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 赵月枝: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43 次 更新时间:2010-06-15 13: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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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 (进入专栏)   赵月枝  

  

  赵:我最早是因为你对中国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研究而逐渐熟悉你的。你2005 年发表在New Left Review上的文章,“Ruins of theFuture: Class and History in Wang Bing’s Tiexi District”,1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共鸣。同时,你还在研究农民问题。然而,在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中,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工人阶级及其主体意识一直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 而对乡村社会和农民主体性问题的研究也很边缘。那么,是甚么促使你研究这些问题,在研究中又有哪些主要的发现呢?

  

  吕:九十年代中国最大和最触目的社会问题就是大批工人下岗、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形成民工潮。中国社会中数量最庞大的两个人群:

  工人和农民,他们的命运因社会转型而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工人阶级曾经是社会无可置疑的主流人群,工农联盟是由宪法规定的国家政治主体,但是他们今天却变成了大众传媒和影像中的「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群,其命运变化对于中国到底意味着甚么?

  《铁西区》这部纪录片关注的就是曾经是主流的工人阶级的命运。铁西区所在的东北承载了朝鲜战争和民族国家工业现代化的历史,与苏联、日本以及东北亚之间存在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因此,这一地区的工人群体在社会转型中的命运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在这部历时九个小时的「史诗性」纪录片中,导演王兵将工人阶级主体性破碎的过程放在一种历史凋零的状态中来叙述,给了我一个反思的机会,使我可以把很多历史与社会的问题整合起来思考。有学者批评我对这部纪录片的分析是「过度阐释」,特别是不能同意用「阶级」的视角来进行解读。他们宁可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艺术性」的作品,而不愿将其与更广阔的世界性的历史和政治关系联系在一起。可是在我看来,《铁西区》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所折射的社会、历史问题,它寓言式的工厂的废墟场景,以及作为人的主体性的崩溃,揭示了一个我们曾经拥有的过去和一个似乎是无法改变的现状,并且向着未来发问。在这个基础上,我试图去探讨新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与整个人类工业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重新理解所谓「艺术」与时代、社会以及人的主体性的关系。

  我个人近十年来一直关注中国乡村问题,在我看来,乡村和城市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中国社会不可分割和互相制约的整体性存在。没有乡村视野的城市研究必然有严重缺陷,而乡村社会是理解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和社会变革的关键和秘密,这才是中国最大的现代性问题。

  在我所梳理的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中,其主题大部分涉及的是所谓「边缘群体」和底层,也就是从主流媒体中日渐「边缘」和消失的工人和农民的群体。今天的主流传媒中,这个人群主要出现在社会新闻中,与矿难、犯罪、凶杀等等血腥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已经沦为「物」和「他者」的存在。与此相对照,在纪录片中,他们的命运构成了对社会、时代的强烈质疑与反思,他们的情感诉求被充分尊重,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生活图景才有可能转化成「我们」的生活图景的一部分。今天,大写的工人与农民作为阶级的政治地位已经被分散的、小写的农民工、下岗工人等作为个体的「边缘人群」所代替。在我看来,中国工人阶级主体性的解体必须和中国的农民问题联系起来讨论,他们的命运是历史性的,也是彼此关联的。

  

  赵:你如何看待中国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底层社会运动问题,用甚么样的理论来解释这些问题?中国的大众媒介与工人农民主体性的关系怎样?

  

  吕:社会运动的出现,与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确立有密切的关系,按照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叙述,资本主义在它扩张的过程中,必然会引爆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但是,中国今天底层出现的社会运动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合法性政治资源是以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遗产为源泉的,这就构成了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我们虽然目睹了大量此起彼伏的工人和农民的社会运动,可是知识界和官方的话语体系并不承认这是一种主体性的体现,而是将这些社会运动定义为「群体性事件」。这意味着我们不承认它的合法性,不承认它是传统社会主义工农主体性的某种延续,而是用另外一种「去政治化」的话语将其遮蔽。另一方面,中国底层的社会运动很容易被放置在市民社会维权运动的解释框架下,被解释为中国在形成「公民社会」过程对国家专制主义的抵抗,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的体现。这种解释遮蔽了资本主义市场关系在形成过程中对社会产生的暴力作用,以及这种暴力与国家暴力的结合,在当代中国特别体现为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资本化的残酷进程;同时也取消了国家—特别是一个以社会主义为认同的国家—对于社会底层保护性作用的合法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解释简单地套用西方冷战的思维定势来处理中国的国家问题,丧失了对中国国家内部复杂性的分析,也拒绝了对国家「左手」的锻造。它一方面用以私有产权为前提的市民社会理论来要求中国社会,但是当这一由国家主导的私有化进程引爆了剧烈的社会矛盾的时候,它又把国家推出去做替罪羊,宣称自己站在社会的立场上。

  但究竟甚么是中国社会?中国具有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吗?简单搬用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不过是把中国的问题收缩为城市的问题,而离开乡村视野,城市问题的根源其实是无法厘清的。我仍然认同三十年代梁漱溟的断言,他说中国是乡土社会,国家是融于社会之中的,不具备西方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结构。

  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能简单地从西方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出发。西方的民族国家来源于早期意大利城市国家,所谓市民社会的起源是与资本主义从城市国家到民族国家的发展相匹配的,因为权力是从这里出发去控制外在于它的殖民地和财富。早期的资本主义需要海外贸易与军事制度的配合,之后的资本主义需要工业主义和军事制度的配合,而现代信用制度则为超时空的资源聚合提供了条件,这就使得都市必然成为资本主义权力枢纽的聚集中心。中国传统的国家是建立在乡土结构上的,而不是城市之上,它的市场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相结合的非军事化基础上的。经历了二十世纪的革命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这些传统的社会结构在何种程度上发生了转化?今天,究竟怎么样理解中国的国家和社会?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否则,我们宣称的社会立场就是一个可疑的立场。中国目前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关键在于是否能够为这个社会实质性民主的实现开辟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去寻找各种理论资源来重建和更新我们的话语叙述,其中,理论与历史、现实的互动尤其重要。

  今天中国的大众传媒理论研究的贫弱,尤其体现在它面对中国现实的时候。主流的新闻传播理论界沿袭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但是当用这些理论去解释中国风云变幻的传媒变革的时候,往往又陷于无语。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与如何解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则陷入教条和僵化,往往沦为国家舆论宣传的传声筒。而大众传媒本身却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动,国家、市场、利益集团等等不同的权力都以不同的方式渗透到对媒介的争夺中,愈演愈烈。在这样的局势下,大众传媒与中国工农主体性之间的关系是暧昧的,也是消极的,甚至是否定的。比如,最近几年,政府开始加大对乡村的投入和反哺,包括广电系统在乡村的延伸和覆盖。但是这个过程存在着一个悖论,一方面「村村通」工程对乡村的投入是很大的,可是当农民们能够看到电视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却是城市中心主义和消费主义对他们的改造。由于中国电视的市场化发展,其财政收入完全依赖广告,因此广告商的目标受众日益成为电视的追求,中国大众传媒市场化发展的结果就是媒体的城市化和中产阶级化。投入却强化了乡村的解体,摧毁了乡村主体性的基础。所以,大众传媒并非一个独立的存在,而是深刻地受制于整个社会进程。因此,研究中国的大众传媒就无法脱离对这个社会的总体性的追问与分析。

  大众传播、新纪录运动与社会「底层」表述

  

  赵:谈到大众媒介与乡村的文化建设和农民的主体性问题,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中国大众媒介的市场化改革造成了哪些社会后果?在西方话语主导下的市场化的,城市化的大众媒介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文化政治产生了何种影响?

  

  吕:在中国当前的媒介研究里面,媒介经济管理的研究占主流地位,它的目标是帮助媒体做强做大,学术研究成了利益集团的某种合谋者。这些研究与中国大众传媒的市场化改革相互呼应,其结果是大众传媒日益转向城市中心化,为追求广告目标受众而中产阶级化,这构成了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工人、农民变成了被遗忘的人群,成了大众媒体中被表现的「他者」,而不再是主体性的存在。这样的媒介市场化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城市中心化的改革,也是城乡断裂的原因与后果。如何真正建立大众传媒对乡村的反哺或者是支持,是一个新的课题,它关涉到文化与意识型态上的重构。中国的大众媒体在所有制上是国有化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有责任和义务为乡村服务,前提是需要有足够的共识前提和舆论压力,在这一点上,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界几乎没有甚么作为,是令人痛心的。

  以中国的电视媒体为例,CCTV(中国中央电视台)是中国电视的旗舰,其广告市场占据了中国电视广告市场的三分之一强。

  它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公共电视,但是却需要承担公共性的职责;不是商业性媒体,但是它的生存和发展却日益强烈地依赖市场。

  如何理解这样的现象?首先,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等同国家专制主义机器,这是西方意识型态最容易认同的观点。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无法解释为甚么央视会出现《新闻调查》这样严肃的调查性新闻栏目,而《焦点访谈》可以让一个省部级领导丢乌纱帽。就如同国家本身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不同力量的角逐,民主的空间是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的,对于央视这样的国家级媒体,需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促使它朝向有利于社会民主的道路走,而不是听任它以政治权力与市场的力量合谋寻租(rent seeking)。这就需要有足够强大的批评声音,正是由于它的国有性质,就有足够的理由给它压力,让它必须承担社会的公共性责任,而不是陷入自身作为利益集团的诉求中。其次,我们需要打破媒介的市场化是通往民主之路的幻象,打破为市场化改革进行合法性辩护的意识型态力量,才能为实质性的媒介民主化发展开辟道路。

  

  赵:对媒体的批评的确很重要,但最关键还有一个批评的立足点与角度的问题。如你所言,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媒体的批评与改革强化它的公共性与代表性,而不是简单地用市场自由主义、甚至是市场民粹主义的逻辑,盲目地「反垄断」,甚至认为市场化「不彻底」是中国媒体问题的根源。事实上,市场逻辑的深化与过度市场竞争往往导致媒体话语对消费主义价值和有高消费能力的城市受众更进一步的偏向和对社会「底层」、尤其是农民的忽视。你如何评价记录片在关注社会「底层」方面中的作用?

  

  吕:与主流大众媒介的市场化改革不同,中国的纪录片从一开始就因为与社会「底层」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使得我所界定的「新纪录运动」成为历史的重要见证。而新纪录运动在发轫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由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力量共同推动的。我的研究一直强调这一点,而不是仅仅关注「独立导演」和「地下导演」,是不希望落入某种西方的冷战思维来解读中国的现实。新纪录运动的第一代导演都不把自己看成是「地下」,他们说不是地下,只是不同。而第一代即便是独立导演,也和电视台有着各种公共和私人的关系,原因很简单,他们需要利用电视台的机器设备来做自己的片子,也因此,他们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体制内纪录片栏目的出现。九十年代,正是在体制内和体制外交界的边缘,是中国电视最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交互地带,这是我的研究不同于很多西方学者的地方。九十年代是中国电视的黄金年代,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评论部是圣地延安,全中国有志于电视理想的同道从全国各地奔赴这里,而体制的弹性也为他们提供了成长的空间。今天在央视起中坚作用的骨干们,很多是来自那个时期。但是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媒介市场化全面铺开,制度日益朝着所谓「现代化」管理的企业目标发展,这样的空间就萎缩乃至消失了。

  2008 年末原《生活空间》的制片人陈虻因病逝世,他创立的《生活空间》最早在央视确立了电视纪录片栏目的合法性,并培养和感召了一大批有激情、有理想的电视人。他的去世震动四方,因为很多人把他的去世看成是中国电视理想主义时代的消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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