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论“文化多样性”的中国话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 次 更新时间:2021-03-04 06: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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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文化多样性”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议题之一,但相关论述多是主张的宣示和立场的表达,更多的理论与历史内容并未充分展开。基于中国文化立场并结合全球文化实践来看,有三个问题最为重要。一是文化多样性的意义结构,包括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变迁、文化间与文化内、伦理与政治等方面。二是多样性的历史展开,包括对各种文化自我肯定、对不同文化的欣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三是如何提炼中国特色的“文化多样论”,这里至少就好兼顾文化包容、文化自谦、文化冲突和政治对话等方面。

  

   Abstract: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globalization era", but this is expression advocates declaration and position, the relevant theory about not fully launched. Based on the Chinese cultural position and with the global cultural practice, there are three most important. One is the meaning structure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cluding fact and value, existence and change, culture and culture, ethics and politics etc.. Two is the diversity of history, including the various cultural self affirmation, appreciation, to the different cultures of different cultur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The three is how to refin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diversity", hand here at least is good both cultural tolerance, cultural self abasement, cultural conflict and political dialogue.

   关键词:文化  多样性  中国话语

   Keywords: Cultural, Diversity, Chinese discourse

  

   全球化以来有关“文化多样性”的论述和实践,既是对西方文化强势扩张的现状所作的一种合理反应,也是对全球文化趋同化的一种深刻担忧。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民族文化复兴已成潮流的背景下,尊重与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主张和论述表达了、也推动了中国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实际上成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之一。不过,由于这类论述更多具有“对外”宣言的性质和论战的使命,因此未能就“多样性”本身作更为充分的理论和历史的阐释,未能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文化—政治话语。本文拟展开“文化多样性”的丰富内容并期对“多样性”的中国话语进行初步探索。

  

   1、多样性的意义结构

  

   多样性的内在结构和的意义内涵,是讨论“文化多样论”的首要问题。概括地说,文化多样性是客观事实也是价值观念,既是现实存在的也是变迁演进的,既存在于不同文化之间也存在于各别文化之内,既是一种文化伦理也是一种政治论述。

   第一,多样性既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种理想。

   只有在一般的或抽象的意义上,才有“文化”这一概念: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而在事实上,文化总是与特定的某个社会或人群、某个历史时期相联系的实体,、。不存在统一的文化,而只有各种不同的文化。作为一个事实,文化“多样性”是指文化间的差异,是指不同文化的“共在”。不同民族、国家、社群等都可能有自己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个性,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文化标准、趣味和风格,即使在同一社会空间、同一历史时间内,文化也有多种多样的样式、形态和种类。相互区分的文化既是特定群体亲和力和民族/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源泉,也是个体生命、生活的意义之源和价值依托。文化多样性体现着人类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表现方式,体现着人的需求与价值的歧异与冲突,它可能是人类这一物种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当然,各种文化与价值不但是相对独立的,也是相互依存的,没有一种文化是完全孤立封闭、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跨文化的共同元素始终在支撑着共享的价值观和相互主体性,完全可以把人类文化史理解为不同文化之间在种种接触、对话、互动中消除疏离、对立和敌意,增加理解、欣赏和交融的历程,这一历程既促进了人类和谐关系的建构,也推动着不同文化的变迁和演进。但正如不存在与其他文化没有任何交流的孤立的文化一样,也没有一种现实存在的文化因为吸纳其他文化的成分而“异化”为非我。说文化多样性是一个事实,包含着两点:文化本来就是多样的,多样的文化本来就是相互影响的。

   作为一种理想,“多样性”是文明人类对各种文化自由发展、和平竞争的肯定和期待。不同文化之间有历史长远之分、表现形式之异,却无简单的高低优劣之别,它们都在演变过程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原则上都有其存在权利和特殊价值,都应受到尊重和保护。确认多样性是值得追求的状态,基于这样一种意识:存在着与我不同的其他文化,这种多样并存在文化状态对人类的存在与幸福来说,是积极的、可欲的。这当然是在人类文明的较高阶段形成的一种意识。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拉丁文化是正统、是标准,其他文化则受到贬斥。这种文化上的不平等观又一次现出于现代早期。法国学者阿芒·马拉特(Armand Mattelart)指出:“‘多元’一词在欧洲帝国时期重新找到通用于拉丁文中的定义,而且古法文及中古世纪法文也沿用该定义,那就是野蛮、低劣、粗暴。”[1]但在20世纪,至少文明世界的主流都意识到,第一,没有一个民族、国家、社群或个人有权利声称他掌握了全部真理,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完美地回答人类和社会的一切疑难,可以给全人类指出一条康庄大道。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需要全人类的努力,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在文明人类的生活中有其位置和贡献,都有其值得尊重的视野、经验、价值和智慧。第二,人的自由蕴涵着多样性。至少在现代文化中,多样性和差异性已被认定为世界与人生的真实面貌,而且各种价值可能相互冲突,这并不意味着某些价值是真实的、某些价值是虚假的。在什么是可欲的、人应当如何生活等基本问题上,没有普遍有效的标准,各种选择并无客观原则可为绝对依据。不同文化的相互配合才能达到最优状态,不同文化的和谐相处才是文化的理想。

   文化多样性是客观事实,即人类文化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并没有取消文化间的差异。认识这一事实,需要文化自觉:我们本来是与其他文化共存于世的。但现代以来,不同文化相互影响,全球化在带来新的文化的同时也带来同质化、甚至同一化的压力,多样性又成为人类追求的一种理想。把多样性当作一种理想,基于一种潜在的危机:文化多样性有可能丧失。这两个意义上的文化多样性有不同的内涵和性质,须作清晰厘清。多样性是一个事实,但也只是一个事实,差异本身并不是价值,标新立异不是文化的目的,所以没有理由认为与众不同、自树一帜就一定是好的、值得追求的。多样性是一种价值,这是在比较、对话过程中,经过我们反思后依然认为值得保持、需要保持的特性与差异,现实存在的各种文化中,都各有其需要在演进的过程中加以克服、扬弃的特性和差异。

   第二,多样性既是现存的也是演变的。

   文化以差异的方式存在,这是事实。但这些差异本身就是在生活变迁、在文化持有者的创造中历史地形成并建构起来的,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固定的、僵化的。“演变”有二义。其一,文化是“变”的,即某一文化因应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更新、调适,或因吸收外来的养分而扩张、丰富。其二,变是某一“文化”的变,即某一文化基本价值的延伸、曲折和自我革新。所以,一方面不能把文化间的差异本质化、实体化、永恒化,那种认为不同文化只能处于“冲突”或敌对的状态的观点,是取消文化的可变性和历史性,是一种宿命论。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某一文化的“演变”看成是某一文化的解体或衰落,正是在文化的“演变”过程中,文化多样性才展开其全部的可能性。比如从古到今,中国文化都有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独特风貌与内涵,同时又与时俱进,形成不同的历史阶段。“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从文武周公孔子到当代,中国文化始终抱有“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创造精神,而且事实上也在吸收新质、转化传统,但无论怎样“新”,中国文化植根于远古,还是中国文化。这一演变的过程就是中国文化吐故纳新的过程,一些核心的价值观念仍然一脉相承,而一些失去了生命力的价值、规范和属性也因此解体。文化演变有时会采取非常激烈的方式,比如中国在遭遇西方挑战后,落后的一面更为清晰,因此需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来激浊扬清,以自我否定的方式来实现自我新生。

   现代文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阐释文化的演进和发展。比较整齐的理论是维柯—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阶段论和规律论。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认为,任何一个民族都要经历神治时代、人治时代和平民统治时代。黑格尔以自由为理解历史的线索,东方世界只知道一个人的自由,希腊和罗马人知道少数人是自由的,日耳曼人受基督教的影响知道全体人是自由的。马克思以“生产方式”划分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并以不太确定的语气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到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现代化理论等,虽然都在不同意义上提倡“历史演进一元论”,但基本都是一些抽象的主张和原则,其所处理的历史经验基本上限于西方,并不能有效地延伸到其它国家或地区。马克思在用“生产方式”划分历史阶段以概括自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历史时,不但同时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以说明中国、印度和某些回教国家的政治经济形态,而且在晚年一再对将其关于西欧历史的概述抽象为一套历史哲学的做法表示反对,都表明他们的“规律论”、“一元论”都不是对全人类的历史概括。而且,即使在西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进入这些历史阶段的具体时间也并不相同,其所走的道路、表现的方式也并不一样。比如马克思就认为“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才刚刚开始。(英国和法国)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反对的、而且依旧当做锁链来忍受的陈旧的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做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3]德国之所以落后于英法,就在于其历史文化的特殊性。马克思明确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时,固然是说明工业化的普遍性,同时也是在指出德国之于英法的差异性。历史已经证明,工业化的德国,也依然与工业的英法保持着文化上的差异。

因此,不能因发展的规律性、普遍性而忽略文化的差异性以及因这而来的多样性,不能用“先进/落后”单向解释模式而忽略文化的复杂内容和文化内的变化。比如,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是文化多样论、文化民族主义的奠基者,但他却把中国描述为全面停滞的文明:“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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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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