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读吕新雨《学术、传媒与公共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4 次 更新时间:2021-09-26 17:22:26

进入专题: 公共性   批判研究   传媒研究  

赵月枝  

   摘要:吕新雨在修订再版的文集《学术、传媒与公共性》中探讨了学术和传媒的公共性问题,既结合了西方批判理论基础和世界历史视野,又有很强的中国问题意识。其中特别关注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这样的世界历史性真问题和大问题,为中国传播的批判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深度的视角。同时通过"重读韦伯"来探讨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及何为政治、何为学者和学术为何与新闻为何等问题。同时,以学术的公共性为依托来为中国媒体的公共性寻找理论和道义的基础,媒体制度和政策的支撑,社会阶层的依托,以及在具体媒体实践中实现的途径。

   关键词:公共性; 批判研究; 韦伯; 媒介制度

  

  

吕新雨的文集《学术、传媒与公共性》2015年在我们合编的“批判传播学”书系中出版后, 现在重印, 足以说明此书的吸引力。这部文集主题鲜明, 立论清晰, 四个部分就学术和传媒的公共性问题层层推进, 各个篇章既交相辉映, 也自成体系, 读者无须我赘言就能完全进入新雨学术所构建的丰富知识殿堂。无论是从头到尾细细研读, 跟着新雨的编辑思路启程从社会科学基本方法与学术伦理, 到具体的纪录片文本分析, 这样从普遍到特殊的学术之旅, 还是挑自己心中最抢眼的篇章先一睹为快, 我相信读者都不但会被新雨学术的理论魅力和现实意义所吸引, 而且会被她的学术所体现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担当所折服。

  

  

  

   我和新雨之间的交往有非常纯粹的学术性质。2005年初, 当我在西方批判知识界的著名思想性刊物《新左翼评论》 (New Left Review) 上读到她的《〈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文时, 简直是惊喜之极。虽然我当时还没有听到过她的名字, 但是, 这是一种终于在华人传播学界发现了难得的学术知己的感觉。当时, 我不但已在西方批判传播学界作为孤独的华人学者爬滚了很多年, 而且恰好应邀在写一篇有关中国工人阶级传播学的文章。更确切地说, 这是一篇有关改革时代的中国工人阶级如何没有传播, 或者说, 他们的传播是如何被“短路”的文章。在我的意识里, 这个题目只有我这样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批判传播学者才会去写, 那个源于美国“冷战”传播学、在1980年代登陆中国, 而后有一段时间, 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去马克思主义和去阶级化的“沉默的螺旋”是如此有力, 以至于我认为, 哪怕跟来自中国的学生张口谈“阶级”和“意识形态”问题都是不合事宜的。

   可偏偏在这时, 新雨的文章横空出世, 使我眼前一亮, 让我知道国内传播学界居然还有人关注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这样的世界历史性真问题和大问题, 而且把这个问题写得如此恢宏、深刻、厚重和史诗般的令人回肠荡气。这样的研究才是无愧于中国人民在被称为“短二十世纪”革命和建设与改革开放, 这两个伟大而又曲折时代的社会实践的传播学术啊。从此, 我知道, 在做有关中国传播的批判研究方面, 有新雨这样一位既有很深的西方批判理论基础和世界历史视野, 又有很强的中国问题意识以及学术使命感和专业造诣的学者。

   更令我拍案叫绝的是, 虽然我自己也做文本研究和意识形态批判, 并且一直在倡导和从事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批判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实践, 但是, 我总觉得这方面的成果不多。在新雨的这篇文章中, 我不仅领略到了一位精通西方美学理论的批判文化研究者在文本分析上所表现出来的学术功底, 而且看到了在中国工人阶级主体性问题上宏观政治经济分析和高超文化分析相结合的典范。我有理由相信, 这篇现在引领第四部分的文章也许是目前中国传播学界唯一一篇被翻译成英文和法文出版的学术文章。

   知道《〈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文章之时, 也正是我和几位西方批判传播学界同仁创立的《全球媒体与传播》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学刊在英国面世的那年。我们的初衷就是推动批判传播学术的发展和传播学术的去西方化。可是, 作为新刊物吸引读者的重点文章, 推出的几位访谈学者———吉登斯 (A.Giddens) 、卡斯特 (M.Castells) 、贝克 (U.Beck) 、萨森 (S.Sassen) ———不但全是西方的, 而且都是社会学家, 没有一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播学家。我为自己“发现”了新雨的学术并能把她选为在《全球媒体与传播》推出的一位中国传播学访谈对象而感到无比自豪和自信:她是一位中国传播领域的学者, 她的问题意识既是中国的, 又是世界的。在我眼里, 她的研究关注到了中国传播最重要问题之一, 她的分析代表了中国大陆批判传播学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成就。总之, 她是我再理想不过的学术访谈对象了。

   我已记不清我是如何第一次与新雨见面的,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与她的两次访谈。第一次是2007年的冬天, 在北大的勺园。当时我在北大客座讲课, 她在北京开会。我的客房在阴面, 环境有些凄冷, 但我们谈得热火朝天, 我也用专门为这次访谈买的一支录音笔做了录音。但是, 事后发现, 我的录音笔上竟是一片空白!等我们第二次有机会再做访谈时, 已是2008年盛夏, 而地点是她在温哥华开会所住的客房。这个访谈的中英文节选版先后出版, 而且都有很好的学术反响。这次作为本书第二部分出现的这篇题为《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4万多字的访谈长版本, 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

   在访谈中, 我向新雨提出了许多有关中国传播的基本问题。这些也正是我自己在研究中一直力图回答的。但是, 在这个访谈里, 我除了设立访谈话题框架和提供一些基本背景外, 主要把自己定位于提问者, 而不是对谈者的角色。在这一访谈中, 新雨就我所提的事关中国传播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和自己的学术观点, 包括在纪录片研究方面的学术道路和学术贡献, 娓娓道来, 几乎每个问题带出来的都是一篇立场鲜明, 但没有普通学术文章繁文缛节的浓缩的精彩小论文。而作为访谈者和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本的编译者———这是我第一次为别人做编译———我为自己的学术与新雨的学术之间有如此多的共鸣点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更为新雨举重若轻, 在市场、国家、媒体和民主这些重大问题上用三言两语就能把我自己需用整篇文章和整部著作来表达的主要观点说透彻的功力。把时间投在这个访谈上, 我不但没有丝毫为人做嫁妆的感觉, 而且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别人从党同伐异的政党政治出发, 把这个访谈说成“国外那个大左派和国内那个大左派的联合”也好, 或则从个人情感的层面同情地把它描述为两位孤独的批判学者间的“惺惺相惜”也罢, 我更愿意把这一努力看作是构建学术共同体的具体实践。我相信, 这篇经过新雨修订和补充的访谈, 不但对了解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的基本立场和学术议程, 而且对了解新雨的学术路程和学术贡献, 包括她的研究在中国传播学发展史中的位置, 都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 这只是我的个人判断。虽然我自己被忝列到国内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中国传播学发展的一部历史性著作的学者传记中, 但是我注意到, 书中没有新雨。不过, 若非要拿这一现象说事, 我相信这不是新雨的遗憾, 而是中国传播学的遗憾。如果传播学是关于社会传播主体的传播活动研究的话, 那么, 正是新雨, 不但一直在研究占中国社会最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主体性问题, 而且以在新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工农联盟”为己任;如果中国传播研究应该关注中国“本土问题”, 那么也正是新雨一直在强调“乡土中国”的重要性和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之于中国传播学的核心地位;如果传播学只有克服媒介中心主义和技术决定论才能摆脱自娱自乐的尴尬局面, 进而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赢得一席之地的话, 那么, 新雨不但从一开始就这么做了, 而且几乎是唯一一位以她对中国社会转型有急迫和重大实际意义的理论问题的独到见解, 而活跃于中国思想界的传播学者。

   有点匪夷所思的是, 新雨的学术背景是美学, 不是新闻学或传播学, 她主要关注的传播形式不是最主流的新闻和电视娱乐, 而是纪录片———尤其是记录“底层”生活的纪录电影。也许, 正是这样的“非主流”学术背景和对“非主流”传播文本和这些文本的创作者的关注, 使她不但规避了“主流”传播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冷战”社会科学巢穴, 而且把自己的学术使命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 与体现中国社会根基的“乡土中国”和代表中国社会最基层和基本的政治概念———人民———联系在一起?也正是因为这样, 新雨的传播学术上 (外) 承从亚里士多德到德里达的理论, 下 (内) 接重新理解中国农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以及当今社会底层的纪录片的“地气”, 而有了批判学术的最重要的“激进” (radical) 特质?事实上, 正是她的这种“追根刨底”的彻底和纯粹的科学精神, 使她从硕士时代对现代中国话剧的研究追到了博士时代对现代戏剧的西方源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研究, 从对新闻、影视作品中对农民工的呈现研究进入到中国农民、现代性和城乡关系问题本身的研究, 并先后出版了《乡村与革命》和《乡村与国家》这两部关于中国乡村问题的专著。而正是这样的跨学科或“跨界”的研究, 使她对传播问题的分析比一般的传播学者有更深厚和宏大的社会历史视野, 从而使她的研究有了传播学真正的“跨学科”的特性。总之, 无论从内容和做学术的路径上, 新雨都可以称得上“激进”和“先锋”。

   当然, 我知道, 在去革命和“文革”后的当下中国甚至整个中文语境里, “激进”一词很刺眼, 既不和谐也不中庸。但在英文里, “radical”有从“根”的层面, 也即最基本的根源层面看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思。我自己, 相信也包括新雨,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批判传播的“激进”本意。如果从贬义的“极端”和“不现实”角度来理解批判传播的“激进”, 并把这一特质作为批判传播所独有, 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 就“极端”和“不现实”而言, 追求“真正的”、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才是“激进”的。今天, 在中国已然开启了“深化改革”并明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时代, 新雨的学术道路和学术实践对于我们在理解本书的核心问题, 即学术的“公共性”问题的基础上, 反思中国传播研究30多年来所走过的道路, 从而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 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相对于我向英文学术界展示中国传播学最“拿得出去”的学者, 和促进中外传播学术共同体的构建这一动机而产生的直白访谈, 作为本书第一部分的《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宏文, 无疑是风格迥异的一个文本。在这里, 读者需要静下心来, 抛弃一些既定框架和对韦伯的现有误读, 跟着新雨重新进入韦伯所处的时代和语境, 来思考社会科学方法、何为政治、何为民主以及何为知识分子等重大问题。对于习惯于网络短语和信息快餐的年轻学子来说, 这可能是一篇比较晦涩和难懂的文章。这不是那种茶余饭后的消遣文章, 也不是那种上课半小时前匆匆看一眼就能得其要旨的普通学术论文。这是这样的一种文章:它不但需要你选一个头脑比较清醒的时刻, 心无旁骛地反复研读, 而且需要你随时准备挑战自己的现有认识, 敞开心扉接受其新观点的洗礼, 并敢于面对这种洗礼的结果。但是, 对任何一位对学术的意义有所追求的学人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公共性   批判研究   传媒研究  

本文责编:hanzhiru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新闻传播学 > 新闻传播学读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8735.html
文章来源:《全球传媒学刊》2018年第3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