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军:重思战争与和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1 次 更新时间:2019-12-13 08: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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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军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在政治哲学史研究中,施米特被认为继承并发展了霍布斯的政治哲学遗产;而罗尔斯则被认为是康德政治哲学的继承者。施米特将其关于敌友划分与总体国家的论说根植在霍布斯关于“保护与服从的相互关系”的论证上;罗尔斯则声言其民主和平论乃是受到康德永久和平论的引导。本文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旨在推翻上述政治哲学“固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组颠覆性的论题:康德并非站在霍布斯对面,他实际上恰恰是霍布斯的继承者;施米特并非霍布斯的继承者,而恰恰是根本性地背离了霍布斯;罗尔斯并非康德的继承者,而是继承并实质性地发展了施米特的敌友划分论与战争正当性论说。

   关 键 词:施米特  霍布斯  康德  罗尔斯  敌友划分  战争正当性

  

   一、施米特:一个霍布斯主义者?

  

   施米特(Carl Schmitt)最为人知的论点,便是他对“政治”(the political)的界定:政治即划分敌友。人类构成的“世界”,是一个政治的世界,那是因为:“敌人”总是一个事实性存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敌人的坚实可能性”。而“战争,就是敌人的显现形式”,“只要敌人这个概念仍然有效,战争便具有现实的可能性”。①人类不能摆脱敌友划分,这也就意味着,人类无从摆脱战争。施米特强调,敌友划分的政治状态,是被战争所决定和支撑的:“作为一种始终存在的可能性,战争是主导性的预设,该预设以一种独特方式决定了人类的活动与思想,并因此创造了一种全然是政治的行为。”②

   可见,在施米特看来,政治状态就是一个充满战争与战争之真实可能性的状态。在《政治的概念》一著末尾,施米特告诉他的读者:尽管这个世界总被涂抹出一片太平盛世前景,人类却永远是“服务于现存的敌友划分,抑或新出现的敌友划分,而不能逃离政治的逻辑”③。人类世界永远存在着“肉体杀戮的真实可能性”,存在着“战斗的永远的当下现实性”,“作为一个事实,人类的整个生活就是一场斗争,每个人在符号意义上均是一名战士”。④基于这个事实,人类无法逃避政治的逻辑,任何试图对其掩盖、否定甚至干脆宣布“政治”终结的论说,都实则是以一种“去政治化”的方式参与政治。

   从施米特主义视角出发,“全球正义”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论题,比它更底层与基础性的“全球和平”论题亦是毫无意义的。“一个彻底消除了战争可能性的世界,一个完全实现了和平的地球,将是一个没有敌友划分的世界,因而也将是一个没有政治的世界。”而施米特对于这样的世界明确地持以否定看法:“那种拥抱整个地球和所有人类的世界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⑤朋友、敌人、战争三位一体(即“政治”),构成了施米特笔下人类世界的终局。在这样的世界上,唯有拥有“发动战争和公开地部署人民生命的可能性”⑥的巨大权力的总体国家(total state),才是真正的政治的实体。施米特强调,这并非他本人提出的论点——他自己严格地追随霍布斯关于“保护与服从的相互关系”⑦的论证,即:人们对国家的服从,正是因为后者能在肉体杀戮的状态中有效地保护前者。施氏甚至宣称:“‘保护与服从’乃是国家的第一原理。任何一种尚未系统地理解这句格言的政治理论,均只是一个不充分的碎片。”⑧而在施米特眼里,霍布斯“诚然是一个伟大的、系统性的政治思想家”⑨。

   然而,我们首先要追问:施米特真的如其所声称的是一个霍布斯主义者么?我们有必要在政治哲学层面上,细致分析霍布斯与施米特的关键性差异。本文提出的第一个论题便是:尽管施米特所描述的政治状态和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极为相似——皆充满战争和肉体杀戮,施米特的总体国家也和霍布斯的利维坦式国家极为相似——皆有高度极权化倾向;但在立论的出发点上,霍布斯恰好与施米特完全相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霍布斯是现代“永久和平”论的第一个拥护者。

   施米特不吝笔墨地强调“每个人在符号意义上均是一名战士”,而霍布斯则恰恰相反,明确地声称自己是“一个渴望和平者”。⑩在霍氏这里,自然的指令就是要寻求和平。自然法即“和平章程”(Articles of Peace),“第一与基本的自然法”便是“寻求和平,信守和平”。(11)对于霍布斯来说,“自然”不是充当人类谋取利益的直接指南,而是向人们昭示了应该避免什么。从自然状态中唯一可得到的补偿,就是人们有可能摆脱自然状态。为了确保自我保全的权利,“自然”要求人们寻求和平,或者说,所有自然法或道德规范都旨在建立和平的环境。“显而易见,永久的战争与人类的保存或个人的保存是多么地不相容。”(12)政治的问题,就是统治权力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发挥作用,才能最有效地保障和平与安全。

   在霍布斯这里,每个人对每个人战争的自然状态是政治哲学研究的起点,而探寻和平是研究的目的,利维坦国家则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方式——利维坦国家之所以是必需的,正是因为在霍布斯看来,在人类的世界中和平是全然能够获得的。施特劳斯(Leo Strauss)特别注意到:《利维坦》一书的别名乃是《国家的质料、形式和动力》,却唯独省略了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中的目的因,“实际上,他把目的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以视野中的目的(和平)来分析人性与人类事务并通过这个方式揭示开端的”(13)。

   霍布斯并没有在和平的秩序之外过多言及更高的正义秩序。在霍氏这里,不违反契约即为“正义”(即第三自然法),因为守约对于求取和平来说是必要的。(14)霍布斯主要把重点放在否定性价值(摆脱肉体杀戮的自然状态)而不是肯定性价值(肯定某种特殊的政治价值,如民主、宪政)上,和平便成了其政治哲学所致力寻求的对象。霍氏之后的现代政治哲学,往往在什么是正当秩序或正义秩序上不同于霍氏的利维坦方案,但在和平这一更基本的层面上却大都追随霍布斯,以推进他那“寻求和平,信守和平”的理想。其中最为重要的发展便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以及罗尔斯(John Rawls)接续康德所提出的“民主和平”论。

   霍布斯认为,“少数人的联合也不能使人们得到安全保障”,因其仍无法避免战争。(15)所以必然的逻辑推论就是,唯有全体人类的联合才能使人们得到安全保障。换言之,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从“寻求和平”出发,必然包含着对世界性的政治联合形式(而非敌友划分形式)的追求。诚如施特劳斯所论,依据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精神,必须“宣布战争为非法或建立一个世界国家”(16)。尽管霍布斯自己并未详细展开这一推论逻辑上必然通向的论题,但他还是提出了对一种世界性的政治联合形式的构想。在霍氏这里,主权者与主权者之间并非有如施米特所勾画的那样重新回归自然状态,而是处于“诸民族之法”(the Law of Nations)中。霍氏同时指出,“诸民族之法与自然法乃是同一个东西”,换言之,其也是以“寻求和平,信守和平”为基准。主权者也像个人一样需要寻求自我保全,所以自然法同样适用于各个主权者。(17)尽管霍氏本人随即转而讨论“上帝国”,但他的言下之意无疑已可推知,各个主权者订立契约而诞生更强大的“利维坦”,以使各个主权者脱离充满战争的自然状态。(18)这无疑已然是一种关于永久和平的规范性论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的真正继承者是探寻永久和平可能性的康德,而非断言人类无法摆脱战争状态的施米特:康德改造了“诸民族之法”,将利维坦式的世界国家转换成了共和制国家的联邦;当代康德主义者罗尔斯则作了进一步的转换,即把“诸民族之法”转换成“诸人民之法”(the Law of Peoples),从民族国家视角转换到人民视角来探寻永久和平。而施米特将主权者之间的战争状态视作人类终局,恰好同秉持和平理想的霍布斯背道而驰。霍布斯认为,个体之间必会达成如下共识:和平与秩序要优于混乱与战争,换言之,公民状态要优于自然状态。施米特则正相反,从现实主义角度强调,归属不同民族统一体的个体不可能形成稳定共识而永远处于敌友划分的自然状态下,因此战争而非和平乃是人类世界的终局与常态。这便是“政治的逻辑”,人类要么服务于现存的敌友划分,要么出现新的敌友划分,主权者获得巨大权力并非为了确保和平,而是为了准备战争。

   上述分析让我们看到,尽管施米特的总体国家与当年霍布斯的利维坦国家颇为相似(并在“总体”的程度上较后者更有甚之),尽管施氏本人也确将霍氏视作其理论先驱,但总体国家在论证上却与利维坦国家有着本质不同——后者是基于自然状态下个体相互缔结契约而形成的,因此是一种公民状态;而前者则是基于作为现实常态的敌友划分的政治,故而本质上即处于自然状态下。

  

   二、作为霍布斯继承者的康德

  

   康德的政治哲学乍看上去同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人们往往忽视前者对后者在基础层面的继承部分。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第二个论题:尽管在主张共和制国家的康德这里,霍布斯的利维坦国家正是共和主义的对立面——专制主义,然而如果我们在和平秩序这一更为基本的层面上进行考察的话,却会发现:康德恰恰是极大程度地追随了霍布斯之论述,并在后者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改造与推进。质言之,霍布斯与康德的不同之处主要集中在关于国家形态的看法上,但两人的政治哲学却具有相同的和平追求。反观施米特,尽管他自称追随霍布斯,却恰恰实质性地背离了霍布斯主义政治哲学轨道——在政治哲学的根本性追求上,霍布斯同康德一样,根本上是施米特的论敌。

   康德完全追随了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的论述:自然状态即一个战争状态。和霍布斯一样,作为政治哲学理论上的研究起点,自然状态并不一定必须是历史经验上实际存在过或存在着的一个史实或现实。康德认为,“没有必要去亲自领略那种真实敌视的令人难受的经验,一个人从他第一次针对那些出自天性(nature)已经在威胁他的人而被赋予资格来行使正当的强制开始,就会得到这样的知识”。进而言之,“他没有责任去等到自己付出代价来获得这种实践的审慎知识,他可以从自己身上察觉到,他也具有那种要当别人主宰的自然倾向:当他们觉得自己在能力或欺诈方面高人一等时,就无视他人的权利要求”(19)。在自然状态中,由于无法采用公民社会法律程序的方式,所以战争乃是解决争端的唯一方式。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的生命孤独、贫困、卑污、残忍和短寿”。而康德的描述较之霍布斯则更为直白与露骨:自然状态以“残暴、粗蛮和野兽般的方式将人性降格”,其最后的终局便是“一片坟场”的景象。(20)

在霍布斯笔下,自然状态下只存在一种自然权利,即自我保全的权利。康德则以私人权利取代自然权利,自然状态是一个无法律状态,其中仅有私人权利。私人权利不只是自我保全的权利,康德还引入了洛克所论述的财产权。也就是说,自然状态下的战争不仅仅是因为人的生命受到他人威胁,而且也因为其占有受到了同样的威胁。“一个人没有责任去避免干涉别人的占有,除非别人给他一种互惠的保证,保证同样避免干涉他的占有。鉴于别人的敌对意图,他无须等待生活经验为他证实对这种保证的需要。”(21)私人权利对应的便是公共权利,唯有作为一个法律的联合体(juridical union)的公民状态才能使公共权利成为可能。人们若生活在一个彼此间稳定的和平状态中,那么他们就必然不是处于自然状态而是处于一个公民状态或者说权利状态中。由于自然状态对于生命及占有(财产)的巨大威胁,人们不得不互相设法以安全地摆脱这种彼此敌对状态。但仅仅摆脱敌对仍不能充分保证和平,康德追随霍布斯、洛克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认为必须通过一个原初契约,使人们一起进入一个彼此之间能够相互约定誓守和平的公民状态。与自然状态相应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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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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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9 年第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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