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建中:启蒙与现代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35 次 更新时间:2023-10-03 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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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建中  

 

西方在它的文化里自发地而且也是非常缓慢地生长出来了西方现代社会这个样子。从1300年到1800年,经过五百年的酝酿、转化,从社会的结构,到人们的意识形态,到平常人的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彼此之间是有先后顺序的,但也有交叉。1300年到1550年,这个时期统称文艺复兴。1517年到1648年是宗教改革阶段,当中和文艺复兴有交叉。1543年到1700年是科学革命阶段,也和宗教改革有交叉。1689年到1789年是启蒙运动阶段,和科学革命也有交叉。这四个阶段构成了思想的蜕变,也完成社会的转型。

我们先从文艺复兴说起。西方社会曾经非常传统、非常贵族化,思想也非常僵硬。特别是罗马帝国时期,罗马文化较希腊文化占上风。基督教神学和哲学占统治地位。文艺复兴是慢慢开始的,首先是一些文艺作品的出现。这些作品是非常自然主义的,自然的风光,普通人的生活。在这以前很多作品都是宗教题材的,都是描写宗教故事的。这个时候虽然宗教题材的作品依然占主导位置,但对宗教人物的描绘都具有了人的色彩,有了自然的色彩。文艺复兴时期有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叫《十日谈》,里有的故事虽然仍然具有宗教色彩,但是已经开始注意平常人的风俗习惯,对话充满了常人的嘻笑、讽刺、挖苦。生活的情调和大众的味道开始变得浓厚。所以人们说但丁写了《神曲》,《十日谈》就是一部“人曲”。

文艺复兴,为什么会出现对自然的景色和日常生活的高度的关注?实际上在十三世纪的时候,人们发现了很多古希腊的作品,比如发现了柏拉图的著作。古希腊的作品是人类在最初,用一种好奇的、自然的眼光看世界而产生的思考。虽然这些思考不是大众化的,是贵族才有的,但他们的哲学、数学是更接近自然的。后来的基督教则不同,它对古希腊的哲学进行彻底的改造,把人的世界观以僵硬的理性导向僵硬。认为世界最普遍的真理,第一推动力就是上帝。上帝就得到了哲学的论证。本来这是讲因果关系,讲事物运动的动力,但是讲着讲着就变成了上帝。这就把古希腊人想发现世界现象本质好奇的思考转变成了神学的论证。

到了十三世纪,由于偶然的原因,罗马人把该烧的烧毁了,但是一部分保留在了阿拉伯文化中。这时候,由于十字军远征,东西文化的交流,使西方人重新发现了古希腊,重新发现了经典。早期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从重新发现经典开始的。发现曾经有过那么明快的东西,有过那么轻松的充满好奇的东西,而不是繁琐僵化,一条道走到黑的那种方式。人们开始喜欢古希腊的东西,这些东西就表现在文艺作品中。开始把人的注意力从上帝向普通人的生活转移。

这个转移是很重要的,因为所谓传统社会的转型,就是从贵族社会向大众社会的转型。但是很奇怪的是,它是从重新发现的贵族文化里找到了对大众的关注。所以文化不是和旧时代完全决裂或者以否定传统文化的方式来实现转型的,而是用重新发现经典的方式来实现的。这样一个过程就非常自然,没有人抵触,不会在社会上形成冲突和抗争,而是潜移默化的。

文艺复兴的后期就开始了宗教改革。在西方,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相比,它更加惨烈。一讲宗教改革,就会想到几十年的宗教战争。说到宗教改革,就要提到马丁·路德。

在宗教改革以前,不是人人都可以信教的,要建立功勋,要做好事才可以成为上帝的选民。随着教会权力的高度集中,教会发明了一种叫“救赎券”的东西,你可以花钱买,买够了“救赎券”就是做了好事,就可以被救。金钱使教会变得腐败。当时教会在腐败与改革之间不断地斗争,斗争就会牵扯到很多人的既得利益。既得利益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不会赞成改革,于是各种战争就经常发生,造成了社会的动荡。

马丁·路德的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就是他的一个口号——因信成义,你只要宣布你信,你就是上帝的选民,你就是一个教徒。这个思想是有益的,对我们今天的改革甚至也有意义。教会改革或者消灭腐败的最简单办法,不一定是直接和既得利益者发生冲突,而是从根本上,用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去掉加入教会的门槛。这个“因信成义”就是把这个门槛从根本上去掉了,你只要信就是上帝的选民。这个思想就使教会变成了一个非常普适性的教会,人人都可以加入。当然你加入了以后你要做好事,你要在上帝的感召下做好事。而不是做好事才能加入。这就把少数人垄断的教会变成了一个普适性的、人人都可以接受的好的事物。

宗教改革其实没有我说的这么简单,要复杂得多。特别是牵扯到教会教派间的斗争。单就马丁·路德来说,他被人们称为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就是因为他有一种根本性的颠覆,使贵族的教会变成了大众的教会。

在革命中,最富有成果的、起到了最积极意义的就是科学革命。怀特海说:自从一个婴儿诞生在马厩(这是说耶稣诞生),西方社会还没有哪一场革命像科学革命那样,牺牲那样小,成果却那样地大。五四运动的旗帜叫“科学”和“民主”,两者之间确实有深刻的内在关联,科学讲的是科学知识,民主讲的是民主的政治结构,好像二者是不同的,是两面旗帜,而实际上这两个口号是有内在关联的。从结果上来看,恰恰是科学革命导致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导致了今天的大众的社会而不是贵族社会。科学是最民主的事业,它使每个人可以享受最好的成果;从思维方式来看,科学和民主也确实有深刻的关联。科学革命根本上是思维方式的变革。这个变革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说它最有效?

科学发展了十几个世纪,但真正能够改造社会,能够提高生产力,是从十七世纪才开始。科学革命把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作了一个变革。科学在古希腊就有。最早的科学始于好奇,它是贵族的。贵族没有改变社会、改变普通人的生活的动机,他们就是好奇。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太阳为什么每天东升西落?我们扔一个东西,它为什么往下落而不往上飞?“好奇”思考的出发点是“为什么”。

到了科学革命,实际上就是同“为什么”这样的方式斗争。科学革命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来说就是从“为何”到“如何”的变革。这个转变很重要,人们不再关注物体为什么下落,而是如何下落。关心的是它的运动方式而不是运动的原因。这才是对人类真正有用的知识。有了这样的知识,我们才能真正地预测未来的方向。一旦有了这个转变,我们得到的这些知识就是可以传授的。例如数学是可以教给人的。纯哲学的、纯形而上的东西很难教,那是个人的信念,不是一个普适性的知识。那种追求事物终极原理的哲学只有少数人知道,可以被欣赏,但很难做出什么发明,很难有工具性的创造。

那一时期的哲学家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他对知识作了一个特别的注解,知识就是能够改变人生活的东西。十七世纪以后很快就出现了运动学等,排除了以前的形而上学的东西。这个转变把西方社会的很多方面改变了。教育得到了普及,知识使普通人和天才可以平起平坐。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教育教给他的是技能性的知识,他可以改变人的生活、可以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教会我们认识问题。用到的概念都是可以测量的、可以计算的、可以观察的。我们中国人说话的方式里带有很多形而上的烙印。比如我们在一起聊天,有人问房价会涨吗?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就很不科学,这里没有任何量的东西。首先要有个时间,还要有地域的概念等。这样的问题没有答案,既便有人给了答案,它对个人也没有价值,不能指导你的行为。

上述思维方式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它使我们的交流成为可能。概念可以被观察、测量、预计。现代的科学就变成了可以操作、修正的东西,可以在经验的范围里拿来用,不是绝对的真理。现代科学就是这样的模式,这样的模式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科学革命发端于英国,英国当时有几个大问题。第一个是生产带来能源的需要,当时主要依靠煤矿。矿井打到一定的深度就会有水,怎么把水排掉?空气的流通怎么解决?煤如何运出来?第二个是航海的问题。比如帆的形状,指南针的定向等。第三个问题是军事的问题。炸药的能量、子弹的弹道,这些都是当时的物理学、化学要解决的问题。科学革命以后,科学知识用来描述事物,不去解释事物,这样的知识才是有指导意义的。

这种看似不经意、漫不经心的观念的变革就使科学革命产生了非常大的成果,1765年,瓦特发明了蒸气机,接着就是纺织机器。在科学革命后不久,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就真正把那些有用的科学知识迅速地变成了提高生产力的实际成果,使得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生产力在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呈现出的爆炸性的成果。

现在在科学内部和外部都有很多对科学的对抗运动,反对科学对人类带来的灾难,反对纯科学、纯技术。包括西方的一些科学家都提出,由于科学不再追求世界的根本意义,它变成了一个纯技术的东西。他们认为这是造成西方社会现在这个样子的主要原因,所以现在要向东方学习。他们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始终没有摆脱形而上学,使得科学技术有灵魂、有伦理的含义和价值。而西方的科学技术是无价值的,只是能够极大地发展生产力。现在这样的评论也很多,我们中国人也很喜欢听。我们的“庖丁解牛”,是一种“技”,但是里面也有极大的“艺”,我们是把它作艺术来欣赏的。中国人不会写一本书介绍怎样杀一头牛,不会采用透视学的方法让所有人都学会。庖丁不能教别人,他是用他的经验、灵感。

但是现在想想,我们是会做一件事,但我们不会教一个不会做这件事的人学会做这件事。我们的思维没经过这样的训练。西方人可以把自己的思维步骤描述出来,而我们是一揽子。我们觉得那么复杂、细化的步骤是不需要的。我们是经验加上一点形而上学,再加上一点艺术的知识。西方是鉴于科学带来的不良后果,反科学主义很有市场,因此就对中国的思维感兴趣。而我觉得我们也不能把西方对我们的赞扬太当回事,文化要保持多样性。当一种文化发生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到别的文化里找到解决办法,如同要保护动物基因的多样性一样。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作为一个备用的文基因而存在。我们首先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从文化的合理性来说,我们可以作为文化的样板给别的文化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

第四个阶段就是启蒙运动。前面的几个阶段其实也都是启蒙,都要同传统社会决裂,要同宰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决裂。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基督教神学,只是这些运动用了一种自发的、渐进的方式来实现的。启蒙运动就是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中暗含的东西彰显出来。原来其实都存在,只是没有用一个口号提出来。

启蒙运动源于英国,发扬于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编了《大百科全书》,这一派叫百科全书派。他们公开地提出了启蒙的、理性的、同传统决裂的口号。这是对传统的最后一次总攻击,是对胜利的欢呼。我们理解启蒙运动往往只是局限于法国,认为法国是口号式的、激烈的方式,总结式的成就。法国革命是惊天动地的,反复特别大,牺牲也特别多。

当时有两个很重要的思想家,一个叫圣西门,就是马克思老是批评的那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工业革命”或者“产业革命”是圣西门发明的。他对英国的状态和法国的状态进行了比较,认为英国比较好,法国是不断的动乱。他希望像英国那样真正用知识来管理这个社会而不是用军事的暴乱或者政权更替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转变。他说工业革命以后,这个世界应该是被管理着而不是被统治着。他这样的思想被认为是空想的,其实是很好的。要管理这个社会而不统治这个社会,就要有一套作业方案而不是仅凭口号。其实就是要把科学的非常条理化的东西用到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上来管理一个国家。

圣西门的学生孔德,是社会学的创始人。他针对当时法国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次序是最重要的,次序是进步的手段,进步是次序的目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次序,是激进式的而不是渐进的,那这个社会就不可能进步。法国的启蒙运动虽然喊了那么多口号,出现了那么多激情彭湃的思想家、改革家,但是也有很多对这样激烈方式进行批评的改良者。

我们讲启蒙运动往往对法国强调过多,以为启蒙运动是口号的,没有看到启蒙运动以前,西方已经变了将近四五百年的时间。启蒙运动只是一个总结、一个口号。今天的法国人仍然有这个毛病,爱争吵,矫情。所以现在法国人还在反思他们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原因。现在很多哲学的话语,我们也不能说它错了,而是说它意义不大,因为它不可被检验。这是西方近几十年科学哲学非常重要的主张。它认为很多命题是无意义的,比如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有没有上帝存在?不是说这句话对还是错,而只是说它无意义。无意义的,我们不叫它真还是假,而只说它非科学,这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

西方社会的启蒙与转型和我们的发展的确不同,它是从它的文化中自发地、缓慢地发展,经历了各个方面的转换,从艺术到宗教到科学到社会生活,历时几百年。所以就西方来说,它需要在旧的东西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西方在它的文化中提前完成了这个过程,而这个文化又很有进攻性,因为它带有强大的物质力量。我们回到家里可以看看,百分之八九十的用品都是西方工业社会创造或发明的。

西方文化是以物质力量为承载而进入中国的。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文化冲击。我们是在落后的情感定义下来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对观念和价值做一个重新的取向。这个很难,一不小心就会崇洋媚外,或者就会保守、固步自封。我们很难创新,前发展的是创新,后发展的是学习,是重新定位。在这个过程中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就会不断地冲突。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可以叫“启蒙”。

这个时候就可以对“启蒙”做一个定义了,启蒙实际上都是要同宰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决裂,它首先一定是“破”的过程。西方是要同宰制社会的基督教神学那样以上帝为最高、只重视神而不重视人的意识形态决裂。中国可以把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等上个世纪初的那些运动也叫做启蒙,它确实有一种清醒的意识,要同宰制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文化决裂。当时的启蒙思想家的意识非常清楚,他们的自觉性也非常强。他们是很有意识的。他们也知道中国文化最根本的地方在哪里。所以我们的启蒙运动和西方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是要同宰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决裂。只有如此,才能完成向现代的转型,没有这样的决裂就没有这样的转型。

李泽厚认为中国的启蒙问题和救亡问题搅在一起了,中国面临的不仅是外来的文化的冲击,还有外来的武力侵略。对于中国人来说,抵御外国人的侵略的时候,一定不会对外国的文化进行认同,所以救亡成为主题,成为需要迫切解决的任务。启蒙成为一个不重要的、被救亡掩盖了的任务,所以中国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启蒙运动。当然他这里是假设了我们中国必须要经过启蒙才能实现转型,我们当然可以假设这样一个前提不存在。我们可能不需要同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决裂,或者说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我们已经不自觉地和主流意识形态决裂了。情况很复杂,我们今天的情境就是后发展的国家,我们又不可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必须对文化做重新的定位、重新的评价。所以我今天没有答案,只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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