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军:告别“对抗性模型”——关于人工智能的后人类主义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5 次 更新时间:2020-03-12 13: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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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军 (进入专栏)  

   摘要:从“阿尔法狗”到《西部世界》,人类vs.人工智能的“对抗性模型”,主导性地驱动了人工智能在当代媒体与大众文化中的讨论,而这个讨论形态无可避免地开启出诸种“机器末世论”图景。该图景晚近得到了政治哲学层面上的确认:人工智能将“终结”人类政治(人类文明)。通过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并解构支配既有政治哲学研究的人类中心主义,本文深入剖析了作为“行动元”的人工智能对人类政治的“触动”方式。相对于通用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机器末世”,我们已经陷入专用人工智能所开启的“竞速统治”:人工智能作为“介入者”,已然通过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赋能”而快速让人类边缘化。那个为我们所熟悉——所拥抱或批判——的人类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时代,正在谢幕。

   关键词:人工智能;机器末世论;行动者-网络理论;行动元;竞速统治

  

   一 “机器末世论”及其政治哲学“确认”

   我们诚然生活在一个由技术驱动的“加速主义”时代,各种新技术术语和名词变身为媒体与公共生活热点话题之速度,几乎可以与有古老文明传统的明星八卦相比肩。在这些快速更新的话题中,“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无疑在最近三年占据了核心位置:从2016年“阿尔法狗”(AlphaGo)以4比1击败世界顶级围棋棋手李世石、并随后一路连败(并且完败)所有顶尖人类棋手开始,“人工智能”迅速从一个技术领域专业论题,变身成为引爆媒体与社交媒体的公共话题。随着学术界各个学科领域(从法学、伦理学、经济学、教育学、军事学到认识论、心灵哲学……)研究性工作的跟进,时至今日它已不只是一个“热词”(buzzword),而且正在成为定义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keyword)。

   然而,关于人工智能的当代探讨中,最能点爆关注焦点的,便是“对抗性模型”分析:延续“阿尔法狗”PK人类棋手所造成的媒体影响,这类分析通过聚焦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对抗(智能对抗、生命型态对抗、文明型态对抗……),来审查与揭示前者可能对后者带来的挑战乃至威胁。在这个分析进路中,人类(与人类文明)的“终结”——亦即,“机器末世论”(Robopocalypse)——成为最具冲击力的命题。2016年开始热播、至今已推出三季的HBO美剧《西部世界》(Westworld),则代表了当代大众文化对“机器末世论”的深度探讨——和1973年由迈克尔·克莱彻顿执导的电影版《西部世界》不同,该剧包含了从人工智能视角出发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性反思。

  

   晚近,王志强在其《关于人工智能的政治哲学批判》一文中,专门讨论了未来“不以人类为主导”的人工智能同人类会形成的政治关系,并得出结论:“有目的的超人工智能对于人类来说,它的诞生一定是政治性的,而它也将在不同意义上终结政治。”王志强具体分析了人工智能四种“终结”人类政治的景况:(1)指数级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会自主绕过一切可能的人为设定规则,最终使所有资源围绕着它运转,无论它遵循的目的是什么,它都必将瓦解现有人类秩序,建立一切资源服从单一目的的新秩序;(2)人工智能不会被限定在既定装置的边界之中,而会在物理世界中扩张到资源的可能性边界,即使人类没有任何反抗企图,人类对资源的消耗就会使自己呈现为竞争者,而且是一个毫无竞争力的竞争者;(3)人工智能可以营造出一个让人“感觉到自由”的社会条件,但所有“自由意识”之实现都是人工智能的决定论体系所规划,人类在感到自由的幻觉中成为人工智能的“宠物”;(4)人工智能公开接管资源支配权,并通过增量发展出新的超出人类物理半径的物质基础,并最终实现与人类的物理脱离。

   在王志强相当精致的四种沙盘推演中,人类政治(人类文明)都将无可避免地被终结,即便物种意义上的人类可能还能得到延续,譬如作为“宠物”。“机器末世论”,获得了政治哲学层面的学理确认。然而问题恰恰在于:在对抗性模型中崛起、能够政治性地终结人类政治的人工智能,只能是“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那种拥有像人一样的能力,可以通过学习胜任人的任何工作、能够完成任何目标的人工智能——成为可能以后的可能前景。但那种通用人工智能与目前基于大数据“投喂”的专用人工智能(亦被称作狭义人工智能)之间,存在着巨大裂口:后者在根本上建立在“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之上。已进入我们当下生活的人工智能,全部都是专用人工智能:开发者就完成一个具体任务建立一个“神经网络”,用算法模拟人脑的神经突触网络,然后用大量的数据去训练这个网络,让网络学会自己做判断。网络内部有大量参数随着训练不断变化:每一次训练,都是先让网络对数据做个自己的判断,然后数据再给它一个反馈。如果网络判断正确,它就会加深巩固现有的参数;如果判断错了,它就调整参数。故此,对于神经网络算法的“学习”而言,事先不需要输入任何判断规则,只需通过海量的大数据来训练,每一次“猜对”后网络内相关联结就会增强,而“猜错”就会减弱。今天的人工智能——建立在“机器学习”之上的专用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够在各个具体领域(吸引媒体关注的有自动驾驶、翻译、围棋、语音识别、面部识别等等)突飞猛进,就正是因为其算法可以在大数据投喂下不断地快速迭代。然而,超级强大的下围棋算法,在玩《魂斗罗》(一款1980年代游戏)上却是超级无能,完全不能战胜一个5岁儿童,遑论开启“机器末世”。

   不只是无法转换领域,专用人工智能的“智能”只限于去有效地做成某件事,却对从所从事之事完全不具备认知:它的判断完全只是基于相关性,而不需要了解因果性。神经网络算法就像一个“黑箱”,在大数据投喂下能强大地处理任务,但却没有任何理解能力、解释能力。进而,即便能够越出专门领域的“通用人工智能”在二十一世纪内问世,这仍然并不意味着它拥有“意识”(consciousness)乃至“自我意识”——“通用人工智能”只是意味着它可以智能地完成几乎所有目标(包括学习甚至是认知)的能力。王志强这样论证“有目的的超人工智能”必然是政治性的:“目的可理解为欲望,在资源约束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超人工智能的实践行动必然会介入人类既有的装备、能源等资源,而它超人类的智能将带来无可抗拒的强制性”。正是在这里,王志强混淆了智能(完成复杂目标的能力)与意图(对于欲望的感受,并以此为目的设定目标):拥有目标(goal)、具有目标导向的行为、能智能地达成目标,并不意味着拥有意图/目的(purpose)、拥有对欲望的感受乃至意识。对于生物大脑(尤其是高级生物物种),其智能与压制竞争对手、获取资源等目标产生密切关联;但对于人工智能,此种关联却无法成立:目标无法从意图中生成,只能从外部输入。

   惟有从人类-人工智能的“对抗性模型”中走出来,把“机器末世论”(暂时地)放在一边,我们才能从政治哲学层面去深入分析我们时代的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政治的挑战。只要我们暂时抛开未来主义画面,而仔细考察当下时代,我们就能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已经生活在人工智能时代中。诚如安东尼·艾略特(Anthony Elliott)所论,“就像电,人工智能在根本上是看不见的”。人工智能早已入侵社会诸多面向,并施加深层次的改变——如社交媒体与新闻APP的智能信息推送、购物APP的商品推送、云存储与云计算、语音朗读、GPS导航等等,早已将改变深深嵌入进了我们日常生活习惯中。2018年9月在上海召开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地展示了人工智能在教育、健康、金融、零售、交通、制造、服务等各个社会领域的“全面赋能”,包括解放双手的无人驾驶、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智能车间、由“机器人医生”坐诊的“诊室”、“看脸”吃饭与购物的智能商场,等等。“赋能”,便正是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时代施加改变的形式。

   对人类进行“赋能”的(专用)人工智能,尽管同“机器末世论”图景中“终结”人类的(通用)人工智能相去甚远(如果不是南辕北辙的话),但我们恰恰仍有必要将前者亦视作为具有能动性(agency)的行动者,并且是对人类世界具有强大介入性改造力量的行动者。晚近以来,人们对“机器末世论”里那些对人类(人类文明)下手毫不留情的人工智能倍感警惕,实则,我们却更应该去批判性地聚焦那正在融入社会背景中、逐渐变得“看不见”的“赋能”型人工智能。

  

   二 后人类主义地平线:作为“行动元”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赋能”,尽管形式温和、甚至“看不见”,实则已然深层次地改变了当代世界的政治图景与社会形态。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的术语来说,人工智能实质上已经是当代世界的一个关键性的“行动元”(actant):尽管没有“生命”、没有“意识”,但具有能动性,是“有生气的”(vibrant),不断地对世界这个“聚合性网络”中的其他人类的与非人类的行动元做出各种触动(affect)、同时被触动。这是一个后人类主义视角:人类并不是唯一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物(things)同样具有能动性,尤其当这个物具有“智能”时。

  

   以GPS导航为例,人类驾驶员“使用”GPS,然而,似乎只是被“使用”的后者亦在对前者进行“触动”,使其按照某个路线行驶——世界各地这些年都有报道,驾驶员“受控于”GPS而直接将车开进海里或河里……这个状况,就跟你身上带一把枪——一个彻底不具备“智能”的物——一样:就算你没有“使用”它,枪也会“触动”你,影响你说话和行事的方式。拉图尔曾说,“好公民被携枪所转型(transformed)”,“你变得不同,当枪在你的手中;枪变得不同,当你握着它”,这种交互触动形成的是“一个公民-枪,一个枪-公民”。在同样意义上,今天很多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一个“人工智能-民族国家”(当然民族国家框架下的人工智能也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人工智能”)。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分析当代世界政治时,必须要把人工智能这个行动元纳入分析中去。

   从后人类主义视角出发,即便是人类的能动性,亦是在一个“能动性的聚合体”(agentic assemblage)才获得。换言之,“能动性”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行动者-网络内部交叉触动中被“制-动”(en-act)——作为行动者的人,其“能动性”实是网络中的关系性的效应,在发生学机制上同人工智能的“能动性”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同。在聚合性网络中展开行动的行动者,就是“行动元”,如简·本奈特(Jane Bennett)所写,“一个行动元可以是人也可以不是,或很可能是两者的一个组合。”一切行动元都在聚合性网络中彼此缠绕一起,经由互相触动而不断“形成”(becoming),不断在物质-话语层面“互相构建”(mutual constitution)。这种意义上的行动(互相触动),就被当代新唯物主义代表人物、量子物理学家与哲学家凯伦·芭拉德(Karen Barad)称作“内-行动”(intra-action),亦即行动者-网络框架下的“互动”(interaction)。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最关键洞见就是,所有行动者皆不具备先于和外在于网络(聚合体)的独立的存在与能动性,而是通过彼此间的内行动而互相构建。也因此,行动者以及网络都在不断“形成”中、不断创始/更新中。

人和人工智能一样,都既是行动者(行动元),自身也是网络(能动性聚合体):(1)每一个“个体”都是其他人、其他物互相构建而成、并不断变化更新;(2)甚至“个体”本身亦非不可分割之“实体”,而是由其内部和外部无数行动元之内行动构成的“聚合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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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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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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