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 次 更新时间:2022-02-27 19:50:29

进入专题: 马克思主义   传播政治经济学   批判传播学  

赵月枝  
译者按: 赵月枝教授与美国批判传播学者约翰·兰特(John A.Lent) 的这篇英文访刊载于兰特和米歇尔·阿梅兹(Michelle A.Amazeen) 合编的《批判传播学关键学者: 从先驱到下一代》( Key Thinkers in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From the Pioneers to the Next Generation) 一书中, 该书于 2015 年 8 月由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出版。在访谈中(该书第12章),赵月枝教授回顾了自己的批判学术历程以及在东西方学术场中学习与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机遇和挑战。译文有删节,赵月枝教授也稍有改动,原文标题为“赵月枝”,本文新加了标题。

  

  

约翰: 请问您是何时开始在政治经济学或者批判研究领域著书立说的呢?

   赵: 1992 年,我在《加拿大社会学期刊》(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那篇论文基于我博士生综合考试的文献综述,探讨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所产生的影响。

   在读博初期,我把自己研究的主要精力放在与导师罗伯特·哈克特( Robert Hackett) 一起将我关于新闻客观性的硕士论文修改成书上面。这既为我提供了一个扎实的批判视角来审视西方媒体理论与实践,亦是我考察中国媒体转型的研究基点。因此,当1994 年底我准备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我意识到,后一九八九时期中国媒体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不再是争取新闻自由的抗争,而是在现有结构内急遽的商业化。我意识到了这一进程所带来的自由化冲击,但是也看到了中国新闻业所滋生的大量腐败和媒体商业化所带有的明显社会倾向性。回想起来,这是发生在中国媒体业显而易见的事情,而我也似乎被证明就是那个在恰当的时间找到了关于中国媒体的恰当叙事的“恰当的人”。在1994 年9 月,我将18 个月大的女儿送到中国农村老家,请我父母代为照看,自己到北京进行田野调查。1995 年初,我独自回到加拿大,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等到我申请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教职的时候,我已经有两本书即将付梓,一本是我的硕士论文修改而成的合著书———《维系民主? 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另一本是我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媒体、市场与民主》( Media,Market,and Democracy in China) ,两本书都在1998 年出版。

   约翰: 嗯。那么在您的经历中,您是否面临过选择不同立场或不同路径的重重阻碍?

   赵: 对知识分子而言,我认为与主流观点相左被“污名化”与其说是一种阻碍倒不如说是我必须去面对的痛苦。在“左派”观点被全盘否认的后毛泽东时代,我首先不得不面对的便是被视作“左倾”观点的拥趸。简言之,谁也不想被贴上“左派”的标签。

   约翰: 是这样的。

   赵: 我清楚记得,1995 年底当我在完成博士论文结论部分时,部分由于受到1960 年代西方“新左翼”思潮的启发,我意识到,虽然改革好像埋葬了左翼思想,中国需要一个“新左翼”。但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有意规避了这一术语,而是呼吁“重新阐释社会主义”。当然,我并不知道,正是1995 年在台湾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有人提出,中国出现了“新左”。

   因为西方的中国传媒研究被自由主义观点所牢牢统治,我成为了这一霸权的挑战者。然而不可避免地,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我必须面对两大学派冲突的后果,即受到有意或无意的脸谱化与边缘化。即使在冷战早已被宣称已经结束的时代,学术界依然深受冷战意识框架的影响。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并没有直言背弃马克思主义。这样,作为麦卡锡主义遗产的对“赤色分子”的迫害仍易于反掌。你有可能因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而被认为是支持权威国家,而且无法为自己辩护。换言之,当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的话语处于垄断地位时,试图阐述社会主义的另类或激进形式是一种挑战。

   约翰: 的确如此。

   赵: 幸运的是,我得到了一些认可我的学术批判传播学者强有力的支持。在我备感沮丧之时,他们劝慰道,如果他人极为不当地故意歪曲我并将我视为攻击目标,那么他们将承担失去学术公信力的风险。这些志趣相投的学者不仅对我的学术被曲解义愤填膺,还就如何回应这些误读给了我许多建议。在我学术生涯的初期,他们的鼓励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当然,我尽己所能不将这些误读理解成个人攻击。事实上,我也决意宽容对待甚至支持我的学术对手。

   当然,在中国国内的情况更为复杂。我起初并没有在中国发表论文,而且我的英文著作由于其对改革进程的尖锐批评而未被译成中文出版。于是学生们往往是间接地从别人的曲解中了解到我的观点。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得不反复回应那些将我的观点简单化的言论。最常见的是将我塑造成“只批市场不批国家”的“稻草人”,尽管如你所充分了解到的,在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里,国家与市场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两个实体,而将国家权力与市场权力结合起来分析恰恰是我研究的核心。

   这也许算不上一个主要的障碍,但我在回中国讲学时不得不面对另一种困境。一方面,由于西方学术界与中国学术界的不平等,一些从西方回国的人颇具学术声望。我受益于此,多次受邀回国讲学。主办者也常常会说,我讲出了他们也认同但无法明言的观点。另一方面,和1990 年代研究中国媒体的海外学界一样,国内的中国媒体研究仍然受到那些对党和国家感到不满并且除了自由资本主义民主之外无法想象任何替代道路的学者的主导,因而我的学术对于国内自由主义的学术场而言,也是一种威胁。由此,我的学术立场不仅承受着被刻画成支持威权国家的风险,还常常被视为在道德层面存在问题:“你在加拿大过着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却又回中国提倡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学术,这是多么虚伪! ”

   约翰: 没错。

   赵: 当然,在这样一种逻辑的背后不仅仅是狭隘民族主义情感,更有一种历史线性思维在作祟。那就是,我在试图劝说国人放弃他们追赶西方的努力,也就是放弃过上我在西方所享受的“美好生活”的机会。这中间也不乏教条的和阶级决定论的臆断。诸如,因为我已经享受了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种种实惠和好处,那么我在学术上仍然坚持批判立场就只能是一种自相矛盾。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实际上是最为教条主义的、阶级决定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拥趸,而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早已因为“文化大革命”及其教条化的阶级标签而受到过驳斥。无论如何,这些是我必须处理的问题。我意识到自己继续前行的唯一道路便是直面这些矛盾,并尽可能地保持自主性并不断自我反思。应该说,这些年来,情况有所改观。此外,在中国的讲坛,我能以自己愿意的方式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当然,在出版时,我必须面对出版社的审查,但我也竭尽全力去挑战主导学术话语的“极限”,包括将阶级分析重新引入中国的媒体研究。当某一期刊杂志社拒绝发表我的文章时,我就再投下一家。由于我并不依靠发表中文论文作为我职业晋升的筹码,因此我可以负担得起挑战极限的“代价”。也许别人会称此为“共谋”,但我将发表每一篇中文论文都视为中国传媒研究在批判学术道路上前进的一小步。

   约翰: 那您在加拿大又是一番怎样的经历?

   赵: 在加拿大多年的生活经历,使我知道这里有着不一样的权力形态和压制模式。我想强调的是,发生在19 世纪华裔铁路工人身上的种族歧视并没有消失,即使我已是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我仍然在今天直接地、切身地感受到其影响之深。种族歧视与随处可见、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一道,成为一种剥削和胁迫的力量。尽管种族主义操控和陷害没有使我丢掉工作,也没有使我停止自己的学术努力,但它逼迫我耗费一些本应花在学术问题上的宝贵时间为自己辩护。事实上,这正是我昨晚斯迈思奖获奖感言里最后一点的背景和潜台词: 我以民主传播工会( Union for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UDC) 的名义接受这一奖项,因为在这个全球动荡不安的不确定年代里我们更加需要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让UDC所代表的学者、从业者和行动主义者———不论他们的性别、肤色、国籍以及其他的差异———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的华裔传播学者,在对“中国崛起”的焦虑确实存在的语境下,我被夹在所有这些荣耀与恐惧之间。我不得不说,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相较于中国的政治审查制度,更深地伤害了我也更加剥夺了我作为人的尊严。在政治审查制度下,至少你知道审查者会认真对待你所说的———也许是过于认真; 然而,种族歧视者否定你的人性,拒绝把你当作同类看待。

   约翰: 您刚才回答了许多我准备好的问题。您谈到中国的出版审查制度。然而,另一方面,您在中国担任长江学者这样显著的学术职务,并在中国任教政治经济学。这两者是如何协调一致的呢? 他们仿佛是相互矛盾的。

   赵: 准确地说,因为中国并非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它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超过任何一个学院、大学或任何一个批判学术群体。这里有两种不同的逻辑在起作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项目是由中国教育部授予的,这一点类似于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旨在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实际上,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项目有着严格的学术评议过程,远比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项目要繁杂细致。此外,我并不是首位获得长江学者称号的海外华裔传播学者。在我被授予长江学者时,至少已有三位在美国完成学业的海外华裔传播学者获得了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职位。

   约翰: 嗯。

   赵: 另一个逻辑涉及我的批判学术立场。马克思主义仍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而中国的大学仍然被官方规定讲授这一理论的某些阐释。因此,当我被任命为长江学者时,我猜想即便是反马克思主义者也很难公开宣称: “她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任命她。”

提到出版,又有不同的游戏规则。与长江学者聘用体系不同的是,编辑决策往往有着各自特定的方式。我猜想我的著作要由出版社主编或更高的领导来审查。例如在出版我的一部文集的过程中,有两家出版社认为我的内容太过于敏感而拒绝了。然而同样的书稿却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了,而且并无任何问题。这得益于出版编辑敢于承担责任。事实上,编辑拥有一定程度上的出版决定权。某些情况下,可能是编辑并不赞同我的批判视角和阶级分析,应该是他们,而非某种单一和抽象的“政党”权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马克思主义   传播政治经济学   批判传播学  

本文责编:hanzhiru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新闻传播学 > 新闻传播学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1726.html
文章来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