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军:信任的“狡计”——信任缺失时代重思信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2 次 更新时间:2020-01-22 07: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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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军 (进入专栏)  

   信任:截断“猜疑链”的凭空创制

  

   刘慈欣在其著名科幻小说《三体》里做了一个沙盘推演:一旦“猜疑链”启动,将无可避免地走向“死神永生”。“猜疑链”实际上就是互相不信任,更确切地说,无法建立原初信任的逻辑结果——每个个体(国家或文明)在自身之所知信息与理性证据之外,不愿意进一步做出“透支”。进入“猜疑链”中的逻辑个体只能始终处于托马斯·霍布斯所说的前政治的“自然状态”,人与人不得不像狼与狼般互撕。今天线下从家庭到法院、线上从微博到推特、人物从小老百姓到名人明星乃至大国总统,“撕”,恰恰已然成为涵盖全民、渗透各个角落的当代景象。

   刘慈欣对“猜疑链”做了如下沙盘推演:A和B都想进入和平共处的共同体状态;但即便A认为B是善意的,这却并不能让A安心,因为善意者并不能预先把别人也想成善意者,换言之,A并不知道B是怎么想他的,不知道B是否认为自己是善意的;进一步,即使A知道B把A也想象成善意的,B也知道A把B想象成善意的,但是B不知道A是怎么想B怎么想A怎么想B的,“挺绕的是不是?这才是第三层,这个逻辑可以一直向前延伸,没完没了。”这就意味着,只要对他人存有猜疑,那猜疑链就会启动,并且永远无从关闭。“猜疑链最重要的特性:与文明本身的社会形态和道德取向没有关系,把每个文明看成链条两端的点即可,不管文明在其内部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在进入猜疑链构成的网络中后都会变成同一种东西。”

   刘慈欣沙盘推演的结果,就是著名的“黑暗森林”(对应霍布斯主义“自然状态”):任何人都出于对其他人的不信任而选择先下手为强。这个结果印证了西美尔的观点:没有信任,无从构建社会,甚至无从构建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西美尔的分析,根本性地触及了“共同体”构建的政治哲学层面:缺失信任,共同体无以成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信任应被理解为政治智慧的一个创制——对于“理性证据”与自己的“个人观察”所无法得出的关于他人的内容(无法“确知的内容”),通过选择信任而不是猜疑,从而使人际关系(以及建立其上的社会性合作)的构建成为可能。反过来说,一个人要让别人信任自己,实际上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因为别人总有理由去进行猜疑(太多无法“确知的内容”),如果没有作为政治智慧的信任,共同体状态乃至任何人际关系都无法达成。

   故此,信任可以说是政治智慧的一个根基性的创制和发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人依其自然,是政治的动物。”这个命题包含两层内容:人,(a)诚然是动物,但额外加上(b)拥有政治的能力。换句话说,人是一种有能力以“城邦”(共同体)形态群处在一起的动物。《荀子》呼应了亚里士多德,主张“能群”系人与禽兽的根本之别——“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如何形成一个共同体(群),便是最根本的政治智慧。一个人独自生活,就完全不涉及信任,也无需任何政治智慧。但当人以共同体方式来群处生活,就需要政治智慧,来摆脱那种人人自危的“黑暗森林”,建立起人际关系。

   如果把信任视作一个被“凭空”创制出来的政治智慧,就能理解为什么人这种“政治动物”能形成文明:只有在人类个体能实现大规模群处并有效展开合作后,人类才开始变成文明物种,知识和技术也才能不断被传递、更新与扩展。今天的学术研究更是如此,每一个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站到领奖台上的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大群人合力的结果。

   于是,没有信任这种政治智慧的“凭空”创制,人类就不可能有文明。信任,使得有限个体(局部信息、局部认知)之间凭借理性与逻辑所不可能达成之事成为可能。没有信任,人的群处与合作实是彻底不可能。商业公司也好,科研团队也好,恋爱关系也好,如果每个人把精力都花在核查其他人上,这个“共同体”根本走不远,因为这种核查是无止境的。它会将所有时间、精力、资源最后都吸进无底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政治智慧的信任使人际合作成为可能——它移除了不得不频繁核查他人的负担。倘若缺失信任这个要素,你就会发现自己根本不能投身于做好自己手里的事情,时间精力总是耗费于彼此核查上,这种状态使人际合作或生活在一起的成本(老板查岗、老婆查岗……)高到无法承受。

  

   一脚踏空:信任的“跃步”及其风险

  

   然而,作为政治智慧的信任,却内嵌了一个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症结,用西美尔的话来说,“任何信任永远隐含着一个风险”。这个风险就是,被背叛的风险。换言之,信任会落空,会被被信任者背叛。当一个大国选择相信另一个大国信守武器条约,它就承担了一个风险,在会被察知的范围之外,对方继续偷偷发展武器。同样地,在日常生活中,当你选择信任某家饭店而坐进去吃饭的时候,你就承担了它可能会存在不卫生的风险。

   与“网警人肉求交往”同时登上热搜榜的另一则热点新闻是,开学季许多家长要求幼儿园教室和午睡室装监控。家长们提出装监控的请求,就是因为当他们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后,便承担了一个风险——孩子没有被妥善照料的风险。然而家长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对于他们所承担的这个风险,装监控却恰恰不能解决:即便幼儿园同意装监控,只要家长对老师有了猜疑,就还是会继续担心,监控摄像头之外的地方呢?要求装监控所能实质性产生的唯一效用,就是让不信任显明化。问题的实质在于,家长与幼儿园老师的互信与合作是一种很有效用的政治智慧,怎么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呢,家长们近来怎么就对老师起了猜疑了呢?答案不难定位到:随着著名幼教品牌红黄蓝幼儿园一个分园2017年被曝虐童,被媒体曝光的幼儿园老师虐童事件此起彼伏,一次次强有力地瓦解着家长们对幼儿园老师的信任。

   信任的结构性症结便在于被信任者很可能不值得信任(untrustworthy)。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在论述宗教信仰时提出“信仰的跃步”(leap of faith):这一步只能是跳跃,而无法通过理性论证抵达;通过信仰的跃步,“猜疑被信仰所征服,一如正是信仰把猜疑带到这个世界上”。信任的结构,实际上同信仰完全一致——都倚赖一个彻底一无凭借的“跃步”而抵达。区别只是:前者跃向全知全能、直接具身化(embody)善与真理的“上帝”;而后者则跃向一个人类个体。倘若说信仰者可能透支性地跃向一个“幻像”的话,那么信任者的透支更清晰显明、信任对象的“幻像”性质更确凿无疑。这就是为什么卢曼直接下此论断——“信任建立在幻象上”。

   信任没有理性的根基,它只能倚赖一个“跃步”,而这个跳跃可能会一脚踏空。也正因此,信任总是结构性地处于一种脆弱的状态。信任做出者通常会处于某种紧绷状态,即便是“外松内紧”。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男生抱怨女生太紧绷、疑神疑鬼,实则这恰恰因为她处在信任的结构中。两性关系,便是两个个体为了进入共同体状态(最小的共同体形态)中,彼此都做了一个理性与逻辑之外的“跃步”。这个共同体可以随着年月递增、一起经历事情的增多以及双方的细心维护而越来越稳固,亦即信任越来越有“基石”。但即便如此,正如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所言,“并不存在两性和谐这个东西”,这个共同体永远无法抵达其最完美状态(“琴瑟和谐”)。那是因为:信任结构决定了,它在实践层面上始终处于脆弱的状态(内嵌被背叛的风险),猜疑在任何时刻都可能被开启。譬如男生在女生察知范围之外有过一些不靠谱的举动,或仅仅是女生没来由的猜疑(没有“实锤”但相信所谓的“第六感”),当然猜疑也可反向做出。一旦猜疑被启动,那它就会对共同体造成致命的破坏。要重建被破坏的信任,难度比原初信任的“跃步”更要大得多。

  

   “彩礼”习俗:信任之“狡计”的具身化

  

   人类学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几乎各种传统文化里,求婚者都必须带很多彩礼上门;而且彩礼从来不是象征性的、走个形式,必须是沉甸甸的、分量十足的。中国今天很多地区还有这个习俗,而且彩礼的金额相对当地收入而言相当高,“农村家庭娶媳妇就返贫”。也正因此,近年来关于彩礼的报道屡上新闻,作为陋习被诸多地方政府明令禁止。然而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俗?

   彩礼这个习俗,恰恰正是信任之“狡计”的一个具身化(embodiment)。求婚者上门去求婚,实际上就是要求对方信任自己会爱她一生、相守一生。你实际上要求她在不可能有足够信息的情况下跳进你挖好的这个池塘,而要她相信这不是一个坑,那只有一个办法让对方心甘情愿进入这种脆弱的状态,就是自己先进入一个更脆弱的状态——你把你自己家当的一大部分,都先送过去。

   正是在这里,可以进一步推进对作为政治智慧的信任的分析:信任的实践性智慧,实质性地体现在它的狡猾上——信任的“狡计”,不只是在于逼着人(信任作出者)做出透支性的跃步,并且逼着人(寻求信任者)做出透支性的交付,然后不得不努力守信。在黑格尔这里,“理性的狡计”(cunning of reason)意味着理性会狡猾地逼迫各个个体与群体的实践,去形成一个合乎它所设定的普遍历史进程(尽管各个体乃至民族都按照自己的利益或计划在行动。甚至历史上充满“伟大的恶人”,但这些混乱乃至灾难,却最终会汇成一个合乎理性的进程)。而本文把“狡计”一词从黑格尔那里借来放在对信任的阐述上,恰恰正是因为,信任会狡猾地使所有人类个体与群体(亚里士多德笔下“政治动物”)的实践,最终都围绕它(使它产生、对它保护)并在它设定的轨道上展开:只要人们想进入共同体状态(离开“黑暗森林”),就必定需要信任这个政治智慧来达成;信任又会使信任做出者与被信任者都经由“透支”而进入脆弱的状态,从而都对它加以善待与保护(只要他们具有起码的智慧的话)。彩礼是人们眼中之陋习,实则是信任使自身得以发生并被贯彻的“狡计”的一个典范性的具身化。

   尽管那充满土气的彩礼已被归入陋习,今天流行于都市里的充满洋气的钻戒、钻石项链,实际上恰恰起着同样的作用。钻石不符合经济学原理,正是因为它承担获取信任的人类学功能。晚近以来引起社会热评的“丈母娘叫我去买房”现象,背后亦是同样的发生学原理——你不买钻戒,那就买房子吧。即使彩礼被禁止、钻石跌价甚至房产贬值,也还会出来新的替代品。要获取信任,就是非常得难。

   近年来,有一些名人因私密关系出问题,然后说对方要挟他,甚至拿了好处最后还是把对话截图、录音放出来——这类隐私之“撕”,实是霸占媒体热搜榜(社会的沟通性空间)、吸耗人们关注力(使之变成吃“瓜”群众)的头部梯队。而一旦那些“私密爆料”被捅上媒体、登上热搜后,再当红的红人、流量明星,也无法避免“人设崩塌”、地位一落千丈,各个平台(包括以前的合作者)都避之不及。然而实际上,吴秀波等人作为名人的社会声誉,就是当时拿来要对方跟你在一起的彩礼。如果对方最后发现你就是一个“大坑”,而你这个时候再哭着闹着说名誉遭到要挟、对方太狠太残忍,只是标识出自己到最后连问题是出在哪里都不清楚——这些早已是你甜言蜜语时一起押出去的彩礼。信任的“狡计”就在于,它逼使信任结构的双方只要有起码的智慧,都会努力对它进行保护,然而在当下时代这份政治性-实践性智慧却已被广泛遗弃,以至于把肆意践踏信任当作小case。

笔者认为,即便激励意义上的“信任-响应性”效应确实存在,但其强度则实际上相当有限——被信任者可以对信任不再“响应”,当其不再珍视、欲求对方的“好观感”时。前面所分析的吴秀波事件,便标识了“信任-响应性”论题的界限——当让对方“不失望”不再重要,甚至被体验为要挟和勒索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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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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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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