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山:论陈宝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7 次 更新时间:2018-08-03 18: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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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山  

  

   陈宝箴是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的祖父,晚清的湖南巡抚,主政一省,思想开明,戊戌变法中,在保守落后的湖南厉行新政,其开风气之功被后人所铭记。但陈宝箴只能算作清王朝的能臣和循吏,作为体制内的开明臣子,在光绪帝的变法中尽一个地方官员的责任而已。与变法潮头中的康、梁的思想有本质上的不同,甚至在张之洞的授意下,抑制和打压康、梁的思想,以至在后期引起光绪皇帝的不满和责备。但陈宝箴的确是专制王朝中一个忠诚正直、有操守,有原则的臣子,其为人恭谨谦抑,刚柔相济,可谓晚清的一代名臣。

  

   陈寅恪在言及戊戌变法的思想源流时,有语云: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陈寅恪集·寒柳堂集》)

  

   一句话,陈宝箴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也就是补天派。他们的变法动机来于王朝衰败后被列强欺辱的残酷现实。焚烧圆明园的干霄之火强烈地刺激了他的民族自尊心,要重振天朝大国之雄风,改变积贫积弱的现实,必须向西方学习,试行西方的良法。因此,开矿、修铁路、架电线、练兵用西式武器、办学、办报等一干举措都是为了使清王朝强大起来,他们对君主的忠诚,对制度的维护,对几千年纲常伦理的认同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对于平等、民权等近代思想是抵拒的,而抵拒最力,视如仇雠的当属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陈宝箴是张之洞的属下,陈虽然温和一些,但二人的思想观念并无不同。

  

   陈宝箴之温和在于他主政湖南赞同“思想解放”,因此有时务学堂之设,同意聘请梁启超来学堂为总教习,支持湖南学政江标办《湘学报》宣传新思想,转变保守的士绅风气。但“思想解放”在张之洞和陈宝箴等体制内官员的思想里是有尺度的,或者说是有红线的,触碰和超越红线是不被允许的。这是张之洞和陈宝箴们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多年来传统教育和由士而仕的人生之路所形成的价值观,是一点儿也动摇不得的。这个红线简单地说就是三纲五常。举凡一切动摇三纲五常的新思想和新观念他们都是不能容忍的。当张之洞在《时务报》上发现梁启超的文章中有“放巢流彘”一语就连连大呼“人人惊骇,恐遭大祸”。发电陈宝箴、黄遵宪立即对报纸进行整顿和补救。“放巢”者,来于“成汤伐桀,放于南巢。”即残暴的夏桀王被殷汤所灭,流放到南巢。“流彘”,来于“流王于彘”,指的是周厉王暴虐,不准人们说话,杀死议论朝政的人,国人暴动,把他流放到彘地。“放巢流彘”是用历史典故说明统治者如残暴失德,不仅会殃及国民而且会祸及自身。但在张之洞的眼里,如同秃子讳言“光”和“亮”,说到暴君、昏君,无论文章语境如何,都被看作对当代君主的影射。而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出于谨慎和对上司的遵从,陈宝箴自然也会对言论严加管束。张之洞、陈宝箴与康、梁的对立,不完全是因为思想和学术的争端,而是政治上的对立。在陈宝箴主政的湖南,有张之洞这样一个严厉的思想警察,《湘学报》的言论空间更加逼仄,生存更加艰难。张之洞不断地发电给陈宝箴、江标和继任学政徐仁铸,指斥报上所发的“不当言论”。他明确指示,不许《湘学报》发表康有为所谓“素王改制”的言论,他在1897年8月9日致湖南学政江标的电报中说:“《湘学报》卷首即有‘素王改制’云云,嗣后又复两见。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所说,创始于四川廖平,而大盛于广东康有为。其说过奇,甚骇人听。”其后又指示说:“且《湘报》系阁下主持刊播,宗师立教,为学校准的,与私家著述不同。窃恐或为世人指摘,不无过虑。方今时局多艰,横议渐作,似尤以发明‘为下不倍’之义为亟……可否以后于《湘报》中勿陈此义。”之后,他再发电陈宝箴,强调他的话“于世道学术,甚有关系”。语气之重,似乎不容辩驳。他为什么反对康有为的学说呢?他的幕僚陈庆年于张之洞发电前一天即8月8日的日记中道出真情,其晚,张之洞招幕僚们于八旗会馆聚饮,宴散后于小亭观月,众人围坐,张之洞说:“康长素主张素王改制,自谓尊孔,适足诬圣。平等、平权,一万年做不到,一味呓语云云。反复详明,三更始散。”他所仇恨的是康有为学说中的“平等”和“平权”思想,认为其将动摇君主专制制度。陈宝箴在回电中表示,他和江标会遵从张的指示,将对报上的有关言论“刊误奉报,无俟再商。”此时在南京的谭嗣同听到了《湘学报》朋友向他通报的消息,对此极为愤慨,他在私信中云:“湘信言,南皮(张之洞)强令《湘学报》馆改正素王改制之说,自己认错,而学使不敢不从。南皮辞甚严厉,有揭参之意,何其苛虐湘人也。湘人颇为愤怒,甚矣!达官之压力,真可恶也。”但张之洞以他达官之地位,又被时人称许为学林中人,自愿承担起思想警察的责任,对言论的管制愈益严厉。如他认为上海《时务报》刊发有梁启超“不当言论”,即发电湖南,禁止湖南发行该期报纸。湖南学政江标去职后,继任学政徐仁铸赴任过鄂,张之洞对之大谈其对《湘学报》的不满,至1898年5 月6日,致下令湖北禁订《湘学报》。5月11日,他致电陈宝箴,指斥《湘学报》(改名《湘报》)“其偏尤甚”,某篇文章“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又督责陈宝箴:“公主持全湘,励精图治,忠国安民,海内仰望。事关学术人心,不敢不以奉闻,尤祈……留心救政。”最后表示,要把他的大作《劝学篇》送来,其作“正人心,开风气”。当然,他要的是舆论一律,要以他的是非为是非,要天下的读书人按照他一个人的调门说话。这种霸道无理,乃专制官场之常情,对思想和舆论的钳制一个高位者说话,下边的人立刻噤声,马上照办。陈宝箴对张之洞完全让步,他的对策也相当极端,索性下令“删去报首议论”。一张报纸,如果没有议论,则是没有主张,没有思想,完全成为一种资料和信息汇编,等于阉割了报纸的生命。但张之洞是陈宝箴的上司,陈没有理由不服从。

  

   尽管如此,陈宝箴在湖南仍以开明著称。总体来说,他在张之洞与康、梁以及湖南本地开拓进取的青年才俊之间采取了折中的立场,尽量保护维新思潮,以促变湖南士绅的保守风气。如黄遵宪因保护《时务报》梁启超等人,已失去张的信任,甚至视黄为政治异己,但陈宝箴对黄遵宪仍信任有加。然而陈宝箴与维新领袖康有为之间的思想分歧也是难以弥合的。1898年7月12日,他给光绪帝上疏,请求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一书版本,自行销毁。考虑到光绪帝对康有为信任有加,他在奏疏中措辞极为委婉:

  

   臣尝闻工部主事康有为之为人,博学多才,盛名几遍天下,誉之者有人,毁之者尤有人。誉之者无不俯首服膺,毁之者甚至痛心切齿,诚有非可以常理论者。臣以为士有负俗之累而成功名,亦有高世之行而弋虚誉。毁誉不足定人,古今一致。近来屡传康有为在京呈请代奏折稿,识略既多超卓,议论亦颇宏通,于古今治乱之源,中西政教之大,类能苦心探讨,阐发详尽,而意气激昂慷慨,为人所不肯为,言人所不敢言,似不可谓非一时奇士。

  

   这段话似在肯定康有为,但言语之间,也在告诉光绪帝,康是个争议很大的人物。争议的核心在于康所著《孔子改制考》:

  

   其著为此书,据一端之异说,征引西汉以前诸子百家,旁搜曲证,济之以才辩,以自成其一家之言,其失尚不过穿凿附会。而会当中弱西强,黔首坐困,意有所激,流为偏宕之辞,遂不觉其伤理而害道。

  

   陈宝箴否定了康有为的著作,指出其为“穿凿附会”的“偏宕之辞”,当此“中弱西强,黔首坐困”的艰难时世,它的危害在于“伤理而害道。”康有为著作里的什么东西让陈宝箴们如此痛心疾首呢?

  

   其徒和之,持之愈坚,失之愈远,嚣然自命,号为康学,而民权平等之说炽矣。甚或逞其横议,几若不知君臣父子之大防。

  

   伟哉康有为!在如此万马齐喑,大厦将倾的时代,唱响民权平等之说,给黑暗沉重的千年帝国引入思想之光,爝火未熄,必将燎原!作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陈宝箴,其内心的震动和发自本能的抵拒乃势所必然。他是体制内的官员,思想之底色乃是儒家经典和三纲五常,“君臣父子之大防”是决不可以挑战的。或曰,陈不是开明的维新派吗?其主政湖南,不是有很多新政遭到顽固派的攻击吗?不错,这正是陈宝箴的悲剧所在。一方面忠君,忠于体制,决不逾越“君臣父子之大防”,闻民权平等之说则认为“伤理害道”,不可容忍;另一方面,正因为忠于体制,才苦心积虑为这个体制寻新路,开新法,以维护纲常之不坠。如陈寅恪所言,其祖父变法的思想源头来于体制内郭嵩焘,郭因有出使西方的经历,其所见所闻影响了陈宝箴,才使其在同时的官员中显得开明。同时,也仅仅是“开明”而已,他们是有不可逾越的底线的。其后,在张之洞的督厉下,陈宝箴渐趋保守,他关闭了“南学会”,对《湘学报》的管束愈加严格,对湖南风气影响重大的时务学堂自放假后未能再度开学。事实上,湖南的维新思潮在其主政后期已趋于沉寂。即使如此,顽固派也没有放过他。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以“滥保匪人”的罪名将其“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在同一道诏书中,在父亲任上协助变法的吏部主事陈三立也因“招引奸邪,著一并革职。”父子两人都被皇朝体制一脚踢了出去。

  

   当然也有为陈宝箴抱不平的,但没有用。慈禧太后一怒之下,不辨良莠,玉石俱焚,你有天大的委屈,也只能逆来顺受。据时人皮锡瑞记载,他在朋友家中见到初被革职的陈宝箴:“天君泰然,一无激词。”因被赞为有古大臣之风。横逆之来,波澜不惊,泰然处之,确实是难能的修养。但内心的苦楚和委屈又有谁人可诉呢?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廿日,正是“枫叶荻花秋瑟瑟”之时,陈宝箴和儿子陈三立乘舟沿江而下回归江西原籍,满眼烟波处,寥落此心知。当其部下黄遵宪前往船上送别时,陈宝箴“于湘舟中洒泪满袖,云相见无时。”(黄遵宪1901年《致陈三立函》)真正是“江州司马青衫湿”。一个年近古稀,忠于社稷的老臣,身边是刚刚死去的妻子的棺椁,还有同样被革职断了前程的儿子,其内心之悲怆,何可言哉!

  

   年余后,庚子事变,义和团起,洋兵入都,国事危殆,陈宝箴于闲居中愤郁难平,“忽以微疾卒”。

  

   早在光绪十五年,复官再任的晚清名臣王文韶向朝廷举荐陈宝箴,言及其品行时说:“该员才大而性刚,往往爱惜羽毛,有不轻寄人篱下之概,所如稍不合,辄置荣辱于度外,而其秉性忠直,感恩图报之心,固未尝一日忘也。”

  

   这种浊世高蹈,超拔群侪的品格几乎是流淌在陈氏骨血里的,化成一种高贵的基因传承后世。其子陈三立自随父归籍,知国事不可为,以诗文自娱,如清莲出尘,不染世渎。开初尚有“埋愁无地诉无天”的悲愤,转而如大江出峡,云天平阔,“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但他并非超然世外,在民族大义和个人去就处仍然风骨凛然:不就袁世凯的参政议员,与投日卖国的多年好友郑孝胥割席断交。到了陈宝箴之孙陈寅恪,其祖父“才大而性刚”的人格评价可一字不易移诸其身,不仅他的学术成就和思想惠及后人,他提出并终身实践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是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如其所言,的确是“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

  

   2018年7月28日作于萨尔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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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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