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从曾国藩的“过桥贷款”看金融对社会的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0 次 更新时间:2020-03-14 22: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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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进入专栏)  

  

   如果一个社会中没有金融市场,人们会如何生活?在没有金融市场提供跨期价值交换的背景下,古代的聪明人想出一些办法,通过变通的方式解决了跨期价值交换、跨期风险配置等问题。但是金融市场的不发达会带来人身不自由、腐败等负面问题吗?日前,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在《北大金融评论》随笔栏目发表文章,通过曾国藩“过桥贷款”的例子解答了这一问题。

  

   2000 多年前,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论》名著里指出,“在所有的赚钱方式里,用钱赚钱是最反自然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用钱赚钱”等于要男人生小孩,最不符合道德,所以应该禁止。

  

   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中没有金融市场,人们会如何生活?在没有金融市场提供跨期价值交换的背景下,古代的聪明人想出一些办法,通过变通的方式解决了跨期价值交换、跨期风险配置等问题。这些办法并没有使用金融工具,而是通过所谓的风俗习惯,或者文化、伦理规范,以变通的方式表现出来。然而这些方式带来了人身不自由、腐败等负面问题,历史上的“腐败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金融市场不发达所致。

  

   曾国藩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曾国藩1811 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农村,27 岁中进士,不到40 岁就做到二品官,掌控过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被认为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洋务运动中,曾国藩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兴办洋务,成立江南制造总局。19 世纪60 年代,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他编练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还派出第一批官派留学生。

  

   事后看,曾国藩仕途顺利,收获荣耀和财富。因为在1838 年曾国藩考上进士时,当年全中国人口为3 至4 亿,考上进士的只有202 位。当时虽然被点了翰林,有了做官的通行证,但要进京做官,还需要足够资金(“过桥资本”)才能把通行证的潜力变成现实。做官、做大官前需要各种投入,包括给报喜官员的赏钱,款待亲友,赴京路费,在京城的住房、官服、仆役、马车开销等。据估算,新进士的进京资本在500 两银子以上。而当时,北京有经验的工匠年收入仅为24 两银子。按这样算,从中进士到真正做官,要花掉20 人以上的年收入。

  

   如何凑足“过桥资本”?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的办法有如下几种:

  

   第一个办法是,如果是有钱士绅家庭出身的,由家里出钱。但是这条路走不通,曾国藩的家境并不富裕,为读书赶考,已经卖掉不少土地。

  

   第二个办法是找亲戚、族人出资。1839 年,曾国藩回到湘乡,得到中进士的通知后,他先走访了曾家的亲戚,结果曾家的亲戚给他的礼金和贺礼一共只有13 两银子。这些亲戚实际上也都是投资者,用投资者的眼光来看,他们不太清楚曾国藩未来到底能够做多大的官?有多少收入?到北京以后会分配到哪里做官?今天做了投资,以后是不是会有回报?因为投资者在签跨期金融交易时,很担心对方会卷款逃跑。总之,虽然曾国藩马不停蹄走访,但募集的收入仍寥寥无几。

  

   第三个办法是找金融机构借债。但当时金融市场欠缺,没法让他变现部分未来收益。如果当时有金融机构,能够按年息5%、6% 给他十年的贷款,曾国藩就不用担忧了。曾国藩可以向金融机构说,我以后会做大官,每年的收入会很多,只不过现在我要把未来的收入转移到今天,解决过桥资本的问题。其次,即使能够借到,民间借贷的利息高得吓人,也难有大额长期贷款。

  

   最后,曾国藩的唯一出路,就是四处“拜客”,找朋友和官商捐赠。所谓“拜客”,就是拜会家乡的官僚、绅士、名流、商贾、族人、亲友等。曾国藩每到一处都要见四类人:一是自己的至亲故旧;二是族谱上记载的曾氏族人;三是各县官员和重要乡绅;再就是当地商主。这些人无不慷慨道贺,送以钱财。他花了7 个月的时间,走了3000 里路,访问了1200 多家和宗祠,包括知县、知府、长沙省会布政使、巡抚,总共筹集了1500 两银子。

  

   1839 年11 月,曾国藩离开湘乡,正式北上前往京城。途中各地官员又给他送钱,他又额外收了500 两银子,所以加在一起一共收了2000 两银子。但是,“贺礼”钱实质是出资人对曾国藩未来官位的投资,收下这些钱等于承诺未来给予回报。

  

   晚年曾国藩在家书里反思:“我自从己亥年(道光十九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做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孔子、孟子推出的儒家文化体系,当时要回答的问题是,怎么把社会治理好?为何社会中暴力这么多、不同国家总是打来打去?所以孔子提出一个思路,回到最基本的层面,把整个社会重新组织起来。儒家“三纲”建立的名分等级次序,从出生一直到死,都不能够变,由此带来的好处是,每个人跟社会中任何别人的关系都是确定的。这样就把人际互助、人际关系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也把跨期资源配置的不确定性与交易成本降到最低,以这种方式就可以达到更好地安身立命的效果。尤其是在面对风险冲击的能力方面,其效果更是明显:大大增加儒家“家族”成员之间跨期交易的可靠性。

  

   但儒家文化形成的跨期资源配置体系最大的代价是,个人没有任何自由选择权,从出生到死,不管你的年龄,都被固定在既有的名分等级秩序中,没法选择。

  

   这种体系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金融欠发达,只能依赖“家族”的温床。我们现在熟悉并痛恨的许多“旧文化”“旧观念”都是金融市场不存在或者不发达的结果。可想而知,如果当时有足够发达的金融市场,曾国藩就可以直接借钱,以后月供,而不是背上人情债,带来滋生腐败的隐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市场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现代社会从个人权利到家庭、到企业、到社会和谐,都离不开金融。在今天社会普遍流行贬低、否定金融市场的背景之下,我们非常有必要认清,现代社会很多东西都是与金融市场,尤其与资本市场的发展高度连在一起的。不能因为从事金融业务的人没有生产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怀疑金融业是否给社会创造了价值。在实体行业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创造东西不应该看作是判断对社会贡献的唯一标准,而尤其要看重虚拟的贡献。没有金融,我们就不会有安全感,也更不会有个人尊严、个人自由与权利。只有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更全面地了解金融行业,了解金融对社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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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北大金融评论杂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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