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戈:《在商言商?》之问与湘商的使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6 次 更新时间:2014-03-26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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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戈  


(一)冯(仑)贤达为什么不如潘石屹“伪君子”


伍继延先生的《在商言商?——湘商文化与现代商会》在长沙首发后,一则“冯(仑)贤达不如潘石屹‘伪君子’”的新闻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很多人被这种名人的噱头吸引住了,或者当作一种娱乐引以为笑谈。但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人们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享有一定的商业繁荣后,最终得到的结论是:任你是什么社会贤达,还是文化贤达,都不如挖空心思不择手段赚钱的“伪君子”厉害。

“商人”正以前无古人的高姿态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不过,处于中心位置的商人被人们艳羡之余,却没有如传统的士大夫阶层“盖棺定论”地收获历史的荣耀,相反——收获了一大堆“仇富”的情绪。怪哉。

伍继延先生曾经谈到自己从商后的一种疑问:“从商以来,我透过钱眼看到了扭曲的人,而别人透过钱眼看到的也不是我,而是钱。当商人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我不清楚这究竟意味着进步还是堕落。”可见,虽然伍继延先生本人仍不失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但他从一开始就对全民商业行为不自觉地保持一种警惕。所以,伍继延先生从2003年创办重庆湖南商会以来,他的行动主线就是推动商会建设、倡导湘商文化,这也是为什么他这本书极少谈他的从商经历,而更多围绕商会、商文化展开来写。

在湖南媒体界,在湘商事业蓬勃发展的这十年间,最引人瞩目的事件之一无疑是围绕“湘商”而展开的系列辩论,比如“湖南人会喂猪、会种田、会打战、会从政,但不会从商”,“尚须需时日话湘商”、“大话湘商正当时”等等。诸如此类的争论当然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增强了湖南人的“商业自信”,推进了湘商事业的进程云云。但是,在我看来,“湘商”概念的提出,对于从近代以来即以天下为己任、放眼看世界的湖南人来说,他们今天却有着如此强烈的欲望进行所谓的“商业转型”,甚至这被当作湖湘文化发展的性命攸关的事情,这反映了一种怎样的现代历史的进程?在整个中国的现代进程中有着怎样的典型意义?而这种世界现代历史进程的后果,却最终又落入到了这样一种怪圈:冯贤达不如“伪君子”。

今人为了迎合当下的商业热潮,大打商帮牌,竭力从旧纸堆里挖掘出“十大商帮”的文化历史。拥有晋商、徽商、潮商光辉历史的人们自然脸上有光,而在古代“十大商帮”中榜上无名的湖南人遗憾之余,搜索枯肠地从古籍中挖掘材料勾勒出湘商的历史来。这自然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今人动辄“近代湖湘文化是一种落后的农耕文化”、“农耕文明不如商业文明”,甚至大肆批判“古代重农轻商”,我认为这是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古人,非常偏颇的。至少,眼下迷失在商业泥沼中的国人,还是找不到方向,甚至是变本加厉地堕落下去。

在“自给自足”的古代社会里,生产物质的基础是农业,是“根本”,舍此之外并没有其它能够直接为人们提供基本的吃、住、用的东西;至于古代的“商业”,本身并不直接生产产品,仅仅是在利用自然资源,在天然的农产品、手工产品、矿物质之间进行交换,是一种“商业贸易”,也可以说是一种小商业概念,是对农业的补充,所谓“重农抑商”即是这个原因。如果没有一种很好的监督方式,古代的商人并不会比今天的商人更加道德高尚,也会牟取暴利而不择手段,所以古人才把商人当作一种“蠹虫”,而把商人排在“士农工商”之末。而在今天,商业已成为一种源动力,直接生产各种原创的产品,这恰恰是传统农业所不及的了。如果说商贸流通只是商业的某一个环节,是一种小商业概念,当下的“商业”是一种大商业概念,是一种全民生产行为,是从生产产品、流通交换、实现价值的全过程。

现代人常常批判农业社会的“自给自足”,但“自给自足”就是落后的吗?“自给自足”除了说明物产还比较丰富,自然生态平衡外,还包括古人欣赏的“知足常乐”的心态。而在今天所谓的市场全球化时代,人们投入了大商业概念中,固然可以博取更多的物质享乐,但也意味着人类生存风险的增加。今年中国政府的经济会议罕见地把“粮食安全”放在首位,说明通过商业可能控制他国的粮食安全、或者自己把粮食安全拱手让给他人,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利令智昏、丧心病狂的商业社会里,人们可以牺牲身体健康去追逐利益,而无法拥有“粮食安全”,无法回到那种原始健康的自然社会中去了!人们想过“自给自足”的生活而不可得了。

因而,我认为湖南人完全不必为自己的祖宗不会经商而感到耻辱,不必为没有一部“近代湘商史”而感到遗憾。在古代,会种田、会读书、会打战、会从政,才是最正宗、正经的好事,也是湖南人在历史上获得的崇高荣耀。要想让近代湖南人也会经商,成为一把商业的好手,恰恰是一种画蛇添足的事情,是现代人的偏见。


(二)湘军领袖如何开启了中国的近现代工商业文明


《在商言商?——湘商文化与现代商会》是由正在推动湘商文化和商会事业建设的人撰写的,试图以一种现在进行时的方式书写和构建湘商的历史。书中指出,“湘军领袖开创了现代湘商的历史”,指的是湖南人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镇压了太平天国后,搞强国富民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化进程,也启迪了人们的工商业理念。鸦片战争引发的这场“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对中国人的命运真可谓性命攸关了,而且一直影响到时下的中国人,是福是祸尚未可知了。

“湘军领袖开创了现代湘商的历史”似乎是湖南人说的一句不经意的话,其实暗含玄机。一般认为,鸦片战争把中国人卷进了世界历史的现代进程中。湖南人镇压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所谓“半部近代史是由湖南人写成”。那么,这句话其实也说明了,湖南人的这种转型其实也是现代中国的转型,湖南人面临的问题也是所有中国人的问题。而湘军偃旗息兵后,并没有像传统的军人那样脱掉盔甲衣锦还乡,重新拿起锄头种地,归隐乡间,或者是坐享其成地做官僚和戍边,而是搞起了现代工商业,与世界列强竞争,这其实暗含了现代历史尤其是当下世界的特征:世界的竞争,已经由过去的军队暴力的征战,变成了没有硝烟的商业产品和资本的攻城略地。

而且这一关键性的线索,可能令崇尚理学(理学某种程度上即是“存天理灭人欲”)、救亡图存的曾国藩根本想不到,正是它开启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的全新的转变:由自给自足的、田园诗意的耕读生活,变成了“奇技淫巧”横行、欲望膨胀、资本控制人类意识的生活方式。如果说最初的洋务运动以及后来的科技商业竞争,满足了国人的救亡图存的种族生存需求,但是过度的商业发展(所谓物极必反),已经令国人“欲罢不能”了:商业不但摧毁了礼仪之国的一切道德底线,而且在中华大地上制造了一个奇妙的雾霾的国度,中国人面临一个更具威胁性的生存问题——环境的污染对人有着更为直接的杀伤力。

当然我这么说,不是把当下中国的问题归罪到开启中国近现代化的湖南人。恰恰相反,面对西方的重炮利舰和强势文化的入侵,湖南人做了最为激烈的反抗和持久的反思,而且,当时的湖南人还是抱着“卫道”(孔孟之道)的姿态来从事他们的事业,只是不知道当下湖南人还是否有这种“卫道”、“殉道”的执著追求。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生在礼仪之邦的国人,被动卷进了这个世界历史的丛林法则和竞争进程中,为了“保种图存”,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学习西方的重炮利舰、科技器物,但二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嘶杀,令数千万中国人生灵涂炭(现在看来发动战争的人是不是太荒诞可笑?);经历各种西方主义的实验、制度的变革,到头来造就了一大批裸官、裸商投向西方的怀抱,留下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以及活在雾霾之下的可悲的国人。谁又能说,当下的中国人就比农耕文明时代的人们活得更健康,更幸福,更有方向感?

之所以反复赘述,主要是为了强调两点:第一,中国人从来不是主动而是极不情愿被动卷入这个历史进程的,为了参与全球竞争,不得不接受工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并从此做了各种各样制度的改革和生活方式的调整,进行了极为矛盾而悲壮的思想挣扎;第二,商业是一把双刃剑,商业社会是一个悖论社会,只要中国人被卷进这个大染缸,必然要破坏中国固有的文化生态,摧毁纯净的自然生存环境,古典的诗意的田园景象将不复存在。(古人把技术视作“奇技淫巧”似乎有先见之明。所以,工商业文明真的值得热烈歌颂吗?)


(三)《在商言商?》之问和文化的回归


但是,在这个商业征战的时代,“商”还是不得不开展。首先,“商”是一种手段、工具,就像古代农业也仅仅是一种生存手段,但“商业”绝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更不是我们的生命价值所在,就像物质财富能够给我们带来一定的生存保障,但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一样。“商”之外,还有自由的政治生活、高尚的文化艺术乃至宗教的终极信仰等等值得我们追求。其次,“商”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商”,商业的灵魂是什么,商业的伦理何在?近来湖南学者郑佳明提出“用湘魂武装湘商,由湘商再铸湘魂”,即是在追问商业的意义所在,湘商的精神是什么。

我们一般都说,“湘魂”是一种心忧天下的精神,譬如湘商张跃的远大,长期从事环保节能事业,“以保护生命为信条,从本质上优化人类生活和地球环境”,可谓具有一种心忧天下的湘魂。但是,我们继续反思,用现代技术来治理空气、消除雾霾,也仅仅是一种补救措施。如果我们节制自己的物质欲望,根本不通过现代工商业生产制造空气污染,何来净化空气?不制造漫天雾霾,又何来消灭雾霾?(譬如六祖慧能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最为彻底的反思,还需要反思我们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当下的地球生态。回到中国古老的生存智慧,难道竞逐物欲、劳神费心的商业竞争生活,一定比安静朴实、恬淡寡欲的农耕生活,乃至如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更美好?

《在商言商?——湘商文化与现代商会》这本书,封面上打了一个大大的“?”,首先是警醒我们需要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全民经商、竞逐利益的后果,“在商言商”对企业家本是天经地义的,但光是“在商言商”又是不够的,商人要创造财富享受财富,但是否忽略了自己对社会公益慈善、对生态环境、对公平正义的政治法治生态、对精神文化重建的责任,商人不可能自外于社会,因为商人掌握了这个社会巨大的财富,他们有能力也更有责任为这个社会创造更大的福利。

其次,中国人被卷进世界历史进程百有余年了,这个过程是对我们视为落后的农耕文明的摒弃,而对所谓先进的工商业文明的拥抱。这个“工商业文明”的果实,是苦是甜,国人也大抵可以尝到个什么滋味了。恰恰这个过程,又是对中华固有文化的激进反叛的过程,是中国人原本的生活方式激烈蜕变的过程。过去我们是救亡图存,不知深浅,不能窥其全貌,就赶进了工商业文明的这趟混水,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反思这个过程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可能也是《在商言商?》的这个“?”的意义所在。

现在地球人都已经感受到了生存的危机。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了产生伟大文明的东方大地。汤因比曾就说:“人类如果要在二十一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二千五百年之前,从孔子那里寻找智慧。”其实,尽管还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中国的儒家、佛家、道家已经从不同角度创造了非常圆满的生存智慧。儒家历来奉行有节制的生活,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是要克服过度的欲望,过一种中道中庸的生活;佛家讲“自性圆满“、“明心见性”,修心高于一切物质享受;道家尽管发现了许多自然规律,但不会过度开发自然,而是顺应自然、“天人合一”,视技术为“奇技淫巧”。

有学者认为,台湾、日本很好地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而把他们向西方学习的文明成果,概括为“儒家资本主义”、“儒家宪政”。还有最典型的,就是当下日本的稻盛和夫,他作为一个佛教徒,把佛家的思想贯彻到现代企业的管理和发展中,把佛家的价值信仰置于物质财富的追求之上,从而创造了两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因而我们湖南的学者、原三一副总裁何真临先生把稻盛和夫称之为“佛商”。

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因为有上帝的引导和新教伦理的规范,那么东方商业的发展,也必须和传统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或者是佛家文化结合起来。说到底,文化是“体”,是“道”,恰恰具有永恒的价值;商业是“用”,是“器”,是临机应变的。商业只是一种手段和工具,必须由背后的文化精神进行节制和引导。如果滥用资本和过度发展商业,现代工商业文明不但不能造福人类,反而成为破坏自然和人类和谐生活的罪魁祸首。

如果说过去湘人开启了中国近代工商业文明的进程,我也希望湘人能完成对这段历史进程的总结和反思。在这种反思中,我更希望湘商能够承载一种全新的使命,这是一种再造湘魂、再造文明的使命,也是“湘商文化”的源起,最终去开创结合中西方文化文明优势的新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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