要事情。心性再高一些,则是砥砺品格,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安抚一方百姓,成为一代圣贤,赢得生前身后名。

但是,一旦天下有乱,很多儒生就束手无策。这时冒出来的多半是武夫奸雄,乃至心狠手辣的野心家,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民国以来中国乱象频出,而儒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自身难保,更谈何建树,和这个未尝没有关系。

让我惊讶的时候,当洪杨之乱烧遍大半个中国的时候,一介身体虚弱的书生,却迸发出如此顽强的意志,训练出一支如此强悍的军队,最终灭了用邪教思想武装起来的太平军。

而面对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和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曾国藩又是如何发奋图强,放眼看世界,翻译西方书籍,派出留学生,“师夷长技以制夷”,引入西方科技,并造舰修炮,开矿设厂,开启了强国富民的洋务运动?

作为一介书生,一开始曾国藩其实根本不会打仗,以致数次兵败后他急得要跳江自杀,成为第二个“屈原”,可见其内心之挣扎痛苦。因为,从一介儒生转化为一军统帅,是一种非常艰难的身份转换;从纸上谈兵,到真刀实枪地拼杀,完全是两码事,又是何其惊心动魄的事情。

但最终为什么曾国藩成功了呢?

曾国藩其实并不是一名合格的武将,以他并不强壮的身体,不适合冲锋陷阵,而他却是一名伟大的统帅。何以如此说?因为他缔造的湘军以“卫道”为号召,是一支有文化有信仰的军队。他掌握了“道”,其他人只是围绕“道”而转。从创业的角度,有共同的文化信仰,方可最低成本地把一个群体凝聚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便于集团作战。

在中国,“道”是本体论,是价值观,也是方法论。但光是理想、道义在手还不行,还需要找到凝聚团体的方法。而天下最难之事,莫过于把性格各异的人凝聚到一个旗下,成为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团队。比如,曾国藩、左宗棠同样信奉理学,一个谨慎忍耐,一个豪迈狂傲,性格并不合拍,却共同铸造了湘军的雄风。

当然,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亦无外乎创造一种和谐有序的人伦关系,所谓“君者,能群也”。从另外一种角度看,文化就是一种集体人格,“以文化人”,儒家文化就是调试人之先天各异的性格,以适应群体之秩序。

曾国藩除了他的儒家修养、人格魅力超强外,还有一种独门利器,就是他懂得如何识人、用人,所谓“得人才者得天下”。不管是用人之道还是用人之术,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学问乃至学术,是“道”的重要部分,且是中华文化中最实用的智慧之一。

此道,用于治军,则军强;用于治国,则国强;用于当今治企,则企业强!这是一种超越具体政治、军事、经济企业的普遍之道。

西方是从心理学来探讨人的性格差异互补的问题。而中国的紫微斗数、四柱八字、面相术等等玄奥却实用,但今人常常以迷信视之,谬矣!古人说“推天道以明人事”,远古的时候,中国人就以10天干、12地支的象征符号来解释天道,且用之于推算人事,无不应验有效!

我敬仰的老师何真临先生把这个概括为“人才评鉴”,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有人用40字概括曾国藩的相人术: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这些用人智慧凝结在曾国藩的《冰鉴》中,成为一大传世奇书。

今人受西方政治学影响,更侧重研究儒家政治制度,尤其是宪政法治。制度的作用固然不可或缺,但我认为中国古代的哲学也好,政治也好,更主要还是围绕人道、人治(治人)展开的,比如君臣之道,夫妻之道等系列关系。其中,尤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天干地支组合形成的四柱八字学说最为精彩普遍。人道又源于天道。而所谓“道生法”,道的地位是高于法的。法治制度不过是人治的落实和保障。

在当时的环境下,曾国藩创造性地以道德理想为旗帜(价值观),以他独特的相人识人用人之术(方法论),缔造了一支松散联盟的湘军。湘军其实是后来政党军队的雏形,其共同点是以信仰(主义)来统军,当然湘军的纪律性(党纪法治)还是比不上后来的党军。“书生领军”是这种军队的形象概括。

这也许就是曾国藩能打败太平军的奥妙。而这,又启发了后来的国共两军。



这支儒生统领乡民的湘军成功了。这支军队接着又转型为开创强国富民的洋务运动的主力军,开启了所谓的“同治中兴”。

镇压太平天国的胜利增加了儒生们的自信,更增加了湖南人的自信。这种自信让他们面对西方强势的器物文明,采取自觉学习吸纳的姿态。他们心里并没有多少文化层面的纠结,似乎要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就得臣服于西方的文化,洗心革面做马列子孙、英美儿子,“全盘西化”。

他们几乎毫不犹豫走上了一条“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的道路。当时的曾左彭胡堪称近两百年品格最高洁、最具实干精神行动能力的儒生群体。他们勇武强悍,克己为国,夙夜在公,笃实苦干,善于吸收异质文明。如果中华民族能够沿着他们的道路走下去,完全可以顺利实现现代化,与列强一争高下。

实际上,以湘淮两系为主的儒生群体基本上掌握了地方权力,部分程度实现了秋风所谓儒家宪政的“天下共治”、“地方自治”;在民族危亡的急迫情势下,也是儒家士绅最用力鼓噪最高权力的君主立宪,变满清部族统治、皇权统治为议会之治、虚君共和之治。

不幸的是,满清王朝又遇到了古代中国三百年一遇的“王朝循环病”。清王朝被一个女人把持朝政近半个世纪,确实说明满清皇族已经毫无雄性,快到奄奄一息的程度了。满清皇族既不能诞生一个开明专制的强势皇帝,也无胸怀出让一部分最高权力,以便虚君共和,选贤举能。

而曾国藩左宗棠之后的儒家,可谓一代不如一代了。李鸿章是一代能臣,但没有乃师的品性高洁,一心为国为民。康梁鼓吹变法,但书生意气心浮气躁,堪称狂士,丧失了儒家基本的修身之法。至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或是武夫,或是书生,或是基督徒,或是各种角色的混合……越到了后面,中国越走上了反儒的道路。

而与我们一洋之隔的日本,同样面临的是列强环伺的境遇,但一个是到了王朝末期,大厦将倾;一个却“王政复古”,刚走上中央集权的道路。其结果当然截然不同。我们只听到明治维新的一个口号“脱亚入欧”,却没有深究,日本的基本面还是以儒立国。

日本的明治维新,语出《诗经•大雅•文王》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显示了雄心勃勃要地恢复儒家圣王的理想,革除幕府之封建流弊、恢复律令时代之古制的决心。而“明治”也取自中国《易经》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这些都暗示了明治维新运动的法理动机是一场以复古为核心精神的运动,是要对7—9世纪的律令时代进行“王政复古”。

《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史》说:“欧洲人于二百年前发明的公法和私法的区别,早在日本的太古时代就已明确,而它正是皇道的根本。”并得出结论,西方立宪主义中的国民权利和义务的思想不过是源自日本的“御国公民”的典故习俗。也即“天皇深切抚恤、爱惜子民的心意”。放在中国,就是儒家民本思想。

1882年,日本天皇发布敕谕道:“彝伦道德是教育之本,为我朝、中国所尊崇,虽欧美各国亦有修身之学,但我国对其采用仍不得要领,方今学科繁多,本末误置者屡见不鲜。”1890年颁布“以儒教为根本,西洋哲学为参考”之原则的《教育敕语》,以最高法律形式确定了以儒为本的教育方针和立国思想。

故尔,有学者认为,明治维新的秘密是“日本用儒家宪政打败满清部族政治”。也有人总结,日本走的是“和魂洋才”的道路,与“中体西用”类似,体现了“文明杂交”的优势。

在西方强势文明的侵略下,日本依然保留了鲜明的儒家文明,以至于有人说,“礼失求诸野”,要看中国的唐朝文化,必须到日本去。而在不断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背景下,中国人终于丧失了文化自信、道路自信,中华主体文化的儒家文化,首当其冲,每况愈下,被冲击破坏。中国终于走上一条反儒的道路。

五四以后,“新儒家”的理论派渐渐诞生,但当时中国社会背离儒家愈甚。他们多少有点为故国、为中华传统文化招魂的意味;他们要为儒家辩护,这本身说明儒家已到花果飘零的境况。

他们纠结于中西对比,用西方政治理念如民主、自由,来格义、注解儒家,提出了各种各样政治的、宗教的方案,比如康有为们设儒教为国教,张君劢以儒家之理念为民国立宪,却无一不失败了。西方的多党民主选举在中国是否真的有必要?还是尧舜时代的禅让制加唐宋后的科举制,本身也是“天下为公”的民主制度?而各种美好政体的本质都是选贤举能,并以贤能治国。

国势颓废也好,时运不济也好,还是新儒家们自身修为不够也好,曾国藩以后的新儒家,大多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上。当然,在哲学上作纯粹之思是很有价值很有必要的,但儒家作为“家”,是一种整全之说,且更重视修身践履的。所以,我更愿意把五四以后的新儒家们,当做儒家学者,或者新儒家理论家,终究还不能算完满的儒家。

而曾国藩的意义在哪里?他科举成名后几乎做遍满清各种官职,是儒生为官的典范,这在官僚科层制发达的中国有着永恒的意义;他以拳头为孔孟卫道卫教,邪不能胜正,故他消灭了洋教邪教;他树立了近代儒家治兵的典范,启发了后来的国共两党的党军;他以儒家之身份,开启了强国富民的工商业运动,为东亚儒家资本主义的渊源;他在满清部族王朝的政治缝隙里,开启了儒士参政议政的新格局,亦即开近代儒家宪政之先河,一直到百日维新儒生们托古改制,鼓噪开议会国会,欲图实现君主立宪,终因康有为等缺乏曾国藩之强力手腕而功亏一篑。

曾国藩宗法桐城,创晚清古文之“湘乡派”。他“立言”,著述颇丰,主要留下两部著作,一部是《曾国藩家书》,一部是《冰鉴》。这当然称不上新儒家的理论著作,但他本身是儒家之真身,不需要以“新儒家”来标榜自己;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曾国藩虽然还没有提出政治制度上的“立宪”问题,变皇权世袭之治为主权在民的现代政治,但他确实已经深入触及到中国两千年未有之巨变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怎么把西方文明融入到中华文明中来,而且在实践中成果丰硕。

曾国藩既是旧儒家修身、“内圣外王”之典范,又初步具备世界文明之新视野,有自信有胸怀,拿西洋文明为中国所用。所以,我推崇曾国藩为现代新儒家第一位圣人。

儒家几千年的历史上,真正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人只有两个半人,他们是孔子、王阳明、曾国藩(半个)。故我以为,曾国藩是旧儒家的半个圣人,但他承前启后,是新儒家第一位圣人。曾国藩不是新儒家理论的提出者和开创者,但现代新儒家的肇始者却是他。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寺因人兴,山因寺兴。

禅宗寺院以“丛林”称呼。在当下的中国,我常常感觉佛教的兴起,相比书院和道观,似乎更有一种树木丛生的生命力、贯穿力。当然这是因为当局大力扶持佛教30年余,但更与弘扬佛法的志士有关。

近日听闻桐溪寺的住持容禅法师讲述重建寺庙的过程,不禁由衷感佩。我也常常感叹湖湘儒门人才缺乏,而想不到佛门却有此等坚忍不拔的人士。

容禅法师是湖南邵阳人,出家后即以修复寺院为己任,至今已修复大小寺庙十余座。其中尤以修复桐溪寺的过程最为漫长和艰难。而我,也见证了桐溪寺的复兴历程,看到了“寺因人兴”的壮举。

容禅法师比我大十几岁,其修复寺院的功德功力,比我大了不知几十倍。也许是因为我这几年努力弘扬传统文化赢得了一些虚名,他每次见我,必面带微微笑容,以“枕戈老师”相称,让我倍感亲切,十分感动。

不过,我发愿创建中道书院,和他修建诸寺庙,倒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听了我最近几年弘扬儒家文化的一些经历后,笑着称我为“奇葩”,而我则称他为“草根和尚”。我和朋友亦相视而笑。

容禅法师讲,十年前,当他还在岳阳修庙弘法的时候,一位年过七十的老和尚常常对他唉声叹气,说他这辈子再也无能修复一座寺庙了。容禅其时正三十有余,年富力强,说,这有什么叹气的,我来帮你完成这个愿望!

于是他就和老和尚从岳阳跑到长沙来看桐溪寺,寺庙已经毁得面目全非了:除了两棵罗汉松和一棵白果树,几乎看不到任何古寺的踪迹。他们从村民口中得知,文革后桐溪寺再无僧人,房子也都没有了,所谓庙倒僧人散,仅剩几棵老树。

2005年年末,正在麓山寺修行的释容禅,在寺院图书馆查阅古籍时,再次看到桐溪寺的文字记载。也许这就是佛祖安排好了的。或按照儒家说法,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容禅法师再次来到桐溪寺,在罗汉松下发愿:重修桐溪寺。

他从村民手中租下一座空房子,请了三尊菩萨供奉进去。同时,开始在村民中普及佛法,收他们做在家弟子。除了每年祭拜、清扫曾国藩墓,容禅还会去寺院东南角的一座墓前,祭拜曾改变曾国藩人生观的宝月大和尚。

租的房子异常简陋,大雨下来就潮湿不已,以致床被都发霉了。一位信佛的企业家看到此情此景,就捐了十万给法师,法师把破旧的房子修葺一新,看上去更像个小寺庙了。容禅晚上仍回麓山寺住宿,白天则在简陋的佛堂里给村民弘法。并寻找一切机缘,说服政府和企业界,重新修复桐溪寺,再现千年古寺之盛况。

他在这里一直守候,一守就是十年了。

机缘终于来了。政府准备在湘江新区打造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旅游度假区和山水洲融合的绿色新城,也正是看到了曾国藩的巨大号召力,准备修建“湘军文化园”。托了曾国藩的福,桐溪寺的重建提上了议事日程。

容禅法师告诉我们,经过多年的呼吁,其间也不乏反对的声音,桐溪寺的重建曲曲折折,直到去年政府终于正式批了文件,让寺庙获得了“准生证”,并加快了建设的步伐。如此漫长过程,让人不禁感慨系之,弘法真是不易。

如今,让容禅法师感到欣慰的是,桐溪寺唐朝风格的木结构的主体建筑已经矗立在工地现场。但寺庙里还缺乏一批供奉的佛像,他希望我也能向企业界呼吁,有慈善之士能捐献佛像,让寺庙早日迎接四方信众。

容禅法师的禅房里,挂着一幅字:“禁大言,以务实。”语出曾国藩。容禅法师这种笃实修行的精神,这种创建人间佛教的精神,倒和曾国藩卫道卫教霸蛮实干的精神是一致的。他说:“我相信,多一座寺院,就是多一所学校。”

我敬佩容禅法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敬佩他坚忍不拔弘扬佛法的定力。而这,正值得我们儒门中人学习和效法。



拜访曾国藩墓后,我们一直往伏龙山的腹地走。一路曲径探幽,到了伏龙山脚下,感觉豁然开朗,别有洞天,让我顿生欢喜。

曾国藩墓地周围的山河形势:下面是湘江,百舸争流,曾国藩当年在这个地方练水师,常从江边码头上来,到桐溪寺找宝月和尚聊天。曾国藩死后葬在桐溪寺后面的小山头上,这个小山头形如狮子,故叫狮子山(峰)。狮子山后面一座更为高耸的山,就是伏龙山,

桐溪寺右边的一座小山,叫做白虎山,形同一座卧虎。与狮子山南北相望、坐落在湘江边上的一座山,叫象王山。真是藏龙卧虎,狮像同舞。而龙虎狮象环绕的这个山冲,中间还有一座小山,叫做金盆岭。真个是一风水宝地,难怪曾国藩要选择这里休息呢。

如此山河形势,真是一个巨大的舞台,一个气势宏大的道场。

2014年,我和杜钢建老师拜访桐溪寺的时候,表达了修建书院的意愿,容禅法师当即答应,桐溪寺建成后,愿留出一层楼办书院。而今,见如此山河形势,我和容禅法师探讨,未来这里完全可以建成一个儒释道合流的“湖湘第二道场”。

当然,“湖湘第一道场”是岳麓山,岳麓山的千年文化积淀是湖南任何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整个中国近代史被岳麓书院吞吐得差不多。但随着城市的膨胀,当年朱张会讲的岳麓山尚是山林清净之地,而今人声鼎沸,渐渐人满为患,有破坏书院气场之虞。开辟一个新的道场,真是势在必行,并要具备新的优势:

第一,桐溪村固然有桐溪寺这个千年古寺的文化积淀,但这里一切有待开拓重建,几乎是一张白纸重建蓝图,可以做更美好的设计规划。新的道场既要是山河形胜,与城市保持一定距离,但又不能是深山老林人迹罕至之处,离城市太过遥远。毕竟人才的资源、文化的资源还是聚集在城市,离开弘道的人,一切无从谈起。所以,新的道场只能在长沙周边。

第二,曾国藩的英灵守护着这里。以曾国藩为旗帜,这里可以打造成新儒家的复兴基地。我与伍继延先生对话时认为,曾国藩是旧儒家半个圣人,但是新儒家第一位圣人,也是200年来真正“成功了”的儒家。当年曾国藩正是在这里的湘江边训练水军,浩浩荡荡开向长江,并最终通江达海,“大江歌罢向海洋”,开启了打造工商业文明的洋务运动。

当今中国的形势和当年曾国藩面临的局势,仍颇有相似之处:当年曾左用拳头卫道卫教,而今是中华文化的复兴,抵御各种洋教邪教的入侵;积极吸收和发展工商业文明,实现富国强民,今天国则强大,而民尚未大富;政治上,恢复儒家士人参政议政的传统,由具有坚定信仰的曾国藩式封疆大吏执政一方政权,逐步迈向儒家宪政。

我断言:五年到十年,曾国藩必更加火,习李需要真正的国藩,中国需要真正的国藩。

第三,麓山下岳麓书院作为老牌书院,固然有其优势,但毕竟现在它已融入到现代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体制的束缚还是不小。我心目中的书院,是完完全全的师生共同体砥砺学问、修道弘道的书院,而不是在书院里申请课题、求取文凭。书院教育是我心目中的精英教育。

书院应是师生共同的一个家,读书和生活融为一体的家。而今天的一些书院,半是旅游胜地,半是现代西化的公共教育设施。而师生并不同住书院,在生活上嘘寒问暖,在学问上日夜切磋,问道与修行完全融为一体:这样的书院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家。

中国的书院,才是最美观最宜居最合人性的建筑。只有在这样敞开的书院里,既适合大声诵读切磋学问,又能时刻感受到季候的变化,体验那种春夏草长、秋风叶落的轮回感觉,达到人院一体、天人合一的状态。

而今,城市人声喧闹,空气污染严重,人不能大口呼吸,笼罩的雾霾让人无可逃遁。且城中偶或有爆炸,让人猝不及防,有生命危险之虞。这都是工商业文明过度发展的祸害。

在这桐林茂密、溪水潺湲的的桐溪寺,我不禁心生“归去来兮”之感慨。我愿兴建“中道书院”,弘扬儒家之道,与容禅法师共同打造儒释道合流的“湖湘第二道场”。

“桐花万里归山路,溪水千年通古寺”。桐花撒满道路、映照万里河山的景象,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是时候了,让我们一起找到回家的路,一条诗意的返乡之路。而桐溪溪水长流,通达千年古寺,从未断绝,正如中华儒释道文化绵延不绝,正需吾辈矢志弘道,一代一代接力。


(作于8月15日晚,修改于8月17日晨)


后记:我第一次听闻桐溪寺,是在十年前的2004年,湖南大学的师兄李思维带领我们去拜访坪塘镇的曾国藩墓。

我们四人骑自行车越过无数山岭,绕过许多弯,问过很多乡下人,足足走了四个小时,才探寻到神秘的曾国藩墓。实际上,正常车程只需半个小时左右。但这种越野的乐趣,农家的美味,让我们很留恋回味。李思维师兄对我和另一位女同学开玩笑说,后来我们都能保送湖南大学读研,是拜曾国藩墓后获得的福气。

至今我已拜访桐溪寺7、8次,与容禅法师结缘三年有余。第一次是2012年7月5日,也是与尹胜兄还有钟丹凤一起去的,准备为复建桐溪寺做一些图像和资料收集工作。那时我们都觉得容禅法师平易近人,是个真正的修行人,也是个白手起家的“草根和尚”、“创业家”,体现了“禅宗祖师们艰苦创业、励精图治的精神”。后来我和他在麓山寺也有过深谈,甚至在路上都有缘碰到。

今日再去桐溪寺,更是浮想联翩,甚至动了“归隐”之心,希望有缘与容禅法师一同长居桐溪,他弘他的佛法,我弘我的儒家之道。我希望以曾国藩为契机,把这里打造成新儒家复兴的一个基地,并成为儒释道合流的“湖湘第二道场”。法师与朋友们深以为然。

以此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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