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涛: “有情”的位置:再读沈从文的“土改书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5 次 更新时间:2019-10-30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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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涛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议题,自提出以来,引发了持续的讨论。除“抒情传统”本身的构造性、海外学人特定的文化政治立场外,试图在“革命”“启蒙”之外,将“抒情”树立为中国现代性主体建构的另一维度,这种“三分天下”的理论构想,自然也是争议的焦点。如果将“抒情”理解为一种特定的主体激发状态,那么无论“启蒙”还是“革命”,都离不开“心声”与“内曜”的唤醒,离不开“心之力”的发动与整合,怎样从“二元”转为“三角”,怎样界定三者之间的区隔,必然是理论上遭遇的一大挑战。再有,在近现代中国的特定语境中,相对于个人、主体的强调,“抒情”不乏公向共历史和知识论述敞开的面向,其指涉的范围相当宽广,诚如王德威教授所言:“‘抒情’不仅标示一种文类风格而已,更指向一组政教论述,知识方法,感官符号、生存情境的编码方式。”这个话题提出本身就包含了与“西方启蒙、浪漫主义以降的情感论述”的对话意图。①然而,在论述对象的选取上,论者多偏重那些与“现代性”风暴相疏远、相抵拒的知识分子、文艺家个案,无形中又落回公与私、历史与个人的二元结构,暗中龃龉于论述的出发点。事实上,在20世纪左翼及社会主义文艺的脉络中,抒情的话语同样强劲,如果忽略了对这一“主流”脉络的检视,不免会与20世纪中国活生生的历史经验有所隔膜。

当然,上述争议的持续产生,本身也说明“抒情传统”这一话题的可能性、生产性。去年十月,我有幸在北大参加“再论启蒙、革命与抒情”讨论会,聆听了王德威教授的主题发言,也读到《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一书的导言与尾声,注意他的论述方式已经有所调整,甚至吸纳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抒情”不再被刻意树立为一对峙的“去政治化”方案,而被理解为一个“批判性的界面”,“启蒙”“革命”“抒情”三者的联动关系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比如,强调知识启蒙无论如何诉诸理性,都离不开想象力的驱动,而“革命如果没有感人心弦的感召,无以让千万人生死相与”。抒情所具有的动员、召唤、提供乌托邦远景的功能,在这里已经被谈到。这一调整无疑会为“抒情传统”的议题打开新的面向,带来更多思考的层次、幅面。

王德威教授早年的长文《“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作为一篇纲领性的文章,为“抒情”论述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其中“有情”一语,与沈从文50年代初的“土改书信”大有关联。1951年10月,沈从文赴四川内江参加土改工作,在1952年1月给家人的书信中,曾以《史记》为模板,提出了“有情”与“事功”这两条线索:“(两者)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和社会中‘事功’相背斥,以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为有情……诸书诸表属事功,诸传诸记则近于有情。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②文章引述了这一段书信,并进行了相应的阐发,“有情”与“事功”之别,连同沈从文60年代初提出的“抽象的抒情”,对应于文学与政治、个人与历史的分化,构成了现代中国“抒情传统”论述的支撑性材料之一。

50年代初,中共组织大批知识分子赴“新区”参加土改,思想改造的意图自然包含其中,和大多数参加的知识分子一样,沈从文的态度相当积极,真诚地希望这次川南之行能带来“我一生重要一回转变”③,改变自己游离的“个”的状态,真正加入到“群”中,加入新中国的建设进程当中。此前,他曾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改造,因为不善于在生活上“走群众路线,打成一片”,对于学习的方式也有看法,自我的“改造”并不顺利。这一次,沈从文却因能“共同来参预历史性的大革命”而异常兴奋,甚至自言“人在群中实在离奇”、离开北京十五天里,“看到的人事和景物都是一生未见也未能想象的”。④由于对乡村世界的变革有了近距离的感知,比照赵树理等作家的创作,他也萌生了新的文学冲动,试图改变以往偏爱“风景画”的旧方法,平平实实地记录这一场“波澜状况又关合奇巧”的乡村变革历史。“有情”与“事功”之说,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的,与其说是借此抒发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身世之感”,接续“发愤以抒情”的文人传统,不如说更多表达了土改运动中重塑自我、摸索新文学方式的兴奋与困惑。从这个角度看,后来的研究者往往摘录书信中的片段,评说“有情”与“事功”的矛盾对峙,其实是不甚全面的,一定程度上抽离了具体的上下文语境,没有留意到沈从文思考中的曲折与反复。“有情”与“事功”之别,在他那里并没有被结论化,他当时的用心,更在二者“综合”之难度与可能性。这一特殊心境下提出的“有情”之说,其实特别值得玩味,某种意义上,也提供了一个触摸“抒情”与20世纪中国“革命”之关系的别样个案。

自1951年10月25日从北京出发,到1952年2月土改工作结束,在四个多月的时间内,沈从文持续写下了数十封家信,记录参加土改见闻、感受,以及对川南山川风物的体验。他似乎有意要复制1934年返乡探母的经验,用书信来为后续的创作准备素材。那一次,他也是一路上不断写信给张兆和,后来在“湘行书简”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代表作《湘行散记》。1951年11月8日,刚刚抵达内江县,沈从文就写信给张兆和,谈到了这样的计划:“这么学习下去,三个月结果,大致可以写一厚本五十个川行散记故事。”⑤有关这批“川行散记”或“土改书信”的讨论,相关的研究与评传都有涉及,最近又相继读到姚丹、李斌两位的论文,对于沈从文在“土改书写”中面对的困境、挣扎,有了更为深入、体贴的分析。特别是李斌的论文,结合川南土改的材料,指出由于身体不适等原因,沈从文当时并未参与土改的核心工作,“参加土改”变成了“参观土改”。相对边缘的位置以及创作思想上的矛盾,导致了“土改书写”最终的挫败,这也表征了知识分子改造的艰难与限度。⑥“有情”与“事功”的提出,正是其创作思想上矛盾、挣扎的一种表现,具体到文学方式上,则又连带了“风景”与“叙事”“动”与“静”的取舍、调和。

在书信中,沈从文花了相当多的笔墨,探讨个人文学方式应有的转换,尤其是反省爱好“自然风景画”的旧习,认为这“本来是一种病的情绪的反映,一种长期孤独离群生长培养的感情”,“实在不是农民情感,也不适工人情感,只是小资情感”。他打算向赵树理学习,放弃作风景画的旧方法,“只要能忠忠实实来叙述封建土地制度下的多数和少数人事变迁及斗争发展,就必然可以将现代史一部分重现到文字中”。⑦这似乎是一种改造“旧我”、主动迎向新时代的姿态。但另一方面,他又知道“写土地人事关联,配上景物画,使人事在背景中动”是自己的文学特长,很难轻易割舍,因而不时重申“把人事的变动,历史的变动,安置到一个特别平静的自然背景中”的必要性,觉得“景物与人事一错综”,更能取得动人的效果。⑧他此一时期的书信,也包含了不少寄情山水的文字,或登高远眺,或寂然凝虑,“看风景”的装置在个的感觉结构中,依然十分稳固。

在“风景”与“人事”“抒情”与“叙事”“动”与“静”之间,沈从文态度的犹疑、踌躇,与“有情”之说内在的张力,多少也有些牵连。简言之,在他的逻辑中,如果将“事功”理解为客观的历史实践,理解为一种变动的“人事”,那么“有情”则是实践中的一种特定的主体状态——“作者对于人,对于事,对于问题,对于社会,所抱有态度”。“风景”抑或“静的空气”,正是“有情”的内面得以凸显的一种场景、舞台。需要注意的是,“有情”不仅内向辨认,同时也向外部敞开,它区别于“事功”却并不一定外在于事功,恰恰可以通过穿透、包容后者而实现一种内外的综合。在书信中,沈从文以司马迁为参照,认为“这种态度的形成”需要“一生从各方面得来的教育”,“又都是和痛苦忧患相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和认识”。⑨换言之,“有情”是一种抒情装置,也是一种认识装置,如何在一个困苦又饱满的主体内部,去整合现代历史的变迁及其对脆弱个体生命的意义,是沈从文此一时期关切的焦点。扩展视野的话,实际从30年代中后期开始,他在文学形式方面的兴奋、焦灼和困惑,就大体围绕这一轴心展开。

1952年1月24日,临近旧历新年,在村中独自一人过年的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回忆起以往“三个旧年,都是在辰州过的”,自言这是“用温习旧年来过旧年”。这“三个旧年”中,就包括1934年那次返乡,一个人在小船上顺沅水下行,“《湘行散记》和《边城》,因之而产生”;另一次则是1937年底“和小五哥萧乾等从武昌过沅陵,同在沅陵,同在芸庐”,又是“独自在楼上一个大房中烤火,也是完全单独”。在个人生命史的脉络中,将当前的感受衔接于记忆中的场景,是沈从文相当内在的一种心理机制,此次赴川南土改的途中,也伴随了过往经验的不断闪回、重复,计划中的“川行散记”对《湘行散记》的模仿就是一例。

有意味的是,30年代的两次“返乡”,对沈从文的文学都产生了内在的影响,将两次“返乡”与此次的“下乡”放置在一起,似乎能构造出一个理解个人心路的动态框架。第一次返乡,因目睹了湘西社会的解体,所谓“不易形诸笔墨的悲哀”,已渗透在他返乡归来后完成的《边城》之结尾、题记以及《湘行散记》中,正是这两部作品确立了沈从文乡土挽歌者的抒情形象。第二次返乡,是在抗战爆发后,沈从文与友人一路南下,曾在湘西沅陵小住了三个月左右,由于对湘西地方的变化、内部错综的矛盾以及在战争中的位置,有了更为切近的了解,他又产生了一种“重写湘西”的想法,即:试图“辟谬理惑”⑩,不再刻意营造乌托邦式的乡土社会,转而将湘西变动的“人事”放回具体历史的“长河”中,检讨它的历史困局与可能的出路,从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后期,《湘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一系列作品,都属于此类“重写”之作。50年代初参加土改时的文学动念,其实也在这一“重写”的延长线上。(11)如果将这三次“下乡”联系起来,或许更够看出一个对生产斗争无多知识的知识分子,试图不断贴近乡土、在历史变动重构自我位置的持续努力。

对于习惯牧歌抒情的沈从文而言,“大规模”处理社会人事的长篇叙事,并不是他擅长的方式,如何克服抒情牧歌的限制,将历史变动经验纳入到自己的写作中,是他面对的一大挑战,用他的话来说,“小说既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的说明,都无不可以把它综合组织到一个故事发展中”(12)。他40年代尝试的“重写湘西”系列,都不同程度上伴随了文体“综合”的努力,“风景”与“人事”、“抒情”与“历史”之间的张力,也一次次地显现:《湘西》作为一部“沅水流域识小录”,保持山水游记风格的同时,就多了几分社会考察报告的色彩,着重剖析了湘西的社会状况、历史积弊;《长河》则试图在“牧歌的谐趣”中,夹杂人事的乖张与相左,大量消息、闲谈的加入,造成了一种夹叙夹议的“谈话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叙述内在的有机性、流畅性;《芸庐纪事》的处理则更为极端,借主人公“大先生”之口,沈从文在叙事中直接插入了一大段完整的“政论”,“讲故事”与“发议论”的冲突,造成了小说内在的解体;相对而言,40年代中后期写作的《雪晴》系列,将鲜明逼人的“风景”描写、湘西社会内部暴力的分析,个人意识觉醒的回溯,衔接、组织于一个家族仇杀的故事中,似乎部分达成了“综合”的意图。(13)

总体来看,在40年代“重写湘西”的作品系列中,文体“综合”的实验并没有成功,《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均未完成。当局审查制度造成的干扰之外,作品内部无法化解的文体张力,或许是更内在的原因。对此,沈从文不是没有觉悟,在长文《水云》中有这样的检讨:

用这种“从深处认识”的情感来写战事,因之产生《长河》、产生《芸庐纪事》,两个作品到后终于被扣留无从出版,不是偶然事件。因为从当前普遍社会需求来说,对战事描写,是不必要如此向人性深处掘发的。其实我那时最宜写的是忠忠实实记述那些偶然行为如何形成一种抽象意象的过程。(14)

《长河》《芸庐纪事》两部作品的中辍,“不是偶然事件”,不能简单归咎于出版审查,这意味着困境内在于个人的文学机制之中,在事实与抽象、情感的纵深与战争的实际之间,他一时找不到有效的“综合”方式。

更进一步说,“综合”不只是一个文体自身的问题,更关系到主体状态的调整,关系到抒情之自我能否在认识与实践的层面建立起更为有效的历史关联。众所周知,40年代的沈从文,在文化政治参与方面热情十分高涨:抗战初期关心湘西地方的前途,鼓励家乡子弟莫错过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在昆明及北京的时期,又热衷于“讽世议政”,撰写不少杂文、政论。与此相关的是,他对新闻、报告文学、社会学考察一类写作也有极浓厚的兴趣,认为一个兼具记者身份的作家,“因为生活接触面范围比较宽广,且更紧贴土地人民,一支笔又因习惯不必过于受词藻格式困缚”,只要肯从这方面用笔,成就会比职业作家更大。(15)虽然有种种热烈的构想,但就沈从文个人而言,毕竟仍置身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场域”,他有关“事功”的体知,更多来自二手的消息、听闻。“综合”不能的困境,个人文学惯习的制约之外,一定程度上也源于他相对游离的社会位置与社会认知的片面,正如他自己后来检讨的,“由于主观无知而来的对工作的深深自恃心,相纠相混,于是形成一种对世事旁观轻忽态度”“事实全人民的抗日斗争起来时,我的笔,由于和社会隔绝,停顿了”。(16)40年代末,面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他进一步意识到文学方式的落伍,1948年11月的一封书信,就谈到现时代的变化要求一个作家的,“必须活活泼泼来把握政治上常在变动不居的新办法,新政策,新方向”,作家也有必要从一个旧式“思想家”变成“工作员”,而自己显然和“进步”游离了,“我即用笔,也得从头学起,方能把握‘动’的一面。如依然只能处理‘静’的农村分解过程……自然不能与目下文运作一致发展”。(17)由此说来,50年代初“土改书信”中表现出的困惑、犹疑,延续了他40年代已然遭遇的“问题结构”,“风景”与“人事”、“有情”与“事功”的综合背后,是一个对生产斗争无多知识的知识分子试图加入历史进程的焦灼与热忱。

从知识分子改造的角度看,这样的“有情”不过“旧我”之残余,一种知识分子的病的情绪,需要在参与集体性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克服。但过于明快的贬抑,如同将“有情”拔高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寄托一样,都有可能简化问题的复杂性。既然改造的过程本来曲折艰难,那么挫折与挣扎也并非毫无意义。特别是,始终尝试在个人思想、文学、感受的内在脉络中,去认识40-50年代中国的历史巨变经验,正是沈从文这一个案的特殊性所在。在此过程中,“有情”的内涵是否有所变化,“有情”能否向“事功”敞开,“有情”的执念在内部是否具有可转换性,都是可以进一步分析的。这里,仅以一两个“看风景”的片段为例,稍做比较:

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忽然彻悟了一点人生,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上,新得到了一点智慧。的的确确,这河水过去给我的是“知识”,如今给我的却是“智慧”。……看到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的石头和砂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触着了一个使人感觉惆怅的名词。我想起“历史”。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除了告给我们一些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斫相杀的故事以外,我们决不会再多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但这条河流,却告给了我若干年来若干人类的哀乐!小小灰色的渔船,船舷船顶站满了黑色沉默的鱼鹰,向下游缓缓划去了。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

这是《湘行散记》中颇为著名的一段,“我”面对汤汤流淌的河水,凝眸于河上的百汇万物,在四时推移的宏阔自然中,体会普通劳动者生存的艰辛、卑微,感叹历史的无常与必然。这显然是一种“有情”的凝视,也得到了文学史家的好评,司马长风认为其“雄浑苍淳,物我古今兼忘于刹那”(18)。无独有偶,王德威教授也引述过这一段独白,认为其中潜藏了一种超越“传统史观”的历史意识,“他的叙事所重的,是看似没有意义的微观层面,是处于历史‘意义’裂缝之间的空无所在”,“偶然的人与事以一种缄默的方式延绵重复”,“它们天长地久地‘在’那里”,“延展却也掏空了”线性历史的自足。(19)

在沈从文的“有情”书写中,上面这段“风景”中的独白,确实有相当的代表性。“风景”在他这里,不止于一般所谓“内面”的发现,或无利害的审美静观,“风景”中往往包含某种深长的历史启悟,山川自然静美无言,而人民生活含辛茹苦,对历史的“常”与“变”的体知,就寄托在“人事”与“风景”的参差对照中。在40年代的写作中,“风景”的启示意义,又指向了对所谓“抽象的原则”的领悟,按照他的说法,“向远景凝眸”会给人以一种“无言之教,比目前政论家的文章,宣传家的演讲,杂感家的讽刺文,都高明得多,深刻得多”。(20)他在40年代中后期写下的《虹桥》《赤魇》等作品,更是以一个画家的眼光,来探讨壮美、鲜明之自然所带给人的崇高启示和对复杂多方之生命图景的认识。

回头来看50年代初的“土改书信”,李斌在他的文章中也指出,书信中对山川风物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未脱传统文人的山水、隐逸趣味,而在长时段的视角及自然风物的背景中书写历史的手法,也会消解土改斗争的真切具体,甚至会使“动”的历史回收于“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的悲悯境界中。这一分析相当深透,揭示了“有情”的限度,但稍深细一些来看的话,“风景”的意涵,前后还是有所变化的,“动”的历史也并未完全被“静”的自然所吸收。比如,1951年11月20日信中的这一段:

我一天可有点时间到山顶上去看看,好像是自由主义游山玩水看风景,不会想到我是在那个悬崖顶上,从每个远近村子丘陵的位置,每个在山地工作的人民,从过去,到当前,到未来,加以贯通,我生命即融合到这个现实万千种历史悲欢里,行动发展里,而有所综合,有所取舍,孕育和酝酿。这种教育的深刻意义,也可说相当可怕,因为在摧毁我又重造我,比任何力量都来得严重而深远。(21)

登高远眺,将当下的“人”与“事”放置于宏阔的自然背景中去体知,这无疑延续了“向远景凝眸”的旧习,但“好像是自由主义游山玩水看风景”一句,无形中却打破了“看”的自足,表明“风景”已经被主动间离了,风景中已经有了动作中的“人事”。在“看”的视野里,远近高低山地里的人民,不再是生存艰辛、命运无常的默默承受者,而是在工作中、在行动中,在历史万千变化中,居高临下的长时段视角,也不只是超然静观的视角,而显现为过去、当前与未来之间的贯通。在浪漫主义的风景模式中,凝眸或凝视,总会联系到一种地方经验的整合、以及某种共同体感受的生成。(22)比照前面《湘行散记》中的文字,如果说30年代面对湘西风物的凝眸,代表了“有情”之我对乡土世界“变”与“常”之法则的认同,那么在上面这段文字中,“看”的位置也是一种认同的位置,“我”要主动融入“现实万千种历史悲欢”中,融入总体的时代进程,“有情”的内面也正是生成于一系列的“综合”“取舍”“孕育”“酝酿”之中。这意味着,从30年代到50年代,“看风景”的形式、视角多有延续,但此“有情”与彼“有情”,其实已经有所不同了。

这仅是土改书信中风景描写的一例,再看一例,涉及更为具体的土改经验。1951年底到1952年初,内江的土改进入高潮阶段,各村相继组织批斗地主的大会,沈从文在书信中也多次写到目击斗争场景的震撼之感,他采用的方式,仍然是“风景”与“人事”之间有意地错综:

今天,我们到一个山上糖房去,开一个五千人大会……来开会的群众同时都还押了大群地主(约四百),用粗细绳子捆绑,有的只缚着颈子牵着走,有的全绑。押地主的武装农民,男女具备,多带刀刃,露刃……从各个山路上走来时,拉成一道极长的线,用大红旗引路,从油菜田蚕豆麦田间通过,实在是历史奇观。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情形离奇得很,也庄严得很。任何书中都不曾这么描写过。正因为自然背景太安静,每每听得锣鼓声,大都如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反而给人以一种异常沉静感。(23)

显然,这是一段有争议的描写,似乎强化了土改中的暴力,对于被捆地主的描写,多少包含了一丝看客的同情。但联系上下文,沈从文的目的还是在自然的背景中写乡村革命带来的巨大转变,“天地不仁”的历史悲悯,其实让位于一种宏阔的历史必然性所引发的庄严、肃穆之感。有论者认为,沈从文“土改书写”的策略在于以“静”来消解“动”,进行非政治化的日常审美。(24)这或许是一种误读,沈从文以“静”写“动”的目的,是在构造一种辨证性的感受结构,在“动”与“静”的交替中,被革命政治强力推动的历史,才会显出了一种整体性、纵深感。所谓“情形离奇得很”的感受,并没有真的消解“庄严”,倒是增加了某种情绪上、心理上的层次感。

“有情”与“事功”的区分,出现在沈从文1952年1月25日左右的家信中,而在1月24日的信中,他又一次谈及目击斗争地主大会的感受——“六百地主一同缚在竹林子中光景”,并极为动情地写道:

但是这种种,却和我三十年前所见到的事情一样,在生命中燃起一种希望和理想,只要体力能支持得住,必然会要和此后工作相结合,而且还可能要和千万人情感相结合的。也因此感觉得写作真是一种离奇的学习过程。(25)

联系上下文,“有情”之说随后的提出,正是基于这种与工作相结合、与千万人情感相结合的个人愿景。因而,“有情”也可能是一种“热情”,它不只生成于主体的寂寞之中,同时也可以在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中被不断打开、转置并重造。这是检讨“有情”之限度的同时,有必要注意到的一点

土改工作结束回到北京后,沈从文完成了一篇长达万言的考察报告《川南内江县第四区的糖房》,这篇报告采用了阶级分析的视角,体现了沈从文努力把握“事功”的专著和耐心。但在文学方面,他却收获不多,除了一篇不成功的小说《中队部——川南土改杂记》外,构想中的“土改书写”并没有实现。要真的将写作和工作结合,将“有情”与“事功”结合,对于沈从文而言,还有相当漫长曲折的心路有待展开。包括上面引述的两个书信片段,“有情”的观望,即便表达了对“土改”的认同,但仍属旁观性的。希望在主体内部扬弃个我与历史的差异,在个人生命史的纵深中去把握时代变化,整合复杂多方的生命及历史经验,这多少还是一种知识分子浪漫的主体幻觉。(26)要表现千万人的工作、斗争和情感,将历史进程风景化、崇高化,以获取内在的认同和审美愉悦,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他笔下工作的、行动的人民,更类似于自然背景中一群“动”的却也是抽象的剪影。然而,这不等于说沈从文的文学思考,如怎样在“静”中写“动”、在“风景”中写“人事”,在情感与认识的纵深中去书写革命带来的转变,完全外在于新的人民文艺的生成。关键是,在何种结构、何种关系里去处理“风景”,去书写“有情”,怎样跳出游离个我的限制,真的将“有情”理解为触摸千万人情感结构的内在基石。

在书信中,沈从文处处以赵树理为参照,反省自己过往的文学方式。赵树理的小说不着力刻画人物心理,也没有无关的风景描写,表面看,只是平实地讲故事,沈从文大概也感受到了竹内好所说的某种文学的“新颖性”吧。这种“新颖性”突破了现代文学个性主义、心理主义的框架,在沈从文眼里,代表了新的人民文学的方向。然而,赵树理的突破不单单表现在叙述的方式上,如果没有对乡村社会矛盾和伦理变迁的结构性把握,单靠“讲故事”的技巧,是无法构成一个“方向”的。沈从文对于他有意模仿、乃至竞争的对象,可能还缺乏深入的认识。与此相关的是,赵树理文学之“新颖性”是在与现代文学固有之“现代性”的张力中呈现的,新的人民的文学的前景,也并不是来自这种张力的简单取消。相反,塑造人物内心世界的诸多“成规”,包括自然风景的描写,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探索中,依然具有相当的支配性。(27)重要的是,怎样扬弃旧的“风景”、旧的心理,探索新的内面世界呈现的方法。

相比于赵树理,在“有情”方面,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柳青,倒是一个更可以参照的对象。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柳青对如何透过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动来表现历史的进程,有十分独到的认识,这也包括对特定环境中生活世界、情感世界,乃至自然风景的描绘。最近读到刘可风整理的《柳青随笔录》,其中记录了相当具体的思考,比如,他谈到有些作品充满了文学技巧,叙事流畅,但不能给人以激动,但有的作品初读觉得作者才气不大,却会感觉人物亲近,对他们的事也关心,怎么也不能放下。这其中的区别就在于能否写出“生活气息”。再比如谈到风景描写,认为要写“人物感觉幅度内的风景”,如果以作者感觉代替人物感觉,实际只是静物罗列。“你可以继续写细雨和灰色的天空,可是在短篇小说里应该依据主人公的观点。如果短篇小说里充满你自己的观点,那你写出来的不是主人公,而是你。”这是高尔基的一段话,柳青也特别引用,并评论说“这就是为什么浅薄的作家写出千篇一律的小说”。(28)

这种以“人物”为中心,从“人物”的感觉、情感出发的写作,看似是一种主观情绪的节制,其实是另一种“有情”,一种可以进入他者的生活世界,把不同人物的思想、行动落实在内在感觉或情感结构中的“有情”。《创业史》每一章都从特定人物的主观视角来展开叙述的方式,一直为人称道,贺桂梅在最近的文章中,就分析了支撑这一方法的“对象化”理论,这一方法又与文学的总体性相关,即文学不是自我表现,而是作家通过自我“放空”而进入对象的感觉体系并由此重构自身的主观感觉的过程。这样一来,“由于需要将各种描写对象纳入作家的感觉世界,作家的精神世界就空前地扩大,具有以主观形式把握世界对象总体性的可能”。(29)沈从文希望以“有情”来消化“事功”,以司马迁以及历史上的诸多大师为典范,叹服他们“可惊的消化力,可惊的深入融化”,预设一个普遍历史书写者身份的同时,也预设了一种在“有情”内部达成的文学总体性。然而,这样的“有情”还是以书写者自身为中心的,只希望做到“群众哀乐实在我生命里”,尚不能进入到对象的哀乐、斗争和希望之中,这样的“总体性”不免只是一种主观化的历史崇高体验。由此或许可以说,沈从文面对的困境,一方面是“有情”的冗余过多,另一方面又可能表现为“有情”的能力不够,“有情”内面的构造还只是一种单向度的“综合”,并没有真的深入到他所热烈凝视的千万人集体行动的行列之中、对象之中。

1952年2月,沈从文的川南之行临近尾声,“有情”与“事功”之说的提出,类似于几个月来思考与困惑的某种总结。在后续的书信中,他进一步探讨综合二者的难度以及相关的社会认知状况,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系列宣传、动员政策的检讨。针对某些简单化、教条化的方式,他提出要在“作用”以外,对“作者”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要注意“启发待生长应生长的对国家新的情感”。这与其说流露出对新政治、新社会的抵触,不如说强调“有情”或个体内在的理想与热情,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

国家在崭新情况中发展,万千种事都从摸索中推进。关于人的科学,如果到明天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科真正的科学,目前还只是刚好开始。到另外一时,人的功能从种种旧的或过时了的因袭成见观念束缚中脱出,在一个更新一些关系上,会充分得到解放的。到那时,有情的长处与事功的好处,将一致成为促进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再无丝毫龃龉。(30)

在这里,“有情”不仅是文学性的,更是政治性的,指向了社会重造过程中一种主体情感、意志的焕发状态,“有情”与“事功”的综合,也就不单纯是一个经验整合问题,而更要寄希望于一种人与社会关系的重造,一种个体能动性与社会组织性的内在协调。显然,沈从文已更新了讨论的层次,将“有情”与“事功”的关系,从文学书写转置于更为宽广的社会政治视野中。而如何调动不同群体及个体的内在活力,包括对生产斗争知识不多的知识分子,让新国家、新社会的蓝图落实在情感与认识的纵深处,落实在人之深层精神与感觉结构的塑造中,也的确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贯穿性命题。

还是回到“抒情传统”的议题。近年来,从情感史的角度,讨论20世纪中国革命对社会组织、伦理状况、群体及个体心态的深层塑造,已是相关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潮流。如果能与这样的问题面向相衔接,“抒情传统”与现代中国之关系的讨论,想必会有更大的展开空间。在这个意义,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系列挣扎、困惑与思考,作为一个别样的精神个案,仍具有相当的症候性,其所显示的,非但不是“有情”与“事功”之间固化的二元,而恰恰是“有情”(或“抒情”)内在于20世纪中国革命而非别树一帜的复杂图像。

①王德威:《“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5页。

②1952年1月25日左右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沈从文全集》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页。

③1951年10月25日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④1951年10月31日、11月4日、8日致家人书信,《沈从文全集》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第145页、第155页。

⑤1951年11月8日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页。

⑥姚丹:《沈从文失败的“土改”叙事——“抽象的抒情”之困惑》,“新与旧·公与私·理与时·情与势——再论建国初期历史实践的社会、思想、文化、生活意涵”研讨会论文,2016年4月;李斌:《沈从文的土改书写与思想改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4期。

⑦1951年12月26日至沈龙朱、沈虎雏,1952年1月24日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页、第313页。

⑧1951年12月2日致金野,《沈从文全集》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

⑨1952年1月25日左右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沈从文全集》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319页。

⑩沈从文:《湘西·题记》,《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11)在1951年11月13日、1952年1月24日等书信中,沈从文多次谈到要将40年代《雪晴》等小说写法的构想。(《沈从文全集》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第310页)

(12)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94页。

(13)有关《雪晴》等作品中文学“综合”实验的深入探讨,参见路杨:《“新的综合”:沈从文四十年代中后期的形式理想和实践》,《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5年1期。

(14)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15)沈从文:《致周定一先生》,《沈从文全集》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70页。

(16)沈从文:《我的学习》,《沈从文全集》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页、第368页。

(17)1948年11月28日复姚明清信,此信《全集》未收,引自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页。

(18)司马长风:《论沈从文的创作——〈中国新文学史〉节选》,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1页。

(19)王德威:《批判的抒情——沈从文的现实主义》,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00页。

(20)沈从文:《云南看云》,《沈从文全集》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311页。

(21)1951年11月19-25日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22)温迪·J.达比在《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一书中,分析过英国浪漫主义者借由绘画、诗歌和小说等艺术形式,完成了对“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凯尔特边区的凝视与整合”,使“湖区”成为一个“想象性或不那么想象性的过去的存储之地”。参见该书第90-93页,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23)1952年1月5日致沈虎雏、沈龙朱,《沈从文全集》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页。

(24)张谦芬:《沈从文建国初期的土改书写》,《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08年第2期。

(25)1952年1月24日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

(26)1944年双十节所作《七色魔(魇)》题记中,他对自己当时的生活与思想,有这样的描述:“到我绝对单独时,国家明日种种,目前种种,和近三十年种种,便重新来到我的心上,咬住我这颗衰弱的心。”此文未收全集,原载1944年11月1日昆明《自由论坛》3卷3期,由解志熙教授辑校,与其他几篇佚文以《沈从文佚文废邮钩沉》为题,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1期。

(27)最近,洪子诚老师在《文学史中的柳青与赵树理(1940-1970)》(《文艺争鸣》2018年1期)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正规化、精英化的总体趋向中,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的赵树理等,属于文艺界的“弱势群体”,“倒是明显‘外国化’的柳青等的创作才会被看作是‘新颖’的文学”。

(28)刘可风整理《柳青随笔录》,刊载于《长安学术》第十一辑,引自“长安学术”的微信公众号,参见其中的18、21、79等几则。

(29)贺桂梅:《“总体性世界”的文学书写:重读〈创业史〉》,《文艺争鸣》2018年1期。

(30)1952年1月29日致张兆和(之二),《沈从文全集》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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