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微信公众号“商会圈”里一篇“舜帝是中华商业文化始祖”的文章，在微信圈和社群里被人疯转。“舜帝在经商的时候很讲诚信，从不欺行霸市。他在制作陶器的时候，非常追求质量。我想，这不就是我们所倡导的商业道德吗？”这个发现让伍继延非常振奋：“过去，我们认为契约精神、商业道德是西方来的，而现在我们发现，我们的老祖宗在４千年前就提到了诚信经商。”
因为这个发现，商会活动家伍继延将邀请冯仑、易小迪、王启富、卢德之等当下商界大佬共赴湖南永州，于5月22日举行首届“中华商业文化节”，结盟天下商会商帮，共祭华夏商祖舜帝。
4月24日上午，在长沙潮宗街的民国戏院楼。青年学者、大同思想网总编枕戈就“古典政教商平衡发展的典范舜帝”、“新儒家与现代工商业文明”、“新儒家第一位圣人曾国藩”等话题采访伍继延。
一、舜帝：古典政教商平衡发展的典范
1，舜帝是中华商业文化的始祖
枕戈：之前读吴晓波的《浩荡两千年》的时候，他对中国的商业文明史作了一番梳理，让我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工商业文明——也就是那种建立在工业基础上的商业文明，确实发源于西方。但是，并不仅仅是工业时代才有商业文明，在悠久的农耕时代，我们中国也有商业文明，有我们商业文明的一脉和流变的过程，甚至，在非工业时代的传统商业文明领域，中国还遥遥领先于世界，以至于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与世界的商业贸易，都是入超的。对此您如何看？
伍继延：我们有一个奇谈怪论，就是“言必称希腊”：一说到商业文明，大家就说古希腊海洋文明才是商业文明的源头，这个对不对呢？当然也有一定道理，因为古希腊的商业文明一脉传承，后来到了文艺复兴，影响了整个近现代，人类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促进了新的商业文明的崛起。在这点上讲，我们应该承认，古希腊开创了海洋商业文明，对当代全球化时代的商业文明有巨大的意义。
但是，我们也不能一说希腊就妄自菲薄。这一次清明节前，也是因一个特殊的机缘和公益的原因，我到了舜帝陵所在的永州市。在永州市去拜祭舜帝陵，也是非常偶然的。我们过去只认为舜帝是中华道德文化的始祖，其它方面好像没有太多展开。可是我去祭拜的时候，导游介绍，在舜帝开创的道德文化中间，包括三个主要内容，一个内容就是为政以德，毫无疑问是我们讲的政治道德。第二个说他是中华伦理道德的开创者，因为舜帝很孝。也就是说他是伦理道德、家庭伦理的榜样。后来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以后，就把因为他是道德文化的代表，把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再到孔子，列到了一个谱系中。
可是这个导游还介绍说，舜帝是我们中华职业道德的开创者。当时我就很奇怪，这怎么回事呢？后来我深入了解以后，看到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里介绍舜帝，舜帝年轻的时候经历了非常艰难的生活：他务过农、打过鱼、做过工，还经过商。原文是：舜耕历山，淦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我说我们三皇五帝唯独有一个老祖宗终于跟我们商挂上关系了。
后来再仔细了解，舜帝在经商的时候生产陶器，就特别注重产品的品质。他非常反对偷工减料，所以舜帝做出来的陶器，就是一种工业的标准。我们讲先进的工业产品、手工业产品，就是以质量著称。他经商的时候，还特别注重诚信，《尚书》里面也有记载舜帝经商的经历，讲他经商如何注重诚信。我就在想，讲究质量、注重诚信，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商业道德的两个核心问题吗？
今天再梳理我们中国的商业文化史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感悟：随着我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由于我们中国本土是以农耕文明为核心，商业交易行为就不是特别重要，而老百姓最需要的几个产品，比如盐和铁，我们从春秋时期就开始官营国有了。这种农耕文明一方面它对交易的需要量不大，第二是它最核心的交易产品又被官营了，盐铁官营。“盐铁论”，讲的是按照国有的模式运营。所以在我们整个中华的主流传统中间，好像商业这一块不突出了，同时商业文化这一脉好像也就被割断了。
2、中华商业文化主要流传在边缘地域
枕戈：中华文明中肯定有商业这一脉。只是说，商业的地位有时候更加重要一点，但有时候重农抑商，被主流的儒家文化压抑。这只是个地位高低的问题。
伍继延：确实如此。只要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在一些边缘地区，还是有一些传统保留下来了。比如我们周边的少数民族和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他们只生产肉，其他的一切产品都要靠交易，所以我们就有“茶马古道”、“茶马互市”等等这些交易现象。商业在游牧民族那里更为被推崇。
去年我的一个老朋友也是老大哥，他的一本书再版，因为他文革前大学毕业就在敦煌待了15年到20年，对敦煌很有研究，这本书是研究敦煌的文化。我去年正好也是机缘巧合到了敦煌，看了敦煌那些辉煌的文化遗产。敦煌当时就是中国的中原、整个西亚和欧洲的商贸交易最核心的一个窗口，所以我开玩笑把它比喻为今天的深圳或香港。
那个地方保留了很丰富的商业文化的东西，包括敦煌的壁画都是由商人来出钱建的。因为官员如果有钱就是贪官了，贪官建了他也不敢留下名字，所以壁画上留下好多商人的名字。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在敦煌那个地方，我们商人的追求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物质上，还上升到艺术的欣赏和宗教的信仰上来。你能说那个地方商业文化不发达吗？
我后来读了这个老大哥的书以后，发现里面还记载了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就是佛祖生前有一个交代，告诉他的信徒们，和尚和尼姑不能同时出去传道，但是和尚和尼姑可以和商人一起出去传道。而且释迦牟尼佛祖特别交代，跟商人一起出去的时候，你们如果要拉屎要放屁，一定要下风头去，不要臭到商人。也就是在佛祖的眼里，这个商人不是臭的，钱不是臭钱，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正常需要。而且佛祖都希望通过商业的力量来传播信仰，因为只有商业的力量才能够促使一个人远赴重洋，跋涉千里万里。当然除了商业的力量还有信仰的力量，所以佛祖就很清醒，信仰的力量应该借助商业的力量，和尚和尼姑都可以跟商人一起出去，但是你不要惹商人不高兴，所以你拉屎放屁都到下风去。这个东西很厉害，我问了老人家，老人家说这就是佛祖说过的话。
换句话讲，在我们很多边远的文化交汇之地，都有很发达的商业文化。也就是说舜帝开创的这些东西，并不是没有传承下来，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后世的儒家曲解了。儒家更多地强调，舜帝作为政治道德和伦理道德的创始人的价值，而忽视他身上包含的商业道德的价值。这当然也和我们传统的儒家重农轻商是一脉相承的。
今天当我突然感悟到这一切的时候，我就理解了，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会出现像范蠡这样的大商人，实际上吕不韦也是大商人成为政治家的，对不对？后来我们会出现所谓的十大商帮，其实就是我们中华文化中间的商业文明这一脉，始终是在默默地传承，而且它有一个伟大的源头活水，这个源头可以追溯到舜帝。
中国的主体文化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儒家文化，商业文化更多表现为一种边缘文化。比如在中国的西域，敦煌体现出来一种大交流产生的商业文化。再比如说我们的沿海地区，改革开放发展最快的，是沿海的浙商、粤商、闽商，为什么呢？实际上也是因为这些边远地区，自古以来很难完全靠种地养活自己，那些沿海居民不得不远赴重洋，通过商业贸易，有些时候甚至通过海盗抢掠来谋取生存。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反而是这些边缘地区的人，保留了更多的商业文化的因素。这种基因一旦遇到了合适的气候条件，一下子就蓬勃发展起来了。而像我们湖南这种内陆地区，农耕文化很发达的地区，反而是在新时代落后了。
地中海的古希腊岛屿上，由于土地少而且贫瘠，所以那里的人民只能靠生产橄榄油，拿出去交易换回来粮食，换回来财富。加上地中海正好适合航海，它就发展出以商业为主的生活形态，而我们的主体是以农业为主的生活形态。
今天当我们进入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当我们开始要直面全球化时代的商业竞争，或者更彻底的讲商业文化的竞争，或者说更根本的讲就是文化竞争的时候，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正视我们中华文化中间的商业文化这一脉。
3、工商业文明不是“羊吃人”：中国人学西方文化学反了
枕戈：您讲舜帝也重商业，那么他身上就典型的体现了政教商平衡发展的概念，“政”就是制度的创制和执政的能力，“教”是我们宽泛的文化教育，“商”表现为具有商业理念和经济能力。这正好契合了我说的，中国应当是圣贤主导的政教商平衡发展的中道中庸型国家。
没有文化的引导，没有法律政治的制约，没有这些平衡的因素，假如我们完全按照西方的模式，用资本来控制这个世界，我觉得就会破坏了这个平衡，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出现今天的拜金主义。所以古人提出要“以义和利”，这就是一种平衡发展。
伍继延：在今天这个时代再谈商业文明，最根本的一点是什么？在于市场经济。在工业文明时代，市场经济带来了什么？很简单一个后果就是城市化。我们很难现象一个市民不接触商业，一个农民可以不接触，他把地种好了，偶尔去搞点商业，比如购买农具就行了。可是一个市民他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商业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随着我们中国的城市化现在已经达到50%多了，将来肯定至少有70%以上的人生活在城市里面。就是一个农民，在这个互联网的全球化时代，他的很多生产消费行为，也会纳入到市场的体制里面来。在这种情况下，还抱着那块老牌子不放，总觉得舜帝是仅仅道德文化的创始人，多么伟大崇高，这就有些食古不化了。
商业是一个大商业，每时每刻我们都生活在商业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两年前，我在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的年会论坛上，我演讲的主题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需要商业文化的时候”。越是商业发达的时候，越需要发展商业文化，用文化来提升和引导，作为一种制衡。
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这些怪现象，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我们不去从自己的文化基因中，去寻找我们商业文化的根源，把它弘扬光大。我们太多的时候是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所描述的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去做一个不那么光荣的资本家。因为马克思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所以他揭露的资本家都是很坏的，我们好的学没学到，没有继承下来，反而是把马克思批判的那些坏的东西学会了。比如说羊吃人，这是马克思批判英国工业化的问题。我们现在一看，以为资本主义的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就是“羊吃人”，那怎么吃呢？不可能嘛。
我们今天看西方的发达国家，这种相对均衡的发展，人们不仅仅追求财富也追求美好的生活，还追求文化艺术的欣赏，追求信仰的纯洁，追求很道德的生活。这恰恰是我们今天看到，他们实际上有很强大的商业文化的支撑。而我们自己不承认自己的传统商业文化，学西方又学反了。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就是资本家在剥削人。于是，我们现在每一个资本家都把“羊吃人”当作是应该的。
4、必须以商业文化为核心重建新儒家
枕戈：在儒家道统的谱系里，舜帝作为这么一个典范，作为政教商和谐平衡发展的这么一个典范，对中国当下的政治文明还是商业文明及其它各个方面，应该都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伍继延：在今天这个时代，在我们越来越深入融入全球化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有一种认识，这种认识就是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新的文化的复兴。而这个新的文化的复兴，它不可能再回到农耕文化的形态，在今天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的时代，它一定是以商业文化核心。
我们现在倡导新儒家，如果说儒学要有真正的第三次崛起，那么一定是在工商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崛起，如果不承认工商业文化，还继续排斥工商业文化，它也许就永远只能停留农耕时代，作为一个辉煌的历史，被人们所凭吊所纪念。
一个学者研究东方国家里面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日本，认为它就是“《论语》加算盘”？什么意思？《论语》就是儒家思想，算盘就是学西方的管理，怎么精细化算账。现在稻盛和夫先生很火，稻盛先生的学说在我们看来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既把我们传统的优秀道德文化继承下来，又通过现代工商业文明更好地弘扬儒家文化，相互交融，而不是食古不化地天天念老祖宗的那几句话，那些人在我看来就是遗老遗少，最后也不会在历史中留下来。
5、树立“崇商文化”：矫枉必须过正
枕戈：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大概是前半个月的时候，也是在我们朋友的一个微信群里面，我当时跟三一重工的向文波讨论，他提出要发展“重商文化”，我说要重视商业文化，要政教商比较平衡发展。这个“商”是一个大生产的概念，它既包括农业又包括流通商贸。
但我并不认同这个“重商文化”，为什么呢？发展商业文化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你这个重商文化，是不是要把这个商业的地位拔得很高，比政治、文化的地位都高，是让所有的人都向商人膜拜不？这样中国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商人主导或资本主导型的国家。所以我反对向文波说的，中国应发展“重商文化”。
伍继延：中国有句古话“矫枉必须过正”，尤其在湖南这个地方，湖南人开创了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这个制度是毛泽东主席建立的。那么湖南这个地方，对政治权力的追求可以讲是登峰造极，所以向文波在湖南这个地方发展企业，艰难地生长，吃得苦霸得蛮才搞成了这么一个商业集团。向文波可能也是爱之深责之切。
就像去年三湘都市报采访我的时候，我本来是讲了很多湖南的好话，正好再讲一个观点——“湖南要从崇官文化转为崇商文化”。结果那个记者把我最后那句话作为标题，三湘都市报的一个大标题就是——“伍继延说不从崇官文化转为崇商文化，我们就没有未来”。说到问题的本质，湖南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中国几千年来由于儒家文化的深度影响，“崇官不崇教”，“崇官不崇商”，所以这种情况下“矫枉过正”，必须“崇商”。
第二，他作为一个商人的角色，从商人角度要把自己这一元抬高很正常。你当官的要把自己抬高，我经商的要把我抬高。所以对他来讲，他以这个身份说这个话恰如其分，我不认为过分。
但是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我讲“中华民族到了正需要商业文化的时候”：
第一，我们必须正面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如果西方人依靠他的商业文化，坚船利炮无往而不胜，这个时候我们还去抱残守缺是没有出路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搞改革开放，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包括“十八大”，包括三中全会决定，要深入深化改革，市场是决定性力量，这都充分说明：我们要应对整个全球发展的挑战，必须大力发展工商业。
第二，我们讲商业文化，要成为未来新的中华文化的核心基础，过去我们中华文化的核心基础是农耕文化。这导致什么？我们今天孔子学院办不下去，并不是讲的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我们讲的东西还是农耕文明的东西，并不能适应现在工商业文明的形势。农耕文化我们还得承认它是独立的，但是我们工商业文化也是一元，那么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工商业文化会超过农耕文化的重要性。农民只有30%的人口，70%的人口是城里面，那怎么办？还有互联网的影响，现在网上那么发达，说不定将来农民都去网上买东西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够再抱残守缺地说，工商业文化是末，农耕文化是本，士农工商，士是第一，农是第二，工商是末。这三者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同时工商业文化一定是主流文化，而且它要成为新的中华文化的核心基础。只有在这个核心之上，我们才能真正建立起融合古今中西的新的中华文化。这个新的中华文化才能在未来真正成为全球领先的的中华文化，这样我们才能讲儒学的第三次复兴。
二、中华海洋商业文明的另类解读
6、“一带一路”就是中华传统商业文化的影响范围
枕戈：谈到中国的商业传统，吴晓波在他的《浩荡两千年》中有些观点我是比较认同的。唐宋不就说了，乃至在元朝明朝的时候，中国的传统商业绝不逊于西方，至少规模更大，在某些方面还要领先于西方。一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一统国家，它有统一的市场，不像西方邦国林立，市场被分割。二，说到海洋文明，在我们的印象中希腊文明是一种海洋文明，实际上我们的郑和下西洋，他率领的是多么庞大的强大的舰队，那时候中国的航海技术是领先世界的。甚至中国的海洋文明也一直在明朝以前是领先世界的。
伍继延：那是两码事了。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为了一个政治目的，这个政治目的表面是弘扬天威，示强大于世界，背后是寻找建文帝，这是江湖故事。郑和下西洋并不能体现我们跟商业文化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证明了一点，我们当年有这个航海的技术和能力。
商业文明体现在谁身上？体现在郑成功的爹身上。郑成功家族垄断了当时从福建出海，和东洋（日本、琉球、朝鲜）和东南亚的生意。他们是一个拥有强大军事武装的经商集团。西方人讲一手拿剑一手经商，郑氏集团就是这么一个集团。郑成功的妈妈是日本人，因为他爹的买卖做得大做到日本去了，娶了日本女人做老婆。
后来荷兰人扩张开了，大家都知道，荷兰是西方近现代工商业文明扩张最早、第一个崛起的大国，他们就是海盗加海商。他们来了，一家伙把郑成功他们的老窝台湾给抄了。抄了家以后怎么办？郑成功一看不行了，这玩意搞得我没后路退了，因为当时明朝中央政府是反对经商，实行海禁的。郑成功他们家是海盗海商结合的，他们就把台湾作为他们家族的一个后方经营起来了。突然这个后方被荷兰人给抄了，怎么办？为什么郑成功是民族英雄？荷兰人已经占了台湾了，郑成功依靠他们家族的力量，也就是那个海盗海商集团，把台湾给收回来了。
郑成功的儿子本来是造反的，准备独立的，但最后又被我们的康熙大帝给干掉了。康熙大帝干掉郑成功的儿子，用的还是福建人，因为福建人懂海洋文化。所以说郑成功家族就是中国最早的海商集团。如果说那个年代我们中央政府承认他们的功劳，像当年的荷兰国王或者英国女王一样，派遣他们走向全世界的话，那我们早就地理大发现了。就是因为那时候中央政府主体上是轻商的，所以明朝才实行海禁，海禁之后到了清朝，康熙大帝再厉害他也是骑马的，不会玩船。所以他们本能上对商业有一种抵触。而且他为了统治我们汉人，表现得我比汉族还汉族，采取了一种更加保守的统治方式。
但是我们还是要讲，我们的商业还是顽强地生长起来了。我们讲十大商帮都是明清时代的，所以说商业文明还在，但只是不被主流承认。现在讲“一带一路”，丝绸之路在汉唐开创起来之后，到了北宋完了，为什么？北宋始终没有办法突破我们北方的草原民族，辽、金、西夏一个接一个少数民族国家，就把丝绸之路给割断了。特别是退到泉州以后，南宋没办法了，就只能鼓励从海洋走。所以南宋的时候马可波罗来中国，他是陆路来的，走传统的丝绸之路来，离开的时候是从海上坐船回去的。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很发达，以今天的泉州为核心。为什么现在“一带一路”战略确定了两个核心省份，一个核心是新疆自治区，那是陆路的；一个核心就是福建省，福建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南宋的时候就是以福建泉州港为核心。
7，中国王朝不是一个简单的循环
枕戈：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看中国的历史王朝，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循环，其实每个朝代都有每个朝代的特色。明清在在我们的印象中是落后挨打，是闭关自守造成的。实际上元朝的时候它的商业是很发达的，也许这个世界性的强大游牧民族少了所谓“传统儒家文化的束缚”，它很重视经商。
伍继延：你去看成吉思汗征战的时候，军队的后面就是商业队伍。因为它是草原民族，不可能缺少商业。同样的，当他们进入中原大地的时候，也知道南方人主要是种地的，统治种地的农民还得按照孔夫子的学说来。
南宋的商业非常发达。汉唐朝更不用说了，它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国家，陆上丝绸之路主要繁荣在汉唐时代。确实每个朝代都有每个朝代的特征，有它文明的特色，绝不是简单的重复。
到了清朝，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有些学者研究，如果说清王朝不是一个外来的游牧民族统治，而是我们汉族人自己来搞，说不定我们那个时候也开放了，也就开始大力发展工商业文明了。因为清朝满族人是外来的少数民族，文化更低，也就更保守。他要学得好像比你汉族还要正宗，加上一个部族要统治汉族这么多人，所以历史公认清朝实施的文化政策、对外政策，是更加保守的。
8、湖湘大地有世界最早的工商业遗迹
枕戈：您说的舜帝，当然是跟商业文明有关联的一个圣王，但根据湖南学者周行易的说法，上古南岳的祝融，是最早进行商业行为的帝王。所以，湖南的商业史，不仅仅可以追溯到当初举行湘商寻祖活动的怀化洪江古商城了，还可以追溯到更远古的时代。
伍继延：这个就要回到当年的林河先生，他已经去世了。老先生曾经有一篇文章，说洞庭湖才是海洋文明的发源地，为什么呢？为什么在我们湖南的澧县澧阳平原有全世界最早的城市遗址——城头山，有城市就是因为交易。那个时候没有国家，没有现在的县长、州长、省长在那里，就是因为有交易，人们聚集在那个地方形成了城市，才形成了澧阳平原的那个城头山遗址，已经有6000多年历史，是世界最早的城市遗址。
林河先生在城头山遗址的陶器上，发现了一个图案，就是一个船的形象。而且他论证了一下，当时洞庭湖的大小正好适合航行，所以他说大湖文明和海洋文明是相通的。当然我们非要往上追溯的话，也可以追溯很多。比如说黄帝是我们制度文化的始祖，炎帝是农耕文化的始祖。黄帝建立了我们国家的制度，可是黄帝有四个老婆，其中有一个老婆特别会造丝，他的老婆是丝绸的发明者之一，没有丝绸哪有丝绸之路呢？黄帝的四个老婆都很能干。黄帝本身是研究政治的，而他老婆参与了工商业活动。
炎帝实际上是农耕文明的始祖。炎帝神农氏尝百草，建立了我们的农耕文化，可是有学者研究说炎帝有些东西也是拿来交易的。他也参与过商业活动，古籍中有记载。但是他们自己好像一生下来就是当帝王的，他们是两个原始部落的首领。
只有舜是一个普通人，必须要谋生存，所以他务过工、捕过鱼、经过商，然后才被尧发现。尧欣赏他，把两个女儿配给他，考验他，两个女儿向他报告，觉得这个小伙不错，然后尧帝才禅让，禅让是从尧开始的。所以从儒家的正统思想来讲，并不把炎黄当回事，它是尧、舜、禹、汤这么传下来的：尧帝传舜帝，舜帝传大禹，大禹到商汤，商汤到周文王、周武王。
因为儒家文化是以北方的文明基础进行历史叙述的，孔夫子是黄河流域的人。这就是我们历史教科书流传的黄河文明中心论。其实，通过考古，我们发现整个长江领域的文明更早。我记得上次我们对话的时候，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长江领域的文明是超前的。所以说湖南才会一下子把炎帝陵抢过来，把舜帝陵抢过来了。这说明，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那些老人都跑到我们这来了，死在我们这里。
三、新儒家要从曾国藩谈起
9，大陆新儒家不能停留在学院里，更不能排斥商业文明
枕戈：前面您谈到了儒学的第三次复兴，是指当下很火的大陆新儒家吗？
伍继延：毫无疑问，新儒家这个概念从1840年以后就一直有人在讲。比如说当年的贺麟先生，他是研究黑格尔的，当时就讲了新儒家的问题。我在《在商言商——湘商文化与现代商会》曾引用了贺麟先生的观点：贺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提出了“建设新儒家”和“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口号，并且认为：“一如印度文化的输入，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运动一样，西洋文化的输入，无疑亦将大大地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牟宗三先生则明确提出：“自孔、孟、荀至董仲舒，为儒学第一期，宋明儒为第二期，今则进入第三期。儒家第三期文化使命，应为‘三统并建’，即重开生命的学问以光大道统，完成民主政体建国以继续政统，开出科学知识以建立学统。”
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工商业文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首先要发掘我们儒家文化中、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商业文化，而不能够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比如说讲到舜帝文化，仅仅就认为他是伦理道德和政治道德的典范，其实他也是商业道德的代表。我们要把我们祖先那些好的东西继承下来。
第二，我们要直面现在中国高速工业化、城市化、市场经济大发展的一个客观现实。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创新我们的儒家文化，怎么创新？第一条就是要用儒家的核心理念，来重建我们新的中华商业文化。现在不是“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这一百多年我们已经重估了很多次了，现在是怎么重建的问题。这是重建一切价值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用儒家的核心理念，来指导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梳理，在这个基础上创新发展。如果我们新儒家能以新的中华工商业文化为基础，我相信我们新儒家是有未来的。而我们所谓的一些新儒家，他们并不是新儒家，他们还是老儒家，他们仍然还是生活在农耕文明的世界里。
有些所谓的新儒家，他更多地是生活在学院里面，至少没接触到商业，他们对商业还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一种本能的害怕，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要靠他们去开创新儒家，那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新的儒家一定要从现在的市场经济，工商业的澎湃大潮中走出来。当然最后这个总结者可能是一个学院派，一定会有这样的人。就像我们的孔夫子还有一个学生叫子贡，子供就是当时的大商人。
10，新儒家要经历现代市场经济的洗礼
枕戈：新儒家当建立在新的工商业文明基础上，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当然新儒家还要应对现代政治文明的挑战。而现代政治文明又和工商业文明有着密切的关联。我是认同这个观点的。不然，新儒家到底新在哪里？
伍继延：谈新儒家，首先还是要认识什么是旧儒家。
经典意义上讲的儒学的两个关键发展期的代表，第一个时期毫无疑问大家承认就是汉武帝的时候，董仲舒把儒家由一种纯粹的伦理的和道德的文化，变成了一种政治制度。董仲舒提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观念，比如说“天人合一”，天子是谁？天子是秉承天意来执政的。“天机不可泄漏”，谁又能够了解天机呢？那么除了皇帝“奉天承运”以外就是儒者，儒者是对天意的阐释者和传播者。
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中国文化特色上的一个法统和道统的制衡。法统就是讲的一个王朝的轮回，就是这个执政者的执政权力的传承。道统是什么？我们中国没有宗教，我们就是儒学，就是由儒家来传承这个道统。皇帝干得好不好，不是皇帝自己说了算，因为我们不是法统和道统合一，皇帝不能自己解释我做得好不好，谁来解释？史官来记载，儒者来评价。所以说这就是说这个阶段儒学就由一种单纯的学术，变成了一个政治制度的设计，成为了中国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儒学的第一次辉煌。
这次辉煌之后，儒学在面对西天传来的佛教的颠覆之后，中国重新进入了一个开放的、多元的时代，最典型就是魏晋南北朝，“竹林七贤”，各有各的调，每个人都很高调。但是中国的这种农耕文明的特点决定了，它确实又需要一个新的大一统的信仰。这个时候我们湖南人周敦颐先生站出来了，他老人家融合了“儒释道”，创立了后来我们被称之为“宋明理学”的儒学发展的新高峰。
宋明理学之后，实际上对儒家的反思就是从清王朝开始了，为什么我们只说宋明理学，不是“宋明清理学”呢？因为宋明理学再伟大，在满清的铁骑面前都无能为力，十几万满族人就把你几个亿的汉族给征服了，你那个理学有什么用呢？空谈心性。所以后来对儒学的反思，实际上从湖南人王船山先生那里就已经开始了。王船山先生他继承了我们儒家的传统，做“托古改制”的工作。王船山先他不是说否定祖宗，而是在这个基础上接着往下讲，讲着讲着讲出了一套东西。
后来这套东西被我们湖南另外一位老先生——新化人邓显鹤先生发现了它的价值。他重新发现了王船山，而且又传到了曾国藩这一代人。“曾左彭胡”这一代湘军领袖，书生领军，挽救一个王朝的命运。他们不仅仅是说，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响之后，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才有了新儒学的兴起。而是以湖湘文化为背景，实际上从王夫之先生开始，一批湖湘学子就已经在反思传统的宋明理学，于是乎这一批学者体现了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湖湘文化的一个核心理念叫经世致用，他们不去空谈性理，是性在理先还是理在性中等等。
正是因为他们在一种“经世致用”的精神，对传统的宋明理学有一种反思，所以等到真正的西方文明挑战的时候，因为宋明理学的传统儒家不行了，他们才站出来迎接这个挑战、直面这个挑战，然后在此基础上不光是灭了太平天国，挽救了清王朝的命运，更是开创了洋务运动，像其中有些代表人物，比如说我们知道张之洞的《劝学篇》，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当然类似的思想，实际上在曾国藩老先生那里也都有。
也就是说新儒家的起源，我们不妨追溯到清王朝建立，我觉得始祖应该是王夫之先生。然后到了“曾左彭胡”这一代，终于不仅仅是理论上有建树，而且在事功方面取得了成功。他们的理论能够对付“太平天国”这样的邪教，能够挽救这个王朝的命运，但是这个够不够？还不够，接着往下发展，到了民国之后，清王朝既然已经灭亡了，于是乎人们就开始不顾忌说我还得继承那个道统，不存在了，王朝的道统已经灭亡了，法统更不用说了，变成中华民国了。所以这样才有一批新的知识分子，正式提出了新儒家的概念，正式提出了儒学的第三期复兴。
其中儒学第三期复兴有一个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这位老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叫做“重开学统、重开道统、重建法统”这三个概念。这位老先生特别强调了法统要开民主的法统，学统是要重建以科学为基础的学统。学术传统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法统要建立在民主基础上。道统就是道德传统的东西，更为持久不变的东西。
我觉得他这个思想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但是至今可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实际上忽视了一个最核心的东西：西方实际上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坚船利炮、科技进步，更重要的是它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已经建立了一整套新的制度，包括我们讲自由、平等的观念，契约、法治的建设，民主的制度，这套东西怎么样在我们中华文化的基础上重建？换句话讲，我们怎么样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怎么样在市场经济上再造我们中华的商业文化，然后以这种商业文化所具备的自由、平等的精神，契约、法治的观念来重建我们的中华文化，再造新的中华文化。我想只有经过了这么一个过程，我们所讲的儒学的第三期复兴，真正的新儒家才能站出来。
在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我们看从魏晋南北朝，再到周敦颐先生，也经历了几百年的过程。我们从过去的满清到中华民国，再到当代，我相信现在互联网时代，这样一种文化的重建会快一些，但也一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我们今天的新儒家们，实际上还在路上，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着接力棒中的一棒。
11，曾国藩是新儒家第一位圣人
枕戈：我认可把曾国藩当作新儒家早期的一个典型代表。我们现在谈了这么多的新儒家，其实更多的还是在书本上、理论上的、文字上的新儒家，但并没有实践上的一个典型代表。而曾国藩恰恰以儒家的身份，去融合西方的工商业文明，开创了洋务运动。
而根据秋风的研究，因为满清是一种部族政治，而曾国藩挽救清王朝后，又促使中国回到了传统天下共治的儒家宪政，同时也开启了现代宪政文明的步伐，之后儒家士绅在清末立宪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曾国藩还开启了近代书生领军的潮流，是一代军事家，一直影响到后来的蔡锷、黄兴、毛泽东，他们都是书生领军。当然，曾国藩更是儒家修身养性的典范。所以，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曾国藩为新儒家树立了一个实践的典范，至今还没有人超过。
伍继延：儒家常常做“托古改制”的工作。从实践意义上，我们谈新儒家当然要以曾国藩为起点。但从理论上来讲，我觉得新儒家应该从王夫之先生谈起。正是有王船山先生“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踏清朝的地”，他作为一个明朝的遗老，不愿意再去服侍清朝的皇帝，于是乎他才能够站在稍微远一点的距离上，来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才形成他更加重视经世致用的那套学问。
儒家历史上，中国几千年中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人只有两个半，一种说法是孔子、王阳明、曾国藩（半个），一说是诸葛亮、王阳明、曾国藩（半个）。这里，孔子和诸葛亮是有争议的，曾国藩只算半个，只有王阳明才是唯一没有争议的圣人！
虽然在旧儒家里曾国藩只能算半个圣人，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曾国藩却是唯一一个与工商业文明有交集的圣人，是承上启下的一位圣人，是政教商平衡发展的儒家人物，也应当是新儒家的第一位圣人。
12、新儒家要展望到礼运大同、天下为公的时代
枕戈：您刚才谈的一个观点，说工商业文明才延伸出一套民主自由的理念。但是从儒家本身的脉络来讲，儒家本身也分为“左派儒家”、“右派儒家”，或者三代之前（尧舜禹）的礼运大同的儒家，三代之后的小康礼制的儒家。这里又涉及到另外一个人物毛泽东，有人说毛泽东其实也算一个新儒家，因为他的理想“为人民服务”，是回到礼运大同的儒家。
礼运大同的理念，就是一种平等的思想，一种天下为公的思想，一种选贤修能的民主选举的思想。虽然中国在大禹之后的最高权力是世袭的，但之前却是选举（推举）的，当然我们有一个特殊的说法叫“禅让”，这已经切近民主、平等的政治思想了。所以我们这个新儒家，某种程度应回返到更古老的儒家思想，达到“天下为公”、公权力真正为天下人服务的境界。
伍继延：这个对比我赞同，就像我讲中华商业文化的始祖是舜帝一样。新儒家包括我们现在谈的新的政治文明，当然不仅仅是西方的现代政治文明的输入，其实在我们先秦时代，难道我们没有民主的理念吗？难道没有对平等公平正义的追求吗？
我们当然也可以在上古时代寻找中国倡导民主法治的始祖，把上古的民主法治理念和工商业文明时代的民主法治理念进行融合。我们湖南大学的法学院院长、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钢建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提出的观点是“上古的法治民主中心在湖南”：上古高人出湖南，上古文化中心在湖南，也就是上古的民主法治中心在湖南。上古最早的法律文献从伏羲太昊到神农炎帝到轩辕黄帝，都在湖南。
这个观点的提出，和他提出“湖南人是日本人和韩国人的祖先之一”，同样惊世骇俗。
所以，如果你只承认西方文明输入给我们中国，你就会产生一个自卑感，你只能仰望别人，仰望西方文明，你没有真正的把他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所以既要有新的文明的输入，更多的还是要把我们固有的文化重新挖掘出来。我在跟别人探讨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总是陷入左右之争，我觉得“托古改制”倒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20世纪40年代，贺麟讲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提出建设新儒家和儒家思想新开展的方法，并且认为一如印度文化的输入，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运动一样，西洋文化的输入，无疑必将大大的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地球是一个村，我们要更多强调文化的融合。这个文化的融合首先要有自己文化的本位，没有自己文化的本位，那就只能叫学习，不是融合，永远无法转化为自己的身体血肉。如果我们找到了文化的本位以后，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要去学习。
枕戈：原名李新建，茶陵人，生于1982年。湖南大学文学硕士。创办国内知名文化学术网站大同思想网。青年学者，新儒家倡导者之一。著有《风雅的沦落——诸神时代的思想》等。
伍继延：商会活动家，著有《在商言商？——湘商文化与现代商会》，倡导新儒家与工商业文明的融合。现任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评委会主席、北京湖南企业融资投资商会会长、清华大学新百年基金理事、湖南大学校友总会常务理事、湖南湘商文化投资公司、北京华商天下文化公司董事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