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软实力”论述中的流行文化——兼论“软实力”的中国话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 次 更新时间:2021-03-04 06: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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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回答如何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时,论者们普遍认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一个重要方面,这里的文化产业,当然包括流行文化。但在约瑟夫·奈和亨廷顿等人的论述中,流行文化是否为“软实力”的资源,是一个需要论证的复杂问题。在充分认识到流行文化可能发挥“软实力”的作用,也可能瓦解一国文化根基的多重性质后,中国文化软实力理论应当在五个方面提供新论:必须在民族精神传统与当代普遍价值之间寻求平衡;必须发展有内容、有意义的流行文化;必须从国内做起;必须广泛动员社会参与和公民行动;不能过分夸大文化的作用以至于形成文化决定论。

   关键词:软实力流行文化 中国话语

   Abstract: In answer to how to build China cultural soft power, the researchers generally believe that the "vigorously develop the cultural industr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The cultural industry, including popular culture. But in Joseph Nye and Huntington and others in the discourse, popular culture is the "soft power" of the resources, is a complex problem to prove. In the full understanding the multiple properties of the popular culture,it may play the role of "soft power", and may also be collapse of a country's culture foundation. Chinese cultural soft power theory should provide new theory in five aspects: must seek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national spirit of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universal value; must develop the content, significance of popular culture; we must start from the domestic; must mobilize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civic action; not exaggerate the role of culture that formed the cultural determinism.

   Keywords: soft power,popular culture,Chinese discourse

   随着文化在当代社会中惊人的扩张和渗透,文化理论也无可避免地成为一种经济/社会/政治理论。以阐释后现代著称的美国学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将此一现象称之为“文化主导”:“文化的威力,在整个社会范畴里以惊人的幅度扩张起来。而文化的威力,可使社会生活里的一切活动都充满了文化意义(从经济价值和国家权力,从社会实践到心理结构)。”[1]在整个社会领域日益“文化化”的背景下,我们不能仅仅在价值体验、形式创造、美感表现等传统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代文化,因为文化同时也是经济(文化产业)、社会(文化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政治、意识形态、软实力等)。就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资源之一而言,其中有一个小问题似乎没有得到充分注意,这就是:流行文化在什么意义上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检讨,我们可以对文化软实力的中国话语获得更为清醒的认知。

  

   1、约瑟夫·奈:流行文化也是“软实力”资源

  

   “软实力”(soft power,一译软权力、软力量)是1990年由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率先提出的新概念。说新也不新,有关“软实力”的观念,至少可以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有关“领导权”的论述中发现其端倪;其实践则可追溯到更远。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领导人早就知道,不动用实在的威胁或利诱也能达到目的,“胡萝卜”和“大棒”并不是达到目的的首先选项。比如现代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就更多依靠诱惑和吸引两种方式,软实力实际上是国际政治中的经常使用的手段。不过,约瑟夫·奈提出并论证的“软实力”概念及理论,主要不是历史经验的总结,而是对变化着的权力实践的一种阐释。

   从广义上说,“软实力”是全球化时代的现象:直接使用武力已经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受到质疑和唾弃,但竞争的压力并未减弱,它更多地落实在文化、制度、政策等方面。根据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温特(Alexander Wendt)的看法,国际关系中历史地存在着三种政治文化模式。第一种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文化,这是一种无政府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在其中,各行为体不承认相互存在的权利,趋于无限制的使用暴力,直至消灭对方或被对方消灭。这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然状态。第二种是洛克(John Locke)文化,这是由竞争对手的角色结构建立的,其核心内容是竞争(rivalry)。竞争和敌意有着本质的不同:竞争的双方相互承认生存和财产的权利,这种承认由主权制度表现出来。竞争对手不像敌人那样具有生死攸关的威胁,不会试图统治和消灭对方。第三种是康德(Immanuel Kant)文化,这是由朋友的角色结构确立的,其核心内容是友谊。在其中,国家之间相互再现为朋友,并为之遵守两条基本规则,即非暴力规则和互助规则。这不是说朋友之间没有利益冲突,而是朋友之间不使用暴力解决利益冲突问题。[2]冷战结束以来,国家之间仍然存在权力和利益的激烈竞争,和谐世界还只是人类追求的理想,所以目前的国际政治文化模式是介于霍布斯文化与康德文化间的洛克文化,即大量的国际竞争同时具有冲突性的和包容性两种性质,它主要不是以武力入侵和领土占领,而以经济扩张和文化渗透的方式进行。只是在这个时代,“软实力”概念才被广泛运用到国际竞争之中,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战略之一。

   从狭义上说,“软实力”概念及理论意在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评估冷战后美国的实力与地位?1980年代末,美国舆论界围绕“美国是否走向衰落”的问题展开论战。历史学家肯尼迪(Paul Kennedy)在1986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中认为,历史上的诸多大国都因“过度扩张”(over-expansion)而最终走向衰落,美国也无法避免这样的命运。这一悲观的论点因得到许多经验支持而颇受欢迎。1990年,约瑟夫·奈在《注定的领导》(Bound to Lead)一书中,提出相反的观点:即使承认美国的相对实力确实不如二战刚刚结束之时那么强大,但美国却不会像苏联那样走向衰落,因为美国还有一些特殊的力量,如世界上最强大的教育和科技体系,最具有吸引力的多元文化、民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同年秋天,约瑟夫·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软实力》一文,对“软实力”作了较为完整的论述。第二,如何解释当代世界的新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跨国公司在新的通信/交通技术的支持下的快速扩张,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提高,政府过多干预可能会带来巨大损失;大量跨国行为体不仅限制着各国追求其利益的途径,也影响着定义这些利益的方式,使得世界政治的联盟更趋复杂化;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和交往的发展导致权力从政府扩散到私有行为体;民族意识的觉醒,国家能力因现代技术的普及而得到加强,使得军事干预的代价更为高昂;生态恶化、艾滋病、非法毒品交易和恐怖主义等具有跨国性质的新问题,需要国际社会采取集体行动。如此等等,传统的权力工具不足以应付世界政治的新挑战,新趋势预示着传统途径之外的第二种、更具吸引力的权力运用方式:“第二种权力(当一个国家使得其他国家以其预期的目标为目标时,这种权力就出现了)可以称为同化权力(co—optive power)或软权力,它与命令他者按照其意志行动的硬权力形成了对照。……软性的同化权力与硬性的指挥权力同样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其权力被他国视为合法,则它将遭受更少对其所期望的目标的抵制。如果其文化与意识形态有吸引力,其他国家将愿意追随其后。如果该国能够建立与其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则它无需被迫改变。如果该国支持使得他国按照主导国家的预期采取行动或限制自身行为的制度,它可能无需以高昂的代价运用强制性权力或硬权力。概言之,权力正在变得更少转化性、更少强制性、更趋无形化,政治问题的现代趋势和变迁对权力及造就权力的资源的性质有着巨大的影响力。”[3]在约瑟夫·奈看来,这种新型的“软权力”是美国在未来世界政治中制胜的法宝。

   从这两个方面看,“软实力”概念与理论是对新的全球政治格局和国际竞争方式所作的一种回应和解释,并特别与继续谋求霸权地位的美国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软实力”不是硬实力,但毕竟是国际政治关系中可供使用的资源与手段。当我们说“文化软实力”时,这里的“文化力”主要是指当代文化中所蕴含的一些可以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进行竞争并具有吸引力的价值、品质和能力,或者说,是当代文化中的价值、品质和能力,可以、实际上也已被用来当作一种竞争方式和手段。如此,就不能简单地把文化等同于“文化软实力”:如果说文化的主体可以是国家、民族、区域、社群甚至个体,那么“文化软实力”的主体则是参与竞争并企图影响对方的国家、民族等集体性实体;如果说文化的对象可以全球范围内的任一集体、群体和个人,那么“文化软实力”的对象则主要是外部的集体、群体和个人。如果说文化的功能是满足公民多方面的需求,特别是非功利性需求,那么“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则主要是吸引、同化竞争对手。总之,文化是创造/传播/消费意义的行为,而“文化软实力”则是国家、民族或任何一种文化单元之间的竞争性行为。

   在《软实力》一文、《软实力》、《巧实力》、《权力大未来》等书中,约瑟夫·奈对“软权力”作了大量的说明和例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吸引力”与“同化力”。“吸引力”是“软实力”的内涵和资源,指一个国家以吸引的方式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

  

   与影响力不同,软实力实际上只是影响力的一个方面。威逼利诱的硬实力也是影响力的来源。软实力也不同于说服力,它不单纯是通过辩论来影响他人,尽管说服力确实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软实力更涉及如何吸引和诱导。吸引往往会造成人们的默许。从行为角度说,软实力就是吸引力;从资源角度说,软实力资源就是产生这种吸引力的有形和无形资产。[4]

  

   “吸引”其他国家的目的,是不战而胜地同化对方。所谓“同化力”,是指一个国家所具有的一种塑造其他国家喜好、取向和价值观的能力:

  

一个国家达到其在世界政治中所期望的结果,可能因为其他国家希望追随它,羡慕其价值观,以其为榜样,渴望达到其繁荣和开放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实现世界政治目标的方式,确定议程,吸引其他国家,与通过威胁、运用军事或经济武器迫使他们改变一样重要。软权力(使得他者期望你所期望的目标)吸引民众,而不是迫使他们改变。确立预期的能力往往与无形的权力资源相关,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被视为合法的或有道义威信的政策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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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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