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福山的慧眼: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自发社会的力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20 次 更新时间:2023-07-25 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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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 (进入专栏)  


出版于1995年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使他再一次向世界展示出睿智的眼光和深邃的思考。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明,这是“接着我自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写一本关于经济方面的书”。出版20年来,这本《信任》没有像《历史的终结》那样誉谤交加,或许因为这是一本更具专业性的学术著作,或许本书的标题不像前本那样带有较强的判断性质,亦或许读者难以仅凭书名就快速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共31章,可谓厚重之作。开篇的第一部分即明确道出主题:信任作为文化理念在经济社会塑造中的作用。这是福山立足于“历史终结处的人类处境”所进行的探究,与终结或许多人认为尚未终结的历史有着内在的接续性。历史终结处,人类仍面临愈发复杂的现代生活和社会问题:“各国体制都趋向民主资本主义这一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将不再面临各种挑战。在这个特定的体制构架中,有些社会富裕,有些则陷于贫困,民众对于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意度也有高有低”(页4)。以“美国的问题”为例,福山认为困境“源于美国人对自身社会以及其长期以来的共同体倾向缺乏正确的认知”,其实这也是人类已经或即将面临的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结构中寻找解决之道,所以福山从经济活动入手,进而渐次推进到社会、文化、制度,并将诸结构性要素加以通盘考量。


人们发现,信任与产业结构和大规模组织的创建密切相关,而后者对经济繁荣和竞争力至关重要。探讨信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即信任程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福山是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进行的,其中低信任文化的代表国家是中国、意大利南部、法国;高信任文化的代表国家则包括日本、德国和美国;而无论哪一类国家,又都同中有异,无不具有各自的历史、文化、制度和经济的特点以及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错综复杂过程。


一、信任,是经济的更是社会与文化的主题


福山指出:虽然“今天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围绕着经济问题”,但“经济立于社会生活中,若要理解经济,则必须要了解现代社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这一更为宏观的问题,二者不可分离(前言页i)。在本书的第二、三、四部分,作者讨论并比较分析了四个低信任社会即家族式的社会——中国、法国、意大利和韩国,两个有高度信任的社会——日本和德国,以及在信任谱系中较难定位的美国社会。通过一些重要变量,比如家族色彩、企业规模、信任范围、管理权特点、转型过程及企业竞争力等的分析,作者提出人类社会性的两大桥梁——家庭和非亲属关系的共同体,决定了信任的范围和程度,也极大地影响了企业运作的成本和竞争力乃至经济活动的特点。


具体而言,像日本和德国这样有着高度信任和社会资本的社会,能够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创建大型机构;美国和德国私有企业的规模要远大于意大利和法国。虽然中国人、韩国人和意大利人都重视家庭、家族,但日本和韩国拥有大型企业和高度集中的产业,相形之下台湾和香港的企业规模就要小许多。这当中,高度信任的社会(例如德国、日本和美国),与丰富的社会资本——也就是创建大型私有商业机构的能力——之间有着相关性。相反,在相对低信任的社会,如台湾和香港地区、法国以及意大利,一般来说充斥的都是家族企业。进而,企业规模的确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具体能够参与全球经济的哪些部分,并且从长远来看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此外,大型公司对于创建大品牌背后的市场营销公司也是必需的,不难发现,世界上最著名的品牌名无一例外都来自能够组建大型组织的国家,反之,人们很难找出一个小型中国企业创建的品牌。(页27-30)可以说,企业规模、著名品牌、结构位置和整体竞争力,都是信任程度的体现和文化传统的表征。


人的经济活动嵌入于社会关系,是社会科学经久不衰的重要命题。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早在对19世纪英国史的考察中就提出“能动社会”(Active Society)的概念。他指出,人类的经济生活原是嵌入于非经济的制度和社会关系之中的。当市场逻辑全面渗透于人类生活时,与市场扩张相抗衡的则是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面对市场的侵蚀,社会本身展开动员,产生出各种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诸如工会、合作社、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的工厂运动组织、争取扩大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以及政党的初步发展等,以此来抵御和规制市场。这种对市场过程做出积极回应的社会就是“能动社会”。 [1] 能动社会的概念并不是要否定市场经济,而是反对市场化、商品化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人类生活唯一的组织原则。福山对经济活动的理解正是从现代社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这一角度展开的,不难判断:比较健全的法治和比较健康的社会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与条件。


人类自组织的共同体是信任生成的园地,而与此不可分离的是更为内在的市场关系中信任的文化基础,也就是福山同时要探讨的信任基于什么理念。他指出:


经济行为是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由各种习俗、规则、道德义务以及其他各种习惯连缀在一起,塑造着社会(页7)。亚当·斯密对此体悟甚深,经济生活是社会生活中紧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要理解经济行为,就不可能将其与习俗、道德观和社会习惯分割开来。简而言之,它不能与文化脱节。(页13)


在福山所分析各国案例中,都表现出“经济参与者互相支持,是因为他们相信,彼此之间已经构建出一个基于相互信任的共同体”。而“每一个案例中的共同体都是文化共同体,基于每一个共同体成员内心中的道德习惯和道义回报”(页9)。


相反的案例则表明:信任的匮乏则会使经济徘徊不前,还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由此,福山引出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社会资本”概念:即群体或组织内部的人们为了某些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这类结社的能力取决于共同体内规范和价值共享的程度,并且它能让个人利益服从全体利益,进而价值共享缔造信任,而信任则具有巨大的且可衡量的经济价值。(页10-11) 如若“社会资本”匮乏,则导致相反的过程:信任关系难以建立,经济运作成本上升,市场活力严重不足。对于为什么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有如此紧密的联系,社会资本的概念也给出了清楚的解释:在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应该有足够的社会资本支撑整个社会,使企业、公司、网络组织等等能够自行组织起来。这种自我组织习性也正是使民主政治体制顺利运转的必要条件。只有建立在民众自治之上的法律,才能将自由制度转化为有序的自由。(页330)


福山概括说:“社会资本根植于文化,它是信任的熔炉,是一个经济体健康与否的关键”。(页31)而“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一个极其复杂甚至可以说是神秘莫测的文化过程”。(页11)


福山进一步阐释:我所定义的文化有着文化和社会结构两方面的含义,文化是传承下来的伦理习惯。文化或许可以用排除法来理解。它不是理性选择,选择受文化影响,且来源于习惯。(页32)这一定义令人想起哈耶克所言:“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2] 文化、观念在社会科学中似乎总是最含糊暧昧难以捉摸的,从经济过程到文化过程也是从硬到软,从实在走向微妙,其实经济、社会、文化之间本来是互嵌互动、难解难分的,应该说它们共同塑造了今日的世界。


不同社会文化中的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表现会很不相同。福山发现,华人文化的社会中大型、科层制、公共持有、专业管理的法人团体(公司)不存在,他们难以信任自己家族和亲属群体之外的人。华人无法想象信任一个陌生人而不是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他们也会觉得德国人、日本人的遵规守约近乎机械刻板;而德、日人也无法理解并且鄙视中国式的一盘散沙和窝里斗;“鹰隼不群”个人主义至上的美国人学不来日本人基于普遍社会信任的精益生产( just-in-time )模式。这样的差异不胜枚举。我亲身经历的一次小小事件也颇耐人寻味:许多年前一次在伦敦街头一个不起眼的路边小店为打道回府而购买物品,在英伦友人的陪伴下选中一个Nike牌的双肩背包,付过钱后,我几乎是无意识地问了一句:这是真Nike还是假Nike?友人和店主对这个问题都大惑不解,深表惊诧,睁大眼睛问:“为什么要造假的、卖假的?那不是等于自寻死路吗?”。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习惯性地问了一个非常中国的问题——身处山寨产品盛行的“市场”文化中再普通不过的问题,而西方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对这种问题却完全没法理解。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信任结构全然不同,我们与他们处在非常不同的市场环境和制度背景下。


二、信任,源于良性的政治生态(制度环境)


福山的论述在传统信任和现代信任的区别与转换上着力甚多,他比较了各类国家传统社会关系与文化观念的特点、信任的不同范围与程度、以及传统社会组织转变为现代法人团体的过程,这些特点与过程决定了各国经济组织、规模和成就的迥然有别。


简而言之,传统信任与现代信任的区别体现为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不难理解,现代社会的信任主要来自于系统信任。系统信任是指陌生人之间能够建立起的信任,通常来自于对权威的信任,即对有合法性的公权力的信任;对专业体系的信任,即对有专业知识和规范的专家系统的信任;对规则的信任,即对法律、规则、制度的信任。系统信任中,对法律、制度的信任最为重要。福山指出:“依韦伯之见,现代经济世界的形成与契约的兴起同样有密切的关系。产权法、契约和稳定的商业法体系等制度的发展,是西方崛起的关键所在。如果说规则和契约对现代商业来说普遍重要,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现代工厂,规则和契约离不开对信任的需要。”(页201-203)


不仅在经济领域,系统信任对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能否正常运行同样不可或缺。在共同体规模不断扩展乃至日趋全球化的今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生活都变得愈加多元和复杂,人际信任向系统信任的转变势在必行。“那些坚持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家必须使更多不同信仰、不同道德标准的人走到一起。代替道德共同体的是法律,代替自发性信任的则是正式的平等和合法诉讼程序。”(页230-231)


系统信任的崩解会导致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这种乱相横生的状况在我们非但不陌生,而且感同身受。从五花八门的造假术,到层出不穷的诈骗案;从有毒有害的农产品,到含三聚氰胺的婴幼儿奶粉;从贪腐程度不断打破吉尼斯纪录的高层大老虎,到摔倒病倒街头无人敢扶的老头老太;……我们的社会信任跌落已经达到何种程度?人人做事事都提心吊胆,人人自危,把任何对方都看成不怀好意的骗子,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吃亏,而且也确实不断地上当吃亏。系统信任的失败也可波及到传统人际信任:即使是熟人、朋友甚至亲属也难以信任,传销中的“杀熟”之举已经屡见不鲜。人们惊异,难道我们成了一个相互提防甚至相互加害的社会吗?


人人都必须“精明”之极才能生存得好一点,恰恰反映了制度层面的问题。没有运行良好的制度与规则的保证就只能依靠个人的精明和算计,这样的市场环境、生存环境会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堪其累,而且风险颇高,社会各阶层都会感觉不安全;原因在于基本的信任结构出了问题,交易成本高得惊人。试想一旦该由制度和规则承担的设计、筹划、安排和计算都得由个人承担了,这个社会的运行将会多么艰涩,多么别扭。谁都承认中国人绝顶聪明,老谋深算,甚至称得上诡计多端,善于“打擦边球”,钻制度和政策的空子。但是别忘记,绝对理性的个人加在一起完全有可能成为非理性的社会。当人人都被迫成为“精明人”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理性和智力便会衰落。一个丧失了智慧只会取巧的社会必定是小人得志的社会。我们不妨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到了什么?失去的又是什么?究竟是得到的更重要?还是失去的更有价值?


任何体制的社会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风险来自于经济活动、社会交换中的种种不确定性,也来自于人性的各种弱点。法律、规则的设立基于“人是靠不住的”、人是有弱点的,而好的制度则会最大限度地抑制人性中的恶,引导人性向善向上。长此以往,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人们对契约、信用和应有的行为方式达成共识,认为理应如此,不再感到规则的束缚。反之,制度、文化与人性若进入恶性循环,信任的垮塌就加速进行。不远的例子可举出郭美美与红十字会事件,一个社会中,人们失去对商品、市场的信任不足为奇,他们认为资本的本性就是牟取利润;人们失去对官方的信任也不难理解,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作恶;然而人们一旦失去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就说明社会信任的溃败已经到底了。


一个信任结构崩塌的社会,必然是恶人当道,小人得志,没有诚信,不讲声誉,缺少敬畏,泯灭信仰,而人人都要为道德沦丧埋单的社会。谋利型权力(争夺利益;放弃责任)所形成的制度条件,造成了制度、文化与人性的恶性互动,致使整个社会相互欺骗、相互“投毒”——商家、厂家欺骗消费者,教师欺骗学生,公仆欺骗百姓,所有人欺骗所有人。于是从官员到民众,从精英到平民,从上层到底层竞相沉沦,加速度地堕落。这种平庸而普遍的恶是如何形成的?有人归结为人性,有人归结为信仰(文化),有人归结为制度。三者虽是互动互构的关系,但破解恶性循环还须从制度入手,好制度造就好德行、善人性,道德的自觉基于自由。我们需要探讨如何以公平正义为基础,建立一个能够激励人性中的善、抑制平庸之恶,使社会成员能够免于在警惕、怀疑和恐惧中生活的制度。简而言之,重构道德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才是解决之道。


福山的研究从制度层面提供了建立系统信任的政治资源,其政治理念与《历史的终结》紧密衔接。福山指出:“政治经济体制的极大趋同已然在世界范围内发生。本世纪初,各国因为意识形态的鸿沟而对立。今天,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已经或准备采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与此同时,世界大部分国家转向市场导向的经济,并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分工。他们都坚信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历史终结处人类制度的万法归一让我们可以断定,在后工业社会,通过野心勃勃的社会工程实现更进一步的改善是不可能的了。今天,几乎所有严肃的观察家都不再寄望于社会工程,他们都坚信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页4-5)


基于各国的历史与现实,特别是经济生活与经济发达水平的比较,福山此书的核心观点,正如他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指出并在此强调的:“我论述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可以理解为两大力量的共同推动。第一种力量是理性的欲望,在这种欲望下,人类企图通过财富的积累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第二种力量也是历史进程中同样重要的动力,即黑格尔所谓的“寻求承认的斗争”,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希望自己从根本上作为自由的、道德的存在而被其他人承认。只有他们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时,才会感到由衷的自豪。这种寻求承认的欲望是人类精神中异常强大的部分。(页332)这种对“承认”的追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每个人类个体都寻求他人承认自己的尊严,的确,这一驱动力是如此之根深蒂固,如此之不可或缺,以至于成为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引擎。(页6-7)


经由比较,福山认为: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之间相互依存的重要关系变得更加明晰。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为了满足人们寻求承认的欲望,将政治秩序建基于普遍且平等的承认原则之上。但是在实践中,自由民主之所以能够运转,是因为寻求承认的斗争以前是在军事、宗教或民族主义的平台上展开,而如今则是在经济层面上展开。(页333) 正是在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的意义上,它构成了历史的终结。相比于包括了奴隶制、君主制、贵族制、共产主义体制、法西斯体制等在内的历史上的各种其他制度,一个既包含“自由”也包含“民主”的制度,由于具有纠错改善机制,能够达成权力制衡而延续至今,并且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最终的选择。


关于信任的建立与制度本质的关系,福山也留下了一个有待探究的问题。他认为,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显然是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非常重要的支柱; 当然,资本主义经济也有可能与威权政治体制共存,譬如今天的中国大陆、从前的德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西班牙。(页329)这一共存现象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市场经济可与威权政体共存,这在实践中已经存在;但是所谓市场资本主义能否与极权政体共存?二者之间是否为水火不相容的相悖关系?若能共存,其内在机制和逻辑又是什么?相互纠缠中它们各自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样的社会其未来走向如何?


回到信任的问题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我们都不难理解,系统信任是对制度的信任,而强权之下没有真正的信任。人们对于权力的迷恋、依附、崇拜、惧怕,都不是信任。


三、信任的扩展有赖于社会资本的积累与社会的生长


福山认为,任何一种经济行为,从开干洗店到生产大型集成电路,无一不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合作,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页4-5)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是信用社会,现代经济是信用经济,带有普遍性而不仅仅是系于特殊关系的信任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纽带。然而,在福山看来,历史终结处所诞生的自由民主制并非完全是一个“现代”产物。倘若民主和资本主义体制要想顺风得水,必然要和某些前现代的文化习俗和睦相处。法律、合同和经济理性是后工业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它们必须和互惠、道德义务、共同体责任以及信任一起孕育发酵,而这些因素往往根植于习惯而非理性计算。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这些因素绝非明日黄花,而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页12)


信任与自发社会性的关系的讨论可由一个似乎存在悖论的问题引出,福山以美国为例: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持续发展,权利得以全面扩张以对抗几乎全部现存共同体的权威性,而最终,个体化发展的结论也就不言自明。美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变得愈发个体化,美国人也必然感受到价值共享和共同体精神的匮乏。这种社会的多元化弱化了内部信任,给相互合作添加了新的障碍,因此美国各类组织之间建立合作会变得愈发艰难。(页11)


对于这样似乎矛盾的民族性格,福山给予的解释是,美国人有着结社生活的习性,这对强有力的个人主义倾向构成了某种平衡;美国的民主和经济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原因不是依靠单纯的个人主义或共同体主义,而是因为这两种对立倾向的互补。“鹰隼不群”的美国人却又能够“循道合群”。(页251)


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鼎足而立的公民社会,其重要意义由此而凸显。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极权工程所设想的,是对独立的民间社会的完全破坏,并另创造一个完全围绕着国家的社会主义新社会。(页334)这个所谓新社会与福山所说的自发社会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根本不同在于被组织还是自组织。


事实上,社会资本与自发社会不仅对经济而且对政治都是不可缺少的。“社会性是对自治政治体制的重要支持。”(页301)“与企业一样,民主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转同样基于信任,社会信任的降低将需要更多的政治干预,以及制定更多法规来规范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和体制之争已经落下帷幕,从今以后,社会资本的保存和积累将成为关注的焦点。”(页335)


市场、社会、权力之间的互动与制衡关系将成为不能不面对的重要议题: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一个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根植于民众的习惯、习俗和道德品行。而这些特征只能通过有意识的政治行动来间接改变,抑或是通过提高文化意识和对文化的尊重来滋养。(页4-5)在其中,信任,成为支撑共同体的基础和共识,缺少了相互信任,共同体不可能自发形成。三足鼎立的市场、社会、权力关系能否达到相对均衡相互制衡,影响到社会信任能否持续,决定着社会生态的优劣。这是每个社会都不得不面对的。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信任危机已经非常明显: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各存戒备,体制内外互不信任,官民之间尤为猜忌,整个社会的信用链条相当脆弱。当一个社会中最基本的信任结构都崩解之时,社会活动的交易成本就会高得惊人,社会运转会异常艰涩,矛盾冲突也会频频发生。这些都是上述三者关系严重失衡的后果。


信任与组织创新是福山探讨的又一重要话题。他指出,人类必须学会如何相互协作,之后才能创造财富,如果还想要有进一步发展,则必须创建新的组织结构。(页44-45)自工业革命以来,组织创新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正如道格拉斯·诺斯等所言:“高效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西欧高效的经济组织的发展成就了西方的崛起。”这样的组织不仅包括各种企业、公司、跨洋商贸、生产运营模式、“经连会网络”等经济组织,也泛指丰富多样的社会与文化群体、公民社团,在今日还应加上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社区。


自发社会与组织创新的关键在于自发、自主、自治的主体性。简而言之,自发社会形成的根本在于社会主体性的培育,尤其是自组织的社会生活的培育与公民的成长。社会的形成不应是权力主导的过程,也不是权力或市场对社会的占领;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促进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管理机构的强化和社区建设的实施;而是充分发挥社会自身的主体性,即自治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的建设。社会的自主与自治实际上是形成合作与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机制和途径。


无论如何理解历史是否终结,无论如何想象信任何以存在,福山的思考都没有停止。他的目力仍在时间与空间中伸展,纵横捭阖,通达透彻。“今日世界,经济增长、社会变革与自由民主制意识形态的支配力量大致互为表里。而且,在此刻,尚未有讲得通的意识形态浮现,足堪与民主思想相匹敌。这固然并非意味着突尼斯、埃及或利比亚正走在通往良好民主制的坦途之上,却也暗示着政治自由及政治参与绝非欧美文化的独特癖好”。[3] 亦如福山前不久在多伦多大学演讲时所指出的:“西方民主整体处于低潮和衰退(decay)之中。但是,有民主的替代品吗?”“即便你相信现在上面坐着个好皇帝,但是你这个体制有什么办法防止出现坏皇帝、或者说能一直保障好皇帝的供应呢?根本没有办法,这一点是这种体制最致命的问题。”


让我们还是着眼于社会。自发社会是信任生长的土壤,这种生长的力量不可能永远被阻挡。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自发社会力量的形成是一个生长的过程,这一动态过程将不仅带来经济的活力,也会带来政治的活力,并将抑制因静止固化而导致的腐败,而其自身也会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蓬勃的生命力。生长,不断地生长,这可能是我们走出信任困境的真正出路,这也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2016年1月5日


[1]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2]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3] 福山,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制能否在中产阶级的衰微中幸存?《东方历史评论》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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