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军:话语政治与怪物政治

——透过大众文化重思政治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 次 更新时间:2019-05-27 23:41:36

进入专题: 话语政治     怪物政治     齐泽克     拉克劳     阿甘本  

吴冠军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当代欧陆政治哲学内含两大脉络,可以被称之为话语政治与怪物政治,分别由拉克劳与齐泽克作为代表人物,而阿甘本则标识了两个脉络之间的一个关键位置。我们可以利用哈拉维提出的“怪物纪”概念,将政治哲学拉出人类文明(“人类纪”),激进地重新考察话语政治与怪物政治。美剧《权力的游戏》、手游《率土之滨》、小说《三体》以及其他一系列大众文化作品,则提供了一组重新进入政治哲学的另类“实验室”。

   关 键 词:话语政治  怪物政治  齐泽克  拉克劳  阿甘本  权力的游戏  率土之滨  三体

  

   在晚近反思“人类纪”的思想浪潮中,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其2016年新著《与麻烦共存》中,提出了“怪物纪”(Chthulucene,或直译为“克苏鲁纪”)这个概念。哈拉维写道:“在最好的意义上,克苏鲁们是怪物:它们展示和演示了诸种地球进程和生物在物质层面上充满意义。它们也展示和演示了诸种结果。克苏鲁们并不安全,它们和意识形态论者没有关联;它们也不属于任何人。……并不奇怪,世界上诸种伟大的一神教,不管是宗教性的还是世俗性的,都不断地尝试灭绝克苏鲁们。那被叫做人类纪和资本纪的时代的诸种丑事,便是这些灭绝性力量的最晚近和最危险的尝试。强有力地在怪物纪中彼此生活在一起、彼此死在一起,就是对人和资本的独裁的一个猛烈回应。”[1]哈拉维在这近似宣言式的论断中,提出以“怪物”来抗衡人类“文明”制造的丑事。“克苏鲁”,是作家洛夫克拉夫特(Howard Lovecraft)笔下的章鱼头、人身、背上有蝙蝠翅膀的恐怖怪物。显然,哈拉维以“克苏鲁”来命名取代“资本纪”的新纪元,是要对“人和资本的独裁”施以一个挑衅性批判。在哈氏看来,尽管当代世界声称自己建立在由科学所发现的真理之上,实则它纯粹是由科学所讲述的“故事”来维系着——“人类纪”中犯下种种灭绝性丑事的,正是以真理名义出现的各类“故事”。

   在我看来,在哈拉维本人的“人类纪批判”之外,“怪物纪”这个概念还具有政治哲学上的价值——“怪物纪”实际上设置了这样一个政治场景,在其中“人”和“非人”都是重要的行动者。在“怪物纪”中,根据哈氏描述,“我们对于彼此都构成危险。不像人类纪或资本纪话语的诸种支配性剧本,在怪物纪中人类并不是唯一重要的行动者,所有其他的存在者都能够做出反应”[2]。在哈拉维之前,阿甘本在其研究诗的著作中,也曾提出过一种令其心向往之的场景:在他看来,诗(艺术)的实践加上虚无主义,就能制造出一种“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所有已知的人物形象都被破除,新的、亚人的或者半神的生物显现出来”[3]。该“实验室”所开启的“世界”,实则就是阿甘本的“怪物纪”。

   那么,“怪物纪”在政治哲学层面上能够为我们开启怎样的思考视角呢?这首先意味着,我们需要思考:与“怪物”共存意味着什么?大众文化恰恰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出了一组设备齐全的另类“实验室”。

  

   讲故事与“权力的游戏”

  

   让我们现在先暂时离开人类文明(“人类纪”)及其最晚近的形态(“资本纪”),进入美剧《权力的游戏》为我们开辟的那个奇幻世界——“维斯特洛大陆”。这是由HBO推出的改编自乔治·马丁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系列的电视剧集,2011年至今已播出七季,获得“艾美奖(剧情类最佳剧集)”等业内奖项多达数百种。“维斯特洛大陆”是一个典型的处于“怪物纪”中的政治世界,在其中“人类”并不是唯一重要的行动者。透过《权力的游戏》,我们首先对政治哲学两大脉络“规范政治哲学(normative political philosophy)”和“激进政治哲学(rad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做出分疏,然后再深入讨论后者的两大脉络“话语政治”与“怪物政治”。

   共同体秩序的稳定性,建立在规范的普遍性与正当性上。规范政治哲学便致力于阐述与论证各种规介(regulate)人之群处的普遍规范,典范如罗尔斯(John Rawls)对于“正义”原则以及“万民法”的发掘与论证。然而,共同体建立在这些普遍规范上真的就是稳定的吗?尽管罗尔斯本人投入了巨大篇幅在“稳定性”论证上,但他所提出的“正义感”(早期《正义论》中)和“重叠共识”(后期《政治自由主义》中)真的可靠吗?

   《权力的游戏》向我们展示了:所有规范都是话语性的,并没有本体论基础,纯然是由权力所支撑。这意味着,所有“普遍规范”都有其例外,都能被逾越。《权力的游戏》最惨烈的一幕,就是发生在第三季第九集的“血色婚礼”,婚礼变成屠杀现场——“少狼主”罗柏·史塔克及其刚娶过门的妻子、其母凯特琳·史塔克以及史塔克家族在北境的所有忠实追随者,一夜之间几乎被杀了个干净。惨剧是怎么发生的?维斯特洛大陆恪守“宾客权利”:“不得加害屋檐下的宾客”。但是这条规范和所有规范一样,结构性地可以被逾越。罗柏尽管是一位具有卓越军事能力的统帅,但他却对规范的普遍性毫不存疑,直到他遭遇了那个让他付出生命的“例外”。

   拉康(Jacques Lacan)把规范的基础,叫做“大他者(the Other)”:大他者是符号性的、话语性的,然而它始终在努力冒称绝对(the Absolute),譬如以“自然”、“上帝”、“理性”、“历史规律”等面目出现。所有规范,都没有绝对地基,尽管规范政治哲学始终在寻找这样的地基。所有人类的共同体秩序,都是“符号性秩序(symbolic order)”,这意味着它们并没有终极的稳定性。①和规范政治哲学相对,激进政治哲学的核心论旨便是:任何普遍规范都结构性地存在例外,任何自我总体化—恒固化的政治秩序,都可以被激进地打破。②进而,激进政治哲学又可以分出两大“派别”:话语政治与怪物政治。在拉康主义脉络中,拉克劳和齐泽克便分别为两派的代表。

   对于拉克劳而言,政治根本上就是讲“故事”,而政治抗争就是不同“故事”之间的对抗。拉克劳把讲故事称作为“政治阐述”。当你的故事有人听、有人信、能说服人,你就拥有“权力”。故此,权力根本性地依赖于话语性的故事。《权力的游戏》中御前情报大臣瓦里斯对被临时授命做代相的提利昂·兰尼斯特(“小恶魔”)说了如下这段话:“权力存在于当人们相信它存在的地方。它是一个把戏,如浮影游墙。一个十分矮小之人,也能投射出一个十分硕大之阴影。”不同于“力量”,“权力”实际上是一个话语性的“把戏”,所以既强大又脆弱:权力运转的每一个瞬间(如某人发出指令而一群人服从时),必定是有一套“故事”在支撑着,而这套“故事”被抽走之后,再强大的权力也即刻烟消云散。

   瓦里斯又让提利昂猜一个谜语:三个大人物——一个国王、一个教士和一个富商——同在一室,中间站了一个剑手,他们都叫这个剑手杀掉另外两个人,剑手会杀谁?提利昂认为取决于剑手。瓦里斯指出如果剑手是最关键因素,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假装认为国王握有至高权力呢?在这个谜语里,剑手拥有的只是“力量”,在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里或许最为强大,但在人之群处而形成的共同体(政治状态)里,“权力”才至关重要。那三个大人物看似都握有极大权力,他们的权力其实是由三套不同的“故事”在支撑,剑手会听谁的命令取决于当时哪套“故事”在“政治之墙”上投射出了最硕大的阴影。③

   政治斗争,根本上是“故事”(政治阐述)之间的竞争,拉克劳称之为“霸权性的斗争(hegemonic struggle)”。瓦里斯的谜语,就浓缩了三个政治阐述之间关于“霸权”的殊死斗争:王冠、上帝或金钱,处在拉克劳所说的“等价物(equivalence)”链条上,三套故事彼此竞争,都试图自我上升到“大他者”的位置上。这种自我上升就是拉康所说的“崇高化”④操作,而这种操作永远不会彻底达成,因为符号性的“大他者”永远只能冒称绝对,而无法真的成为绝对——故事无法变成“真理”,无论它被重复述说多少遍、或被多少人接受;即便一个故事成功上升成为主导性话语、主流意识形态,它也时刻遭受其他故事的挑战。拉克劳强调:一个特殊的故事(如“上帝”)和大他者之“普遍性”位置之间具有结构性的缺口,一个故事即便成功上位,也只是暂时性地“缝合”该缺口、把符号秩序“锚定”住,使之具有暂时的稳定性。然而它始终承受着其他具有“等价物”分量的诸种故事的冲击,直到它承受不住的那一刻……所以,正是霸权性的政治斗争,决定了是这个故事而非那个故事暂时性地占据该位置。

   拉克劳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分配(distribution)”是当代政治哲学核心概念之一,罗尔斯等学者前赴后继致力于发掘并论证关于“分配”的普遍性规范。然而它实则是一个晚近出来的概念,并不存在于古代或中世纪——并不是说那时没有这类的问题,只是他们并不在“分配”、“再分配”这样的概念范畴下去理解。[4]换句话说,“分配”只是新近某个大的故事(一套围绕“社会正义”展开的政治阐述)中的一个核心部分。人类的政治“世界”,就是由话语构成其坐标:“世界就是关于人类的一整个社会建构,它既不立基于任何外在于它的形而上学的‘必然性’(既不以上帝、也不以‘诸种本质性的形式’为地基),也不立基于‘诸种历史的必然法则’。”[5]

   在拉克劳看来,激进政治哲学通向“激进民主”:“民主斗争的幅度,和它的激进化,并没有一个最终的到达点,即一个实现了完全解放的社会的时候。永远将会有对抗、斗争和社会之域的部分的不透明性;永远将会有历史。关于透明与同质性的社会的神话——这个神话暗示政治的中介——必须被坚决地抛弃。”[6]所以,在拉克劳式话语政治中,当他/她坚持讲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是政治主体。当许多小故事找到彼此的联结点就可以变成大故事,取得更大的说服力,更多的追随者,从而变成能够改变社会的权力。社会变化是政治阐述的变化所带来的,而不是一次革命事件或流血动荡就能带来——后者即便能带来改变,也无法持久。支撑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那套“自由市场”故事不会被“真理”推翻,而是会被一套更好的故事推翻;而且,“好故事”是没底的,一直会有更好的故事出来,共同体秩序就一直会在话语的霸权斗争中被不断更新。

   齐泽克代表了激进政治哲学的另一支。齐氏认为话语性的斗争只能导致既有秩序的局部变化,甚至帮助它自我修补(从而使其更稳固),而无法开创真正全新的政治格局。真正撕裂既有秩序的力量,只能来自拒绝讲“故事”的怪物(monster)。齐泽克认为,拉康所说的真实(the Real)便是一个“怪物”:真实是符号秩序(人类“文明”)的否定性参照,是它的创伤性内核;在符号秩序中拒绝被符号化的一切“怪物”,都是真实的刺入。此处,至为关键的是:“怪物”,是人类“文明”的符号化和历史化自身所打开。怪物并非预先就是怪物,而是因越出符号秩序之坐标边界、拒绝被话语纳入其中、拒绝任何一种“故事”而成为怪物。因此,人类文明才有怪物,而动物王国并没有怪物。于是,在共同体秩序中刺出的,是“一种非自然的怪物性”[7]。根据齐泽克这个分析,“怪物纪”只能出现在“人类纪”之后,而不可能之前。

和拉克劳关于话语性霸权斗争带来社会变化的见解不同,在齐泽克看来,恰恰是在应对作为共同体之创伤性伤口的“非自然怪物性”时,我们才不断持续地符号化,才有人类文明真正实质性的变化更新。任何一种“具体内容的肯定性阐述”,皆由激进的否定性(“怪物”)所产生,皆是否定性取得其肯定性存在的一种形式。换句话说,你不可能讲自己的“故事”就能改变既有秩序,因为你的故事总是已经显在或隐在、部分地或整个地由既有符号秩序设定好了;只有通过整个地拒绝讲故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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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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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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