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法律的首要功能是让蛋糕变大

——评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9 次 更新时间:2022-01-03 12: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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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进入专栏)  

  

   在当今中国知识界,张维迎一向被认为是最正统的经济学家的代表之一。

   正统经济学家只关心诸如投资、教育、信息、股市和政府管制这样直接影响经济效率的因素,而忽略像制度和社会环境这些其他因素。

   维迎的《信息、信任与法律》可以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在这本书里,维迎走出了经济学的传统领域,进入社会学和法学,研究信任和法律如何影响效率及经济增长。

   他当然不是这样做的第一人,自贝克尔和波斯纳以来,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社会问题和法律已经形成一定的声势,成为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们不可忽视的一种学术取向。

   维迎的贡献在于,他将这一学术取向运用到对中国现实的研究上,并得到了有意义的成果。特别是他对中国古代连坐制度、信任和省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中国重建信任这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但主流经济学把人看做抽象的个体,除了理性,没有其他任何特征。然而,现实中的人永远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社会人,他的行为因此会因其所处的社会而不同。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是有国界的。中国的历史传统以及她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学家要面对和西方发达国家遭遇到的不同的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家如果想在中国传播他们的思想,还必须用中国人能够接受的语言来写作。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必须能够熟练地使用中文(这本是起码的要求,但许多人达不到),而且还意味着他们必须把他们的思想放在中国当前的语境里来表达。这就要求他们深谙中国的国情,把自己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而不是无利害关系的旁观者。

   维迎一向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并身体力行,参与中国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进程。《信息、信任与法律》所收录的几篇长文,继续反映了他的这一学术取向。

   信任的缺乏是当今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无处不在的商业欺诈提高了商业运作的成本,降低了对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生活在一个充斥欺诈的社会里,即使收入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也会下降,因为我们不得不高度紧张,随时提防上当受骗。

   维迎是第一位研究信任和中国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的人,他的贡献无论是从学术角度还是从现实角度来看,都是重要的。

   法律的首要功能是使社会的蛋糕变大

   尽管领域扩展了,维迎的研究方法仍然是他所熟悉的信息经济学。他主要从激励的角度来研究信任和法律。

   对于大多数法学家来说,法律的目标是实现社会正义,即由传统、伦理和道德所决定的社会规范,而法律的作用主要是惩戒和救济。这种看法使法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法律对个人行为的作用;仅在法律社会学这个分支学科里,他们才注意到法律对现实社会的作用。

   维迎是经济学家,他关注法律对社会实体的作用,认为“法律的首要功能是保证效率,也就是说,如何使整个社会的蛋糕变大(或使社会成本最小)”。

   “效率”在这里不一定仅指经济效率,而是可以包括法律欲达到既定目标的功效。比如,重刑是为了打击犯罪,降低个人的犯罪动机;但是,重刑不一定是达到减少犯罪这一目标的最佳手段。到底重刑是否有效,我们要做深入的分析。

   维迎把法律看做一种激励机制,抓住了分析的钥匙。法律规定了对个人行为的奖惩规则,因此它在实质上与经济学所分析的合约和制度等要件具有一致性,经济学成熟的激励理论就可以应用到对法律的分析上来。

   维迎将激励理论运用到法律分析的最成功的例子,是他和合作者邓峰对中国古代连坐制度的分析。连坐制度是为后人所诟病的残忍制度,但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各朝以及国民政府所采纳,其中必有对于统治者来说合理的成分。

   维迎和邓峰认为,连坐制度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起到了预防叛乱的作用。他们将连坐制度按激励方式分成三类,即基于信息的激励、基于行动的激励和基于效用的激励。

   像保甲这样以监督为目的的连坐制度,就是提供了基于信息的激励。它们所利用的是乡邻之间的信息优势,希望以连坐的形式促使每个人都担当起监督邻人的责任。

   举荐制度则提供了基于行动的激励。某些朝代通过举荐选拔人才,为了保障人才的质量,朝廷要对举荐了坏人的人进行惩罚。

   株连九族提供的是基于效用的激励。一人犯法,九族同灭,但九族之内的人未必生活在一起,有些人可能与犯人毫无干系。株连九族是通过九族之内的血缘纽带来强化个人对九族内部的监督。

   这样的分类为我们加深对连坐制度的理解提供了帮助。但我最感兴趣的,是维迎他们对连坐制度可能产生的过度激励的分析。连坐制度很残酷,但残酷未必是防止叛乱的最好办法;恰恰相反,它极易导致过度激励,一旦一个人违法,其他人不得不加入,从而酿成叛乱,陈胜、吴广起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正如维迎他们所指出的,现代社会也存在连坐机制,比如合伙企业就是一个例子。如果连带责任太高,合伙人就会受到过度激励,从而会降低对企业的投资,转移个人资产,结果是损失了效率。如何掌握激励的度,是法律制定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两种建立信任的途径

   法律为个人提供了一个激励制度,但是,仅有法律是不够的。维迎注意到,法律本身不可能是完备的,而且,法律的执行成本非常高。

   法律之所以是不完备的,是因为立法者无法预见未来将发生的所有可能情形,因此无法就未来的每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形写出具体的法律条文。

   法律的执行成本高,是因为法庭要获得证据存在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法律以外的东西来保障经济体系的平稳运行。

   维迎认为,信任是对法律的一个必要补充。如果经济个体之间存在牢固的信任关系,一方信任另一方不会采取欺诈行为,而另一方也的确不采取欺诈行为,则法律就是多余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起这样的信任关系。

   维迎分析了两种建立信任的途径,一种是经由制度,另一种是经由个人信誉。制度意味着对违规行为的第三方惩罚,由于有了这种惩罚,个体不会轻易违规。这样建立的信任关系仍然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

   维迎重点分析了个人信誉,他正确地指出,一个人是否守信,取决于他在当前收益和未来收益之间的权衡。如果一个人注重当前收益,就不会守信;

   反之,如果他注重未来收益,他就会守信。维迎最重要的贡献,是分析了政府管制对信任的影响。

   对于个人而言,政府管制是信任的替代品,政府管得越多,我们就越可以依赖政府来惩罚违规行为,因此越不需要发展个人之间自发的信任关系。所以,民间对信任的需求随政府管制的加强而下降。

   另一方面,政府管制增加个人守信的动力,因此,信任的供给在一开始是随政府管制的增加而增加的。但是,过度的政府管制却会导致不守信行为的增加。为什么呢?

   维迎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过度管制增加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增加不确定性,人们就会更倾向于顾及短期利益;第二,过度管制提高企业的垄断利润,使它们无须通过守信赢得顾客;第三,过度管制导致寻租行为的泛滥,企业更注重和政府打交道,而不是去好好想办法发展客户。因此,维迎认为,民间信任的供给曲线随政府管制先上升,然后又下降。

   如果供给曲线上升得足够高,它就可以和需求曲线相交,此时,信任和政府管制都是需要的;如果供给曲线上升得不够高,则它就不会和需求曲线相交,此时就只剩下政府管制了。要避免这种坏的情形出现,就必须提高政府管制的效率,促使信任的供给曲线上移。维迎的分析体现了他对经济学原理的纯熟应用,而且,他的表述清晰,相信其他学科的人也很容易理解他的意思。

   中国政府的管制很多,但是,政府管制的效率却很低,该管的地方没有管到,不该管的地方却又管了,两头都造成损失。维迎的分析指出提高政府管制效率对建立信任的重要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建立信用体系,制度建设是关键

   维迎深入分析了信任对法律的补充作用以及影响信任的因素,但在行文中,他似乎是将信任看做是可以独立于法律而存在的。在一个小型社会里,这也许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人们之间的交往没有超出熟人的范围。但是,在一个大型社会里,商业交易更多的是在一个生人环境里进行的,信任是否能够独立于法律而存在就成问题了。

   维迎举山西票号的例子,试图说明中国过去曾经存在良好的商业信任关系。但是,这个例子恰恰证明,中国过去的信任关系是建立在熟人关系之上的。一位业主之所以相信远在他乡的掌柜,是因为掌柜是熟人。掌柜离家再远,他的社会关系仍然在山西当地;况且,他的妻儿要被迫留在家乡做人质。

   目前中国的低信任度状态当然和“激进历史”的破坏有关,但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人们越来越深入地介入到生人交易中去,因此机会主义行为就变得更加普遍。

   我们常见的情形是,一个人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但遇到生人就绝对是一副不骗白不骗的态度。河南的假烟制造窝点都以村为单位,有严密的分工和组织。

   在一个生人社会里,法律的力量可能远比自发的信任的力量大。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许多口头合同,可能不是因为合同双方存在自发的信任关系,而是因为双方都知道,即使没有合同,一旦发生纠纷,法律也会给出公正的判决。

   另一方面,法律的有效执行可以加强个人之间的信任,经过较长的时间,法律条文可以演变为一种习惯,成为指导个人行为的背景知识;个人行为表面上看是体现了对他人的信任,但在本质上却是对法律的自觉接受。

   中国目前急需建立商业信用体系,但要想在短时期内实现这一目标,制度建设是关键。

   我们国家的书面法律不可谓不健全,但法律的执行却很不理想。如何提高法律的执行力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难题。维迎正确地指出了减少政府管制的必要性,但是,政府管制的度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政府管制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

   从管制的度来看,中国未必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环保署就比中国的环保局大好几倍;但中国管制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要比发达国家低得多。说到底,这是政府是否守法的问题。

   要想建立一个法制社会,首先政府要守法。但这还不够,我们还必须给个人提供守法的激励。

   维迎的分析中所隐含的一个推论是,竞争可以增强个人建立信誉的激励。但这可能只是竞争的一个侧面;和管制一样,竞争也有破坏信誉的一面。

   张宇燕在最近完成的一篇论文里认为,中国古代官吏阶层的高流动性使官吏的行为更像流寇,他们过度盘剥百姓和商人阶层,从而不利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壮大。

   相反,西欧的贵族制给贵族带来了长期保障,使他们更愿意着眼于长期利益,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与其结盟,并发展壮大。

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竞争导致低诚信度的例子。以我在调查中的发现来看,中国的会计业就是这样。当一个城市里的会计事务所的数量较少的时候,为企业做假账的现象就不普遍;但是,随着会计事务所数量的增加,利润越来越薄,为了招揽客户,一些会计事务所就开始和客户合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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