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顺 吴冠军:政治主体:黑格尔、马克思与齐泽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9 次 更新时间:2020-12-07 23:24

进入专题: 黑格尔   马克思主义   齐泽克  

胡顺   吴冠军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以弗兰克·鲁达、斯拉沃热·齐泽克为代表的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试图梳理出黑格尔的“贱民”与青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之间的逻辑性关联,国内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二者存在质的差异。但这场争论的另一关键点却被忽视了:齐泽克的“被排斥者”与无产阶级之间是何种关系?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是一个复合型概念,是哲学范畴、经济范畴、政治范畴的高度统一,理解无产阶级的关键在于将其看作一个建构性的政治主体概念。齐泽克仿效马克思的思路,将被排斥者重构为当代的“新无产阶级”,将其定义为颠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新掘墓人”,但齐泽克的被排斥者很难成为所谓的新无产阶级。承担人类崇高使命的无产阶级不应局限于经验层面的流变,而应不断改变现存世界。

关键词:贱民/ 政治主体/ 无产阶级/ 被排斥者/

作者简介:胡顺,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主体,尤其是革命性的政治主体问题,是以实现“人类解放”为目标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以弗兰克·鲁达(Frank Ruda)、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iek)为代表的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试图梳理出黑格尔的“贱民”与青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之间内在的逻辑性关联。鲁达和齐泽克等人的这一努力引起了巨大争议,国内学界一般认为贱民与无产阶级存在质的差异。①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齐泽克为什么要把贱民与无产阶级联系起来?如果二者真的存在逻辑上的断裂,那么齐泽克的被排斥者这一新政治主体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之间是何种关系?在政治主体问题上,齐泽克究竟是背离了马克思,还是继承了马克思未竟的事业?本文旨在澄清这些复杂的问题。


一、黑格尔的贱民问题及其争论


黑格尔对“贱民”问题的论述在《法哲学原理》中只占据了很小一部分,主要集中在第244节与第245节。在第244节中,黑格尔分析了贱民缘何产生。一方面,“当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一定水平之下,从而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这种正义、正直自尊的感情时,就会产生贱民”。另一方面,黑格尔又说:“贫困自身并不使人就成为贱民,贱民只是决定于跟贫困相结合的情绪,即决定于对富人、对社会、对政府等等的内心反抗。”②简言之,在黑格尔看来,贱民的产生是两方面要素的结合——贫困的客观境遇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内心反抗”的主观情绪,这导致的后果就是人变得轻佻放浪,害怕劳动,以求乞为生。而在第245节之后的章节中,黑格尔自然聚焦于如何防止贱民产生。黑格尔首先诉诸富有者阶级或公共财产的直接救济、提供劳动机会,但随后又被黑格尔自己否定掉了。黑格尔继而提出的方案是将贱民转移至海外殖民地,或者依靠作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中介环节的同业公会的救助与监管。

黑格尔的贱民问题并未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重视与深入研究。鲁达在其所著的《黑格尔的贱民:黑格尔法哲学研究》(Hegel's Rabble:An Investigation into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一书中较为详细地研究了黑格尔关于贱民的定义,并认为黑格尔的方案无力解决贱民问题,贱民正是理性国家无法克服的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鲁达在该书结尾部分试图梳理出黑格尔的“贱民”与青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之间内在的逻辑性关联,认为二者的出发点都是市民社会中的贫困问题,马克思对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区分仿效了黑格尔对贫民与贱民的区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转变其实质就是从贱民到无产阶级的转变(from the rabble to the proletariat)”③。齐泽克专门为鲁达的这本书作了题为“否定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Negativity)的序论。在文中,齐泽克不仅肯定了这种关联的可能性,更赞扬了鲁达揭示了贱民的处境,即始终无法被整合进黑格尔式的扬弃运动中,贱民成为黑格尔法哲学体系的一个症状点(a symptomatic point),这指明了后黑格尔时代政治哲学革命的关键所在。

在贫困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出贱民与无产阶级的隐秘关联:在现代国家中,究竟哪一部分人被排斥在财产和自由之外。黑格尔认为,人的自由是建立在财产的基础上,但贱民恰恰是“无法获得财产的人”。按照黑格尔的理解,贱民算不上严格意义的“人”(Person),只能是“非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诊断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条件下,人被附着在机器之上,处于被剥削与被奴役的状态。二者都说明了现代国家中一部分人的非自由状态。而这又引出贱民与无产阶级的另一关联:如何实现一切人的自由?黑格尔做的只是力求现代国家保障每个人都占有财产这一抽象的权利,认为劳动自身包含着“解放的环节”。除此以外,黑格尔没有再前进一步,他认为如何占有财产以及占有多少则是“偶然的事情”。而马克思则深入到物质生产领域,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重新占有生产资料,实现人的普遍解放。由此可见,二者都对实现一切人的自由进行了探索。

但是,国内学者对鲁达和齐泽克的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强调黑格尔的贱民与青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之间存在质的差异,缺乏任何关联,这主要基于两点理由。

其一是文本上的独立性。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中,无产阶级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大约于1843年10月中旬至1844年1月中旬所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马克思在写之前曾短暂考察了当时的法国工人运动,他在《导言》中追问的是如何在德国爆发像法国那样彻底的革命,实现德国人的真正解放。而在写于1843年3月中旬至9月底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全面分析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第261节至第313节(伦理篇中的国家章)的内容,批判的逻辑显然是承袭费尔巴哈颠倒思辨哲学的唯物主义观点,将宾词当作主词,强调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所以,这部《导言》不仅是独立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文本,其与《法哲学原理》之间更是相互独立。这意味着,此时的马克思根本不会关注黑格尔的贱民问题,无产阶级的生成语境与贱民并没有直接关系。

其二是概念属性上的差异。“贱民”只是一个伦理概念,是伦理实体无法整合的空白点,其产生不仅有灾荒、疾病等造成贫困的客观性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懒惰和浪费,丧失了廉耻和自尊心,依靠行乞为生,这一概念主要是依据事实经验概括而来的。而“无产阶级”则是一个政治概念,他们必须在劳动、资本、土地相互分离,机器大工业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等前提下才能产生。与之相关的则是他们的使命各不相同,黑格尔的贱民没有革命的政治使命。在特定情境下,贱民更多指向的是马克思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④。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肩负着“革命性政治主体”的身份,即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剥削与统治。

但这场争论的另一个关键点却被忽视了。诚如齐泽克所说:“当我们把‘无产阶级’作为‘普遍阶级’取代贱民时,矛盾(贫困问题。——引者注)就得到解决了吗?相反,‘普遍贱民’的地位完美地呈现了今天新无产阶级(new proletariat)的困境。”⑤齐泽克虽然没有在此对所谓的“新无产阶级”概念作具体的说明,但从他之前的文本中可以得出,他所说的新无产阶级正是以贫民窟居民、非法移民等为代表的“被排斥者”(the Excluded)。如果说黑格尔的贱民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之间明显存在逻辑上的断裂关系,那么齐泽克的被排斥者这一新无产阶级与马克思的经典无产阶级之间是何种关系?要回答被排斥者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必须首先回答究竟何谓马克思的无产阶级。


二、何谓马克思的无产阶级?


实际上,青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是一个复合型概念,是哲学范畴、经济范畴、政治范畴的高度统一。忽视了任何一个维度,都不能全面理解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

(一)无产阶级的哲学意蕴

如上文提及,马克思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这个概念是在《导言》中,无产阶级诞生的具体语境与当时德国落后的历史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认为,1843年的德国已然完成了宗教解放,历史的任务转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哲学革命已经为政治革命作了前导。但是,此时德国的国家制度(封建专制制度、书报检查制度等)不仅严重落后于法国,更落后于其哲学思想水平。马克思精准地将这种现象称为“时代错乱”,甚至公开地呐喊出“向德国制度开火”⑥。

那么,如何在德国爆发彻底的革命、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的回答是依赖无产阶级。马克思先用四个看似悖论的表述分析了什么是无产阶级,即“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随后,马克思又用三个“否定一肯定”的句式揭示出无产阶级是一种特殊的普遍性——“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⑦。最后,马克思得出结论:“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⑧

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界定明显带有浓厚的黑格尔式的思辨色彩,属于哲学范畴。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无产阶级是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方面,无产阶级是在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成的特定群体,所以说其属于市民社会阶级。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又不像市民社会中的成员那样追求私利的最大化,它没有自己特定的利益诉求,它追求的是以自己特殊的存在所表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即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与人类的普遍利益是一致的,它遭遇的是“普遍的不公正”,只能“求助人的权利”,必须先“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才能解放自身。市民社会的原则已然在无产阶级身上被否定,因而可以说其是非市民社会阶级。更重要的是,“非市民社会阶级”这一表述表明无产阶级就是市民社会中的内在否定性,是对市民社会的本质——私有财产——的否定。但无产阶级只是实现人类普遍解放的一个环节,不可避免地也要走向“消灭自身”。

(二)无产阶级的经济意蕴

在论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时,必须说明它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的文本中,二者基本上是一个意思,但存在语境上的差别。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使用的更多是工人阶级的概念,而在《资本论》之前的文本中,特别是在论述阶级斗争时,马克思则常使用无产阶级的概念。为了避免混淆,恩格斯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的第一章标题下加了一个注,说明马克思和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的特定内涵:“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⑨简言之,这里的无产阶级就是指工人阶级,是作为一个经济范畴而存在的,是依据事实经验而凝练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甚至直接用过“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这样的表述方式。⑩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的这个注释揭示了无产阶级的三层内涵。

(1)无产阶级必须没有“生产资料”,而不是“生活资料”,更不是财产之“产”,“无产”意为无生产资料之“产”,因此将无产阶级理解为“没有财产的阶级”其实是一种误解,贫困不是无产阶级的本质特征。(2)无产阶级必须“出卖劳动力”,这样才能获得生活资料,即是说无产阶级并非一无所有,还拥有自己的劳动力,而在市场上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前提是必须先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3)“现代”意味着无产阶级只有在机器大工业的条件下才能形成,而机器大工业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义表达,它使雇佣劳动成为可能。

更进一步说,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除了已经存在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外,还包括那些潜在的、即将转变为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的人,这直接揭示了无产阶级的现实来源。在《导言》中,马克思就指出:“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自然形成的贫民和基督教日耳曼农奴也正在逐渐跨入无产阶级的行列。”(11)在马克思看来,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会持续增加,其利益、生活习惯也会趋于一致,结合成大集体。无产阶级的聚集与同质化必将极大增强自身力量,从而真正“联合起来”。

(三)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蕴

但是,向政治范畴的转变才标志着无产阶级的最后形成。无产阶级是一个建构性的政治主体范畴,马克思赋予了其特定的历史使命,这是理解马克思无产阶级概念的关键。

一方面,作为一个被马克思建构出来的政治主体概念,无产阶级具有革命的政治特质。所谓建构,即是说马克思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为了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号召工人阶级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并建立自己的统治,无疑需要引入特定的概念,建构完备的政治理论,以之作为革命的先导;而无产阶级正是马克思政治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马克思将其命名为全新的革命性主体,这是一种超越经验事实的概念建构方法,它依据的是政治的逻辑,它的斗争必须是政治斗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地说过:“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12)在这个意义上说,激进政治、解放政治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义表达。这也意在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阶级都能成为无产阶级,只有那些具有“彻底革命的意识”、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才能成为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只有在资产阶级完成政治解放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政治解放意味着人从中世纪的神学幻想中解放出来,资产阶级完成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得分离。但马克思显然看得更远。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指出,政治解放的后果就是人过着双重的生活——在政治共同体中,人过着一种抽象的类平等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生活,“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13)。实际上,在市民社会领域,出身、等级等实际的差别并没有消失,反而以这些差别为存在前提。政治解放只是解放了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不仅是为了消灭资产阶级剥削,而是在资产阶级完成政治解放的基础上实现整个人类在一切领域的解放,无产阶级也只是使阶级剥削、压迫乃至阶级本身走向消亡的中介阶级。无产阶级这一概念被马克思寄予了其全部的政治希望与至高的政治理想。

上述三种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概念是高度统一的: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时,它是内在于市民社会中的绝对否定性;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时,它不仅揭示出自身的生存状况,更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结构;当作为一个建构性的政治范畴时,即将工人阶级培育为具有崇高历史使命的革命性政治主体时,它代表着人类的发展方向,充分体现了人的意识能动性,始终处于动态的生成之中。


三、政治主体:马克思与齐泽克在当代的相遇


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在思考如何在西方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结构开始,揭示了作为个体的工人在合理化生产过程中被还原为自我算计、自私自利的原子式个人。卢卡奇深知如果革命依赖于这群人,那是没有任何前途的,他只能寄希望于唤醒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将支离破碎的工人重新联合起来,但这并没有帮助西方的工人阶级取得革命成功。到了1960年代后,这种原子式的个人成了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笔下的“单向度的人”。在《反革命与造反》中,马尔库塞更是痛心地说:“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同化,这并不是一种表面现象,而是扎根于基础,扎根于垄断的政治经济之中的。”(14)与此同时,一股“后结构主义”的思潮开始在欧陆哲学领域盛行,标志着“形而上学的终结”。以追求人类普遍解放为使命的马克思主义遭到了激进解构,追求宏大叙事的解放政治让位于小叙事,随着开放的文化多元主义等微观政治的兴起,“无产阶级消亡论”一时甚嚣尘上。伴随着苏东剧变与苏联解体,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更是直接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资本主义似乎取得了全球性胜利。

齐泽克正是在这时作为一个激进左翼思想家崛起的。在他看来,这两种终结理论在政治哲学领域的突出表现就是“后政治时代”(post-political era)的到来。“在我们的后政治时代,经济是专家的事情,剩下的斗争只有文化斗争。所有的冲突都必须转化为文化的冲突。”(15)政治被去政治化了。但齐泽克认为,更严重的是,如今的大多数人俨然成了福山主义者(Fukuyamaian),甚至连某些左翼都认为无法与力量强大的资本主义相抗衡,从而放弃了马克思式激进解放的理想,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被当作最好的社会形式被接纳,人们所能做的就是使其变得更加公正和包容等。齐泽克将这种现象称为资本主义的“自然化”(naturalization),将资本主义视为不证自明的先天存在,再也没有人去怀疑它的合法性。

诚如鲁达所说,在市民社会中的贫困问题上,黑格尔与马克思相遇了。那么,我们可以说,在革命性的政治主体问题上,齐泽克与马克思相遇了。齐泽克曾多次指出,马克思是现代解放政治的最杰出的“代言人”。如上文所述,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严格区分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两者基本上被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但齐泽克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二者的区别在于“‘工人阶级’是有关社会存在(social Being)的简单范畴,‘无产阶级’则是有关真理(truth)的范畴,指名副其实的革命主体(revolutionary subject)本身”(16)。齐泽克更是直言,工人阶级作为革命性的政治主体已经失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政治主体的缺位,即工人阶级并没有完成从自在到自为的过渡,没有把自己建构为革命的行动者。(17)所谓“从自在到自为的过渡”意味着工人阶级必须冲破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的规训,时刻牢记自身的历史使命,并且具有革命的理想。但工人阶级已经深陷资本的幻象之中,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不断消退。

那么,齐泽克何以得出工人阶级作为革命性的政治主体已经失败这个结论?齐泽克曾多次引述杰拉德·A.科恩(Gerald A.Cohen)(18)所列举的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的四个特征:(1)它构成社会的多数;(2)它生产社会的财富;(3)它是社会中的被剥削者;(4)它是社会中的贫困者。这四个特征合在一起形成了工人阶级的另外两个特征:(5)在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无所失;(6)它可能且会参与社会的革命性转变。前四个特征都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工人阶级,因此我们也无法引出特征(5)和特征(6)。即便其中的一些特征依然适用于今天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他们也没法再统一为单一的主体(single agent),比如社会中的贫困者不再是工人等。(19)科恩的论证思路在于,马克思意义上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在当下已经不复存在,那么作为革命性政治主体的无产阶级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因为它失去了现实的来源。但齐泽克同时指出,并不能因此抛弃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这个概念,他将视角转向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下产生的边缘人群。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以齐泽克为代表的激进左翼思想家们把“贱民”与“无产阶级”关联起来的深层次原因——为当下重新建构新的革命性政治主体(新无产阶级)以突破全球资本主义秩序提供可能。

齐泽克首先批判了将无家可归的难民、非法移民等简单地等同于马克思式的无产阶级这种天真的观念。齐泽克在《游牧的无产阶级》(Nomadic Proletarians)一文中就指出,从爆炸性增长的难民引申出“游牧的无产阶级”的基本思路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主要对抗(矛盾)不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而是那些处于所谓“文明”世界中的人和那些被排除出去的、被还原为赤裸生命的人(bare life)之间的对抗。这样,游牧的无产阶级极具革命潜能。齐泽克指出,矛盾的地方恰恰在于他们的理想就是主动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正常的”受剥削的无产阶级。(20)所以,他们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反而更接近马克思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进一步说,齐泽克并没有忽略无家可归的难民、非法移民等与资本合流的一面。(21)他要追问的是:在传统的工人阶级之后,究竟应该由谁来填补无产阶级位置的空缺,成为革命性的政治主体?齐泽克的回答是:“被排斥者”,此时的无产阶级也转变为新无产阶级。


四、被排斥者:重构的政治主体


齐泽克认为近30年来,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四种不可调和的对抗(antagonism)形式,这四种矛盾具有阻止资本主义无限再生产的能力,预示着人类“末世”(end times)的降临,而未来的革命性政治主体就蕴含在这些对抗形式之中。齐泽克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而写的《今日马克思:末日将至……只是并非以我们想象的方式》(Marx today:the end is near…only not the way we imagined it)一文的题目鲜明地揭示出全球资本主义的末日之灾。总之,齐泽克试图在全球资本主义造成的灾难性现实与激进的政治革命之间搭建“桥梁”,重构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颠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

具体而言,这四种对抗首先就是危及全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而资本主义仍然信赖“看不见的手”,将其转变为开拓新市场的契机。投身于资本扩张之驱力的资本家则已经做好将一切市场化的准备,这其中当然包括维持人类生命的基本自然参数(空气、水和能源等),这也只是为了维系资本主义体系的再生产这样一个本身就是目的的目的——哪怕世界毁灭,也要创造利润。(22)但在大规模的生态灾难面前,如果放任这只“看不见的手”,适宜人类栖居的自然环境将不复存在。第二种对抗是所谓“知识产权”的私人占有,这揭示了后工业社会的核心矛盾所在,突出的例子就是数字化时代的微软公司成功地将无数工人在非物质生产(immaterial work)中额外形成的公共资源—— 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私有化。第三种是新科技(尤其是生物基因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伦理困境,这不仅意味着新型生命的诞生,更意味着大公司对人类生命最核心部分——基因——的买卖、操纵、改变将成为一种可能。第四种是被纳入者(the Included)与被排斥者(the Excluded)之间的对抗。无论是超级城市中的贫民窟、种族隔离带,还是主权国家边界线上的隔离墙、难民营、非法移民,主导它们的都是被排斥的逻辑。齐泽克指出,第四种对抗至关重要,是“零级对抗”(the zero-level antagonism)。如果没有它,其他三种对抗就会失去自身颠覆性的锋芒:生态危机将变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知识产权将成为一个复杂的法律挑战,生物遗传则将成为一个伦理问题。(23)即是说,如果没有第四种矛盾,其他三种矛盾就会被置换成所谓人类共同的问题,而被忽视了其中的阶级维度。

齐泽克认为,第四种对抗中的“被排斥者”就是当代的“新无产阶级”(new proletariat)。那么,这一所谓的“新无产阶级”何以能够成为革命性的政治主体?

从上述前三种对抗出发,被排斥者正在失去作为人应有的“共有物”(the commons)。

齐泽克认为,前三种对抗都指向了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所言的“共有”领域,亦即我们作为人所共有的本性。这些人类共有的领域是坚决不能私有化的。如果任由圈占(enclosing)人类共有物的资本主义逻辑无限运转下去,人类必将走向自我毁灭(self-annihilation):外部自然之共有物(从石油到热带雨林以及地球上的自然物种)往往受到污染和滥用的威胁;文化之共有物(“认知性”资本的直接社会化形式,比如语言、传播和教育的手段等)大幅私有化的后果就是人类将陷入荒谬的情境:某一个人可能会合法地掌控我们基本的网络交流;内在自然之共有物(人的生物基因遗传序列)可能为资本逻辑所直接支配。在齐泽克看来,这些共有物事关全人类的共同福祉(common wealth),资本主义对这些领域的私有化将人与他自身的内在本性剥离,这一过程是以大多数人的无产化(proletarianization)为代价的。所以,如今使我们重新“联合起来”的缘由就在于我们正处于失去所有事物的状态,自由资本主义对人类“共有”领域的私有化必须伴随着被排斥者的暴力性行动(violent acts),对资本主义进行暴力性的回应。(24)即是说,被排斥者面临的是失去共有物的威胁,革命的合法性当然也就不证自明了,这决定了它必须将革命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

从上述第四种对抗出发,被排斥者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首先,“被排斥者”被隔绝在资本主义秩序之外。在这个意义上说,被排斥者的符号性身份(symbolic substance)早已被抽离,沦为动物性的生命(zoē)。被排斥者正是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产生的“活死人”(living dead),他们无法融入资本主义体系这一由符号构造的共同体中。在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齐泽克的理论中,活死人的典型代表便是古希腊悲剧中的安提戈涅(Antigone)。当代表城邦政治秩序的克瑞翁宣布安提戈涅为死人时,她的动物性意义上的生命还活着,安提戈涅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她的“符号性死亡”先于“生理性死亡”,因而介于这两种死亡之间。齐泽克赋予了其革命性的政治意义,强调安提戈涅歇斯底里式的行动具有颠覆强权意识形态的巨大可能性。可以说,齐泽克对被排斥者的革命潜能寄予厚望。所以在齐泽克看来,被排斥者是更加彻底的新无产阶级,被剥夺了所有的实体性内容(substantial content),即不仅被排斥在人类共有物之外,也被排斥在符号性坐标之外,这同时意味着,被排斥者正在失去一切。

其次,“被排斥者”的现实来源是贫民窟居民、难民、移民等。齐泽克敏锐地观察到,当代最为关键的地理政治事件就是,在第三世界的大都市中贫民窟居民、难民等人口的数量出现爆炸性增长,而这些人口正是由失去土地的农民、失业工人等组成。齐泽克指出,这些人口快速增长并非一次偶然的不幸事件,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即第三世界国家以多种方式被迫卷进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来自第一世界国家的廉价食品直接摧毁了当地的农业等其他产业,从而使更多的人加入贫民窟中。因而,齐泽克认为:“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下的新解放政治将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社会行动主体(工人阶级),而是各种不同的行动者所构成的爆裂式的混合体(an explosive combination)。”(25)“不同的行动者”便是贫民窟居民、非法移民、难民中真正能够起来革命的那部分人,这体现了被排斥者来源的多元化。被排斥者不仅人数持续增加,更被强制性地聚集在一起,被迫生活在一个巨大群体中,以某种形式联结在一起,因而失去了传统生活方式。

最后,理解被排斥者的关键在于:它是一个重构的政治范畴,即只有当作为革命性政治主体的新无产阶级时,才标志着被排斥者的最后形成。(1)“被排斥者”概念具有重构性特征,这意在说明齐泽克实际上仿效的是马克思建构无产阶级的思路。如上文所述,马克思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为了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因而将工人阶级建构为无产阶级这一概念。齐泽克为了在全球资本主义依旧存在的当下,号召贫民窟居民、难民等颠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同样需要完备的政治理论作先导,为此重构了一个饱受剥削而又有强烈阶级意识的新无产阶级,这也是被排斥者得以产生的必然逻辑。(2)所谓革命性的政治主体,主要依据的是政治的逻辑,其范式仍然是解放政治的话语,即这一主体要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化逻辑对人类共有物的侵占,承担颠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革命任务。被排斥者的现实来源是贫民窟居民、难民等,但只有其中具有革命意识的才能成为被排斥者。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贫民窟居民、难民等直接等同于被排斥者,否则齐泽克没有必要重构出被排斥者这一概念。齐泽克说过:“人们应当抵制那种简单的诱惑,即把贫民窟的居民升华、理想化为一种新的革命的阶级。”(26)


五、被排斥者能否成为“新”无产阶级?


相较于马克思的经典无产阶级,齐泽克的被排斥者这一新无产阶级主要“新”在何处?

第一,被排斥者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失去的是生产资料,它至少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与经典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不同,被排斥者已经一无所失。如果做进一步分析的话,齐泽克在这里更多的是从存在论的层面揭示新无产阶级的现状,即他们被剥夺了所有的实体性内容,成为马克思所说的“无实体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说,齐泽克的确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更激进化了,这样的新无产阶级更具普遍性。

第二,被排斥者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在马克思关于阶级剥削的理论中,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是作为国家的公民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尽管这一权利是抽象的。但在当下,非法移民、贫民窟居民、难民等处于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外,根本无法享有相应的政治权利。这也意在表明无产阶级与被排斥者都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产生的,但不同的是无产阶级自此被附着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被排斥者则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剩余物。

第三,“被排斥者”的来源更加宽泛。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无产阶级的来源只能是工人阶级。但齐泽克的被排斥者则容纳了未被马克思重视的边缘群体。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发现,自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传统的雇佣工人阶级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所希望的那样,承担无产阶级革命的重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退化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拥护者,越来越多的贫民窟居民、难民、环保主义者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因此,如何把这群人界定为新无产阶级就成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任务。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存在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那么在齐泽克这里,则存在着贫民窟居民、非法移民、难民等与被排斥者之分。

但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无论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还是齐泽克的被排斥者,理解二者的关键在于都要依据政治的逻辑,即它们最重要的属性都是革命性的政治主体。齐泽克的思路就是以贫民窟居民、非法移民、难民等取代工人阶级,以被排斥者取代经典无产阶级,将贫民窟居民、非法移民、难民等政治性地重构为被排斥者这一当代的新无产阶级,使其成为颠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新掘墓人”。作为一种理论上的重构,齐泽克的被排斥者概念在理论逻辑上是成功的。但被排斥者能否取代马克思的经典无产阶级,成为所谓的“新”无产阶级,我们应该保持谨慎,它有待历史的检验。

一方面,齐泽克忽略了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一点——以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崇高使命,这一至高的价值诉求必将开启解决贫困等诸多问题的真正道路。即是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是一种创造性的否定,而被排斥者只具有一种纯粹的否定性,即使如齐泽克所言,被排斥者能够颠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那颠覆之后的道路在哪里?齐泽克对此并未做具体说明,革命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中,并占据独特的生产位置,强调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进行革命。齐泽克的被排斥者概念并不指某个特定的社会阶级,这固然吸收了社会中的边缘人群,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被排斥者的革命性,因为被排斥者的位置不确切,它只能游荡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之外,只能不断从外部刺入这一秩序,其革命前途将异常暗淡。仅从这两方面分析,齐泽克的被排斥者就很难成为所谓的新无产阶级。

注释:

①参见潘斌:《从“贱民”到“无产阶级”:马克思对黑格尔贫困问题的政治性重构》,载《哲学研究》2018年第9期;任劭婷:《从黑格尔“贱民”到马克思“无产阶级”的逻辑变革——现代自由的困境与出路》,载《哲学动态》2017第3期。

②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44页。

③Frank Ruda,Hegel's Rabble:An Investigation into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London/New York: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11,pp.170-171.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页。

⑤Frank Ruda,Hegel's Rabble:An Investigation into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p.xvii.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页。

⑦同上书,第15页。

⑧同上。

⑨同上书,第400页。

⑩同上书,第407页。

(11)同上书,第15页。

(12)同上书,第410-41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14)赫伯特·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4页。

(15)Taylor Astra,Examined Life:Excursions with Contemporary Thinkers,New York:New Press,2009,p.157.

(16)斯拉沃热·齐泽克:《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季广茂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93页。

(17)Slavoj iek,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London/New York:Verso,2009,p.88.

(18)科恩在其著作《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中从20世纪下半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

(19)Slavoj iek,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London:Verso,2008,p.420.

(20)Slavoj iek,"NOMADIC//PROLETARIATNS",Feb.03,2019,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n.com/nomadic-proletarians/。笔者这里的翻译参考了王立秋的译文,参见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9-02-08/192270.html。

(21)夏莹曾指出,齐泽克的“贫民窟”理论认为流氓无产阶级或边缘人士具有突破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潜力。她指出,齐泽克的论证思路存在严重问题,忽视了贫民窟居民、难民的流变性以及他们与资本的同构性,并得出结论认为:齐泽克背离了马克思。参见夏莹、邢冰:《论“流氓无产阶级”及其在当代哲学语境中的嬗变》,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2期。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对齐泽克的误解。

(22)Slavoj iek,"Lessons From the 'Airpocalypse' On China's Smog Problem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Jan.10,2017,http://inthesetimes.com/article/19787/.

(23)Slavoj iek,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p.98.

(24)Slavoj iek,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pp.428-429.

(25)Slavoj iek,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p.92.

(26)Slavoj iek,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p.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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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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