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历史视野里的资本主义危机与批判传播学之转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7 次 更新时间:2021-09-20 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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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   石力月  

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在《传播与阶级斗争》(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这部批判传播学大型英文文集的序言中曾写道,历史上有些特定时刻,“特别青睐对现实的批判分析”(Armand Mattelart,1979:p25)。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又进入了这样一个催生批判学术的历史契机(Zhao, 2010)。

在英文学术界,面对资本主义新一轮的危机,致力于信息时代批判传播研究的Triple 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Critique)——3C(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学刊于2012年出版的《马克思归来了》特刊,体现了批判学者通过重读马克思来重新武器武装自己,以在批判学术道路上再出发的努力。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对此也有着敏锐而积极的回应。例如,2010年12月,中外批判学者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重构批判研究的理论视野——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理论” 国际研讨会。紧接着半年之后的2011年5月,同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的国际研讨会,激发了中外学者从批判的角度检视当下国内外传播与社会层面中的一系列重大议题。2013年7月,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论坛,旨在探索有全球视野和中国立场的批判传播学理论和方法论前沿,而围绕《马克思回来了》的译介所同时举办的“传播驿站”工作坊,则力求让青年学人在对国外最新批判研究成果译介和批评的过程中获得批判研究的视野与基本方法。与这些学术活动的相辅相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15年的 “批判传播学年会”上推出了“批判传播学书系”。本文首先简要讨论历史视野中的资本主义危机和批判传播研究的关系,然后以该书系中即将出版的大型论文集《批判传播新视野:危机与转机》为例,讨论当下批判研究的一些新面向。[1]



始于2008年的资本主义全球性危机不仅存在于金融和经济领域,而且影响与蔓延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既存在于民族国家的内部,也存在于民族国家之间。因而,它不但使得支配性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了被全面检讨的可能,也使得批判马克思主义在解释与处理当代危机时有了被重新激活的可能。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早在2003年就指出,马克思主义没有因为社会主义的挫败而失去生命力。相反,它“继续提供对资本主义最全面的批判和对可行未来最令人信服的指导。事实上,资本主义的长寿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长寿” (Burawoy,2003:p.193-194)。当然,布洛维也强调,正如资本主义在不断重建自己一样,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套坚持思想随着物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学说,也需要不断更新自己。因此,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用以处理其当下的问题(Burawoy,2003:p.194)。

具体到新闻传播学而言,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整个学科是在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背景下, 在批判与反批判的较量中发展的。193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随后的“二战”,催生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播思想。战后的美国自由—多元主义“主流”传播学和“传播与发展”理论,则在以下学术政治议程中滥觞并很快建立起其主导“传统”的地位:对法兰克福学派有关“单向度的人”理论的批判,对该学派有关大众媒体可能隐含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担忧的不以为然,对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社会的信心,以及冷战语境下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对后殖民国家的意识形态争夺。1960年代的到来,尤其是1970年代初开始的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第三世界”的抗争,又催生了以激进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批判传播学,而本文开头所引的《传播与阶级斗争》大型文献集(上、下部),就是影响了整整一代批判传播学人的奠基性文献。此后,正如丹•席勒(Dan Schiller)在《传播理论史》一书中所观察到的那样,诸如“传播与发展”这个主流学术范式的先驱罗杰斯(Everett Rogers)也不得不承认“主流典范的消失”和“激进派十年的攻坚起了作用,”从而致使代表主流的“这些传统再也没有正当性可言”(席勒,2012:p.132)。

需要强调的是,主流传播思想,包括1980年代以来隐含对批判传播思想进行反批判的信息社会理论和全球化理论,实际上也包含在资本主义的最新危机之中——它既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一轮扩张进程息息相关,又在意识形态上与其进一步互相促进。因而,在面对与处理当下的现实问题时,我们很难仅仅从其内部开掘出变革的可能。新闻传播学需要不断跳出既有的主流研究框架甚至学科本身,重新引入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科学的视角,来检视这场当代危机中的种种传播实践及其与这场危机之间的种种关系。这不但能够拓展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议题,而且可能将研究从所谓价值中立的科学主义路径之中解放出来,从而真正树立起一种现实主义的研究取向。[2]

正如2011年5月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会议征文启事所指出的那样,批判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理论在长期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中,一直坚持不懈地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推动传播学的发展,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促进传播制度向更平等、公正的方向转型。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导致马克思的“幽灵”再次游荡于世界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危机。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哈维的眼里,“这毫无疑问地是所有危机之母”(Harvey,2010:p.6),而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深度卷入和信息传播在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不但使这场危机有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也使信息传播领域显得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同时,正如加拿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者拉迪卡•德赛(Radhika Desai,2014)所指出的那样,当下的危机孕育了至少一代人前所未见的争取世界向进步方向转型的可能性,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设对于这些可能性的实现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

实际上,2008年后,在海内外围绕“中国崛起”这个主题的众声喧哗中,一些学者已经在重拾中国革命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就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何去何从这个问题提出了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分析。[3]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新闻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虽然1980年代以来美国主流传播学的引进和对“信息革命”的拥抱助推了对基于马列新闻思想和中国革命实践的传统党报理论范式的反思,并由此带来了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空前的繁荣,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多年以来,甚至直到今天,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都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本土现实与全球现实以及西方理论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有世界视野和中国主体性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究竟应该如何做,这始终是一个问题,而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的一个后果:“改革开放前后传播思想的变化率先体现在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修正和改造上,即新闻思想的‘拨乱反正’上”(王维佳、赵月枝, 2010:p.19)。与此相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去历史化”趋势,而中国传播研究几十年来也“正是在试图发现抽象的发展规律的努力中不但悖论式地成了新的市场经济与社会文化权力关系的构建者,而且在现有发展模式出现危机的时候,失去了对其从宏观历史与重大而紧迫的社会现实问题的高度进行反思与创新的能力,从而也逐渐远离了中国思想界的前沿”(王维佳、赵月枝,2010:p.21)。因此,正如我们在上述提及的“批判传播学书系”的序言中体认到,在世界早已进入2008危机后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在世界范围内汇聚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各种力量、视角和方法,在对当代社会的危机与问题作出恰当的回应的同时, 为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传播理论的发展开拓新的道路。

正是出于以上的考量,我们需要重拾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发展逻辑及其危机的深刻洞见与远见,并在续接它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基础上,追索它与包括中国当下社会发展在内的全球发展以及其中各种具体传播实践之间的关系。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与新闻传播学研究最为重要的连接,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或者更广义的批判传播学研究也只有在此脉络当中才有可能真正充分情境化地落地。

此外,出于更好地把握资本主义全球性和历史总体性和汇聚全球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思想的考量,我们需要关注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不同区域尤其是一些非欧美地区的传播实践使得我们的研究拥有一些共同的问题意识,它们对于我们基于中国的认识来说并不是简单的补充,而是与我们共同构成了对现实整体性的反映与观照, 因而这种联系需要被明确地彰显出来;另一方面,中国情境的传播实践也无法孤立地放置于自身内部来看待和分析,而需要看到它与全球实践之间的关联,才有可能对自身进行准确地认知与判断。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走的不是“西方理论,本土实践”的西方中心主义学术老套路, 而是“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Chakravartty & Zhao, 2008; 赵月枝,2014)视野下的创新。作为在现有传播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一种糅合了后殖民批判理论的学术创新,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不但秉承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总体性关注并把政治经济权力以及阶级、社会抗争等为作为最基础的问题,而且把这些问题放在全球视野中和不同文化间的互动维度来分析。这样,它就赋予了国家、民族、种族、全球治理、地缘政治、全球正义等议题更核心的地位。更具体地说,“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分析希望在关注源于西方的强势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等过程与其它处于弱势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产生碰撞的历史过程中,探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东方和南方国家的特殊性、现实多重性、挑战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以及这种挑战的社会主体性等问题”(赵月枝,2014:p.157)。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同丹·席勒(Dan Schiller)的说法:“分析与研究传播文化的合适单位应该是超民族、超国家 (supranational)”(席勒,2012:p.121)。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民族国家无论是之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还是作为社会抗争场域的重要地位。相反,通过关注并引介来自西方国家内部的批判传播研究和有关印度、南美等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批判传播研究,我们不但希望挑战传播学术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偏颇,而且为传播学术的在新历史语境下的再次马克思主义化开辟新的理论空间。



以《批判传播新视野:危机与转机》所收入的论文为例,新形势下的批判传播研究聚焦至少可以归纳为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包括对马克思经典的重读和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消费资本主义文化和数字资本主义危机中的新运用,中西方不同马克思主义流派在新闻自由和文化领导权理论方面的比较、自主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和实践前沿,以及批判视野下的中国传播研究新问题意识、风险传播和生态传播等内容。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与上述所引布洛维观点和哈特(Hanno Hardt,2008:p.6)有关“当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力量,那是因为它能够自我批评”的认识相一致,今天的批判学者致力于真实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全球语境之间的具体关系,包括对经典的再理解、再阐释,也包括对它的更新与反思。

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再理解与再阐释的问题上,批判传播学者们都并未简单地从文本到文本,而是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比如,莫斯可的《马克思归来,但到底是哪个马克思?》与默多克《消费的生产:商品、诱惑、矛盾》等文章,就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2008年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现实是如何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的。而丹·席勒(Dan Schiller)延续并推进的他本人自1990年代以来关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思考、罗慧从自主马克思主义角度对于西方另类媒体的考察,加拿大学者肖恩·冈斯特(Shane Gunster)从生态主义视野所关注的“媒介、传播与环境危机”议题、以及阿根廷学者安德鲁斯·迪米特里厄(Andrei Dumitru)所讨论的拉丁美洲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前沿等等,则不但在开拓传播研究新领域方面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阔前景,而且在深化对诸如信息社会和环境传播这些“主流”议题分析方面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屋建瓴的分析视野。

而作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与实践与西方批判传播学之间,尤其是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之间,有复杂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关系。北美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早在1970年代就以一位西方社会主义同情者的身份两度访问中国,并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当做发展他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实践资源。 斯迈思的学术实践“不仅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两者共有的国际性和跨文化性,更预示了这两者之间从一开始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赵月枝,2014:p.155)。实际上,即使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随着施拉姆1982年高调访华而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登堂入室,西方批判传播思想,包括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并没有被冷战意识形态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无形帷幕完全隔离在中国之外。例如,刘海龙(2012)就认为,这些思想在中国并非缺席或“失踪”,而是由于理解框架等问题,它们虽被引进,但被许多学者视而不见。近些年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对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了解和重视都在逐步增加。但是,它似乎依然处于国内学术研究的“非主流”位置。这固然与其让人心情复杂的马克思主义渊源有一定的关系,更与部分学者对其始终执有“宏大抽象、鲜做微观(个案)研究”的刻板印象有关。同时,也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来自 “西方”,部分学者对它是否能够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国内研究表示怀疑,而既有的学术霸权和对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迷思又使一些年轻学者确确实实感受到选择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径所面临的学术政治挑战。当然,“隔行如隔山”的现象和学界一味注重“西方”最新进展的学术思维定势,则可能又导致新闻传播学圈内外对这个领域有关中国传播的最新文献不知情或视而不见的现象。所以,直到2015年,一篇题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最新进展”的中文文章依然认为,国内新闻传播学界以少数人的“介绍工作为主,尚未形成稳定的研究范式,更少见本土化的拓展性研究”(周人杰,2015)。

事实上,致力于中国传播问题研究的批判学者不仅做了许多让人见微知著的具体个案研究, 而且这些研究并非简单移植西方学者分析国外传播现象既有的研究逻辑,而是以政治经济学和批判文化研究作为自己的基本研究视野与分析路径,其具体的逻辑演绎则是紧紧附着于各自研究对象的,也就是说,论证本身是充分情境化的[4]。这正体现了最先把资本主义危机和传播问题联系起来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先驱赫伯特•席勒(Herbert I. Schiller)对批判学术实践的理解:“很多具体的变量在具体的个案中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影响着结果……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远非清晰、事实上极其交错复杂的社会领域中构建起来的”(Schiller,1984:p.83)。相形之下, 反倒是今天,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对脱胎于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的主流研究路径尚缺乏足够的历史反思,这一路径很大程度上被抹去了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背景,而抽象成一套科学化、价值中立化的公式或者标准用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当然,实际上,美国主流实证主义传播学“隐含的理论前提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如霍尔所论,实证方法所假定(assume)的价值观,即美国在战后五六十年代的‘冷战’意识形态,是不被讨论的一种‘共识’”(赵月枝,胡智锋, 2011:p.13-14)。

此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甚至更为广义的批判传播学研究还常常被批评为“只解构不建构”,即没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从达拉斯•思迈斯(Dallas W. Smythe),赫伯特• 席勒(Herbert I. Schiller),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卡拉•诺顿思登(Kaarle Nordenstreng)和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W. Mc Chesney)等西方批判学者,到华人批判传播学者冯建三以及马来西亚批判传播学者齐哈诺莫•奈吴(Zaharom Nain),东西方批判传播学者们不但一直为改变不公正的传播秩序提供反思和革新意见,而且积极介入国际和本土传播政策制定和媒体改革运动的过程中(姚琳,2010:p.86)。事实上,批判性的研究并非不着眼于“建构”,而是它们与其他对策研究(或者行政研究)的“建构观”是不一样的,前者拒绝停留于直接性的解决方案是因为它们认为真正的改变是结构性的,因而传播政治经济学“总是越过某种状况的行为视野,去显示特殊的微观的语境是如何被它们所遭遇的经济原动力和更为宽泛的结构所形塑的”(戈尔丁和默多克,2006:p.6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非但不是不致力于建构,反而是旨在进行更为彻底的建构。

能为此提供佐证的便是当下批判传播学研究第二方面的内容,即从批判的角度聚焦传播和学术的公共性问题,在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传播政治经济制度、新闻报道内容和学术实践等各个层面以及报纸、广播、电视、电信、互联网等各种媒介和技术领域讨论传播公共性的特定内涵以及构建传播公共性和具有公共性的学术的可能性、障碍及阻力。

虽然这些研究的作者们对于传播公共性的回应来自不同角度,但摒弃直接套用西方式的公共性模型与逻辑成为了他们共同的研究自觉。因为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公共性的想像与实践既不足以解释中国的情况,也不足以解释西方世界以外其他区域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它无法在历史的展开中对各种复杂变化作出足够的解释,所以我们对于传播公共性的理解与实践需要以与历史对话的方式充分情境化。换句话说,我们要超越简单的“市场与国家”、“国家与社会”、“民主与专制”、“公共性与阶级性”、“新闻与娱乐”等等二元对立逻辑,把公共性问题放置于历史的脉络中、尤其是中国革命所锻造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之上来进行研究(赵月枝,2011:p.4;吕新雨,赵月枝,2010:p.15-16)。同时,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一系列个案诸如郭镇之和张治中以及石力月对重庆卫视去商业化改革的历史性和去本质化分析、张志华从参与式传播角度重构中国电视公共频道的理论尝试、熊琦对汪晖“学术门”中的媒体角色分析,以及胡正荣和姬德强对中国三网融合中有关资本化逻辑的批判等,均可以并且需要指向“公共性”的探讨与反思。然而,这些理论、政策和制度建设维度或不在我们已然熟稔的西方传播公共性讨论的议题之中,或是无法直接放置于其中进行推导与演绎,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是我们丰富与修正对于传播公共性理解的现实依据。这并不意味着批判研究者简单地将中国与西方、中国与外国进行二元对立或者单纯强调中国实践的特殊性。今天的全球现实是,传播领域商业主义极致化,媒体所有权的集中化不断加剧,并且不但集中于少数寡头的手里,而且还呈现出跨国化集中的特点。所有这些,都极大程度地削弱了全球公共传播的力量,为全球各个层面的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也包含在这样的全球图景之中,并不例外。因此,建立在理想模型基础之上的“公共性”概念即便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也遭到了来自现实的种种挑战,这既应该成为我们对其反思的契机,也应该成为我们分析中国问题时的现实背景。塞尔维亚传播理论家斯拉夫科·斯普里查(Slavko Splichal)对于“全球治理与公共领域的跨国化”的研究、来自台湾的冯建三教授有关“自由社会主义与媒介交叉补贴”机制的全面分析、以及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洪宇对中国互联网所进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等正是对此正面回应的议题。[5]

当下批判传播学研究的第三个方面便是聚焦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和基于多样的全球实践来回答“怎么办”的问题。在这一类的研究里,学者们所关注的媒体形式、 传播实践活动区域和自己参与的实践场域非常丰富和多元。例如美国印裔学者葆拉·查克拉瓦蒂 (Paula Chakravartty)就把虽是中国有力的竞争对手和有意义比较对象,却较少为国内传播学界所关注的印度社会中的“媒介、现代性和不平等”问题置于读者的视野中。虽然印度后殖民现代性语境下的媒介和不平等问题有其特殊性,不可否认的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大潮下的商业和资本逻辑在推销印度国家品牌、赋予这个国家“企业”的特质、和带来宝莱坞的繁荣以及无休止的24小时电视新闻广播同时,并没有使这个与中国一样快速“崛起”的亚洲国家的巨大平民阶层摆脱贫困,甚至饥饿。因此,如同中国一样,印度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转型和商业媒体繁荣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必然是不平衡的和充满矛盾的。它既催生了“印度硅谷”班加罗尔的信息业中那些饱含欲望的中产阶级以及印度的“跨国软件专家”阶层,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隔离和日常生活中尊严的缺失。总之,有关信息业、媒体与印度城乡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讨论不但为中国学者了解印度的传播政治经济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也为有关中国传播与社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比较分析参照。

同样地,在有关中国传播与社会问题的文章中,城乡关系与阶级关系也是批判传播学研究所观照和讨论的重点。例如,王维佳、黄樱棻分别从城乡关系和都市阶级关系的角度讨论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媒体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吴靖聚焦中国“后社会主义” 语境中媒体真人秀节目对性别地位问题的表述,而孙皖宁、邱林川与王洪喆、以及卜卫等学者则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或长期的行动研究实践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宪法上依然是共和国的“领导阶级”的中国工人作为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弱势群体”所面临的传播政治问题。一方面,这些研究将发展主义传播学研究中所忽视或者遮蔽的对象以及研究方法和分析角度呈现了出来,例如农民与知识分子和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和代表性关系的变迁、工人的主体性、尊严与传播赋权、传播学中行动传播研究的方法论等。需要强调的是,正如卜卫所阐述的那样,这些对象与角度并非是对发展主义主流传播学研究的简单补充,而是对其必要的修正和对传播研究如何推动社会变革这一重要议题的积极探索;另一方面,不同区域和聚焦不同主体的研究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视野,将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政治经济问题在城乡、阶级、性别、区域等具体的社会历史和空间关系中呈现出来,在资本、人口、信息和文化的全球性和区域性流动中加以审视。因此,不管是被“增长最快的自由市场民主”话语所遮蔽的印度贫困与不平等问题的媒体表达, 还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巨大流动农民工群体的传播和赋权问题,亦或是美国学者多罗希·姬德 (Dorothy Kidd)所关注的被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所过度剥削的采矿业中的劳工传播问题,事实上都是同一套逻辑的全球作用的表征。然而,这些事关全球多数人口群体的赋权和传播正义问题通常既不被主流媒体所关注,也不为主流传播学研究所关注,自然其中艰难的抗争及其可能性就更不被探讨。



总之,2008年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不仅激活了中外批判传播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在多个层面进行理论创新的努力,而且这些努力有明确的社会解放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指向。例如, 2011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明确指向了马克思“最重要的是改变世界”的命题。这正好也是2013年11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北美批判传播学术机构“民主传播联盟”(Union for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的当年年会主题。 因此,可以见得“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世界”,正成为中外批判传播学者的共识。当然,认识世界是一个无止境的、不断反思和自我批判过程,而改变世界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需要学术共同体成员坚韧不拔的努力和精诚合作,也需要能动的社会主体审时度势,化危机为推动社会向更平等和公正的方向转型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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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新闻大学》2015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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