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和公民参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0 次 更新时间:2012-07-04 09: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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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涛  

  

  【摘要】公众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过程,就是公民试图影响刑事政策、刑事法律体系和刑事法律实践的一切活动。作为一个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过程,公民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过程有其法律、理论与现实依据,并具有重要的纠偏、保障和沟通功能。而公民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体系,主要关涉公民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两大组成部分,前者要求倡导民意调查和建立政策听证制度,后者则包括犯罪预防意义上的社区警务、邻里守望等措施,刑事司法意义上刑事和解、被害人谅解和人格调查等制度,以及刑罚执行意义上的社区矫正等。

  【关键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公民参与;刑事和解;人格调查;社区矫正

  

  公民积极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是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方面。缺乏这种民间维度,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很有可能被利益集团所驱使。在犯罪防控上,中国已经进入刑事政策时代,“乌纱帽”不应漠视“赛先生”,刑事政策正好给政府、公众和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共商政策大计并将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的大框架,这是刑事政策走向科学化和政策民主化的新的生长点。由此决定,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作为一个完整的、连续的过程,是国家行使公权力以实现公共利益的重要内容。同时,刑事政策过程不仅是一个关系政策是否科学的认识过程,更是一个关系社会利益如何在公民[1]参与之下合理分配的过程。因此,刑事政策过程(如同其他公共权力行为一样)始终面临着如何获取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压力,使刑事政策目标能够在获得更多认同的状态下得以有效实现。从理论上分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国家或政府以公权力为支撑,对刑法中的罪刑关系,以及可动用的刑事司法资源进行的权威性分配。简言之,是以公权力对刑事法体系和刑事法资源的分配过程中的弊害的调控策略。然而,这种以公权力为根基进行的分配,如果不能给予公民参与以适当的空间和渠道,则可能会损害到民众的权利和自由,从而引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信任危机。于是问题来了:公民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过程的依据何在?公民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过程中的功能如何定位?进而公民应如何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过程?这都是我们在推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过程中应该予以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公民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过程的依据

  

  当今时代是一个刑事政策时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该被制度化地实施,切实发挥作用。为了保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效实施,必须有相应的政策实施的组织体系。一般而言,这种组织体系并不局限于国家机关,也需要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实际是官方与民间的合作系统。因此,公民参与刑事政策自然有其依据。论证公民参与刑事政策的依据,目的在于为公民参与刑事政策过程提供正当性支撑,这种支撑显然又不局限于法律对此的规定,而是向前延伸,拓展到了现实基础和理论层面。

  (一)公民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过程的法律依据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模式体现在官方与民间的关系上,或者说官方与民间的关系再上升一个层次就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模式。当然,这种关系首先是通过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职权与职责等体现出来的。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一直把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个人权利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规定。在宪法上,政治权利又称参政权或政治参加的权利、民主权利,是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一切权利和自由的总称。在我国,通过宪法的法律保障,公民不但可以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而且还可以通过社会提供的诸如公职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制度、社会协商制度等多种形式,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监督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我国也已经批准和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是联合国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上通过的一项公约。此条约第1条即规定:“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既然公民享有政治权利和自由,既然刑事政策是一种公权力,具有政治的属性,那么,公民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过程自然有法可依。

  不仅如此,最近十年来,我们不但重新定位了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之间的关系,在宪法中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而且还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揭开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新篇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我们不仅要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其科学内涵,而且要在实践中全面贯彻实施,使其得到切实遵行。虽然这些措施涉及多个领域,但也会有一些基本的理路。在刑事政策的视域下,就要努力做到以下几个方面:(1)刑事政策要进一步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确保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实施;(2)要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贯穿于刑事政策的全过程,落实到制定、实施和评估各个环节之中;(3)要创造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政策实施氛围,使其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和行动。这就不仅从制度上确保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人民的当家做主地位,而且更加全面地提供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和切实维护公民的政治权利的法律依据。在刑事政策过程中,如还把“尊重与保障人权”一再当作口号喊,已就不再适宜了。更加需要的是行动!

  此外,最高司法机关一系列的文件与刑事立法也对公民参与刑事政策实施作了规定,这主要有:(1)强化警民合作,推行社区警务。与社区建设相呼应,2001年以来,中国公安部陆续制定下发了一系列规范社区警务工作的规章,并提出了在2004年以前,全面实施社区警务的战略。社区警务是西方第四次警务革命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产生以来,风靡全球警界,对各国警务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区警务是社会居民在警察带领、指导、支持下采取各种合法手段、方式,充分研究社区问题;开采社区资源;改造社区环境,强化自卫互助;以全面系统、长效维持社区公共安全的思想、活动和方式方法体系的统称。其实质就是要求警察立足于社区,积极开展各项宣传工作,动员和组织社区群众,实行警民合作,不断增强社区民众参与社区各项治安管理、预防违法犯罪的意识。(2)进行社区矫正试点,并实现了立法化。2003年,我国率先在六个省(市)进行了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后来范围逐步扩大,2009年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社区矫正。社区矫正生逢其时,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目前,社区矫正工作已经覆盖全国各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地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60多万人,累计解除矫正30多万人,现有社区矫正人员30万人,社区矫正人员在矫正期间再犯罪率一直保持在0.21%。[2]《刑法修正案(八)》则实现了社区矫正的立法化,即规定分别对判处缓刑、实行假释的犯罪分子实行社区矫正。(3)实行刑事和解,重视被害恢复。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2月31日出台的《关于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若干意见》指出:“重视发挥刑事和解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积极作用。人民法院审理轻微刑事案件,通过当事人双方充分交流、协商,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到位,有助于切实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有效化解双方仇怨,避免产生新的矛盾,应当积极推进。”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也规定刑事和解适用于“对于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的刑事公诉案件”,并规定了刑事和解的效力。这些都为公民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提供了规范依据。

  (二)公民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过程的理论依据

  国外学者从国家与社会为切入点,一般把刑事政策模式区分为五种极为复杂的模式:自由社会国家模式、专制国家模式、极权国家模式、自主社会模式和自由社会模式。[3]我国学者在论述刑事政策模式时指出,刑事政策模式大致可以分为“国家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社会双本位型”三种类型。[4]笔者无心纠缠于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刑事政策模式之争,只是认为,“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为公民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刑事政策是国家对犯罪控制的一种政治态度和政治策略。既然刑事政策是国家的,它对民众利益的保障就有可能发生倾斜,因此,民众应以积极的态度介入刑事政策过程,要么纠正这种偏斜,要么促进其实施。这体现在:一方面,公民参与刑事政策过程是提高政策科学性的需要。在刑事政策学家看来,刑事政策的过程主要包括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两个基本阶段。问题在于,无论是刑事政策的制定,抑或刑事政策的实施都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因为它会涉及不同群体的利益,对公民利益影响巨大。面对复杂的政策过程问题,无论是作为政策制定主体的国家,还是司法机关的组织能力都极为有限。因此在刑事政策过程中,需要依靠公民的有效参与才得顺利完成。正如C.林德布洛姆所指出,在民主国家中,决策过程面临着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追求效率,一是提高对民众控制的反应能力。人们不仅希望国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提高其科学性,而且希望国家能够在政策过程中满足民众的多种要求。换言之,刑事政策既要是合理的,又要是民主的。[5]而政策是否科学并无法试验证明,而是渗透着民众的利益和认同,这就需要公民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公民参与刑事政策过程是保障公民自由和权利的需要。毋容置疑,刑事政策过程主要是一个公权力的运作过程,既然是一种公权力,就有可能在脱离公权力的运作目的的设定时,侵犯到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公民必须以一定的方式制约这种权力的行使,以维护自己正当的合法权益。正所谓,“政策的制定本质上是社会各阶层、各利益团体和人民群众反映和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促使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予以满足的过程。”[6]民众作为刑事政策的民间力量,与以司法机关为主导力量的官方之间形成合力,并监督官方的政策实施行为。当然,公民参与刑事政策过程的力量主要源于公民参与者的数量和意志对刑事政策决策者的影响,理性的刑事政策过程就是最大可能地让各个不同群体或利益代表的政策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追求自己利益,把与自己有关的意愿、主张和诉求融入刑事政策过程,以实现利益均衡的一种手段和途径。

  毋庸置疑,近代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被定位为公法,虽然目的在于以国家理性完成犯罪治理的任务,但却是建立在这样的基本假设上:即犯罪人与被害人以私法方式处理他们之间的刑事纠纷,不能有效化解社会冲突,只有国家垄断犯罪治理活动,才能实现维护秩序与人权保障的目标。为此,一方面,它确立国家对犯罪治理的垄断,并借助刑罚这一强制手段以国家名义追诉与惩治犯罪,满足被害人的报应情感,恐吓欲犯罪之人就此止步;另一方面,它以社会契约为基本理论假设,确立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契约关系,使国家权力不得任意行使,只能在刑法边界内依法为之,因而又构筑起现代刑法的人权保障形象。所以,司法机关在精当的刑法制度与技术安排下,犯罪认定与有罪必罚就成为刑事司法活动的准则。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不再怀疑国家垄断犯罪治理的正当性,而是把预防与打击犯罪之重任没有任何质疑地委托给了国家。在这种逻辑之下,如何预防犯罪和保护社会,就成为了国家制定刑法并安排刑事政策实施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近现代社会不加区分地把犯罪治理的权力交由国家行使,也显示出了重大破绽:以国家垄断的方式处理犯罪,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避免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剧烈冲突,但也有明显的“副作用”,民众往往不理解、不明白国家为何这么做,司法信任与立法权威难以真正建立。因此,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中时,显然不能再将公民社会或政府作单向度或孤立化的认识;相反,应着力探讨两者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中的相互关系与互动联系,从而寻取出一种既能更积极利用公民社会的犯罪抗制资源,又能进一步提升官方的犯罪抗制效能的预防犯罪体系。[7]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国家理性神话的破灭,国家本位观又逐步被国家与社会二元观所替代,并分别建构自身的内在规则与价值,最终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国家、社会与公民共同参与国家管理的社会,因而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国家—社会型刑事政策模式:在刑事政策意义上,国家为了保护社会,就有必要对犯罪行为进行惩罚,但这种惩罚又受到限制,不能侵犯公民基本人权,所以,刑法之瓶总是“半空半满”的,[8]甚至不能满足“八分饱”的要求。这反映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领域,要求我们打破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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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法学》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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