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山:失去自由的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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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山  


太炎先生一生两次失去自由,第一次坐牢,第二次被袁世凯软禁,两次都轰轰烈烈,成为重大的新闻事件。多年之后,我们回顾历史,觉得失去自由的章太炎尚有言说的必要。


太炎先生第一次“触犯刑律”是发生于1903年的上海“苏报案”。时年太炎先生36岁,距离在上海张园登台演说,疾呼革命已过去几年了。据马叙伦先生记,彼时的章太炎演说,不从台后循阶拾级而上,而是由台前爬上去,打赤膊,着浅绿半截衫,裤带是由两条绑腿带子接在一起的,因为扎得不紧,裤子时时往下掉,时常要用一只手往上提裤子。他的演说十分简短,只有半句话,后边还是重复的:“必须革命,不可不革命,不可不革命。”言毕而下台。此时的章太炎仅有推翻满清的民族革命思想,籍籍无名。数年间,著书立说,拜师结友,与康梁等时代巨子声气相通,又有出入张之洞幕府之经历,待戊戌政变,康梁窜逃,章太炎也避地台湾,转渡日本,与孙中山畅言革命,义气相投,其记前一年日本之经历云:“逸仙导余入中和堂,奏军乐,延义从百余人会饮,酬酢极欢。自是始定交。”这分明是来投的好汉聚义梁山泊的气象。此时的章太炎已非往日提裤子登台的无名小子,乃是国学名士,革命先锋了。这一年,回国后的章太炎在苏报发表轰动国内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驳立宪,倡革命,洋洋万言,意气纵横,其中公然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此文一出,朝野为之震动。中国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宜有三千年未有之反叛乎?三千年来,皇帝至高无上,其威如神,其言如律,受命于天,统治万民,莫说公然辱骂,即便影射腹诽,也是杀头灭门之罪。皇帝之名讳,臣民不仅不能说,民间有和皇帝名字同字同音者,必须避讳改为他名。因为皇帝用了,就是他的专属,你就没资格用了,否则就是大不敬。如汉代有名的辩士蒯彻,因汉武帝名为刘彻,他只好更名蒯通。章太炎于报端对当朝天子直呼其名,骂为小丑,依大清律,乃杀头灭门之罪也!更何况其著文煽动革命,推翻朝廷,清政府立刻下旨江苏巡抚拘拿以明正典刑。同案通缉者,尚有著《革命军》的邹容,苏报老板陈梦坡等人。可朝廷已非往日之朝廷,大厦将倾,人心涣散,官员怠惰渎职,承旨办案的官吏有意拖延,故意走漏风声,以便案犯逃逸。所以,陈梦坡等一干嫌犯皆从容逃去,唯有章太炎坚执不去,行动如常,且对惊慌欲逃者报以轻蔑的冷笑,捕快无奈,只好拘了他去交差。本在外面的邹容,视太炎以兄长,他的《革命军》风行一时,是请章太炎作的序,闻太炎被逮,主动投案,誓与太炎共生死。至此,案情重大的苏报案两名嫌犯到案。


若是大清朝如日中天的时候,章、邹两名案犯就逮,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辱骂今上,煽惑反叛,关进刑部大牢,大刑侍侯,让你筋断骨裂,生不如死;然后,绑缚法场,万人空巷,争看杀头,刽子手手起刀落,咔嚓一下,事就了了!可如今不行了,洋鬼子进来了,要了一块地盘,称为租界,在这块地盘上,关涉法律事务,要按洋鬼子规矩办,称为治外法权。苏报办在上海租界,章、邹二人又是在租界就逮,所以,章、邹二人的生死大清王朝反倒决定不了了。从前,杀两个草民,对于王朝来说,等于捻死两个蚂蚁,如今却得请求洋鬼子了!当年洋鬼子涉及租界的殖民地事务由一个叫工部局的机关统一处理,英国是老大,所以,工部局的事儿基本由英国人说了算。大清朝先是要求将两名案犯引渡给朝廷,按朝廷法律治罪。遭到英国人的拒绝。根据治外法权,英国有保护租界内居民生命安全和本国庇护政治犯的法条,断然拒绝引渡的要求。大清朝恼火极了,明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威权,无远弗届,当年乾隆爷的时候,英吉利派个叫马戛尔尼的使臣带着礼物来朝贡,不行三跪九叩礼,乾隆爷都不待见他。如今还是这个英吉利,竟然跑到自己家里称王称霸,连杀两个草民,都得巴巴地抬脸跟他们说软话了!朝廷当然咽不下这口气,越恼火,越恨两名囚犯,恨不得立时剥了他们的皮,方解心头之恨!于是,不惜一切代价,务必要将二人引渡。大清朝提出愿以沪宁路权作交换,只求将章、邹二犯交于朝廷处置。可惜,洋鬼子太死心眼,贿赂和收买完全不起作用,他们不肯拿自己的价值观和法律做交易,硬是不肯交出章、邹二人!


大清朝又恼火又无奈,只好派一个名叫孙建臣的人为公诉人,连同上海县知县等地方官到租界法庭对章、邹二人提起诉讼。法庭为两位嫌疑人聘请了律师,律师于法庭上,公然讥讽孙建臣:以堂堂中国政府,乃讼私人于属下之低级法庭而受其裁判耶?孙不能答。这件案子真是大大地丢了朝廷的脸!朝廷心有不甘,又反复交涉各国公使,要求将章、邹引渡。英国公使仍以英国法律保护政治犯为辞,坚决驳回。英国这狗日的法律真使清王朝又恨又恼,当年,钦犯孙文在伦敦已被清廷驻英使馆派密探辑拿,将秘密运回国内处决,这孙文却将求救纸条包硬币抛出墙外,走漏消息,英国政府出面干涉,以保护政治犯和在英国土地逮人违法为由,迫使清王朝放人。孙文不仅逍遥法外,又使其“革命家”之名响震海内,给朝廷留下心腹之患。


英国的法律何其可恶!


可是,有什么办法!


此刻,该死的律师又出来捣乱,说什么,案件迟迟不决,章、邹罪名既不成立,岂可延迟羁押?将无罪之人久羁囹圄,法律何在?人道何在?请将二人立即释放。


清王朝慌了:从前杀他千万臣民,诛灭九族,岂非皇帝一句话?何以公然骂皇帝的重犯竟然要无罪开释?案件不仅国人围观,且惊动了国际社会,如果章、邹二人无罪而出,岂不更加猖狂?朝廷颜面扫地,惹天下笑,大清国岂非国将不国乎?可是可恶的洋鬼子硬是不交罪犯于朝廷,还要按他们的规矩办,呜呼,恨杀我也!罢!罢!罢!……即便从轻发落,也不能无罪开释啊!先判了他的罪,关在牢里再说!于是,反复交涉,“卒允采纳英使意见,从宽办结。至甲辰年(1904)四月,遂由会审公廨判决炳麟(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均罚作苦工,在狱期满,逐出租界”(冯自由《革命逸史》)。我至今没有看见西方租界法院的判决书,大约于文章中骂人“小丑”,无论被骂者是皇帝还是乞丐,皆有损人名誉之嫌,依律应该判罪吧!


邹容于出狱前一月,病死狱中。章太炎于狱中攻读佛经,还向香港报纸投稿,文章发表,读者争阅,名气益振。他在狱中做点轻微的缝纫活儿和给犯人的囚衣写号码,日工作八小时。临出狱时,他还没待够,说:“现在就要出去了吗?在这里也可以读书呀!”章太炎不太讲个人卫生,尤其不愿洗澡,出狱时,在日本的同志和旧友来接他,见他养得又白又胖。监狱规定犯人必须按时沐浴,因此,他反倒容光焕发了。


出狱后的章太炎到了日本,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欢迎。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讲,继续鼓吹革命,并以别人称他为神经病为荣,说:“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表达了为推翻满清王朝,不恤人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自此,章太炎进入革命的核心圈子,主笔《民报》,成为革命元勋。


章太炎第二次失去自由,在民国二年(1912年)秋。此时,满清朝廷退位,革命成功,南北交争,也已平定,袁世凯已任民国大总统。但政局动荡,旧朝遗老蠢蠢欲动,各路强人争权于要津。三月,主张限制总统权力的宋教仁被杀于上海。袁世凯难孚众望,各政党纷争无已,有串联国会欲罢免总统者,有谋起兵以讨袁者。章太炎与孙中山、黄兴诸人在日本时就胶在一起,每日里朝夕过从,乃贫贱首事的一伙。武昌起义时,同盟会诸君虽在海外,但声名昭著,虽然没冲锋陷阵,放枪打炮,但却有资格回来割韭菜。章太炎以一文人之身,不善且不屑在政界钻营,自然不能身居要津。别人都子女玉帛,如愿已足,唯他只有革命元勋的空头名号而已。不久,为笼络他,袁世凯因人设位,派他个东北筹边使。章太炎开头很高兴,煞有介事跑到长春设署开府,准备做东北的封疆大吏,以屏蔽北藩。很快他就发现,这只是个玩笑。他的僚属只有十人,每月经费三千圆,况无边可筹,无事可做,他这才明白,这只是袁世凯把惹不起,杀不得,又不待见的人弄到远方“吊”起来而已。于是,他借口结婚(妾王氏死后,与汤国梨结缡)跑回了上海。


章太炎蜜月里,日接袁世凯之政敌,无论旧雨新知,凡不安分不得志者均与声息相通。他以明初谋臣刘基(伯温)自许,要扶起一个君临天下的“主公”来。这个“主公”就是他认定的黎元洪。这年五月,他跑到武昌,游说黎取而代袁。黎本就犹疑胆怯,不堪大任,宋教仁死,黎疑惧,唯支吾而已。此时,袁世凯再次发出示好的信号,要给章太炎授勋,欲以勋位羁縻之。章跑到北京,与袁见面,两人有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


袁公问曰:“克强(黄兴)意何如?”


余曰:“遁初(宋教仁)之死,忧惧者不止克强一人。”


袁公曰:“报纸传克强欲举兵,称为遁初复仇,何诬谬如是。”


余曰:“南方报纸亦传公将称帝,道听途说,南北一也。”


袁公曰:“吾以清运既去,不得已处此坐,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


余曰:“以愚意度之,言公将称帝者,非毁公,乃重公耳。夫非能安内攘外者,妄而称帝,适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载则然矣。法之拿破仑,雄略冠世,克戡大敌,是以国人乐推。今中国积弱,俄日横于东北,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特患公无称帝之能耳。诚有其能,岂独吾辈所乐从,孙黄亦安能立异也。故曰言公将称帝者,非毁公,乃重公也。”


袁公默然,两目视余面,色悻悻。时辰钟过三分,乃曰:“明日来受勋耳。”遂出。


(《章太炎自订年谱》)


如果章太炎所记属实,这番对话,可谓意味深长。章太炎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共和派,他反对满洲人做皇帝,并不反对汉族人做皇帝,只因满清朝廷倒后,国内没有一个政治强人能安内攘外,收服众心,被各个山头所一致推戴,为了避免中国陷于割据和动乱,所以不得已采用共和政体。其自订年谱中云:“余尝谓中国共和,造端与法美有异。始志专欲驱除满洲,又念时无雄略之士,则未有能削平宇内者。如果犹不亟废帝制,则争攘不已,祸流生民,国土破碎,必为二三十处;故逆定共和政体以调剂之,使有功者更迭处位,非谓共和为政治极轨也。”在《革命道德说》中云:“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又于《民国光复》一文中云:“当时之改革政治,亦只欲纲纪不乱,人民乐生耳,若夫以共和改帝制,却非始有之主义,乃事势之宜然也。”此后共和政治艰难多舛,亦与先驱者只有民族革命没有政治革命的理念相关。依章太炎的政治主张,若袁世凯真有安内攘外之能,做皇帝亦无不可。可是这话似真实假,此时宇内纷争,山头林立,袁正为此头痛,章实为警告他,汝非拿破仑,若贸然称帝,将有宗族倾覆之祸。况且章并非袁的人,正和袁的政敌打得火热,袁世凯心里有数,听出他语含讥讽,并有试探之意。所以,悻悻然视章约三分钟,默无一言,章太炎起身告辞。三分钟内,袁世凯内心的怨恨自是翻江倒海!


接受袁世凯授勋的章太炎在北京滞留七天,回了上海,袁世凯知道,这种表面文章是不能使这位大名士就范并为己所用的。不久,南方发生了孙黄倒袁的“二次革命”,袁世凯调兵遣将,以武力平定之。自是,袁世凯断定,枪杆子才是权力的保障,对于政敌,只能靠实力说话。虽然他名义上还是共和国的大总统,但对于那些不断拆台的对手们已不愿再委曲求全了。


这时候,章太炎又跑到北京来了。


章太炎此次入京,与民初的政党政治有关。辛亥革命后,章太炎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所谓“革命党”者,实指以“驱除靼虏,恢复中华”为目标的同盟会而言。“靼虏”既已除,同盟会完成了历史使命,自无存在之必要。中国既为共和,再立的党派,应属议会中的政治党派,而非“革命党”了。章太炎初组统一党,后与民社党合组成进步党,与国民党在国会中成对峙之势,后该党受袁世凯操纵,章太炎自处边缘,不再过问。进步党中的民社派,以湖北人居多,对袁多所不满,因用共和党原名,自树一帜,遥戴黎元洪为党魁,明显与袁分庭抗礼。因其党员不多,党势过弱,遂邀章太炎入京共谋发展大计。章太炎本就疏袁亲黎,即应召而至。


袁世凯知道章是“南方派”,政治异己,闻其参与了 “二次革命”的筹划,虽一文人,无一兵一卒,但自恃资格老,名气大,串通于朝野,策划于密室,放言无忌,肆行攻击。此次入京,为的是给黎元洪组班底,拉人马,来者不善。袁世凯决定将章太炎幽禁于京。


章氏入京,刚刚入住前门内大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袁世凯立命军警布列,出入严查,限制了章氏的人身自由。章大惊,致书袁世凯诘问,袁不应,章愤郁异常,无可奈何,终日默坐室中,百计不得脱。有人献策,不如直接面见袁世凯辞行,若袁不见,则抱被褥宿其门下。章依计而行,遂有轰动一时的“章疯子大闹总统府”事件,被南北小报多方渲染,成为民国初年的一出闹剧。袁世凯遭此羞辱,命将章移止宪兵教练处,再移郊外龙泉寺。去龙泉寺的路上,京城戒严副司令陆建章骑马前导,章氏于其后坐马车过市,车仗森严,备极恭敬。虽谓幽禁,实同大员出行。


在龙泉寺期间,章颇有激烈疯狂之举动,如日书“袁贼”二字,日以杖击,咒骂不休;或堆在一起焚烧,大呼:“袁贼烧死矣!”掘坑埋于树下,颇类巫蛊之行,借以泄愤。如陆建章派秘书长秦某送银币五百元,太炎持币掷秦面,张目叱曰:“袁奴速去!”秦仓皇逃去。如袁克文亲送锦缎被褥来,被章用烟头烧出累累小洞,掷出窗外,并叱骂道:“归告汝父,勿发皇帝梦,吾生平不受人怜也!”袁克文狼狈而去等等。种种怪诞之行,多被小报大肆渲染。据章氏自记:袁克定曾派他的顾问德国人曼达前来致问,言如在京烦扰不便,可移处袁克定河南彰德府中去,章默不应,显然是拒绝了。袁子亲送被褥之说,显系子虚乌有。至于其他反常举动,虽或有之,不乏以讹传讹,夸大其词之处。


幽囚龙泉寺期间,一些人劝章氏将家属迁京同住,章亦同意。但此议遭到其妻汤国梨的拒绝,认为是袁氏加以迫害的阴谋。汤的拒绝不仅不为章氏家族所谅,就是太炎本人也对汤颇有怨怼,后来才慢慢地理解了。其实此乃汤之多虑或不愿来京的借口。袁虽囚章,本无害章之心,即欲害之,又何必将新婚不久的老婆也诱来害掉?其于政事何干又何益也?章在龙泉寺幽囚期间,曾为抗议而绝食,其间当局也曾派医生来照料,七八日后,在朋友劝说下复食。并到来此照料他的徐医生家小住,后由龙泉寺迁往东城钱粮胡同。钱粮胡同是一大院落,上房七间,厢房七间,皆由章氏一人及监管的军警和仆从使用。章在钱粮胡同期间,犹自狂躁愤懑,据云曾篆书“速死”大字,遍张其壁,酒醉则狂骂。适其两个女儿及大女婿龚宝诠来京省视,其大女儿对这里压抑可怕的环境忧惧不已,于一天深夜自缢而死。此女为妾王氏所生,十岁丧母,章太炎奔走革命,坐三年西牢,后又亡命日本,寄养在伯父家,章太炎对她少有父爱。来京后,见其父狂躁,不得遑处,每日担惊受怕,据太炎自记,前一日,他曾嘱仆从买某药,女儿怕父求死服毒,辄止仆人勿往。后一日,则自缢而亡。又有吴蔼林《太炎先生言行轶录》,女因家庭琐事与其夫口角,诉于先生,先生曰:“胡不死?”,女果自经,先生大恸,或谓先生:“君女之死,乃遵父命;既命之矣,何恸之深?”先生呜咽曰:“讵料其真死耶?”则章女自杀,与章的语言暴力难脱干系。其女死时,方十八岁,甚可悼惜也!


章太炎在幽囚期间,不仅可以读书,与弟子论学,且可写作。在这里,他把自己的著作《訄书》增删后,更名为《检论》,又深入研究了《易经》。并且和弟子钱玄同商议,通过其在总统府当顾问的大哥钱恂,转托农商总长张謇说动袁世凯,为章太炎专设一文化研究机关,章原有设“考文苑”之主张,因其一时难成,遂更名为“弘文馆”,拟订入馆者皆为章氏弟子,有师生讲学的性质。袁世凯表示:“只要章太炎不出京,弘文馆之设,自可照办。”并拨数千元做开办费,且每月拨经费若干。章太炎于其时有给袁世凯一信,其中对袁极尽笑骂挖苦:“炳麟以深山大泽之夫,天性不能为人门客。游于孙公者旧交也,游于公者初定也。既而食客千人,珠履相耀。炳麟之愚,宁能与鸡鸣狗盗从事也。方今上无奸雄,下无大佞,都邑之内,攘攘者穿窬摸金皆是也。”把袁及其幕僚骂为鸡鸣狗盗,盗墓摸金之徒,表示不屑与之为伍。既而为他的“考文苑”要钱要编制。依法国之例,需四十人,每年需经费二十四万云云。莫说一边骂人一边向人要钱实为罕见,即便袁世凯有心成全这位大名士,政府内政外交,财政支绌,袁亦无能为力也。


章太炎被幽囚期间,除不能出京外,其余活动并不受限。据时人刘禺生记,他去陆建章处办事,陆建章曾言袁世凯有保护章太炎的八条手令:“项城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先生:(一)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二)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关于时局文字,不得外传,设法销毁;(三)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四)出入人等,严禁挑拨之徒;(五)何人与彼最善,而不妨碍政府者,任其来往;(六)早晚必派人巡视,恐出意外;(七)求见者必持许可证;(八)保护全权完全交汝。”这八条,对于被囚者可谓优待之极。后章太炎本人曾有论及袁世凯的话:“袁世凯亦自可人,当余戟手痛骂时。乃熟视若无睹。近人闻有垢言,辄恶之欲其死,孰敢面短之,况痛骂耶?”可见,袁世凯作为近代中国转型期叱咤风云的政治强人,虽来自旧阵营,其受辱不怒的人文修养非常人所可及,即使对待政敌,做事也是有底线的。


中华民国五年,即1916年,袁世凯帝制自为失败,羞愤而死,章太炎得以离京返沪。其后,章氏往西南,依违和游说于地方大小军阀间,因与京城遥远隔膜,对中枢政局并无影响。民国多舛,政局反复,章太炎在政界渐失影响,只好回江南去讲国学了。


2018年6月16日初稿;6月21日改定于萨尔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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