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历史视野里的资本主义危机与批判传播学之转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 次 更新时间:2021-09-20 20: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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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   石力月  

   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在《传播与阶级斗争》(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这部批判传播学大型英文文集的序言中曾写道,历史上有些特定时刻,“特别青睐对现实的批判分析”(Armand Mattelart,1979:p25)。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又进入了这样一个催生批判学术的历史契机(Zhao, 2010)。

   在英文学术界,面对资本主义新一轮的危机,致力于信息时代批判传播研究的Triple 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Critique)——3C(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学刊于2012年出版的《马克思归来了》特刊,体现了批判学者通过重读马克思来重新武器武装自己,以在批判学术道路上再出发的努力。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对此也有着敏锐而积极的回应。例如,2010年12月,中外批判学者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重构批判研究的理论视野——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理论” 国际研讨会。紧接着半年之后的2011年5月,同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的国际研讨会,激发了中外学者从批判的角度检视当下国内外传播与社会层面中的一系列重大议题。2013年7月,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论坛,旨在探索有全球视野和中国立场的批判传播学理论和方法论前沿,而围绕《马克思回来了》的译介所同时举办的“传播驿站”工作坊,则力求让青年学人在对国外最新批判研究成果译介和批评的过程中获得批判研究的视野与基本方法。与这些学术活动的相辅相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15年的 “批判传播学年会”上推出了“批判传播学书系”。本文首先简要讨论历史视野中的资本主义危机和批判传播研究的关系,然后以该书系中即将出版的大型论文集《批判传播新视野:危机与转机》为例,讨论当下批判研究的一些新面向。[1]

  

  

  

   始于2008年的资本主义全球性危机不仅存在于金融和经济领域,而且影响与蔓延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既存在于民族国家的内部,也存在于民族国家之间。因而,它不但使得支配性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了被全面检讨的可能,也使得批判马克思主义在解释与处理当代危机时有了被重新激活的可能。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早在2003年就指出,马克思主义没有因为社会主义的挫败而失去生命力。相反,它“继续提供对资本主义最全面的批判和对可行未来最令人信服的指导。事实上,资本主义的长寿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长寿” (Burawoy,2003:p.193-194)。当然,布洛维也强调,正如资本主义在不断重建自己一样,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套坚持思想随着物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学说,也需要不断更新自己。因此,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用以处理其当下的问题(Burawoy,2003:p.194)。

   具体到新闻传播学而言,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整个学科是在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背景下, 在批判与反批判的较量中发展的。193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随后的“二战”,催生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播思想。战后的美国自由—多元主义“主流”传播学和“传播与发展”理论,则在以下学术政治议程中滥觞并很快建立起其主导“传统”的地位:对法兰克福学派有关“单向度的人”理论的批判,对该学派有关大众媒体可能隐含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担忧的不以为然,对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社会的信心,以及冷战语境下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对后殖民国家的意识形态争夺。1960年代的到来,尤其是1970年代初开始的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第三世界”的抗争,又催生了以激进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批判传播学,而本文开头所引的《传播与阶级斗争》大型文献集(上、下部),就是影响了整整一代批判传播学人的奠基性文献。此后,正如丹•席勒(Dan Schiller)在《传播理论史》一书中所观察到的那样,诸如“传播与发展”这个主流学术范式的先驱罗杰斯(Everett Rogers)也不得不承认“主流典范的消失”和“激进派十年的攻坚起了作用,”从而致使代表主流的“这些传统再也没有正当性可言”(席勒,2012:p.132)。

   需要强调的是,主流传播思想,包括1980年代以来隐含对批判传播思想进行反批判的信息社会理论和全球化理论,实际上也包含在资本主义的最新危机之中——它既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一轮扩张进程息息相关,又在意识形态上与其进一步互相促进。因而,在面对与处理当下的现实问题时,我们很难仅仅从其内部开掘出变革的可能。新闻传播学需要不断跳出既有的主流研究框架甚至学科本身,重新引入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科学的视角,来检视这场当代危机中的种种传播实践及其与这场危机之间的种种关系。这不但能够拓展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议题,而且可能将研究从所谓价值中立的科学主义路径之中解放出来,从而真正树立起一种现实主义的研究取向。[2]

   正如2011年5月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会议征文启事所指出的那样,批判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理论在长期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中,一直坚持不懈地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推动传播学的发展,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促进传播制度向更平等、公正的方向转型。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导致马克思的“幽灵”再次游荡于世界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危机。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哈维的眼里,“这毫无疑问地是所有危机之母”(Harvey,2010:p.6),而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深度卷入和信息传播在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不但使这场危机有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也使信息传播领域显得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同时,正如加拿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者拉迪卡•德赛(Radhika Desai,2014)所指出的那样,当下的危机孕育了至少一代人前所未见的争取世界向进步方向转型的可能性,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设对于这些可能性的实现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

   实际上,2008年后,在海内外围绕“中国崛起”这个主题的众声喧哗中,一些学者已经在重拾中国革命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就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何去何从这个问题提出了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分析。[3]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新闻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虽然1980年代以来美国主流传播学的引进和对“信息革命”的拥抱助推了对基于马列新闻思想和中国革命实践的传统党报理论范式的反思,并由此带来了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空前的繁荣,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多年以来,甚至直到今天,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都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本土现实与全球现实以及西方理论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有世界视野和中国主体性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究竟应该如何做,这始终是一个问题,而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的一个后果:“改革开放前后传播思想的变化率先体现在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修正和改造上,即新闻思想的‘拨乱反正’上”(王维佳、赵月枝, 2010:p.19)。与此相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去历史化”趋势,而中国传播研究几十年来也“正是在试图发现抽象的发展规律的努力中不但悖论式地成了新的市场经济与社会文化权力关系的构建者,而且在现有发展模式出现危机的时候,失去了对其从宏观历史与重大而紧迫的社会现实问题的高度进行反思与创新的能力,从而也逐渐远离了中国思想界的前沿”(王维佳、赵月枝,2010:p.21)。因此,正如我们在上述提及的“批判传播学书系”的序言中体认到,在世界早已进入2008危机后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在世界范围内汇聚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各种力量、视角和方法,在对当代社会的危机与问题作出恰当的回应的同时, 为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传播理论的发展开拓新的道路。

   正是出于以上的考量,我们需要重拾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发展逻辑及其危机的深刻洞见与远见,并在续接它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基础上,追索它与包括中国当下社会发展在内的全球发展以及其中各种具体传播实践之间的关系。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与新闻传播学研究最为重要的连接,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或者更广义的批判传播学研究也只有在此脉络当中才有可能真正充分情境化地落地。

   此外,出于更好地把握资本主义全球性和历史总体性和汇聚全球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思想的考量,我们需要关注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不同区域尤其是一些非欧美地区的传播实践使得我们的研究拥有一些共同的问题意识,它们对于我们基于中国的认识来说并不是简单的补充,而是与我们共同构成了对现实整体性的反映与观照, 因而这种联系需要被明确地彰显出来;另一方面,中国情境的传播实践也无法孤立地放置于自身内部来看待和分析,而需要看到它与全球实践之间的关联,才有可能对自身进行准确地认知与判断。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走的不是“西方理论,本土实践”的西方中心主义学术老套路, 而是“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Chakravartty & Zhao, 2008; 赵月枝,2014)视野下的创新。作为在现有传播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一种糅合了后殖民批判理论的学术创新,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不但秉承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总体性关注并把政治经济权力以及阶级、社会抗争等为作为最基础的问题,而且把这些问题放在全球视野中和不同文化间的互动维度来分析。这样,它就赋予了国家、民族、种族、全球治理、地缘政治、全球正义等议题更核心的地位。更具体地说,“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分析希望在关注源于西方的强势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等过程与其它处于弱势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产生碰撞的历史过程中,探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东方和南方国家的特殊性、现实多重性、挑战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以及这种挑战的社会主体性等问题”(赵月枝,2014:p.157)。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同丹·席勒(Dan Schiller)的说法:“分析与研究传播文化的合适单位应该是超民族、超国家 (supranational)”(席勒,2012:p.121)。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民族国家无论是之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还是作为社会抗争场域的重要地位。相反,通过关注并引介来自西方国家内部的批判传播研究和有关印度、南美等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批判传播研究,我们不但希望挑战传播学术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偏颇,而且为传播学术的在新历史语境下的再次马克思主义化开辟新的理论空间。

  

  

  

   以《批判传播新视野:危机与转机》所收入的论文为例,新形势下的批判传播研究聚焦至少可以归纳为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包括对马克思经典的重读和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消费资本主义文化和数字资本主义危机中的新运用,中西方不同马克思主义流派在新闻自由和文化领导权理论方面的比较、自主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和实践前沿,以及批判视野下的中国传播研究新问题意识、风险传播和生态传播等内容。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与上述所引布洛维观点和哈特(Hanno Hardt,2008:p.6)有关“当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力量,那是因为它能够自我批评”的认识相一致,今天的批判学者致力于真实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全球语境之间的具体关系,包括对经典的再理解、再阐释,也包括对它的更新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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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大学》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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