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山:戊戌政变前后的黄遵宪

——苦雨凄风梦亦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6 次 更新时间:2018-08-20 15: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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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山  

  

   中国现代化转型,如果从1840年开始,半个世纪后的1898年戊戌政变,算做第一次重大挫败。作为体制内的改革派,黄遵宪正当时代的风浪里,突来的激流涌浪一下子把他打进水中,自此他被王朝体制所抛弃,以衰病之身注视着腐朽的清王朝陷身于泥淖,越挣扎陷得越深,终及没顶而无从施以援手,他的心情痛苦而又复杂。黄遵宪的晚年心境正是一切体制内的改革派遭遇挫败后所共有的,他们并不在意自己的身世荣辱,更在意他们所曾赖以安身立命的体制的生死存亡,但他们已被体制所抛弃,并被视为体制的叛徒和敌人,所以,其内心的痛苦更加深切而无奈。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属梅州市)人。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从事外交工作,自29岁始,先后出任过驻日使馆参赞,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使馆二等参赞,新加坡总领事等外交职务,除1885—1889年在国内有四年闲居,修改和缮写自己的著作《日本国志》,结交国内名士,以自己在外的亲身经历和见识,介绍西方的文化、思想和制度外,其在日、美、英等国履行外交使命达十二、三年之久。他的职务并不高,时充文员和属吏,但是,正是由于他长期在外履职的经历,善于学习的独特眼界和处理具体事务的精明干练,使之成为当时最懂洋务的官员之一。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起,清军屡败,外事交际愈繁,可国内靠八股科举而入仕的朝廷官员,颟顸无知,询以外事,无异问道于盲。湖广总督张之洞移署两江,以筹防需人,奏调时在新加坡总领事任上的黄遵宪回国。这年年底,47岁的黄遵宪回到国内。1895年初,黄遵宪至江宁谒见两江总督张之洞。黄遵宪长期在国外任职,尤其英、美等国的经历,使其内心深植平等观念,对于王朝内官员尊卑等级的交往和应酬颇为不屑,康有为记载,其谒见张之洞时“昂首足加膝,摇头而大语。”在权贵和上司面前,毫无奴颜婢膝之态。这使得张之洞很不快,将之“置之闲散”,以一般的幕客待之。黄遵宪对此并不在意,他此时所殷忧在心者乃是外敌的豪横和国事的危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定,即有《哭威海》、《马关纪事》等诗,“存亡家国泪,凄绝病床时”,其感时伤世,家国哀感之情令人动容。其在给友人书中,谈到《马关条约》,痛彻心扉地写道:“新约既定,天旋地转,东南诸省所恃以联络二百余年所收为藩篱者,竟拱手让之他人;而且敲骨吸髓,输此巨款,设机造祸,夺我生业。”慨叹“时势至此,一腔热血,无地可洒”。作为深谙国情而又对外部世界有所体悟的传统读书人,位居下僚,深有报国无门,无可奈何之痛。

   这一年,张之洞委派黄遵宪主持金陵洋务局并与法国总领事谈判办理江苏等五省历年教案。也就在此时,黄遵宪的见识和才能被进一步认识,他的仕途行情看涨。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奏调黄遵宪赴北洋差委,任总办水师营务处,得到光绪帝的批准,而张之洞以五省教案未结,“若另委他员,断不能如此妥惬……”为由,拒不放人。此时,张之洞又回到了湖广总督的任上,他视黄遵宪为自己的私人幕僚,称湖北新开商埠沙市,宜昌有洋兵击毙地方官员,汉口将添租界为由,上奏光绪帝,请求“准将黄遵宪由臣调往湖北差委,并仍办理南洋五省教案。”光绪朱批“著照所请”后,张之洞即以沙市开埠为由,命黄“速来鄂。”此时刘坤一已回任两江,听到这一消息,亦不放人,并连发两电给张之洞,留黄遵宪在苏州,与日本领事开议苏州开埠事宜。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皆是当时权势最大的总督,各自主掌一方,三人为黄遵宪奏请圣上,函电交争,皆欲留黄在手下差委,可见黄声望之重。这时,由于苏州开埠谈判中出现了一些波折,黄为躲开争议,以请假为名去了天津,即被王文韶“委令总理北洋水师营务处并随同办理洋务”。光绪下旨“吏部知道”,算是同意黄遵宪留在了北方。

   但是光绪帝对于黄遵宪的任用另有打算。1896年,黄遵宪49岁,农历十月十二赴京,十三日,光绪帝下旨预备召见,十六日觐见皇帝,十九日以四品卿衔命为驻德公使。光绪帝对黄遵宪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急于变法图强,为国擢拔英才,五天后的二十一日,他再次召见黄遵宪,君臣有变法之议。光绪问:“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黄奏对曰:“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之前,尚不如中华”。光绪帝“初甚惊讶,旋笑颔之。”言及变法,君臣相得,黄遵宪亦有得明主垂顾,尽忠谋国之念。这年十月二十九日,他在致张之洞电中云:“此次来京,召见两次,上垂意甚殷,廿五召见张侍郎,连称 ‘好!好!’惟国事过弱,终虑不堪驱策,孤负圣恩耳。”光绪对其期待甚殷,身为一直沉没下僚的小臣,黄遵宪内心的感奋自不待言!

   不久,总理衙门又改派黄遵宪为出使英国大臣。但这项任命遭到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阻拦,因黄任新加坡总领事时,坚持检查外国运军械船只,与赫德抗争,故中以蜚语,使不得行。而当时的德国正谋占胶州,恐黄遵宪为使而力争维权,故以官阶小为辞而拒受之。两次出使任命,皆因派驻国异议而作罢,可见清王朝国力孱弱,处处受制于人的窘状。

   身在其中的黄遵宪,短短十几天,仕途如过山车一般,由高峰而骤跌深谷,其内心的波澜和失望可以想见。1897年2、3月间,在给友人梁鼎芬的信中表达了内心的苦涩:“别仅五月,波澜变幻,至不可测度,可谓咄咄怪事。”本来他并没有任驻外大使的奢望,“使车之出,殆非意计所及,而左提右挈,或推或轭,几欲以大权相属。”但英人赫德却出来阻拦“赫赫客卿,素有嫌怨,遂出死力相挤排,一之不已,而又再焉。以中外数大臣之保荐,九重之垂注,不敌一客卿之谮,国事尚可问乎?”对于黄遵宪的任命,或许还有庙堂的排挤和倾轧。赫德提出异议后,光绪帝不怿,问“何以外人遽知之?”是否有人借赫德出面作梗呢?但皇帝对黄遵宪的信重并未动摇,立即说:“黄遵宪即不往英,应改调一国。”但即使如此,也没如愿。光绪帝虽瞩望殷殷,却无可奈何,连任命一个驻外使臣的权力也没有。这是黄遵宪第一次切近王朝最高权力,然而留给他的是极大的落寞和失望,联系自己的前途身世,不由块垒难消:“遵宪平生视富贵汨如,于进退亦绰绰。然而此刻胸中抑郁,为平昔所未经……”皇帝垂爱,许以显位,感奋之情尚未平复,却转瞬成空,真如一场黄粱梦!有人劝黄遵宪就此引退,黄遵宪不以为然,“诚以掉头不佳,有似怨怼,自为计则得矣,其如国体何耶?”此时的黄遵宪,仍置皇上和国家在上,他在京耽留,切近地观察国事和庞大的权力机构运行的情况,皇帝两次召见的荣耀和对他的赞许渐渐淡去,得出的结论是:“居此数月,益觉心灰。”

   第二年(1897)五月,皇帝对他的新任命下来了: 新授湖南长宝盐法道。既然外事难成行,只好在国内找个职位。这个职位当然与中枢权力毫不沾边,但可能也算得一个有职有权的肥缺。此时,变法声势日张,国事尚有转圜之生机,黄遵宪出京履任前,曾向同情变法,辅佐皇帝的翁同龢辞行,乘间就国事进言。他还对日本驻清公使矢野文雄有过一次很私密的谈话,他认为“二十世纪之政体,必法英之共主”。就是说,将来二十世纪世界各国的政体不是实行法国的共和制就是实行英国的立宪制,专制政体将为历史所淘汰。这个想法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胡思乱想,而在心中藏了十多年,从未对人讲过。身为皇权专制政体的臣子有此离经叛道之论,实为骇人听闻!矢野文雄立即“力加禁诫”,警告他不要乱说,以免给自己召祸。

   黄遵宪在美、英等国履职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他关于各国政体的认知和未来展望,超出所有满清臣子。显然,在思想深处他已是一个彻底的维新改革家,认同向西方学习和变法维新的全部主张。但是,一个地方小官,他能做什么呢?

   这一年,他正好50岁。

  

  

  

   上一年的七月二十五日,他在给友人陈三立的信中,除了告诉对方由张之洞交办的五省教案一律清结外,对半年来,多方奔走,所订苏州开埠的六条章程,全部被日本所推翻,深感痛惜。唯一使他感到自慰的是,由他牵头和推动在上海所办的《时务报》已经于七月初一日正式出版。

   《时务报》是黄遵宪平生所看重的一项事业,在国外任职时,他就感到报纸对开启民智,交流信息,表达政见,监督政府不可或缺。刚刚起步向现代转型的满清政府,由于西方势力的强力进入,近代新闻报业也进入古老而封闭的中国。中国近代的知识人认识到,报纸和现代印刷业能够把自己的声音传达给大众,造成强大的社会影响,改变民众的观念和认知,因此对于办报有着极大的热情。这年三月,他召梁启超,并约与汪康年、吴季清、邹凌瀚诸人在上海商议创办时务报馆事宜。五月,与友人朱之榛信中讲到办报的初衷:“欲以裒集通人论说,记述各省新政,广译西报,周知时事”,以“转移风气”。显然,其办报宗旨乃是为变法维新设一舆论阵地,以开启民智,推行新法。黄遵宪不仅自捐一千元为开办费,还向友人募捐一千余元,由其转给汪康年。显然,黄遵宪是《时务报》名副其实的创办人。

   由《时务报》后来发展成一大争端,造成张之洞阵营与黄遵宪的决裂,主要是因为张之洞这股政治力量与康有为在学术和政治上积不相能的敌意。黄遵宪于1895年九月间结识康有为,那时,康正在上海办强学会,为变法集同道,造舆论。黄遵宪由梁鼎芬代签,首列强学会十六人之中。不久,他往访康有为,与见张之洞一样,昂首加足于膝,纵谈天下事(如坐在椅子上,即俗云翘起二郎腿,随意旷达之姿,示与主人人格的平等。这大概是黄的寻常姿势,因此引起位高权重的张之洞的不快)。后来,黄遵宪评价康有为“聪明绝特,才调足以鼓舞一世。”但是,他与康有为此后再无交往,反倒与康的弟子梁启超成为晚年的知音。一方面,或许缺少与康交往的机会,另一方面,他对康的学术观念和政治主张还保持着距离。如果两人意气相投,彼此倾慕,本可书函往来,但即便在康得光绪帝信重而誉满京城时,黄也与之两不相关。

   康、梁等属于体制外的改革派,其思想更开放,主张更激进,措施更超前(且不论在传统惯性的藩篱中能否得到实行),光绪二十四年(1998)四月二十六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康有为,张元济等,命康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授予“专折奏事”的权利,康在政治上的迅速窜红,使张之洞一派的政治势力十分紧张,张至有“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之惊呼。在《时务报》创办时,黄遵宪结识了风华正茂的梁启超,盛赞其:“年甫廿二岁,博识通才,并世无两。”并聘其为《时务报》的主笔。用现在通行的眼光看,《时务报》名为报纸,实则为旬刊,每旬出一册,每册二十余页,分论著、恭录谕旨、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西电照译等栏目,学术、时政、新闻尽揽其中。梁启超以博识古今之才调,骤雨挟雷之文笔使《时务报》甫一问世,即风行海内。

   梁启超所带给《时务报》的思想,来自乃师康有为,而这正是张之洞所深恶痛绝的。早在康有为在上海办强学会时,张之洞曾捐款给以支持。后来,康办《强学报》,用孔子纪年,显示其独特的学术与政治倾向。康有为“孔子改制”,和“今文公羊”,等学说,遭到张之洞等很多传统士大夫的抵制,用孔子纪年,被视为“擅改正朔,以图不轨”,张之洞大为光火,故下令停办《强学报》。不久,强学会即遭清廷封禁。强学会活动时间不长,但留有少数余款,张之洞下令用这少数余款续办《时务报》,并由他的幕僚汪康年把持报馆事务。所以,《时务报》开办之初,汪康年出任《时务报》经理。

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十六年为张之洞家庭教师,后入张之洞幕。汪康年在《时务报》中代表的是张之洞一派的立场,梁、汪之间,由此生隙。《时务报》开始时,人员构成,其学术及政治思想差异极大,除梁启超等康派弟子,还有持革命立场的章太炎,后章被康派弟子群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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