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反“线性历史观”启示的中国新闻理论方向与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 次 更新时间:2022-08-08 18:27:59

进入专题: 西方中心主义   文明等级论   中国特色新闻学   批判传播学   传播政治经济学  

赵月枝   陈鸥帆  
摘要:线性历史观是主流传播学和美国现代化理论所植根于其上的历史观和意识形态设计,与西方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同构为一套话语系统。其深层意涵和理论表达都意在规训和误导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路径,限制后发国家对非西方的另类发展道路的想象和探索;进而消解全球多元文明价值观,确立西方资本主义“所谓的文明〞的永久中心地位。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必须具备突破线性历史观的意识形态自觉,在中西方文明碰撞交流的跨文化视野中确立以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实践为社会历史坐标的理论主体性;从融入并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和中华文明进化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发掘问题意识,实现理论创新;进而致力于构建平等平衡的全球文明发展生态,在推动消解线性历史观的历史实践过程中解构其话语合法性。

   关键词:反“线性历史观〞;西方中心主义;文明等级论;新闸理论;方向路径

  

  

唯物史观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理论确立与发展的核心与主线,它昭示着当代理论与实践路径的形成要在历史中探寻;而历史上的道路选择,根源于当时主体所面对的主要矛盾以及由此确定的核心关注。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当代方向与路径探索,应自觉建立在把握历史实践及其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从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所面对的主要矛盾之一是“以‘意识形态终结’为思想基础的信息理论和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开始登陆国内,我们以‘信息’对抗‘宣传’,以抽象的‘传者’和‘受者’代替有民族、阶级和其他社会性的传播主体”[1]——以普世形态输人的传播学占据主流地位,而有阶级价值归属、有民族国家性质、有文明形态皈依的中国新闻学则被边缘化。虽然,相关反思也由来已久,但如果不对作为美国传播学核心原则的线性历史观进行清算, 这种反思就是不着边或不探底的。同理,也只有从反线性历史观出发,考察、反思东西方新闻传播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实践领域的“攻守进退”之道,才能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当代方向和创新路径有深入的理解和正确的把握。

  

   一、线性历史观及其一体多面的话语系统

  

   15 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及伴随而来的欧洲国家开启的全球殖民和全球贸易扩张进程,使得欧洲人发现了自身文明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感反映在西欧思想界,启蒙时代的孟德斯鸠,以及稍后时代的亚当.斯密及其苏格兰的朋友们已经在探讨文明的演变模式。他们试图把文明在社会空间上的差异等级化,再把这一等级差异转换为时间序列中从低级到高级的不同发展阶段。[2]顺着这一思路,黑格尔的“世界史”观念、达尔文进化论诞生之后的西方进步主义思潮都进一步确认了文明等级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总结的几大社会形态被理解为全人类必然履行的历史过程”[3],这些社会形态被从低级到高级排列,镶嵌在线性时间链条上从过去到未来的不同阶段。传统的世界史书写就秉承这样一种线性历史观—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自认为是早已超越了低级文明阶段的高级文明发展阶段,排在线性历史的最前端。直到20 世纪80年代,由日商美国人弗朗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 提出的所谓“历史终结论”仍然延续这种线性历史观,即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是所有其他社会制度存在和发展的终极目标。

   线性历史观伴随着无法抵御的殖民暴力而被殖民地国家广泛接受。西欧帝国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关系于是被确立为“启蒙与蒙味的对立”“进步与停滞的对立”或“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西方文明在现实和观念中牢牢占据了先进的那一方,化身成为引领其他文明迈向现代化的灯塔和模版,这正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内涵所在。所以,线性历史观、文明等级论和欧洲中心主义是本质相通的不同表述,它们共同构成了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掌控其殖民地体系甚至操控世界体系的系统性意识形态,为维系其全球统治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释与合法性话语系统。

   在前资本主义阶段,也有所谓“文野之辨”, 但往往是野蛮的一方掠夺侵害文明的一方,而文明的一方对于野蛮的一方,除了要怀柔远人、边境宴安之外,基本别无所求,更恨不得以长城永久限隔其往来(中国和罗马帝国都修过长城)。[4] 另外,自公元 10世纪以来,以中国为核心建立了欧亚陆海贸易体系,各国和平通商、文明平等交流,欧洲各国受亚洲尤其是东亚、中亚先进文明的影响直至近代。然而,从殖民时代迄今, “文明”为政治军事开路,新闻传播业则为“文明”开路,而西方主流媒体的叙述都“颠倒了文明与野蛮”[5]。特别是19世纪末,各帝国通讯社(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社、美国美联社、 俄国沃尔夫社) 对全世界进行了新闻信息殖民地的分割,垄断了国际新闻传播。于是列强基于军事、工业、垄断世界市场的强权和条约法律等上层建筑,以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而建立起来的不平等、不平衡的国际传播体系,进一步固化了文明等级论。

   线性历史观同构着欧美数百年扩张过程中的对外对内世界观。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两大支柱——工业化和城市化,既以剥夺本国农村(如英国圈地运动)为奠基,也以掠夺亚非拉地区的劳动力或毁灭其农耕经济为代价, ‘资本主义源于西方,在其以城市为中心的世界扩张过程中,亚非拉被边缘化,由中心剥削边缘,支撑庞大的帝国,这同时也是城市剥夺农村的过程”[6]。因此,文明等级论也内化于国家内部,即城市优越于农村,城市是先进的、文明的, 而农村则是落后的、野蛮的,农民是愚味的、有待开化的。农村落后、农民愚昧与西方中心、城市中心作为同一套文明等级论话语的两种面向,伴随着殖民主义和资本全球化过程共同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思想生产及话语表达。

   20世纪初,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了“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与西方中心主义和线性发展观相反,强调后发国家和地区跨越性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苏联通过十月革命建国和在落后农奴制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新中国在“一穷(工业不发达)二白 (文化和科学水平低)”的基础上奠定工业基础,并取得建设成就的事实,都是该理论强有力的证明。苏中国家以伟大的历史实践打破了这套线性历史观的意识形态一话语系统神话。然而,20世纪80年代,国门开放、苏东解体,“线性历史观一文明等级论一西方中心主义”伴随着自由主义思潮回流,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并集中体现在新闻界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与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和表达上。1988年,纪录片《河殇》其基调就是把中国的落后、现代化的问题等都归结为内陆的传统文化;把黄河、黄土地和黄皮肤都看作落后的符号与象征,认为实现现代化、走向世界就得告别这种黄色文化,进而拥抱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即西方文化。同时,它毫不掩饰地贬低农民,坦言面对这样愚味的(祈雨)农民,即使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醒转过来也没用。而这一时期也正是20 世纪80 年代中国吸纳外资的高峰期,亲资本、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已经造成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断裂初显。

  

   二、线性历史观和反线性历史观的新闻传播理论的对立与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颠覆“文明等级论”和“农民愚味说”的理论著述,但马恩指出资产阶级对一切民族推行他们“所谓的文明〞“创造”了近代“文明”样貌:“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7]显示出他们看待近代文明差异的根本观点。总体看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详尽阐释和从唯物史观出发进行的大量历史、现实分析有力地解构了文明等级论,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剖判 “文明等级论”的方法论资源和分析路径。

   20世纪上半叶,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旧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帝国体系的危机是二战之后老牌殖民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源于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朝鲜战场的失利、 古巴革命的成功和众多新兴国家脱离殖民体系等政治事件,更主要来自西方文明等级秩序这个全球治理法则背后的‘道统’所面临的质疑。 从联合国人权宣言到经济领域、信息传播领域等一系列的‘新秩序’倡议;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发展替代方案在西方阵营内外的兴起到“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所代表的独立意识,一个焕发着勃勃文化生机,同时又给不平等秩序的维护者带来严重威胁的新世界呼之欲出。”[8]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们一方面施行各种手段意图挫败世界范围内的激进运动,另一方面又要重塑对第三世界的文化领导权和全球文明等级秩序。1945 年开始,美国开始了国家心理战工程的资助和引导, 美国军方、情报部门、政府部门、重要的基金会组织等推动传播学者们从事说服技巧、刑讯审问、政治与军事动员、意识形态宣传等方面的课题,针对性地冲击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寻贫困问题、依附问题和发展问题的文化领导权与政治自信心。“这些以宣传和胁迫为目的的研究项目,不但在传播学‘奠基人’的选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帮助确立了学科的核心问题与主导范式。”[9]  

   另外,二战后前殖民地落后国家最为关心的共同主题是建设与发展。有着数百年殖民统洽经验的资本主义帝国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时代趋势,将线性发展观和文明等级观念包装成现代科学的面貌重新粉墨登场:“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60 年代初,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界开始发展出一套现代化理论,作为理解现代全球社会变迁的统合性理论,为美国政府在全球阻击共产主义的扩张、引导新兴国家进入西方发展模式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理念、实证和策略等层面的支持。”[10]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念是发展的趋势沿着共同的、 直线式的道路由“传统”社会向建立现代国家的方向演进。对照这一标准,美国已经进人了消费社会的最高级阶段,西欧国家处于向最高级过渡的阶段,而新兴的民族国家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进发的不同阶段。

   在美国社会科学界“现代化”话语系统中, 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再次被放置在人类线性发展过程的前列。而传播学者参与到其中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就是构建了发展传播学,相关研究很快成为现代化理论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施拉姆、罗杰斯、勒纳等人是发展传播学领域的核心学者。发展传播学认可现代化理论对于社会进步阶段的描述,强调文化与传播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施拉姆的著作是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撰写的,他对于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大众传媒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各类国际发展机构的实际政策,并且通过留学生教育,现代化范式影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阶层,使得发展传播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了这些国家传播学的主导地位。”[11]

接受“现代化”理论的后发国家,实际上成为欧美过剩资本的投资承载和收割其优质资源与利润的新殖民主义领地;往往以牺牲国家经济主权为先期代价,以社会动荡和牺牲政治主权为长期代价,跌人“现代化”陷阱。中国解放战争结束之初,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在中国迟迟不肯离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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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传播》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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