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与局限——以《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3 次 更新时间:2022-01-30 11:54:59

进入专题: 传播政治经济学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  

赵月枝  

   摘要: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国外批判传播研究的核心部分,而2011年出版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则是这一领域集大成之作。这部大型文集以综合性、权威性和前沿性的概要形式,从理论遗产与辩论焦点,所有权、广告和国家权力运作模式,传播产业结构、生产过程与劳工,消费领域的动能、选择与控制,以及新兴议题与研究方向等五个层面,总结、丰富与发展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系统性学术叙事,展示了其对欧美传播秩序与民主政治之间深刻矛盾的批判锋芒。本文以该书为例,重思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意识和发展历程,管窥其贡献与局限,同时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的挑战"命题所包含的中国对全球传播秩序的挑战和中国本身在建设社会主义传播体系中所面临的挑战的双重内涵出发,探索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跨文化转型和传播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传播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和最具实践性的部分,那么,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无疑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传播学领域最有开拓性与影响力的发展。这一研究取向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聚焦传播与政治经济权力的互构关系,以分析社会关系的整体性,关注长时段的社会转型、变迁与矛盾的历史性,关注什么是美好社会的明晰规范性价值取向,以及知行合一的实践特性而独树一帜。

  

   2011年,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AMCR)出版了反映国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历史、现状和未来方向的大型英文文集《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以下称《手册》)。《手册》由“导论”和26篇综述性文章组成,从理论遗产与辩论焦点,所有权、广告和国家权力运作模式,传播产业结构、生产过程与劳工,消费领域的动能、选择与控制,以及新兴议题与研究方向等五个层面,丰富和发展了当代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和系统性学术叙事。这一叙事在重新检视该领域的思想前提和道义经济基础以及学科基本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不仅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及其与文化研究、创意产业研究和媒介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关联与分歧进行了有一定反思性的总结和评述,而且对2008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后的全球传播现状和学科发展方向提出了许多前瞻性的分析与建议。与几乎同时出版的《马克思归来》英文特刊1相辅相成,这一里程碑式的集大成之作,展现了英文传播政治经济学界的代表性前沿成果以及这一领域资深学者对学科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反思和建设性分析。而此书作为全球传播学界唯一一个附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传播学术机构——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官方学术出版项目,也为它的国际权威性和重要性做了注脚。考虑到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是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最有影响甚至是安身立命的一个研究领域,也考虑到这个学会在成立之时,有与主要基于美国实证研究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分庭抗礼的因素,把这部《手册》当作国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在本世纪前10年的标本性学术资源来看待,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从2011年本书英文版到本书中译本面世,刚好整整10年,而这正是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及其信息、文化与传播体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10年。这为我们讨论这一学术取向的贡献与局限,进而促进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全球权力关系大变局中的跨文化发展,尤其是开拓出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之路,提供了足够的后视距离和反观空间。

   本文共分为四节。第一节从《手册》的“导论”和整体结构切入,讨论这一学术取向的原初问题意识及其在当下的相关性。 第二节对《手册》的核心内容,即聚焦资本主义传播结构与过程“现状分析”的前四个部分,进行概括与评述。第三节对《手册》第五部分“新兴议题与研究方向”所提出的问题意识和所勾勒的学科发展图景进行批判性的反思。第四节为本文结语。需要事先说明和强调的是,作为一位同时具有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局内人”和“局外人”双重身份、意在创新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海外华人学者,笔者对本书的批判性评价旨在更高层次上探索传播政治经济学在21世纪的跨文化发展以及传播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而绝非对该书作者的吹毛求疵和对该书自身价值的视而不见。

  

   一、 政治经济学与 “良好社会构成问题”

  

   在《手册》的“导论”中,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和葡萄牙的三位欧美主编把政治经济学的起源追溯到欧洲启蒙运动,认为这一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从一开始就与基于社会正义和民主实践的“良好社会的构成问题”相联系。基于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政治经济学分支的共识,三位主编和“导论”合作者聚焦中介化传播的生产、分销和交换中的权力角色,以“不忘初心”的学术立场,重申了马克思的核心结论,即这一“良好社会”只有在废除资本主义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同时,他们也指出,一种更为渐进的取向,是用强大的公共管制和实质性的公共服务投资来管控资本主义动能的负面作用。 三位主编还指出,面对资本逻辑在全球层面的扩展并成为“普遍化的现象”,面对由此带来的私人利益和公共福祉间不断深化的矛盾,以及信息、传播和文化领域在经济中越来越核心的地位,发展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书中许多作者在检视和反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后,提出了一系列颇有新意的观察和洞见。然而,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很难突破那个“可预料”的、学科内学者耳熟能详的国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叙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数字化资本主义条件下,传播技术的创新、产业的融合与重组、国家管制机制的变迁,以及劳动、消费和个人信息领域的转型,进一步深化了传播领域的私人控制和资本积累与公民表达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也催生了新形式和新场域的抗争。

   由于有马克思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的根源,国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因此,当代信息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和以外包为特征的新全球文化劳动分工,就成了研究者的核心关切。然而,与《马克思归来》一样,不管在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性层面,还是在更实质的学者立场层面,这依然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叙事。毕竟,正如三位主编从一开始就明言的那样,政治经济学传统的问题意识来源于欧洲启蒙运动。更何况,英文学术语境下,传播研究终究是欧美学者主导的学术场。因此,英美和欧洲大陆的传播制度与产业发展经验,包括基于战后西方福利社会经验的传播公共利益管制、劳工体制及消费模式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转型与危机,成了学者们聚焦的核心问题。

   在《手册》最具思想性的“理论遗产和辩论”部分,一篇有关“传播经济”研究路径的“拉美取向”的文章,让人回想起基于拉美经验的“依附理论”在战后国外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的历史性贡献。但是,该文章不但因为局限于传播业与经济的关系而没能反映拉美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丰富内涵,而且因脱离了21世纪初拉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斗争现实,尤其是这一地区“粉色浪潮”兴衰中围绕传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全球地缘政治和本区域社会政治和文化斗争,显得学究气十足,成了整个传播学科“内卷化”倾向在政治经济研究领域也有所表现的例证。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所存在的问题让人意识到,虽然“依附理论”余音绕梁,离开了传播领域内外依附与反依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未来的斗争,曾经以“反主流”姿态和争取更为平等与公正的世界传播秩序在国际传播学术界登场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也会因失去源头活水,而变成“常规科学”。

   因此,如果传播研究没有政治经济学就像“戴着手套弹钢琴”一样让人不着边际与力不从心(Robert McCheseny, 2000,p.115),那么,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出发点的国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如果失去了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和实践的有机联系而变成“常规科学”,就会失去它的建设性潜力和实践品格。让人觉得意味深长的是,如果拉美因其“依附理论”遗产而在书中打头阵的“理论遗产和辩论”部分获得最后一席之地的话,笔者的《中国的挑战:对21世纪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一文,是书中仅有的另外一篇完全基于非西方国家经验的文章。此文收录在《手册》最后部分“新兴议题与研究方向”的最后一篇。不过,与其说是“压轴”,此文毋宁是一个开端。

   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世界已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漩涡之中。一方面,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式“渐进主义”改良成果,先遭遇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冲击,后被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右翼民族主义,甚至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所侵蚀;作为联合国层面共识的“文化多样性”理念也遭受更为极端狭隘的认同政治和种族主义的冲击。更让世人震惊的是,在新十年的开端,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不仅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失败,而且让全球社会不得不面对人与自然冲突和人类自身生存这一最基本问题。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进入到了与美国这个内外交困中的20世纪资本主义帝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更加深入和更加复杂的全方位碰撞接触的历史关口。在这一全球权力关系重构持续加速,不同社会制度、价值规范和文化体系间的竞争不断深化的语境下,我们如何在《手册》所提供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问题意识和学术成果基础上,发展出有社会主义视野的21世纪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从而为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作出新闻传播学科的应有贡献?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对《手册》的核心内容进行批判性的借鉴和具有中国立场的评析。这是接下来两节的目标。

  

   二、 失去“共产主义地平线”的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

  

尽管《手册》在学科理论和产业现状方面的综述与分析十分细致与周密,许多资深学者却都流露出一种对学科现状的不满及对其后劲不足的担忧。实际上,苏东剧变,国外批判学界失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为资本主义代替性制度这一“地平线”和资本主义内部的左翼社会运动的支撑以后,曾经为传播学带来生机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内卷化”问题已经不可避免。这是学科面临的比任何“盲点”更为严重的挑战。二战以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发展起来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不但可以溯源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斗争,而且与国际范围内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未来的斗争有密切关系。笔者在别处已经论及,作为这一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历史性学术见证,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法国学者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主编的国外学界第一部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和实践的上下两卷《传播与阶级斗争》大型文集,于1979年至1983年间应运而生。这部学科奠基性文献收集了128篇世界阶级斗争历史背景中传播实践和理论发展关系的文章,第一卷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为总揽性主题,第二卷以“解放”和“社会主义”为主题,展示了包括在20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传播思想和实践在内的全球最广泛的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传播理论与实践。正是这一部文集,教育了以《手册》作者为代表的一整代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坚(赵月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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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全球传媒学刊》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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