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山:失去自由的章太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3 次 更新时间:2018-07-25 12: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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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山  

  

   太炎先生一生两次失去自由,第一次坐牢,第二次被袁世凯软禁,两次都轰轰烈烈,成为重大的新闻事件。多年之后,我们回顾历史,觉得失去自由的章太炎尚有言说的必要。

  

   太炎先生第一次“触犯刑律”是发生于1903年的上海“苏报案”。时年太炎先生36岁,距离在上海张园登台演说,疾呼革命已过去几年了。据马叙伦先生记,彼时的章太炎演说,不从台后循阶拾级而上,而是由台前爬上去,打赤膊,着浅绿半截衫,裤带是由两条绑腿带子接在一起的,因为扎得不紧,裤子时时往下掉,时常要用一只手往上提裤子。他的演说十分简短,只有半句话,后边还是重复的:“必须革命,不可不革命,不可不革命。”言毕而下台。此时的章太炎仅有推翻满清的民族革命思想,籍籍无名。数年间,著书立说,拜师结友,与康梁等时代巨子声气相通,又有出入张之洞幕府之经历,待戊戌政变,康梁窜逃,章太炎也避地台湾,转渡日本,与孙中山畅言革命,义气相投,其记前一年日本之经历云:“逸仙导余入中和堂,奏军乐,延义从百余人会饮,酬酢极欢。自是始定交。”这分明是来投的好汉聚义梁山泊的气象。此时的章太炎已非往日提裤子登台的无名小子,乃是国学名士,革命先锋了。这一年,回国后的章太炎在苏报发表轰动国内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驳立宪,倡革命,洋洋万言,意气纵横,其中公然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此文一出,朝野为之震动。中国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宜有三千年未有之反叛乎?三千年来,皇帝至高无上,其威如神,其言如律,受命于天,统治万民,莫说公然辱骂,即便影射腹诽,也是杀头灭门之罪。皇帝之名讳,臣民不仅不能说,民间有和皇帝名字同字同音者,必须避讳改为他名。因为皇帝用了,就是他的专属,你就没资格用了,否则就是大不敬。如汉代有名的辩士蒯彻,因汉武帝名为刘彻,他只好更名蒯通。章太炎于报端对当朝天子直呼其名,骂为小丑,依大清律,乃杀头灭门之罪也!更何况其著文煽动革命,推翻朝廷,清政府立刻下旨江苏巡抚拘拿以明正典刑。同案通缉者,尚有著《革命军》的邹容,苏报老板陈梦坡等人。可朝廷已非往日之朝廷,大厦将倾,人心涣散,官员怠惰渎职,承旨办案的官吏有意拖延,故意走漏风声,以便案犯逃逸。所以,陈梦坡等一干嫌犯皆从容逃去,唯有章太炎坚执不去,行动如常,且对惊慌欲逃者报以轻蔑的冷笑,捕快无奈,只好拘了他去交差。本在外面的邹容,视太炎以兄长,他的《革命军》风行一时,是请章太炎作的序,闻太炎被逮,主动投案,誓与太炎共生死。至此,案情重大的苏报案两名嫌犯到案。

  

   若是大清朝如日中天的时候,章、邹两名案犯就逮,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辱骂今上,煽惑反叛,关进刑部大牢,大刑侍侯,让你筋断骨裂,生不如死;然后,绑缚法场,万人空巷,争看杀头,刽子手手起刀落,咔嚓一下,事就了了!可如今不行了,洋鬼子进来了,要了一块地盘,称为租界,在这块地盘上,关涉法律事务,要按洋鬼子规矩办,称为治外法权。苏报办在上海租界,章、邹二人又是在租界就逮,所以,章、邹二人的生死大清王朝反倒决定不了了。从前,杀两个草民,对于王朝来说,等于捻死两个蚂蚁,如今却得请求洋鬼子了!当年洋鬼子涉及租界的殖民地事务由一个叫工部局的机关统一处理,英国是老大,所以,工部局的事儿基本由英国人说了算。大清朝先是要求将两名案犯引渡给朝廷,按朝廷法律治罪。遭到英国人的拒绝。根据治外法权,英国有保护租界内居民生命安全和本国庇护政治犯的法条,断然拒绝引渡的要求。大清朝恼火极了,明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威权,无远弗届,当年乾隆爷的时候,英吉利派个叫马戛尔尼的使臣带着礼物来朝贡,不行三跪九叩礼,乾隆爷都不待见他。如今还是这个英吉利,竟然跑到自己家里称王称霸,连杀两个草民,都得巴巴地抬脸跟他们说软话了!朝廷当然咽不下这口气,越恼火,越恨两名囚犯,恨不得立时剥了他们的皮,方解心头之恨!于是,不惜一切代价,务必要将二人引渡。大清朝提出愿以沪宁路权作交换,只求将章、邹二犯交于朝廷处置。可惜,洋鬼子太死心眼,贿赂和收买完全不起作用,他们不肯拿自己的价值观和法律做交易,硬是不肯交出章、邹二人!

  

   大清朝又恼火又无奈,只好派一个名叫孙建臣的人为公诉人,连同上海县知县等地方官到租界法庭对章、邹二人提起诉讼。法庭为两位嫌疑人聘请了律师,律师于法庭上,公然讥讽孙建臣:以堂堂中国政府,乃讼私人于属下之低级法庭而受其裁判耶?孙不能答。这件案子真是大大地丢了朝廷的脸!朝廷心有不甘,又反复交涉各国公使,要求将章、邹引渡。英国公使仍以英国法律保护政治犯为辞,坚决驳回。英国这狗日的法律真使清王朝又恨又恼,当年,钦犯孙文在伦敦已被清廷驻英使馆派密探辑拿,将秘密运回国内处决,这孙文却将求救纸条包硬币抛出墙外,走漏消息,英国政府出面干涉,以保护政治犯和在英国土地逮人违法为由,迫使清王朝放人。孙文不仅逍遥法外,又使其“革命家”之名响震海内,给朝廷留下心腹之患。

  

   英国的法律何其可恶!

  

   可是,有什么办法!

  

   此刻,该死的律师又出来捣乱,说什么,案件迟迟不决,章、邹罪名既不成立,岂可延迟羁押?将无罪之人久羁囹圄,法律何在?人道何在?请将二人立即释放。

  

   清王朝慌了:从前杀他千万臣民,诛灭九族,岂非皇帝一句话?何以公然骂皇帝的重犯竟然要无罪开释?案件不仅国人围观,且惊动了国际社会,如果章、邹二人无罪而出,岂不更加猖狂?朝廷颜面扫地,惹天下笑,大清国岂非国将不国乎?可是可恶的洋鬼子硬是不交罪犯于朝廷,还要按他们的规矩办,呜呼,恨杀我也!罢!罢!罢!……即便从轻发落,也不能无罪开释啊!先判了他的罪,关在牢里再说!于是,反复交涉,“卒允采纳英使意见,从宽办结。至甲辰年(1904)四月,遂由会审公廨判决炳麟(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均罚作苦工,在狱期满,逐出租界”(冯自由《革命逸史》)。我至今没有看见西方租界法院的判决书,大约于文章中骂人“小丑”,无论被骂者是皇帝还是乞丐,皆有损人名誉之嫌,依律应该判罪吧!

  

   邹容于出狱前一月,病死狱中。章太炎于狱中攻读佛经,还向香港报纸投稿,文章发表,读者争阅,名气益振。他在狱中做点轻微的缝纫活儿和给犯人的囚衣写号码,日工作八小时。临出狱时,他还没待够,说:“现在就要出去了吗?在这里也可以读书呀!”章太炎不太讲个人卫生,尤其不愿洗澡,出狱时,在日本的同志和旧友来接他,见他养得又白又胖。监狱规定犯人必须按时沐浴,因此,他反倒容光焕发了。

  

   出狱后的章太炎到了日本,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欢迎。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讲,继续鼓吹革命,并以别人称他为神经病为荣,说:“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表达了为推翻满清王朝,不恤人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自此,章太炎进入革命的核心圈子,主笔《民报》,成为革命元勋。

  

   章太炎第二次失去自由,在民国二年(1912年)秋。此时,满清朝廷退位,革命成功,南北交争,也已平定,袁世凯已任民国大总统。但政局动荡,旧朝遗老蠢蠢欲动,各路强人争权于要津。三月,主张限制总统权力的宋教仁被杀于上海。袁世凯难孚众望,各政党纷争无已,有串联国会欲罢免总统者,有谋起兵以讨袁者。章太炎与孙中山、黄兴诸人在日本时就胶在一起,每日里朝夕过从,乃贫贱首事的一伙。武昌起义时,同盟会诸君虽在海外,但声名昭著,虽然没冲锋陷阵,放枪打炮,但却有资格回来割韭菜。章太炎以一文人之身,不善且不屑在政界钻营,自然不能身居要津。别人都子女玉帛,如愿已足,唯他只有革命元勋的空头名号而已。不久,为笼络他,袁世凯因人设位,派他个东北筹边使。章太炎开头很高兴,煞有介事跑到长春设署开府,准备做东北的封疆大吏,以屏蔽北藩。很快他就发现,这只是个玩笑。他的僚属只有十人,每月经费三千圆,况无边可筹,无事可做,他这才明白,这只是袁世凯把惹不起,杀不得,又不待见的人弄到远方“吊”起来而已。于是,他借口结婚(妾王氏死后,与汤国梨结缡)跑回了上海。

  

   章太炎蜜月里,日接袁世凯之政敌,无论旧雨新知,凡不安分不得志者均与声息相通。他以明初谋臣刘基(伯温)自许,要扶起一个君临天下的“主公”来。这个“主公”就是他认定的黎元洪。这年五月,他跑到武昌,游说黎取而代袁。黎本就犹疑胆怯,不堪大任,宋教仁死,黎疑惧,唯支吾而已。此时,袁世凯再次发出示好的信号,要给章太炎授勋,欲以勋位羁縻之。章跑到北京,与袁见面,两人有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

  

   袁公问曰:“克强(黄兴)意何如?”

  

   余曰:“遁初(宋教仁)之死,忧惧者不止克强一人。”

  

   袁公曰:“报纸传克强欲举兵,称为遁初复仇,何诬谬如是。”

  

   余曰:“南方报纸亦传公将称帝,道听途说,南北一也。”

  

   袁公曰:“吾以清运既去,不得已处此坐,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

  

   余曰:“以愚意度之,言公将称帝者,非毁公,乃重公耳。夫非能安内攘外者,妄而称帝,适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载则然矣。法之拿破仑,雄略冠世,克戡大敌,是以国人乐推。今中国积弱,俄日横于东北,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特患公无称帝之能耳。诚有其能,岂独吾辈所乐从,孙黄亦安能立异也。故曰言公将称帝者,非毁公,乃重公也。”

  

   袁公默然,两目视余面,色悻悻。时辰钟过三分,乃曰:“明日来受勋耳。”遂出。

  

   (《章太炎自订年谱》)

  

如果章太炎所记属实,这番对话,可谓意味深长。章太炎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共和派,他反对满洲人做皇帝,并不反对汉族人做皇帝,只因满清朝廷倒后,国内没有一个政治强人能安内攘外,收服众心,被各个山头所一致推戴,为了避免中国陷于割据和动乱,所以不得已采用共和政体。其自订年谱中云:“余尝谓中国共和,造端与法美有异。始志专欲驱除满洲,又念时无雄略之士,则未有能削平宇内者。如果犹不亟废帝制,则争攘不已,祸流生民,国土破碎,必为二三十处;故逆定共和政体以调剂之,使有功者更迭处位,非谓共和为政治极轨也。”在《革命道德说》中云:“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又于《民国光复》一文中云:“当时之改革政治,亦只欲纲纪不乱,人民乐生耳,若夫以共和改帝制,却非始有之主义,乃事势之宜然也。”此后共和政治艰难多舛,亦与先驱者只有民族革命没有政治革命的理念相关。依章太炎的政治主张,若袁世凯真有安内攘外之能,做皇帝亦无不可。可是这话似真实假,此时宇内纷争,山头林立,袁正为此头痛,章实为警告他,汝非拿破仑,若贸然称帝,将有宗族倾覆之祸。况且章并非袁的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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