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曾国藩的学问与格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8 次 更新时间:2021-10-25 22:2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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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 (进入专栏)  

  

   引子:为什么要讲曾国藩的“学问”与“格局”

   我们今天谈这个题目叫“曾国藩的学问与格局”,这是我自己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主持人问我讲个什么题目,我就想了这个题目。但是在准备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题目非常不好说,因为这里原来没有一个现成的概念体系:什么叫做学问?什么叫做格局?你为什么要说这个学问和格局?这些问题都没有想得很清楚。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曾国藩的读书、学问做得不错,但是跟他的事功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我们研究得不太透。他生活在一个内外矛盾交织的时代,读书与做官、内圣与外王、中国与外国、传统与时代、传承与创新……很多矛盾都纠结在他的身上。为什么他用传统文化做武器能够处理好这些复杂的问题?

   对他这个人学术界有几个定论,一个定论就是说曾国藩的事功本于学问,这是《清史稿》里面讲的,后来很多人都这么说。所以,他的事功本于学问,这是个定论。第二个,他的学问是什么?他的学问是传统文化,是程朱理学,这个也有定论。他靠的是这么一个保守的学问,为什么能够做这么大的事情?这里边有一个新问题,就是说:在当时历史大变局中,传统文化、程朱理学还管用不管用?还能不能够应变?还能不能够前进?这里边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空间。

   曾国藩这个人是一个很难得的历史样本,值得我们去研究。而且,他这么一个人,把读书、做官做到这样一个极致;我们今天所有的官员都是读了书做官的,大老粗已经基本上没有了,我们读了书怎么做官?从他身上能不能有一点启发?这也是我们现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意义。

   我为什么讲学问,不讲学术?就是因为曾国藩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他除了学术上的成果之外,特别强调实践,所以他不仅仅是“知”,而且是“行”——他这个“行”不仅仅是人格修养、道德实践,而且还包括了“治国平天下”的这些战争、斗争。可见,曾国藩的与人不同之处就是他的学术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做得好,而且结合得也比较好,这样就形成了他独特的学问;所以,他也不完全是一个英雄豪杰,他也不完全是一个读书的圣贤,他是读书的圣贤加英雄豪杰这么一个人。因此,他的学问很特别。

   第二个,我们为什么讲格局,不讲事功?其实这点我也很犹豫。事功是个很好的概念,既讲了事业,也讲了功绩,它讲的是主观见诸客观的效果,但是它没有强调人的主观条件和主观作用;我们现在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认识不仅要讲事功,而且要讲人的品质和能力——讲品质我们也不能仅仅地讲道德,而是要讲格局。所以我的看法是,学问改变格局,格局成就事功。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什么是格局?格局就相当于古人说的规模与气象,气质与境界。曾国藩在给他九弟曾国荃写信的时候说,“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阙一不可”。他一生中孜孜不倦的是在追求规模远大、圣贤气象。我读他的日记和他的书信,里边不停地在讲做大事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讲的是格局要远大。这个格局对他来讲,以及可能对我们一些重要的官员、重要的知识分子和重要的企业家来讲,是个关键。

   那么,人的格局到底大还是小,主要是看他的功业的大小:事情做大了格局就很大,事情做得很小格局就很小。是不是有了学问就可以做大事?也不一定。历史上有些人没有知识和文化也做了很大的事,有的当了开国皇帝,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宋徽宗赵佶和南唐后主李煜都成了亡国之君。所以,读书跟格局远大没有完全必然的关系,但是有很大的关系。古代的统治者是由皇帝和官吏构成;那个时候商人不多,做学问的人也不是特别有地位,咱们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主要是皇帝和官吏。皇帝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开国皇帝,数量少,时势造英雄,机遇、权谋、个性和智慧起作用;包括少数民族王朝的开创者,像清朝的几个开创者,像元朝的几个开创者,都是雄才大略,这就跟他们本人有没有学问关系不大。而且从道德上讲,开国皇帝都是叛逆者,他们也不需要太多的道德约束。第二种是继承皇位的皇帝,这种皇帝占大多数,他们的皇位是体制决定的,受命于天,跟读多少书也没有多大关系。很多皇帝虽然不读书,仍然可以统治下去,这就是因为他们官吏的团队依靠制度和习惯支撑着政权;所以官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之重要。我们都知道,历史上很多时候都有君臣共治;或者是有一个好的团队,像明朝,好的团队在皇帝不好的时候也能把事做好。

   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不读书不能做官,那么这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读书和做官的问题。余秋雨写过一篇文章叫《十万进士》,如果我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十万进士,再加上举人、秀才,不得有几百万哪。问题是说,我们历史上的官员,学问也好、道德也好、能力也很强的人少,这就是我们中国发展中的一个问题。像诸葛亮、王安石、范仲淹、王阳明、张居正这样的人少,凤毛麟角。这和我们过去的科举考试要求死记硬背、照本宣科这样一个体制有关系。所以,我们的读书和做官里始终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始终存在着一个知与行、学与用的关系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讲曾国藩的学问与格局里的知与行、学与用的关系问题。读书做官有两种含义:第一个是不读书不能做官,它是一个资格;第二个是读了书有了本事就能做官,它是一种能力。那么很多人把它看成是一个资格;而再把它变成自己的能力去做官、做事,这样的官员比较少。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谈的是什么?谈的是为什么要讲“学问和格局”这么一个题目。

   对曾国藩历史地位的评价

   第二个问题,我谈一下曾国藩的评价问题。

   曾国藩这个人,历史上我们把他叫做刽子手、曾剃头、反革命头子,范文澜专门写了文章批判他。所以研究曾国藩就变成了一个不太好研究的问题,我们现在来看曾国藩,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观察他:

   第一个方面,就是他领导湘军打赢了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挽救了清王朝。他率先发起、推动,引导了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开启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之门。这是他办的两件事:第一件是打败太平天国、挽救大清王朝,第二件是洋务运动。

   他第二个方面的事功是什么?就是他的思想和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理学。这个理学,我后面会谈到,它是从南宋开始一直到明朝灭亡这段700多年时间在中国的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到后面依然是余波袅袅,一直影响到现在。湖南这个地方是理学之乡,而且后来理学的兴起和理学思想到现在的影响,跟湖南人有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湖湘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三次重大影响》:第一次是周敦颐,第二次是王船山,第三次就是曾国藩——曾国藩发展了“经世理学”。

   曾国藩留给我们的第三个历史遗产,就是他树立了一个完美的传统士大夫的楷模。这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到现在我们打开网站搜索,曾国藩都是一个非常热的人。他家几代人,其中有一些后代我们都认识,没出什么坏孩子、没出坏蛋,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那么,这里面决定曾国藩的地位和命运,改变他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件事就是与太平天国的战争。这个战争当时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事,这个事情对生产力的破坏,给老百姓带来的祸害,对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能否结束这场战争,关系到整个国家和王朝的命运。当时的清政府腐败加无能,将近百万的正规军无法打败太平军。这个时候,在偏于一隅的湖南,曾国藩带领一万多人的湘军投入这场战争中;十年苦战,一步一步地在失败和挫折中赢得了这场战争。

   重大的战争是历史转折的枢纽,它可以维持或者改变历史的方向。太平天国和清王朝的这种战争共同地推动了、打击了僵化的腐败的清王朝,这个时候朝廷才启用汉臣,这个时候才有湘军崛起的契机,这个时候朝廷才有了被迫进行改革的意愿,洋务运动才能够大规模展开。所以,挽救清王朝的安全这件事情和太平天国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洋务运动,它们撬动了中国历史的车轮,推动了中国改变现状,为后来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做了铺垫和准备,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开始近代化转型规划了方向和路线。评价这场战争,不仅要有道德的观点,还要有历史的观点。

   湘军打赢这场战争,其实就是一个奇迹。毛泽东曾经说,“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在几乎完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曾国藩创造条件,创造奇迹,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赢得最终胜利。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也有众人的努力,但是他个人起了关键作用。他从战前一个不起眼的文官,变成了叱咤风云的军队统帅和誉满朝野的封疆大吏,这个过程是他生命经磨历劫、脱胎换骨的升华过程,也是他的格局日趋远大的过程。这场战争的胜利和这个胜利的重大意义奠定了曾国藩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曾国藩对洋务运动的贡献我就不展开讲了。他对洋务运动的功劳,实际上使中国工业化起步,使中国对外开放起步,使中国洋务人才培养起步。洋务运动30年,带来了同治中兴。有人说“洋务运动失败了,失败的标志就是甲午战争我们被打败了”;不能这么讲。洋务运动它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它对后来中国工业的发展、现代化的发展的示范作用都是非常大的,只是我们没有打得赢日本,我们的历史包袱太沉重而已。

   曾国藩大格局的体现

   我刚才讲到了曾国藩的主要功绩有两条:一条就是战争,一条就是洋务运动。在这个过程之中,曾国藩有哪些地方反映出他的格局?这个我归纳了一下,大概有几条。所谓大格局就是说他是超出了当时众人的眼界、心胸和判断,曾国藩在长达十年的战争中,在长达八、九年的洋务运动中,他在哪些方面有这个体现?我总结了六条。

   第一条,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是个大格局。他1854年从衡阳起兵,带了17000多水陆两支军队。他那个时候发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叫《讨粤匪檄》。这篇檄文从一开始就打出了忠义血性的旗帜,阐明了救时、卫道的起兵宗旨。这个事情对他来讲是一个很有远见也很聪明的做法。这个宗旨一明确以后,一方面,他得到了朝廷的首肯,朝廷就知道他是忠和义的(“忠义”);另一方面,他又得到了士绅的拥护,中国的士绅基本上都是儒家经典教化培养出来的,所以士绅是拥护他说的那些的。特别是湖南这个地方,士绅的力量很强大;这个我们以后再讲。他这篇《讨粤匪檄》还淡化了满汉矛盾。从当时到后来都有一个说法,说:你曾国藩率汉族打汉族——广西人、太平天国也是汉族——你帮满族的皇帝,你这不是汉奸吗?所以后来说曾国藩是汉奸,这算一条罪状。之后,章太炎他们排满的时候就骂曾国藩,包括谭嗣同也批评曾国藩帮了满人。曾国藩他打出的《讨粤匪檄》里讲了一句话,他说:太平天国搞的拜上帝教,这个教是异教。第二点,他说,太平天国反对孔孟之道,烧书,烧毁孔庙,这个是人神共愤,我数千年的文明被毁坏,他为此痛哭。他就把太平天国文化上很被动的一面揭示出来。他的忠义、血性、救时、卫道,这样的思想一出来之后,实际上使他自己获得了政治上正确的这么一个标签,所以他也形成了格局的高屋建瓴之势。这是他的大格局第一条。

第二条,另起炉灶、编练湘军,战略明确,艰难东征,攻克南京,是大格局。一方面,曾国藩有政治正确的这么一个立场;但是另一方面,他在朝廷的眼皮底下,在满朝文武众目睽睽之下大胆地改革创新。朝廷本来是让他做民兵,结果他把它做成了军队;本来不要他出省,结果他跑去打武汉,还打赢了——当时咸丰皇帝特别高兴,准备叫他做巡抚。实际上他是没有军饷,他借助“厘金”制度“劝捐”筹饷。这个厘金后来就成为我们中国最早的地方税,它是一种流通税,过境100块钱的货物要收1块钱的税收。所以,曾国藩的湘军是带着税务局走的。他的以礼治军的方法中,包括军队里的组织形式,比如说一个人他可以召集500个人建立一个营,这个营打赢了就由他领导,这个营打输了就解散了。这样,由“将”来决定“兵”、“兵”拥护“将”,就改变了过去朝廷的军队见死不救、一哄而散那种状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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